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
中国改革开放经济与社会的巨变
中国改革开放经济与社会的巨变中国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点，它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1978年以来，中国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逐渐开放了经济，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本文将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来探讨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
一、经济的巨变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开始实行农村改革，农民可以自主经营土地，并且可以自由买卖农产品。
随后，中国逐步推行城市改革，引入市场机制，放开了一些行业的价格和经营权。
这些改革措施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外贸的蓬勃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中国的出口额逐年增加，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之一。
同时，中国也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投入，外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渐调整了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导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转变。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大力发展了工业，加快了工业化进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服务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4.城乡差距的缩小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通过农村改革，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同时，城市也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他们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些改革措施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渐减小，实现了更加均衡的发展。
二、社会的巨变1.教育的普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力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实现了教育的普及。
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农民的子女也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这使得中国的人力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开发，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2.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
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的规模扩大，城市的设施和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
城市化的进程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动力。
3.社会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形势与政策论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学习版.doc
2008-2009年第一学期《形势与政策》科目考查卷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其最伟大的历史性影响在于,他的改革开放思想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三大历史性转折,从而奠定了中国在21世纪的基本走向,也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结构分化作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之一，其对现代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机制，即由异质性所体现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组织对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以及角色多元化和职业等级差异对阶层多元化、社会流动和教育普及的引发及促进作用，这两者都有助于消除封建的“先赋”特权，增加个人“自致”地位的比重。
因此，许多社会学家将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将结构分化的形态作为观察和描述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最根本的变化是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这I 一变化的根本动因是体制改革。
改革对我国社会分化的影响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1.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国营企业的“分权让利”使社会产生了自由流动资源，即不受国家统一控制和分配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原材料、技术等等。
这些资源随改革的深入而不断增加。
2.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与增加导致整个社会资源的组织与分配方式的变革，即由单纯地依靠计划体制和行政手段转变为计划与市场、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结合。
3.多种利益主体和权力主体的发育，如各种地方和社区政府、政府各部门。
民间组织、农村各类企业、城乡个体工商户等等。
4.功能专一的组织和角色群体的出现与增加逐渐导致了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经济与行政、行政与法律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初步分离。
改革以来，这一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的结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中最值得关注之处是：一、体制改革始于农村，其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最大贡献是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兴起和蓬勃发展，这一农村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村原同质均等的社会结构发生剧烈的分化，新的角色群体和组织大量涌现，如乡镇企业家、近 1亿的乡镇企业工人和新的合作企业、私营企业等等。
中国式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
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中国式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
这种转型与变迁可以被称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中国从计划经济逐渐走向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与此同时，社会结构、人民生活水平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文将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经济转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改革开放使得中国从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改革开放带来了外资、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的引进，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增长。
中国以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形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强国。
这种经济转型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
同时，经济转型也带来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使得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
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推动了消费升级，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
城市化和中产阶级的崛起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和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加成为了新的社会问题。
同时，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加大，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挑战。
除了经济层面的变化，中国式现代化也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大部分人民脱离了贫困线，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满足。
同时，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也得到了加强，人民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物质享受的追求逐渐增加，消费观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
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过度消费、环境破坏等。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个人主义和开放的思想逐渐取代了传统的集体主义和封闭的思维方式。
人们更加注重自我实现和个人权利的保护，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对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分层结构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大体呈现出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
在这个等级制度下，社会被分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等不同阶层。
地主阶级享有最高的地位和特权，拥有土地和财富；农民阶级是广大劳动人民，生活贫困，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压迫；工人阶级则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虽然收入相对较高，但权益受限。
而知识分子则相对特殊，虽然在社会地位上不如地主阶级，但享有一定的特权。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原来的集体经济中解放出来，拥有了一定的土地并享受相应的分红。
工业方面，国有企业逐渐放开，各种形式的企业开始出现，工人阶级的收入和地位也有所提高。
同时，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得市场对知识和技能的需求增加，知识分子开始脱离原有的特权体系，在市场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一时期，社会分层结构发生了初步的变动。
农民逐渐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城市居民，部分农民涌入城市开始从事非农产业，增加了社会分层结构的多元化。
工人阶级的地位有所提高，通过市场经济获得了更多机会，一些工人甚至成为企业的老板。
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更多机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阶级，他们的地位提升与城市户籍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待遇也并不高。
三、改革开放中期的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改革开放中期，中国进一步深化了改革开放，逐步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人口增加迅速，城市化率也大幅度提高。
这一时期，城乡分割逐渐缩小，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差距缩小。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更为明显的社会分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所经历的深刻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结构的重塑和调整。
本文将从多个维度出发，系统梳理和分析这一过程中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动因以及影响，以期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做出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我们将回顾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背景，分析当时社会结构的主要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
接着，我们将按照时间线索，逐步展现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重点关注城乡结构、职业结构、人口结构、阶层结构等方面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探讨导致这些变化的主要动因，包括经济政策调整、社会制度改革、科技进步等多方面因素。
通过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深入研究，我们希望能够揭示出这一过程中蕴含的规律性和趋势性特征，以及社会结构变迁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等方面的影响。
我们也将对未来社会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有益参考。
二、经济结构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变迁的深度和广度，堪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里程碑。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结构经历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社会的转变。
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一产业（农业）的比重逐渐下降，而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特别是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迅速，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这种转变不仅提高了经济效率，也促进了就业结构的多元化。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而非公有制经济，包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这种变化不仅提高了市场的竞争性，也激发了经济的活力。
特别是在创新、就业和经济增长等方面，非公有制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再次，在区域结构方面，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经济增长迅速。
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与调整
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与调整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时刻，它在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调整与进步。
本文将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三个方面分析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并探讨相应的调整。
一、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过去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加强对市场的调控力度，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企业面临更严峻的竞争，迫使它们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中国企业逐渐从传统的重工业向高技术产业转型，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
改革开放还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和技术引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然而，市场经济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城乡、地区之间的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扩大，城市贫困人口增加。
一些行业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加强环境保护，制定了一系列的环境法律法规，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二、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过去，中国社会结构以农业为主导，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
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城乡差距日益扩大。
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面临着生活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农民工的生活条件；推动农村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险体系的建设，提高农民的福利水平；扶持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并鼓励农民通过创业和就业实现脱贫致富。
三、文化结构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文化结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过去，因为长期封闭国门，中国文化相对封闭，欠缺对外交流和接触。
而改革开放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化和开放，不仅吸引了外国文化的引入，也促进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同名1430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同名1430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陈光金所谓社会结构，简单地说，是社会成员的群体组成和关系组成的总称。
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骨架，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活动本质上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展开的，同时又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直至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启动到现在已持续近30年。
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结构以及蕴涵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构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的阶段性特征，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都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作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内涵，并且同时指出，在这些变化中也蕴涵着诸多问题和矛盾。
在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论、罗尔斯主义、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都把重点放在资源配置结构以及利益分配关系结构上。
马克思高度看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造成社会不公和社会冲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或等级结构，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现代社会冲突论也主要把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以及基于社会阶级结构形成的利益关系格局视为社会冲突的根源。
例如，科瑟认为，任何冲突的原因本来就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
任何社会都是由其各个组成部分建构起来的整体，各组成部分间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往往处于不协调和不平衡的状态之中，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科瑟，1989）。
达伦道夫认为，不同社会阶级或等级群体之间的权力结构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注定了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Dahrendorf，1966）。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一、本文概述《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一文旨在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在过去几十年的显著变化，并分析这些变化如何影响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和分析。
文章首先概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特征，然后详细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这种变迁对社会分析模式的影响，提出了从传统分析模式向新型分析模式的转变的必要性。
文章还指出了在转换分析模式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和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转换的深入研究，本文旨在为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其社会结构的变迁可谓波澜壮阔，充满了曲折与变革。
自古代至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可以大致划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社会特征和变迁动力。
在古代，中国社会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形成了宗法家族制度为主导的社会结构。
家族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人们通过血缘关系维系在一起，形成了严格的家族等级和家族秩序。
这种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的稳定，但同时也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和发展。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现代化的冲击，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传统的宗法家族制度逐渐解体，个人意识开始觉醒，人们开始追求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现代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使得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社会阶层也开始出现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更加剧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新的社会群体不断涌现。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也为我们分析和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传统的延续，也有现代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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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陈光金所谓社会结构，简单地说，是社会成员的群体组成和关系组成的总称。
社会结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骨架，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活动本质上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展开的，同时又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直至改变原有的社会结构。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启动到现在已持续近30年。
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结构以及蕴涵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构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的阶段性特征，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共识。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都把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作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内涵，并且同时指出，在这些变化中也蕴涵着诸多问题和矛盾。
在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冲突论、罗尔斯主义、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都把重点放在资源配置结构以及利益分配关系结构上。
马克思高度看重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造成社会不公和社会冲突，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或等级结构，是社会冲突的根源（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现代社会冲突论也主要把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以及基于社会阶级结构形成的利益关系格局视为社会冲突的根源。
例如，科瑟认为，任何冲突的原因本来就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
任何社会都是由其各个组成部分建构起来的整体，各组成部分间的相互关系总的来说往往处于不协调和不平衡的状态之中，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社会冲突的根源之一（科瑟，1989）。
达伦道夫认为，不同社会阶级或等级群体之间的权力结构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注定了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Dahrendorf，1966）。
而雷克斯则关注利益分配关系，认为一个社会的生活资料分配先于整合，整合是分配的结果；分配结构的等级化和巨大不平等必将给社会带来利益冲突而非整合（Rex，1961）。
一般认为，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总是刻意忽视社会冲突问题，其实不然。
例如，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家帕森斯曾经对资源配置结构的社会整合意义做了深入分析，认为资源的分配是否合适，是否能够满足人们的要求，这些资源的分配过程是否协调，都会影响社会的整合（Parsons and Shils，1951）。
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私人财产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及其对经济发展效率和政治民主的保障作用，因此坚决反对任何对私人产权的公共干预，但即使如此，这一理论传统也把权利公平以及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构形成中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正看得非常重要（参见诺齐克，1991）。
与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不同，罗尔斯主义的社会公正理论特别关注底层社会的利益，认为提升他们的利益可以增强他们自我负责、自我尊重的能力，从而增进社会稳定；反之，如果忽视底层社会的利益，必将引发他们的不满，进而引发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秩序。
换句话说，社会公正是公民衡量一个社会合意与否的标准，是他们和平相处的政治底线。
罗尔斯进一步指出，社会公正的对象是社会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
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体制和一般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社会地位和自然秉赋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然而这种不平等却是个人所无法自我选择的。
因此，社会公正要从全社会的角度通过调节主要社会制度来处理初始不平等，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因素对人们生活前景的不公平影响（罗尔斯，1988）。
另外，政治社会学家S. 亨廷顿在考察20世纪50年代以后近30年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时也发现，五六十年代的主要发展目标是经济增长，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分配或公平问题就开始广泛引起关注，减少绝对贫困和收入与财产分配不平等成为社会的公平渴求的两个焦点（亨廷顿，1993）。
现代公民社会理论把社会组织结构的现代转型视为现代社会整合、秩序与和谐的重要社会基础。
这一理论脉络把现代社会的宏观组织结构系统划分为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组织三个部分（哈贝马斯，1999；Cohen and Arato，1992），分别称之为第一部门、第二部门与第三部门。
从理想的功能上说，国家组织以强制为基础追求社会公益，市场组织以自愿为动力追求个人私益，而公民社会组织则以志愿为前提追求不同程度的社会公益；从理想的关系上说，三个部门分工合作、良性互动，在相互依赖的同时相互制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共同促进一国的政治民主、经济繁荣、人民福利以及社会和谐稳定（秦晖，2002；康晓光，1999；萨拉蒙等，2002；费希尔，20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理论尤其强调公民社会组织在表达和维护公民权利、平衡市场力量以及通过参与政治生活来推动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Seligman，1992）。
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是国外现代社会理论在探讨社会变迁与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时很少提及的，因为这两种结构——尤其是城乡结构——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
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城乡结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重要主题，传统社会主义追求的缩小“三大差别”目标中，就包括了缩小城乡差别的问题。
另外，城乡结构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通常所说城市化过程的内涵，更准确地说，现代意义的城市化是城乡结构和城乡关系的现代转型不断展开的过程。
中国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涉及中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中国社会结构分析中，它们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的状况对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同时也是因为它们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
总之，对中国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问题的分析研究，已经成为理解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最重要方面之一。
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改革开放为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不断扩张的制度空间，而且是因为它直接参与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前面提到的诸种社会结构的变化本身无不带有中国式改革开放和相关制度变化的印迹。
因此，制度变迁是解释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基本变量之一（陆学艺主编，2004）。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从经济结构变化中寻找社会结构变迁的原因。
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际上，现代社会理论也不否认这一点。
例如，在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中，作为适应性子系统的经济系统具有基础性意义，经济系统的变化尤其是结构性变化必定会推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变化（Parsons，1971）。
近代以来，经济系统变迁的一个世界性趋势，就是由工业革命开始的使用非生物动力资源和高效率工具的技术与经济变革，即所谓工业化。
而工业化的有效推进往往又依托于一种特定的经济动力机制，即所谓市场化，尽管在某些情况下，这并不是惟一的机制，例如，众所周知，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带有很厚重的政府推动痕迹，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也依靠国家力量建立了一个民族工业体系，但它们最终都不同程度地回归了市场体制。
在市场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化通常也会成为一个伴随发生的社会经济过程，并对市场化和工业化产生推动作用。
一般而言，可以把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视为所谓经济现代化的三个基本过程（参见丁建弘主编，1999）。
中国197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包含着这三个过程。
改革的突破口是农村经济体制创新亦即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此后经过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城镇经济体制的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中国的经济初步实现了市场化的转轨；国民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中期后半段（陈佳贵等，2007）；在此基础上，城镇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平台，经济和人口的城市化迅速得到推进。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基础结构、社会活动结构、社会利益关系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因此，尽管人们对现代化本身有着诸多质疑，尽管中国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有自身特性，但在本质上仍然不可辩驳地属于现代化的范畴，即使改革开放意义上的制度变迁，从国家意志的取向看，也一直以现代化为目标。
相应地，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本质上也是一种现代化性质的社会转型过程。
当然，社会结构的变迁并不总是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前者更容易受到制度系统的制约；但社会结构变迁与经济结构变迁的不一致反过来会造成宏观结构不协调，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造成阻碍，从而对通过制度改革调整社会结构提出新的要求（陆学艺，2005；李强，2005；李培林，2006）。
换言之，这些社会结构的现代化程度，与经济结构变迁相适应的状况，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协调性，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的结构意义。
从目前情况看，社会结构系统的现代化过程已经启动，但总体上还处于现代化的初中级阶段，与经济结构工业化水平还不相适应，内部协调性还有待提高。
二、人口结构的变化与老年化时代的到来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首先表现为人口再生产模式在30年里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所谓“两高一低”）转型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所谓“三低”）组成。
1978－2006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在从18.25‰降至12.09‰，人口死亡率一直在6.5‰这一水平上下变动，而且变化不显著，人口自然增长率则相应地从1978年的11.45‰降至2006年的5.28‰（参见图1）。
051015202519761979198219851988199119941997200020032006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图1 1950年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变动趋势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从图1可以看到，人口再生产模式的变化，在人口死亡率大致稳定的情况下，主要决定于人口出生率的变化。
1987年以后，人口出生率稳定地下降，死亡率基本稳定，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稳定下降；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低于更替水平，据测算，在这近30年里，我国总计少出生4亿多人（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2007）。
这在一方面是国家30年来长期坚持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人均GDP的增长和教育的发展可以说是两个影响人口生育的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李建民、原新等，2007）。
笔者收集了1952－2006年我国人均GDP数据和教育发展相关数据，在教育方面，最好的指标是各级学校入学率（升学率），但统计资料仅能提供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据，考虑到中学教育发展的社会意义最为突出，我们以普通中学（含初中和高中）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教育发展的指标以替代入学率（升学率）；同时，1979年我国开始较为严格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据此设置一个政策虚拟变量（1978年及以前年份＝0；1979年及以后年份＝1）；然后，以人口出生率为因变量，以年度人均GDP、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比重和计划生育政策虚拟变量为自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表1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