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从1979年开始的经济与社会改革，是150年来中华民族朝向现代化社会努力成绩斐然的一段时间，迄今已经有26年历史了。

在这26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平均超过8%的速度持续增长，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华民族在这一段时间里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几乎超过了过去一百年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

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国社会结构转变最为迅速的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均发生巨大变化，其变化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然而，改革也引发了众多的社会问题，比较突出的是社会分化问题。

社会分化会导致阶层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会威胁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李 强摘要：本文分析了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新近变化。

认为，中国当前贫富分化比较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较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

而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实现的，即“社会结构紧张”和社会公众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

作者提出阶层结构出现了定型化的倾向，阶层之间的界限逐渐形成，社会下层群体向上流动的比率下降，具有阶层特征的生活方式、文化模式也逐渐形成，阶层内部的认同得到强化。

中产阶层有所发展，但总体上仍然比例较小。

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多元化更为明显了，其基本的趋势是从过去的巨型、整体群体，分化为多元利益群体。

并认为，社会利益的碎片化有助于减小社会震动、实现社会稳定。

关键词：社会结构 社会和谐 新趋势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此，要想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推进小康社会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剖析社会分化、社会结构的现状，以及提出对策。

本文就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新趋势。

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笔者认为，社会结构之变迁有如下几方面新的趋势。

一、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财富的集中化程度更高，分化的形势是比较严峻的前一阶段的不少研究都已经证明，改革以来的贫富财产和收入的分化是十分迅速的。

为说明近几年的变化，还是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变迁的历史。

我们所采用的测量方法仍然是基尼系数的方法，即基尼系数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值，基尼系数是1的时候，表示最大的贫富差距，相当于全国财富均为一人所有，其他所国民均没有任何财富；而基尼系数是0的时候，表示，全体国民每一个人的财富都是均等的。

而这两种极端都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反映贫富差距的是一个大于0而小于1的数值，该数值越接近于0则表示越均等，越接近于1则贫富差距越大。

我们还知道，用基尼系数测量贫富差距，测量的对象可以是财产，也可以是收入，测量财产比较复杂，测量收入简单一些，所以，我们就用测量家庭的人均年收入来表示。

我们知道，关于中国的贫富差距，可以用来作为基数比较的1979年的改革以前的数据十分稀少，相对较好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1980年对于中国经济考察后所写的报告。

根据该报告，1979年，中国城市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中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1，城乡合计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

该报告还指出，当时中国最富的10%的人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为22.5%，最富的20%的人在全部收入中占的比例为39.3%。

如果以此为基数的话，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上升速度是非常快的，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人伟等的数据，1988年为0.382，根据笔者的数据，1994年为0.434，1996-1997年为0.4577。

到2003年，笔者根据多项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并且与其他一些学者的数据做了比较，认为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不低于0.5的水平，这应该是不为过的，从趋势上看，还在进一步上升。

而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资料：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10个国家是塞拉利昂0.629，巴西0.601，危地马拉0.596，南非0.593，巴拉圭0.591，哥伦比亚0.572，巴拿马0.571，津巴布韦0.568，智利0.565，几内亚比绍0.562。

仅从基尼系数看，中国已经朝向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的方向发展了。

以上是对于社会分化现象的数据描述。

从社会现实生活看，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的现象也变得比较突出。

中国的富人在中国就业人口中虽然比例很低，但是，中国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虽然是很低的百分比，却仍然是一个人口巨大的群体。

比如，根据美林集团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认为，中国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尽管在中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

也是根据该报告估计，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中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

另外，许多超级豪华汽车在中国的销售量居然居全球第一或亚太区第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富人张扬、奢华的生活方式。

西方的富豪多数都热衷于慈善事业、捐款等，而中国的多数富豪还没有达到这个档次，中国的富豪很多还是以“摆阔”的方式来消耗他们的金钱。

在中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

2003年贫困人口总数为2,900万人，比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

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中国也是很低的标准。

如果按照国际标准计算，则贫困人口的数目完全不是这个局面。

按照国际标准，极端贫困的“赤贫”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275美元以下，而一般穷人的贫困线为人均年收入370美元以下。

如果用这样的标准计算，那么，中国西部12省农村的大部分人竟会被划为贫困人口，因为，到2003年，中国西部12省农村平均每人的年收入也只有人民币2,718.14元。

二、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结构紧张”的局面比较严峻按照上文的分析，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比较严峻了，那么，它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呢？这也是笔者在做社会结构研究时，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人们还经常问起的另一个问题是：贫富差距（比如基尼系数）有没有一个临界值或警戒线，超过了这个警戒线，社会就会出问题？其实，早在1994年，当分析全国调研数据，发现基尼系数达到了0.434时，笔者就曾指出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超过了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所谓“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是指基尼系数维持在0.3~0.4之间的水平；换言之，超过0.4就是高于临界值了。

如上文所指出的，中国现在已经达到了不低于0.5的水平，当然，可以认为是超过警戒线了。

人们自然会提出进一步的问题：超过了又怎么样了呢？社会真的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吗？因此，本文的这一部分就是试图探讨贫富分化的社会后果。

笔者试图分析，贫富差距究竟是怎样引发社会问题的？其引发的机制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贫富差距引发社会矛盾的机制比较复杂，其机制具有“间接性”。

什么是直接性和间接性呢？举个例子，近来城市的拆迁引发了很多的社会冲突，拆迁直接侵害了一些居住者的利益，这种引发社会矛盾的特点具有直接性。

再比如，城市化扩张中的征地，造成了很多农民失地，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其机制也具有直接的特征。

而贫富差距的机制就不是这样了，贫富差距的现象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它有时候引发社会矛盾，有时候并未引发什么矛盾。

即使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如果贫穷群体和富裕群体相互之间没有比较，如果没有其他因素或其他环节，两个群体也可以相安无事的。

在这种情况下，固然，富人买宝马车、买888万元一辆的宾利车、过花天酒地的生活，只要他没有与其他人发生矛盾，就不存在引发冲突的问题。

另一方面，作为穷人，其收入虽然很低，如前所述，人均年收入甚至低于637元人民币，在云贵的山区确实有不少这样的群体，但是，只要还能吃饱饭、生活还能过下去，他们也并不与北京、上海、广州的某些巨富群体发生矛盾。

既然是这样，那么间接的机制是怎样引发社会矛盾的呢？笔者以为，贫富差距引发社会问题是通过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客观的“社会结构紧张”，第二个环节是人们主观上产生了“公正失衡”的意识，也可称为：“不公正感”。

以往的社会学研究证明，贫富分化之所以威胁到社会稳定，是因为，分化造成了“社会结构紧张”，而结构紧张使社会关系处于敏感状态，十分容易激化社会矛盾。

那么，既然贫富分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什么样的分化更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紧张，什么样的分化不容易造成社会结构紧张呢？以往的社会学研究也证明，当贫富的分化过大的时候，虽然富人集团和穷人群体并没有发生直接的矛盾，但是，巨大的差距使得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下。

在社会学中，最早提出“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墨顿（R o b e r tMerton）。

墨顿试图用这个概念解释社会结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引发或造成社会问题。

笔者使用这个概念是想说明，经济上过大的贫富差距，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之间过大的反差，使得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

换言之，不是任何一种贫富分化都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只有当贫富差距太大了，其张力已经形成了结构紧张的局面，这时候，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这时候，矛盾容易激化，冲突容易发生。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34发展到现在的不低于0.5的水平，就是“结构紧张”的客观证明，应该说是处于比较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状态下。

那么，“结构紧张”是否就一定会激化社会矛盾呢？笔者认为，事情还不是这样简单。

“结构紧张”是一种客观结构，发生社会矛盾有了重要的基础，但是，矛盾是否出现，还要看第二个环节，这就是“公正失衡”。

“公正失衡”说的是一种民众的主观心态。

社会学传统上有“相对剥夺”的研究，指在与其他更为富有的群体相比较时，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心理状态。

其实，如果细究的话，“相对剥夺”的观点有漏洞。

富人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们就没有相对剥夺感，有的时候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呢？笔者以为，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时候总是与“不公正”、“不合理”、“不公平”相关联的，所以，更深层次的看法是公正不公正的问题。

在结构紧张的客观环境下，如果很多人或社会公众将贫富差别归因为“社会不公”，这就是“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在“公正失衡”的舆论环境下，社会矛盾自然会频繁发生。

笔者以为，中国近来发生的诸多事件的，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正失衡”的问题。

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宝马车在世界各国很多，但是，因宝马车而引发社会冲突的却并不多见。

近来，国内发生了几起宝马车引发的冲突。

先是2004年10月在哈尔滨发生的所谓“宝马撞人案”，我们暂且不论事情本身的事实究竟如何，单就一点而论，该事件在网上的评论点击率经超过了对SARS的点击率，这确实使人惊讶，如此多的公众对于此事情感兴趣，确实显示了因财富失衡而引发了公众对于“财富、权力”与社会公正问题的关注。

另一件“宝马案”是最近发生的，起因本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在某高校内，一辆宝马车向后倒车，碰倒了一名学生，学生并没有受什么伤，只是要求车主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