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沧浪诗话》中的“别材”、“别趣”

浅论《沧浪诗话》中的“别材”、“别趣”
《沧浪诗话》产生于南宋后期，是宋代诗话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继晚唐司空图之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诗歌主张和审美理论。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指出：“《沧浪诗话》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宋代最后一个世纪的特有产物；它的广泛影响说明弥漫在该作品的那种危机感与失落感触及到后世古典诗学的心弦。

”①（432）“《沧浪诗话》最深远的影响是它的否定性。

价值与权威靠什么来维护？严羽的回答是：抨击异己。

”（431）《诗辩》作为《沧浪诗话》的理论纲领，在提出了“真识”、“妙悟”、“兴趣”、“入神”四说的基础上，充分显现了严羽诗论与众不同的特征。

郭绍虞主编的《沧浪诗话校释》将《诗辩》分为了五部分，在其中的最后一部分中，严羽提出了“别材”、“别趣”说：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

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
其至。

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诗者,吟咏情性也。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
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
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
“诗有别材,非关书也”在文论史上引起的歧义最多。

本来《诗人玉屑》的引用是“别材”，但后来的引用者多改“材”为“才”，改“书”为“学”了。

如黄道周《书双荷庵诗后》云：“此道关才关识，才识又生于学，而严沧浪以为‘诗有别才，非关学也’；此真瞽说以欺诳天下后生，归于白站打油钉铰而已。

”如此理解，《沧浪诗话》就更成了邪魔歪道之说。

周容春《洒堂诗话》云：“请看盛唐诸大家，又一字不本于学者否？有一语不深于理者否？严说流弊，遂至竟陵。

”其实，严羽的本意是将“材”指“诗材”，即诗中的题材事义，而非人的才能或天才。

“非关书也”则表达了严羽对当时“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强烈反对。

关于“以文字为诗”，历来附合者对此多以艰险、奇怪、生僻之字入诗来加以发挥。

若此，弊处更大，几无优点可言。

因为把许多艰涩的词语嵌入诗中，只能在读者的感发过程中设置重重障碍，甚而流入“以艰深文浅易”的邪路上去。

关于“以才学为诗”，严羽大概主要是批评“以学问入诗”。

“以学问入诗”包括喜用典故，好用故实，广征博引，出入典籍，言必有征，字必有据，以致补缀奇字，强争险韵等等。

江西诗派将“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等手法运用到创作中，可说是以学问入诗的典型。

而“以议论入诗”，一是应将议论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综合表达，这种议论方式运用不好，就会出现浅率生硬的毛病。

二是随着理语和禅语的大量入诗，诗中出现了如刘克庄所批判的“经义策论之有韵者也”的现象。

严羽指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主要是针对江西诗派及四灵、江湖等派的诗人意文字、才学、议论为诗的诗风而发的。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欠焉。

且其多作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

其末流甚者，叫嚣努长，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

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

”②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标榜“杜诗无一字无来历”之说，提倡从古人的著作中取材、炼意，通过“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法，再创新诗。

而严羽认为，诗歌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要求。

“诗者,吟咏情性也”，诗歌是表达人类内心情感的审美形式，是人类情感与思想的自然流露，不应受到他物的阻滞与束缚。

关于诗歌创作需要“别材”的见解，钟嵘在《诗品序》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

‘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

‘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

‘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书本中的材料，有的可以入诗，有的则不可以入诗；而书外的材料也未尝不可入诗。

严羽并不是一味地反对书中的材料，因此他又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
对于“别趣”的争论则更多。

刘仕义《新知录》云：“杜子美之诗所以为唐诗冠冕者以理胜也，彼以风容色泽放荡情怀为高，而吟写性灵为流连光景之词者，岂足以语三百篇之旨哉？”对《沧浪》“别趣”之说颇为不以为然。

“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一观点，与严羽对诗歌创作主抒情这一基本特征的理解分不开。

“理”有义理、玄理、性理等内涵。

宋代理学家喜谈性理。

经籍注疏、老庄笺释、释门经卷、宋人语录，内容虽然不同，但都是谈理。

宋代诗人把这些“理”生硬的套入诗歌之中，就使得诗歌丧失了文学性。

严羽提出这一“别趣”说，正是针对当时宋人以诗说理的现象，反对作诗尚理的风尚。

“趣”可以指志趣、情趣、风趣，又可以指理趣、玄趣、禅趣。

它是一切著作思想内容的通称，兼包所有著作的共性。

别趣则不然，它并不是反对一切的说理和言情，而是强调不同于其他著作之说理和言情，这样就指出了诗和哲学的分别，也划分了诗文的界限。

诗之“别趣”，就是有别于其他文体的“惟在兴趣”，即盛唐诗那种空灵、莹彻、诗人“一唱三叹”的丰富的审美享受。

由此，严羽又提出了他著名的“兴趣说”。

中国素有重“兴”的传统,于诗尤是如此。

严羽的“兴”,即是对这一传统的强化。

他认为诗之情,应无涉于“理”、“书”,而且应兴起于“象”,诗人是从“象”中“妙悟”而来。

而“趣”是要求这种情与景,意与境之间的起兴须是天成,无人工斧凿之痕。

作到“兴”而有“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

诗歌不同于诉诸于理路、言筌的散文，是以意象为载体，情与境会,创造一种自然天成,妙合无垠的艺术境界，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

情融于景，意蕴于外。

严羽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完美的诗歌是情性的自然流露，情性如何在诗歌所描述的形象中，浑然天成、无丝毫雕琢之感，像《庄子·山木篇》所说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

”也像李白诗中描绘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由“别材”、“别趣”而形成的诗歌之“兴趣”是一种含蓄、缥缈的状态，一种空灵、淡泊的艺术境界，是无法得出明确概念的。

真正的诗歌不是外在形象的任意堆砌，不是现实世界的重复、模仿，更不是从故纸堆里条件出来的霉烂货，而是诗人真情性与筛选过滤后的外在对象顿然融合的产物。

在严羽看来，诗之别于文的特性主要有两点：一要抒情，二要含蓄。

前人对这两点也都谈到过。

早在近代，陆机就提出了“诗缘情”的口号。

南朝的钟嵘在抨击当时诗坛好用典故的风气时直接了当地指出：诗乃“吟咏情性”，故应直录而非补假。

他解释“兴”为“言已尽而意无穷”。

因指出诗具有使“味之者无穷”的含蓄美，给读者以悠长的审美享受而独具特色。

而晚唐的司空图在他的《诗品》和《与李生论诗书》、《与极浦书》等论诗杂著中都很强调诗应具有含蓄美。

但严羽是把抒情和含蓄提到诗与文的区别的高度来论述的。

而他可说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月”、“镜中象”也不仅仅只是语言修辞的含蓄问题，是强调诗必须有悠远深长的意境。

他将这两者作为诗歌的特性，是极有开创性的。

此外，“别材”与“别趣”都强调“别”，即区别于当时的宋诗流弊。

既反对“无一字无来历”的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又反对蒋性理、义理生硬地植入诗歌之中。

“别材”、“别趣”两者是相互关联的。

在诗歌的材料上冲破书本的束缚，在诗歌的审美精神方面追求真性情的表达，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出浑然天成的好诗。

诗之有“吟咏性情”、“不涉理路”，才能“不落言筌”，言有尽而意无穷，兴浓味长。

反之，如不顾诗的本质特征，“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则难免在诗中堆砌典故，卖弄学问，或涉理路、落言筌，使诗味索然。

总之，诗是用来“吟咏性情”的，诗人追求的是“兴趣”——审美感受的传达。

因此，诗歌要创造的是浑融完美的艺术境界。

①[美] 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②[宋]严羽《沧浪诗话校释》郭绍虞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