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华多元一体文化问题

浅论中华多元一体文化对维护国家统一的意义班级：111100401学号：11110040116姓名:刘磊摘要：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

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

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

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

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

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关键字：多元一体文化国家统一1 绪论一些国内外学者根据大一统观念、华夷观念和天下观念，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非政治共同体，中央政府主要是通过“华夏”对“夷狄”的文化整合和认同来推进政治一体化。

早在近代西方政治文化冲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时，就有学者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古代中国是一种“反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

因为，相对于国家主义来说，“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

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

”所以，“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甚章章也。

”[1]粱漱溟通过多方面的考察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因其对内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即政治上消极无为，对外又缺乏国际对抗性，所以，中国完全不像国家，实际上，“中国非一般国家类型中之一国家，而是超国家类型的”。

[2]费正清等进而将古代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区别归结为“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区别。

在他们看来，巨大的中国“是通过内聚而发展的，而西方国家则是外向的产物”，“当一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暂时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上的。

我们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

”在他们看来，中国实为一种文化体而非国家。

从政治整合的方式来看，西方国家是通过政治一体化——确立“权力合法性”——来建立和巩固国家统治的秩序；而古代中国是通过文化一体化——确立“文化合法性”——来建立和巩固国家统治的秩序。

沿着这种文化一体化的思路，又有学者提出了“天下一体化”的分析。

总之，按照文化多元一体论者的观点，中国古代是在多元文化一体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化共同体。

2 中华文化的特征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又因其文明自起源发展至今，传统从未被割断而备受世人推崇与关注。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历来有种种猜想与说法。

最近几十年，其中尤其是最近30余年，中国古人类学和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华民族呈现的多元一体性也越来越多被人们发现研究。

所谓“多元”，是指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由56个兄弟民族所组成的复合民族共同体。

所谓“一体”，是指56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不同角色，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格局。

而处于中华民族之上的中华民族文化亦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态势。

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亦即从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具有多元化与一体化的特点。

从静态的角度来看，亦即从中华民族文化现实状况来看，具有多样性与同一性两大特征。

我坚持认为有两点贯穿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一是中华文化的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各有渊源，又自成系统，分布区域和范围明确，文化内涵和面貌也无法相互重合，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几个独立的文化区系。

二是区域性文化呈现向中原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双向运动。

2.1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特征中华民族文化多样性是客观事实，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56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传统，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二是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中国地域辽阔，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各地区均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即使是同一民族，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也有较大的差异。

较为典型的是汉民族文化，东西南北文化习俗的差异很大，八大方言的差异比许多民族语言间的差异还要大。

2.2中华文化的同一性特征文化同一性即同质性、共同性或一体性，表现在多方面：一是中华民族文化不是56个民族文化加在一起的总称，它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逐步交融、整合而形成的有机的文化整体。

这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从历史上看，只要中华民族长期保持着整体的一致与和谐，就能在前进的道路上无往不胜，无坚不摧。

二是各民族、各地区在长期的文化互动、交流中形成同质化和一体化现象，并逐步整合成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模式。

三是各民族、各地区既认同本民族或本地区的文化，也认同中华民族文化。

在这种双重认同中，认同中华民族文化或中华文化是最高层次的认同，也是最基本的认同；认同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是第二层次的认同。

四是各民族、各地区选择普通话和汉字作为共同交际的语言和文字。

2.3正确处理文化多元化与一体化的关系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

文化的多样性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个体性、独特性，它使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互相区别开来，但并不是彼此分立、相互脱离的。

文化的同一性是各民族、各地区文化普遍具有的属性，即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

这一共性是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分难解的关系，并在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之上形成一般的东西，即共同的、普遍的属性。

文化的多样性与同一性是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它们反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联系。

文化的同一性不能脱离多样性而存在，同一性寓于多样性之中，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同一性。

3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对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意义3.1中华多元一体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

《诗经·小雅·北山》中的[3]“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

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4]“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

……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

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

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

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

譬如，法家主张[5]“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墨家提倡[6]“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儒家强调[7]“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并憧憬着[8]“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局面。

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

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9]“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

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

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10]“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11]“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12]“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

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

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

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

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

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

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

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

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

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

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

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

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