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福利经济学的价值观差异

新旧福利经济学的价值观差异余仕麟(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四川成都　610041) 摘要:新旧福利经济学不仅以边际效用理论作为自己的经济学基础,而且以功利主义伦理理论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石。

但是,在新旧福利经济学之间,其价值观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旧福利经济学强调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强调分配均等和国家干预。

而新福利经济学则更注意强调福利的全民性,并主张通过提高效率来增进社会福利,同时强调个人自由。

尽管新福利经济学从效率的角度表达了试图解决社会分配问题的意愿,但仍然只是一种理想境界,缺乏现实性。

关键词:福利;经济学;伦理;价值观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5)01—0184—05收稿日期:2004-11-23作者简介:余仕麟,西南民族大学社科部总支书记,教授。

新旧福利经济学理论虽然从总体上讲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二者由于研究的视角差异,存在观点上的异位。

故此,二者在价值观及伦理思想方面也显示出相当不同的认识。

一、福利经济学与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理论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

当时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几乎同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自己的边际理论,发动了所谓“边际革命”,由此形成了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学派,即边际效用学派。

杰文斯在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指出:“在这本书中,我试图把政治经济学当作快乐与痛苦的一种微积分。

”在他看来,“经济学的目的是使幸福达到最大程度……我毫不踌躇地接受功利主义的道德学说,它确认对于人们幸福的效果是判断正确和错误的准则。

”书中提出了“最后效用程度”价值论。

门格尔在同年出版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物品价值取决于该物品所提供的各种欲望满足中最不重要的欲望满足对人的福利所具有的意义。

瓦尔拉斯则在《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中提出了“稀少性”价值论。

他们以不同的术语和不相同的方法,论证了同一个思想:商品价值是人对商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价值量取决于物品满足人的最后的,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的效用。

1884年,奥地利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维塞尔在其《经济价值的起源及主要规律》一书中把这个效用正式称为“边际效用”。

此后,边际效用概念即被沿用。

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凡是能引起快乐与避免痛苦的东西都可能有效用。

“效用”在经济学中的特定含义是指区别于某一特定物的预期成本或收益的价值。

简单地说,也就是人们从商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满足程度,是人们对商品使用价值的主观评价。

商品的使用价值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对每个人的效用却可能大为不同。

我们都知道,食品可以充饥,水可以解渴。

但是,不同的人从同样的食物中得到的满足程度却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就个人而言,同样的食物或商品,其对个人的效用也可能由于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主观评价。

对此,瑞士的数学家D ・伯努里早在1738年就指出:“财富的任何增加,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总会使效用增加,而且,效用同已经占有的物品量成反比例。

来自财富的任何微小增加量的效用将同先前占有的物品量成反比例。

”德国戈森利用边际效用理论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由此在社会分配方面得出结论:收入分配如果稍许向穷人倾斜,就可以提高整个社会总福利。

后来的边际效用论者也几乎都隐隐约约地包含着有收入的均等化可以增加效用总量的思想,并且几乎都是贫富两极化的反对者。

其中马歇尔是有名气的代表。

马歇尔继承了边际分析的方法,创立了英国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

马歇尔整个理论都是以边际理论为基础的。

在他的经济理论的第一个部分,即需求论部分,他提出人的欲望和物品满足欲望的效用是决定性的因素,欲望饱和或递减支配着人们的购买行为,边际效用调节着他所愿意支付的价格。

481他说:“许多世纪以来,经济科学越来越相信,极端贫困伴随着巨大财富是没有实际必要的,从而,在伦理上是不对的。

财富的不匀,虽没有往往被指责的那样厉害,确实是我们经济组织的一个严重缺点。

通过不会伤害人们的主动性,从而不会大大限制国民收入的增长的那种方法而能减少这种不均,显然是对社会有利的。

”马歇尔的这一主张完全是从他的边际效用主义观点得出的。

他提出的“消费者第八剩余”理论,就是认为边际需求价格,使大多数消费者得到超过他们所支付的价格的利益。

“我们知道,一个人对一物所付的价格,决不会超过、而且也很少达到他宁愿支付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

因此,他从购买此所得的满足,通常超过他因付出此物的代价而放弃的满足;这样,他就从这购买中得到一种满足的剩余。

他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的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

这个部分可称为消费者剩余。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正是依据马歇尔的这种基本理论和方法,最先创建了以边际效用基数论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体系。

庇古认为福利不仅与国民收入水平成正比,而且也与边际效用率成正比。

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福利愈大。

个人的“经济福利”总和等于一国的全部“经济福利”。

后者可以用国民收入量来表示。

由于实际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收入大则边际效用小,收入小则边际效用大。

同样一英镑,穷人和富人的主观评价各不相同,它给穷人带来的效用总是大于给富人带来的效用,因为它能用来满足穷人比较急切的需要。

所以,如果把富人的收入的一部分转移给穷人,社会的福利就会增大,这是因为收入愈多的人货币边际效用愈小,而收入愈少的人其货币边际效用愈大,当每个人的收入彼此均等时,社会的经济福利最大。

穷人得到的效用大于富人损失的效用,社会福利增加了。

所以,当国民收入一定时,国民收入的分配越是均等化,则全社会的经济福利越大,又因为以基数效用论为基础的经济福利又可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所以,高收入者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将使后者增加的福利超过前者减少的福利。

这样,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就增加了。

因此,正是基于这种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在庇古看来,国民收入应当进行平均分配。

庇古说:“影响任何国家经济福利的经济原因,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经济福利的对应物,即经济学家们所谓的国民收入的形成和使用。

……经济福利和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对其中之一的内容的任何表述,就意味着对另一个内容的相应表述。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福利的是:第一,国民收入的大小。

第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情况。

”在他看来,提高社会福利的最好办法一是发展生产,以增加国民收入;二是国民收入的相对均等。

庇古完成了主观福利论向以国民收入计算为核心的福利理论的过渡。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庇古提出了他的政策主张:由政府向富人征税补贴穷人。

政府可通过征取收入累进税和遗产税等,相对减少富人的货币收入。

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和设施,使穷人直接或间接地增加收入。

当国民收入分配一定时,国民收入越多,人们消费的商品和劳务也就越多,人们从中获得的满足也就越大,则全社会的经济福利也越大。

由此,边际效用的概念在福利经济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

因此,福利经济学既看重个人对自我福利的追求行为,同时也重视社会福利总量的增加以及它的边际效用。

然而,如何增加国民收入以增加社会福利呢?庇古认为,为了有效地增加全民收入,就必须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

他认为,财富转移的做法虽然可以缓和贫富之间的矛盾,但如果要彻底解决社会贫困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增加社会生产,而社会资源在各部门的最优配置,就是增加生产的最好办法。

但是,怎么能够取得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在他那里并没有得到较好地解决,这也成了当时福利经济学面对的一大难题。

也正是在努力解决这样的难题过程中,福利经济学家对19世纪末的经济学家帕累托的理论重新重视起来,他们发现帕累托理论可以较好地解决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从而将其理论纳入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之中,由此形成新福利经济学。

二、一种理想境界:帕累托最优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认为,当生产资源在各部门的分配使用已达到这样一种最优状态:任何重新改变资源的配置方法已经不可能在不使任何一人的处境变坏的情况下使任何一人的处境更好,就意味着生产资源的配置已经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值。

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最优状态下,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以至于没有一个人愿意改变这种状态。

比如,一条船最多只能载10人,如果多载了,就会给别人带来危险,损害其他人的福利。

如果少载了,便没有有效地利用这一资源,从而没有带来最大的社会福利。

只有载满10个人的时候,便达到了最优状态,获得最大社会福利,即“取得一个集体的福利最大化”。

在现代581福利经济学那里,优先考虑个人的偏好是其基本的伦理前提,因为个人是其自身福利的最佳判断者,如果把尊重个人偏好暂定为根本的伦理假设,就能够直接引导到福利经济学的初始概念———帕累托最优化。

显然,帕累托最优状态勾画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分配状态。

因此,某种经济一旦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的再分配势必损害至少是另外一个人的利益。

显而易见,如果不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经济就是低效益经济。

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中,如果消费者追求最大效用满足,生产者追求最多利润获得,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最大收入,加上没有经济外部效应,就一定能够达到社会福利最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这就是说,要达到这种最优状态,必须同时在交换、生产和生产与交换三方面满足其最优条件。

在这样一种相对稳定的最优条件下,社会的福利如果还想再增加一点也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这种结果已经达到了帕累托所勾画的资源配置的最佳状态或最大效率。

帕累托理论中的这种最优状态后来成了经济学的理想境界的代名词。

帕累托最优也成为实证经济学家衡量社会效率最常用、甚至是唯一的指标。

与帕累托最优相联系的还有帕累托改进,它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

帕累托认为,任何改变如果使“所有各个人的福利增加了”,这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行为。

但是,如果变动使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的福利减少,不能说它对整个社会有利。

就是说,在收入分配原则已定的条件下,生产和交换情况改变使有些人感到好些但又不使另一些人感到差些,这才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帕累托改进可以在资源闲置或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实现。

在资源闲置的情况下,一些人可以生产更多并从中受益,但又不会损害另外一些人的利益。

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一项正确的措施也可以减少福利损失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帕累托最优状态原则的运用是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的。

理性经济人在对效用的追求上总是致力于最大化。

而根据效用函数的指标,只有符合效用函数最大化的行为选择才是合理性的。

因此,在理想化的市场条件下,人们都会追求一种非合作性的个体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这一现象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整个社会的效用最大化,从而达到帕累托的最优状态。

帕累托理论被人们看作是摆脱旧福利经济学理论困境的希望所在,这是因为,帕累托最优原则不仅在理论上解决了社会资源如何达到最优配置的问题,而且排除了对个人之间效用的比较,也不需把个人的效用转化为统一的社会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