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场所》与法国记忆史研究
教育记忆史：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
教育记忆史：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作者：刘大伟周洪宇来源：《现代大学教育》 2018年第1期一、记忆史的提出及发展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历史学家提出了“新文化史”这一概念，在史料和史观两个层面极大的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内涵和外延。
这一领域的代表人物彼得·伯克（ＰｅｔｅｒＢｕｒｋｅ）将新文化史的研究主题分为五个层面：一、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二、身体、性别研究；三、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四、形象的历史；五、政治文化史。
［１］这其中，记忆史近年来开始成为研究的热点，在历史学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记忆”属于心理学范畴的概念，原本强调的是心理活动与过程，其最早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ＭａｕｒｉｃｅＨａｌｂｗａｃｈｓ）。
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法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战争创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人民的心中都印刻有战争的痕迹，所以法国学界开始关注到记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
哈布瓦赫在１９２５年出版了《记忆的社会框架》一书，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
１９５０年，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一书在其逝世后出版，该书通过挖掘家庭、宗教等的集体记忆，阐述了他对集体记忆的观点，如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关系，集体记忆与时间、空间的关系，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之间的差异等等。
随着哈布瓦赫惨死在纳粹集中营里，“集体记忆” 的概念也似乎从公众的记忆中被抹去了。
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新文化史学的兴起再度让“记忆”一词回到了历史研究的视线当中。
受到“经济快速增长的终结，戴高乐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观念的消退，国外压力的强烈感受”［２］三大因素的刺激，法国急需国民意识的再度形塑，在此背景下“记忆史” 成为了法国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ＰｉｅｒｒｅＮｏｒａ）组织百余人的作者队伍，花费十年之久编写出版了三部七卷本的《记忆之场》，探讨挖掘了法国国民意识形成之中的记忆之场，可谓是“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的大检阅”［３］。
城市建筑学
城市建筑学（论述——总括）1.类型学2.形态3.集体记忆4.场所5.纪念物■序言：记忆的场所：类比的论题 (5)《城市建筑学》从许多方面批判了现代建筑运动，但书中却表现出对现代建筑的一种矛盾心理。
罗西对现代建筑的普遍思想和现代建筑特定理想的失败一样地半信半疑。
因此，他在对现代建筑所深切关注问题的赞同中，也折射出对现代建筑的忧虑。
毕竟正是现代建筑运动才把城市作为建筑的中心问题之一来加以强调的。
在现代主义以前，城市被以为是通过仿照自然法则这种进程在时刻中演变进展的。
▲类比的论题P6纪念物：是城市中持续存在的单个建筑实体，是城市中的首要元素，是特有且经久的城市建筑体，与时刻有关。
作为城市中的经久和首要元素，纪念物与城市进展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的，这种经久和进展的辨证关系是罗西构架中城市的时刻特征。
“城市中那些既可阻碍也能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元素。
”-罗西城市中的经久建筑物吧“过去”带入“此刻”，从而令人们“此刻”仍然能够体验到“过去”。
像帕多瓦的拉吉翁府邸，长期存在的原因并非仅仅是其初始或先进的功能，也不是文脉，而恰正是它们自身的形式，这种形式能够容纳因时刻转变而产生的不同功能。
场所：是由单体建筑物组成的，就像经久的物体一样，不仅是由空间、时刻、地形和形式来决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其作为古代和此刻的事件联系出现的地址来决定的。
地址、事件和标记之间的这种三重关系组成了城市建筑体的特征。
场所能够以为是能够留下建筑或形式印记的地方。
建筑给予了场所独特的形式，二场所正是在那个特定的形式中历经许多转变而延续下来的。
独特的场所限定了客体的属性，而集合的市民则框定了在主体的形制。
-场所人们正是通过事件的集合记忆，场所的独特性和表此刻形式中的场所标记之间的彼此关系来了解历史的。
所谓类比，就是由两个对象的某些相同或相似的性质，推断它们在其他性质上也有可能相同或相似的一种推理形式。
类比是一种主观的不充分的似真推理，因此，要确认其猜想的正确性，还须通过严格的逻辑论证．-百度▲记忆的场所 (12)《城市建筑学》一书试图通过类型那个仪器，向人们展示如此一种城市：虽有历史，但记忆能够构思和重建富于空想的未来时刻。
“社会记忆”理论的发展概述
第10卷第9期 2019年05月Vol.10 No.9May 201973“社会记忆”理论的发展概述李 宁（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重庆 401120）摘 要：尽管“社会记忆”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当代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但其术语仍缺乏统一性。
本文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记忆”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概括出包含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阿拜·瓦尔堡的“社会记忆”理论、皮埃尔·诺拉的“记忆场”理论、保罗·康纳顿的“习惯记忆”理论、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在内的五种代表性“社会记忆”理论，并叙述了这些理论的基本思想、理论来源以及主要贡献，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集体记忆；“社会记忆”；“记忆场”；“习惯记忆”；“文化记忆”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9）09-0073-02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并将“记忆”从心理学范畴扩展到人文社会学科领域。
20世纪80年代，文化学研究开始兴起，哈布瓦赫的理论不断被西方国家的学者采用和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诸多差异性的术语。
20世纪末，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该理论展开译介和研究，由于概念术语的缺乏统一性，国内对于“社会记忆”的理论运用也是各取所需。
［1］基于此，本文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五种代表性记忆理论进行了整理和概述，以期对后续研究有所助益。
这五种记忆理论分别为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理论、阿拜·瓦尔堡（Aby Warburg）的“社会记忆”理论、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的“记忆场”理论、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的“习惯记忆”理论以及扬·阿斯曼（Jan Assman）的“文化记忆”理论。
拯救记忆场所,构建文化认同—旧城改造规划中开敞空间设计初探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众多的城市也会面临着“拆迁”、“重建”、“旧城改造”等方面的问题；每一座城市都应当拥有属于自己的时代符号，但部分城市在对旧城进行改造的过程之中，却未对具有历史符号的旧城建筑加以利用，甚至使得部分古建筑文物等受到了破坏，所以，笔者以“拯救记忆场所，构建文化认同”为基础，从而浅析旧城改造规划中关于开场空间设计的初探，以此来为同行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3.2 “拯救记忆场所，构建文化认同”—旧城改造规划城市广场的设计
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广场，它不仅是城市中一种由物质要素以及非物质要素的复合物，也是市民交往的主要活动空间，同时也是一座城市的价值所在。除此之外，城市的广场也是重要的记忆场所之一，例如：大连市南部海滨风景区的滨海广场兴建于1997年6月30日，其修建的主要目的在于庆祝澳门回归祖国；所以，这一城市广场也成为了大连市的一个重要文化明信片。虽然，部分中小城市并没有较为重大的城市广场，但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依然会有一些具有历史特色的时代广场；所以，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之中，应当对此类具有历史特色的城市广场进行改造，例如：为原有的面积进行扩大，同时对原有的独特建筑进行保留；当然，为了确保广场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加宽敞、舒适的活动场所，还应当在其地下进行相应的给排水系统设计，同时做好供电、照明等方面的工作，从而确保改造过后的城市广场，能够满足现代居民的日常需求。由于广场的面积较大，为了能够拯救或打造记忆场所，可以对已经破坏或者消失的建筑进行重建与修复，从而打造具有文化符号的新时代场所，例如：成都的天府广场是成都重要的明信片之一，由于该城市分区主分成了武侯、金牛、青羊等多个区，而为了符合此种文化类型，天府广场也被设计成为太极八卦的图案并对原有建筑进行了修复，从而让其展示与成都市有关的文化特色；与此同时，广场旁边还设立有四川省博物馆，所以，设计人员在对旧城进行改造的过程之中，当重点关注城市广场并对其加以合理的利用。
图书馆与社会记忆研究的理论脉络
17·专题 社会记忆研究·图书馆与社会记忆研究的理论脉络郑秀花 王晓琳 姜 申（浙江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07）摘 要：西方社会记忆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20—1930年代的理论奠基时期、1980年代的“记忆潮”时期，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性记忆时期”。
纵观西方记忆研究的脉络，记忆的机制和作用一直都是研究者关注的中心问题。
记忆的形塑、记忆的传承以及记忆和认同的关系是其中最核心的三个问题。
西方图书馆学记忆研究的范畴基本是在社会记忆研究的框架之下进行的，中国图书馆学记忆研究的理论性文章较少，多数研究是在信息管理框架下进行的“记忆资源开发和整理”研究，阐释性研究有待深入。
关键词：社会记忆；图书馆学；研究范畴中图分类号：G250.1 文献标识码：AThe Theoretical Context of Library and Social Memory ResearchAbstract The history of western social memory research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theoreticalfoundation period from the 1920s to 1930s, the "memory boom" period in the 1980s, and the ongoing "cosmopolitan memory". Throughout the context of western memory research, the mechanism and role of memory have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ers. The formation of memory, the inheritance of memo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mory and identity are the three core issues. The research of western library science memory is carried ou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ocial memory research. There are few theoretical articles on library science memory research in China. Most of the researches are carried ou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further studies on interpretative research need to be done.Key words social memory;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category*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图书馆与社会记忆研究”（项目编号：17CTQ002）的研究成果之一。
记忆与历史的博弈_法国记忆史的建构
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沈 坚摘 要:集体记忆长期与历史混为一体。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法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法国面临着记忆的危机。
人们越来越对历史学有意遗忘某些现象、某些群体表示不满,因而出现了集体记忆的觉醒和对传统历史学的反抗。
在此过程中,历史学本身也面临着重大的转向。
在这两种趋向的双重影响下,集体记忆成为历史学新的研究对象,相应地,记忆史研究成为历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历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法国 新史学 记忆 记忆场所作者沈坚,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杭州 310028)。
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 ff)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史学专家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他们陆续推出了 制作历史、 新史学等大型百科全书式的史论著作。
在新史学的推动下,!记忆∀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记忆史研究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思潮。
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法国表征史的逐渐升温,记忆史研究继续保持着不减的势头,!历史记忆∀问题常常成为学术研讨会的主题。
法国记忆史在选题和研究方法上均给人以许多启发,为此笔者不揣简陋,对法国记忆史研究作一学术史的考察,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
一、!记忆∀的觉醒与记忆史的建构!记忆∀最早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它在法国之所以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既有历史原因,也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
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记忆问题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痛苦的经历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法国知识分子由此开始关注记忆问题。
首先是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有所涉猎,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 ust)和柏格森(H enri Bergson)等。
曾师从柏格森、后又受杜尔凯姆( mile Durkheim)影响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克(M aurice H albw achs)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 记忆的社会框架,#该书引入本文曾提交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第三届!史学前沿论坛∀。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历史悠久的快速记忆法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历史悠久的快速记忆法“记忆宫殿”据说起源于一位希腊诗人西蒙尼德斯，一次，当这位诗人满怀地在大宴会厅里朗读一首赞美卡斯托尔和波拉克斯两位大神的抒情诗后，被叫了出去，正在此时，宴会厅坍塌了，厅内无一宾客存活，尸体模糊，亲属难辩，西蒙尼德斯却凭借记忆力根据人们在厅内的座位而把尸体一一辨认出来。
记忆宫殿法最早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年－1610年）传入中国，著有《西国记法》，又称《记忆宫殿》，详细绍利玛窦本人如何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这种方法基本于这样的原理：我们非常善于记住我们所知的场所。
“记忆宫殿”是一个暗喻，象征任何我们熟悉的、能够轻易地想起来的地方。
它可以是你的家，也可以是你每天上班的路线。
这个熟悉的地方将成为你储存和调取任何信息的指南。
比如十个地点可以用身体的不同部分，10-20地点可以用地铁点、公交站点或火车站点，这些东西是你每天接触的，基本上不用特意去想。
当然你也可以用游戏的地点来代替，只要选条你印象最深最熟悉的路线就行了。
宫殿记忆主要是说当需要记忆的东西太多时，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个宫殿，有很多间房子，每个房间有很多格子，这样把需要记忆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同时通过生动的联想，越是血腥的恐怖的越记忆犹新。
使用记忆宫殿也造就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忆绝活。
例如，8次世界记忆冠军Dominic O’ Brien，他能记住54张桌子上的所有牌（2808张）的顺序，每张牌只看一次。
通过运用记忆宫殿法，人们还取得了无数类似的成就，比如《汉尼拔》中连环杀手汉尼拔·莱克特就利用记忆宫殿长期储存了对复杂病历的极其鲜明的记忆。
你要知道这是快速记忆最基本的方法之一，但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你唯一需要做的就反复练习，当你掌握这种方法之后，会很容易从前向后，或从后向前进行复述。
运用记忆宫殿法的五个步骤：1、选择你的宫殿首先和首要的，你需要选择一个你非常熟悉的地方。
本技巧的有效性取决于你在脑海中轻易地再现这个地方并在其中漫步的能力。
“记忆之场”视域下的唐代长安--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
品位・经典丈艺评论“记忆之场”视域下的唐代长安——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O高雅俏（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00）【摘要】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概念认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E2。
唐代都城长安有着“记忆之场”的物质性意义；对于历史事件的承载彰显了唐代长安的“记忆之场”的功能性意义；唐代士子对长安的向心力是“记忆之场”的象征性意义。
李白与杜甫作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两座高峰，对长安的抒写作为长安历史记忆的传承媒介有着代表性的意义。
【关键词】“记忆之场”；唐代长安；李白；杜甫长安作为一座世界历史上著名的都城，在唐代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与集各种权力于一体的皇都身份对一个时代的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与价值。
长安实际上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记忆之场"。
记忆之场（Les Lieux de M e moire,或译为“记忆的场所”），是当代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他所主编的《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
诺拉从“场所”一词做出解读，认为“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呻。
李白与杜甫作为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两座高峰,对长安的抒写作为长安历史记忆的传承媒介有着代表性的意义。
笔者试图借鉴诺拉“记忆之场”的概念以及其他相关记忆理论，从物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三个方面分析李白、杜甫笔下长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价值。
一、都城长安一“记忆之场”的物质性意义长安作为一国之都，其都城化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实在化的物质场所。
德国的地理学家拉采尔认为地理学上的城市是指地处交通方便环境的，覆盖有一定面积的人群和房屋的密集结合体。
唐代的长安城，有着密集的人口与发达的建筑，与外界有着广泛的贸易交往，同时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交通便捷，是物质的、实在的场所。
长安城内恢宏的建筑、绚丽的景观与繁华气象皆在李白与杜甫为代表的文人笔下有生动呈现。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记忆的场所》与法国记忆史研究
作者：洪庆明《光明日报》（2016年03月17日13版）
法国记忆史研究始兴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历30年而方兴未艾。
在此期间，各种专题性或综合性的记忆研究文丛纷至沓来，如“刻录记忆”“历史、记忆与遗产”“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历史”“历史与战士的记忆”“重要战役与各民族记忆”以及新近推出的“记忆史”等大量系列丛书，仅“刻录记忆”丛书到目前为止就已出版了563种图书，内容涵盖各个学科领域，历史学在其中占据着十分显赫的位置。
各种学术会议也层出不穷，主题涉及记忆史的各个重要研究领域：殖民和非殖民化历史、两次世界大战、拿破仑遗产、维希政府和犹太人的命运等，如2012年10月在巴黎举办的“作家论坛”，研讨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非殖民化进程塑造的多样记忆；2013年11月巴黎军事博物馆主办的“从记忆到历史”国际研讨会，以老兵回忆为基础探讨20世纪的创伤性话题——老兵问题的研究状况和路径，诸如此类的会议不胜枚举。
法国这股史学新潮流兴起的动力，源自二战后法国社会政治和集体心态均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在战后工业化的有力推动下，到20世纪60年代，法国农业人口急剧下降，代之以深度的城市化，所谓“深邃的法兰西”的农耕社会观念渐行渐远；对民主共和体制的共识已然生成，大革命以来的政治分歧和冲突不再是扰动法兰西民族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非殖民化和全球政治成为法国人界定自身政治价值信仰的标杆。
对于在历史时空中逐渐消逝的“我们失去的世界”，一种集体的历史乡愁弥漫开来，正如《记忆的场所》主编皮埃尔·诺拉所说：“人们之所以如此之多地谈论记忆，是因为它不再存在。
”在此种背景下，作为出版编辑兼历史学家的诺拉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酝酿出版一套有关民族记忆场所丛书，意在“将维护和保持社会恒久长存所需要的想象力激发出来”，同时革新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通过他的精心组织、协调和亲身参与，第一部分《共和国》1984年面世，旋即在欧美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两年后第二部分《民族》出版；1992年又推出第三部分《法兰西》，最终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民族记忆场所系列。
《记忆的场所》的面世，是法国记忆史研究当中里程碑式的事件。
它不仅以一种新颖的方式来表现法兰西的文化特性，帮助锻造民族身份认同，而且使民族历史得以体现的各种物事——包括纪念碑、博物馆、历史文本、人物、城市等实在的、象征性的或功能性的场所，都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对激发法国记忆史研究的热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书籍出版的第二年，词组“记忆的场所”即被收入《罗贝尔法语大词典》，成为与民族集体记忆对话交流的中心词语。
而且，它开辟的新视野和新路径，使其影响迅速扩散到欧美乃至亚洲各国，作为样板被应用于研究各种不同的记忆文化，2015年底中文节译本出版。
诺拉原本计划将构成民族的元素拆解开来，一个个单独加以研究，在重视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上，以象征性语汇重新诠释法国史。
他希图通过这样的视角，开辟一条通往新型史学之路。
这种史学对结果的兴趣甚于对原因的兴趣，对事件构建过程的兴趣甚于对事件本身的兴趣，对事件不断地被再利用或误用的兴趣甚于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兴趣，对传统构建和消失方式的兴趣甚于对传统的兴趣……其目的在于反抗线性的历史叙事，解构民族—国家的宏大话语，反映多样的声音。
然而，他最终未能摆脱民族—国家的“幽灵”。
众多评论者集中批评的一点是，《记忆的场所》原欲做民族—国家叙事框架的解构者，但最终却无意中重构了一部整体的法兰西史，展现的更多是中央集权的雅各宾主义法国图景，并成为一座纪念的丰碑。
之所以如此，在笔者看来，盖因两种智识因素的辐辏：一是抽象层面上，法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氛围中浸润着深深的民族—国家关怀，正如沈坚教授指出的，诺拉是在法国社会和文化心理已发生翻天覆地
变化的情境下，试图拯救民族记忆，重构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二是具体操作上，诺拉在记忆的界定上，深受法国历史学家哈布瓦赫的影响，即有多少个族群就有多少种记忆，但每个族群都有自己一以贯之的记忆语言。
这样的定义必然导致对法兰西民族内部异质性的排斥，更多地强调同质的一面以彰显它作为一个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
这种内蕴在方法论中的排斥机制，使《记忆的场所》将法兰西民族特性局限在晚近才形成的六边形领土之内，既未能完整地呈现形塑法国民族特性的历史图景，也未能准确地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现实图景。
其一，漫长的殖民历史、残酷的非殖民化冲击以及后殖民时代移民缺席，但它们曾是法国历史的重要一页，其影响延续至今（尤其是移民问题）；其二，忽略了法国内部多样且相互冲突的地区差异和阶级分层，民族—国家层面的集体记忆压倒了复杂多样的地方性记忆共同体；其三，那些与民主共和价值相悖的历史也未得到应有的关照，譬如拿破仑帝国和维希政权。
但无论如何，《记忆的场所》在法国乃至世界记忆史研究中的开创和引领之功是无可否认的。
而且，就法国来说，它的遗缺实际上也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开拓的空间。
近年来，法国记忆史论著源源不断地出版，蔚为大观，主要聚焦于殖民史和战争史领域，在研究对象上趋于注重地方和群体/个人的记忆，而非六边形之内的法国民族—国家记忆。
首先，在殖民史方面，阿尔及利亚、西非、圭亚那、加拿大和黎巴嫩等法国不同时期的殖民地均有专门的著作涉猎。
阿尔及利亚是殖民记忆史研究中最为醒目的热点，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至今尚未愈合的巨大创伤事件，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非殖民化进程中的残酷战争和后殖民时代双方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使之成为法阿两国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相互冲突的记忆之所。
2014年出版的《我父亲，一位老兵的人生旅程》是一部私人史，作者米歇尔·梅萨埃尔历时五年搜集证人证据，回顾其父和家庭颠沛流离的历程，揭示了战争给普通人命运造成的影响。
本杰明·斯托拉教授所著的《面向所有人解释阿尔及利亚战争》（2012），在缕述了战争的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之后，转而通过法裔阿尔及利亚人、战争老兵、侨民和移民等不同群体的战争记忆，勾勒这场战争给法阿双方留下的政治后果和记忆遗产。
他希图借记忆的复原实现身份构建，消弭偏见和双方持久的怨恨。
此外，2015年普罗旺斯大学出版社还推出了一本题为《阿尔及利亚的犹太人：一部断裂史》，除回顾1830-1962年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艰难处境和身份转变外，末尾也提到了这种经历给他们留下的种种记忆的场所。
其次，战争主题的论著是许多记忆史文丛重要的组成部分。
大至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小至知名或不知名的单个战役，均被纳为专门研究的对象，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仍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法国人的记忆中，且与现实的社会政治紧密地纠葛在一起，因此成为记忆史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
史学家们梳理了二战中“抵抗运动与通敌合作”这对相互冲突的记忆在当代法国的演变过程：战后初期为重构国民团结和民族共识而制造的“抵抗主义神话”；1947-1968年的记忆爆炸和戴高乐派记忆取得胜利；1969年之后抵抗主义神话终结，对维希政权时期的看法变得更加精细。
“集中营和大屠杀”的记忆也同样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1945-1961年被遗忘的大屠杀；1961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犹太人记忆得到彰显；20世纪80年代初犹太人记忆的胜利。
尽管不像美国那样，大屠杀在记忆史研究中占据着半壁江山的地位，但法国对该主题的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与记忆之间”丛书中包含着大量相关著作，“记忆史”丛书2015年推出的两部著作中就有一本题为《大屠杀记忆史》。
总的说来，法国记忆史历经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间的种种发展变化，是学术自身创新发展需求的结果，也与思想氛围转变紧密相关。
身处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中，记录过往的记忆，既是我们对先辈的责任，也是我们自己安身立命的支柱，对于正急剧从千年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