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五老
共产党领导人林伯渠生平简介
共产党领导人林伯渠生平简介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湖南省常德安福(今临澧县)人。
早年加入同盟会。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共产党领导人林伯渠生平简介，希望大家喜欢!林伯渠生平简介林伯渠简介如下。
林伯渠(1886年3月20日-1960年5月29日)，是“延安五老”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他出生于湖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十几岁的时候考入了学堂，两年后去日本公费留学。
在日本，林伯渠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回国。
之后，林伯渠就参加起义和反清活动，曾经逃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回国后在湖南任职，并且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还参加了护法战争。
1921年，林伯渠经李大钊等人的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不过他还是继续留在国民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国共合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林伯渠当时是国民党的领导核心之一，担任过农民部长、政治委员会委员、军委秘书长等职务。
1927年，林伯渠被党中央派去苏联莫斯科留学，五年后回国，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
长征时，负责给整个工农红军的军饷供给。
胜利会师后，林伯渠出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
1944年的时候，他奉命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可惜未果。
一年后，林伯渠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9年，他再次被派去与国民党谈判，仍然未果。
之后，林伯渠先后被选为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务。
最后他于1960年5月29日病逝，享年74岁。
林伯渠简介就是这样。
林伯渠夫人朱明林伯渠夫人朱明，是他第四任妻子，原名王钧璧，生于1919年，原来是一个大小姐，但改名并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仰慕林伯渠并嫁给了他，后来因为写匿名信给江青揭露她从前的老底，在1961年被查出来而自杀。
王钧璧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虽然家道中落，但底子还在，所以她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母亲和家人希望把她培养成贵夫人。
“延安五老”吴玉章和乡下糟糠妻
“延安五老”吴玉章和乡下糟糠妻作者：殷晓章来源：《新天地》2018年第11期革命元勋、中国人民大学创始人吴玉章，20世纪40年代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一起被尊称为“延安五老”。
吴玉章这个曾两次出国留学19年的革命家，却娶了一个大他两岁，不识几个字的乡下妻子。
1946年妻子病逝后，吴玉章写下了这篇催人泪下的《哭吾妻游丙莲》，从未再娶。
洋学生娶个乡下妻子吴玉章，原名永珊，字树人，1878年12月30日出生于四川荣县双石镇蔡家堰村一个书香门第。
吴玉章夫人游丙莲，是一个普通的四川农家女子，她缠过脚，也不认识几个字，且长吴玉章两岁。
1898年她们结婚，1903年吴玉章赴日本留学时，生有一女一子。
1903年，吴玉章赴日留学坐船过三峡时，他写下了这首慷慨激昂的诗：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
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
他在日8年，1906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召集荣县各界大会，宣布荣县独立，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县级革命政权———荣县军政府，开辛亥革命独立之先河。
吴玉章这次回四川组织反清起义时，他在双石镇蔡家堰村的老家成了秘密联络点。
每有革命同志来，游丙莲总是热情接待。
辛亥革命后，吴玉章因策动二次革命失败，被袁世凯政府通缉，他大哥被撤职，二哥悲愤自缢。
他不得不流亡法国。
游丙莲在家安慰寡嫂，抚养子侄，在极度困难中支撑着这个家。
吴玉章长期奔波在外，和妻子在一起的时间不到6年，分别了40多年。
游丙莲含辛茹苦，勤俭度日，抚养儿女长大成人，又毅然将儿子吴震寰送往法国勤工俭学，儿女的婚姻大事都是她跑前忙后，一手操办。
一次，游丙莲托人写信告诉吴玉章，女儿已到缠足的年龄了，给她裹上了小脚。
吴玉章立即写信说，这不简单是一个家庭里的问题，而是一场严重的新旧斗争。
游丙莲认为丈夫说得有理，使女儿成为家乡第一个不缠脚的女子。
1925年，吴玉章经赵世炎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吴玉章
五四以来，四川省的新文化运动很快地就开 展起来。除了成都高师学生创办的《星期日》 等刊物进行鼓吹新文化、新思潮以外，许多 外地的新书报也纷纷传入，先进的马克思主 义者恽代英等都曾到四川进行宣传活动，我 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随着形势的推移而逐 步深人。
我入党的那年已经四十六岁，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一条崎岖不 平的道路上摸索行进。从我少年时代听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 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我们在豺狼 遍地的荒野中想寻找一条出路，许多我所敬仰的、熟习的同 志为此而献出了生命，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找到 一条光明出路。感谢十月革命，它的万丈光芒照亮了殖民地 人民的前途，我们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 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武器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立即发 挥出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才能 够通过自己的具体历程完成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参加了 共产党，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谢谢
伟人评价
毛泽东赞誉吴玉章：几十年如一日，一贯的 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 的有益于革命。 邓小平高度评价吴玉章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
五四精神的核心价值
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泉源，民主与科学是 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 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 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 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 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
一九二○年南方各省掀起的“自治运动”的潮流，给我提供 了初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 四川“自治运动”本身，并无成效可言，但这个运动却使我 有了一个面对广大人民讲话的机会，使我把新近体会到的一 些想法得以倾吐于广大人民之前，而且得到了热烈的反响，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收获。而且通过“自治”的失败， 使我又有了两个教训，第一是进一步体会到在军阀统治下毫 无民主可言，耍拯救中国，必须首先用武装的革命来推翻封 建军阀统治。第二是自治联合会那种地域性的临时的组织极 容易为敌人破坏，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战斗的组织， 来领导革命。这时候我心里非常强烈地要求组织象布尔什维 克那样的政党生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山东问题 交涉失败的消息传来，全国愤激。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首先发生 了爱国示威运动，惩罚了卖国贼，各地纷起响应。雄伟的工人和学生的 队伍走上了街头，全国范围内激扬起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浪潮。这是真正 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 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 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工人阶级的奋起， 这是一支真正能制一切反动派于死命的伟大生力军。这时中国工人阶级 登上了政治舞台，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了。 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一种 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 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 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 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 确了。
延安“五老”,精神不老
延安“五老”，精神不老作者：康井泉来源：《领导之友·综合版》2017年第09期在中共党内，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五人被称为“延安五老”。
关于这一称呼的由来，起源于毛泽东的一次讲话。
1940年，吴玉章六十大寿时，毛泽东曾说：“中国的青年人受封建家庭封建社会的苦太大了。
但是现在世界变了，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
为什么有这个转变呢？因为这些老同志不但不欺负青年，而且非常热心地帮助青年，他们的行为足为青年模范。
”从此，延安军民就亲切地称这五位老同志“延安五老”。
朱德还曾于1942年写下《游南泥灣》一诗，其中有一句：“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此诗传开后，“延安五老”的名头叫得更响了。
他们年龄虽“老”，但精神不老；虽然已经故去，但精神长存。
竭尽忠诚的共产主义精神“延安五老”对革命事业“竭尽忠诚，至死方休”“义不负心，忠不顾死”，一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
1938年10月，董必武协助周恩来在“南方局”开展工作。
在重庆近8年的时间里，他以自己的合法身份、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威望，与南方局的同志们一道同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势力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先后击退了他们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
毛泽东对董必武在制止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中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赞扬：“你的工作很得力。
”林伯渠是严以律己、忠诚于党的楷模。
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醒目地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
二、戒骄傲自满。
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
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党站在一起、和人民站在一起。
毛泽东曾说：“他自辛亥革命以来，始终站在革命的最前沿。
”邓小平说他是“中国革命的老战士，他的一生是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
徐特立被毛泽东称赞为“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被刘少奇称赞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被周恩来称赞为“人民之光，我党之荣”。
“延安五老”读书轶事
“延安五老”读书轶事“延安五老”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由于时代的关系，他们都曾经历过传统的教育，又领受了“西学东渐”的过程，而热爱读书是他们共同的兴趣，通过他们的著作和日记，我们可以领略他们读书的经历，以及他们的学风，甚至是读书的方法。
在他们身上，有着浓郁传统士子的痕迹。
所谓“读书破万卷”，“开卷有益”，“读书明道”，“学以致用”，都是传统精华的延续。
至于读书的经验之谈，他们认为读书是人生必需的功课，并将读书化作自己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读书的方法，则是积少成多，由博返约，以及解决好泛读与精读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强调读书须联系实际，将自己实践的直接经验和读书所得的间接经验进行有机结合。
徐特立：与其马虎读十本书，不如老实读一本书徐特立青年时就酷爱读书，他认为读书可以“明人生之理，明社会之理”。
壮年时他有一个“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计划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当时可买25石谷）作为生活开支，其他的家产（包括祖上留给他的几亩薄田）则用来变卖以买书。
这是他罕见的读书境界。
他变卖家产购置了一些价格很高的大部头书，例如《十三经注疏》《读史方舆纪要》《御批资治通鉴》等。
就在“破产读书计划”的第八年（1905年，时徐28岁），果然他家的经济提前濒于破产了。
不过，徐特立也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饱学之士，有许多塾学和学校争相聘请他去执教。
徐特立读书，注重实效，他认为与其马马虎虎读十本书，不如用读十本书的时间老老实实去读一本书。
他的读书，与其为人的厚道、稳重相称。
谢觉哉：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谢觉哉的一生是好学深思的一生，笔者曾阅读过他的日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60岁寿辰时，董必武在贺寿诗中称其“屡有文章警海内”。
他的读书经验之谈是：“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
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
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
”这种自觉的读书态度和精神，正是“五老”不“老”的秘诀。
“延安五老”的科举生活
“延安五老”的科举生活作者：魏云豹来源：《百年潮》2018年第09期“延安五老”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出生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代的中国传统社会虽然日渐解体、封建王朝正走向落幕，但传统科举制度根深蒂固的惯性依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延安五老”的青少年生活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科举的烙印。
徐特立1877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当时的洋务运动和新式教育并没有给徐特立的童年带来太大影响，他依然延续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晋升之路，进蒙馆，读私塾。
徐特立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从九岁到十五岁，是在蒙馆念死书时代，全不了解内容和字义”。
徐特立虽然说自己“念死书”，但从他后来的回忆来看，这段蒙学经历对他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那位张先生，教徐特立读朱柏庐治家格言，读杨椒山遗嘱，让徐特立对书籍产生了很大兴趣。
徐特立后来的“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即将每年教书所得的20串钱作为家里的生活开支，而将伯祖母留下的几亩薄田逐年变卖，专门用来买书，期以十年），不能说没有受到这一时期启蒙的影响。
这位张先生的谆谆教导，让徐特立受益匪浅，始终难忘。
他后来回忆说：“张先生对于我的感动，几十年来我常于梦中去找他。
”在结束蒙学之后，徐特立有过一段思想的混乱期。
在读书与习业的问题上，他先是选择习业，后来又选择继续读书。
他的祖父当过中医，并且了解卜卦算命和堪舆。
徐特立因家贫无法继续读书时，曾想继承祖父的传承，选择以医为职业。
但是，当徐特立读到医书里的一些脉络之学时，却经常分不清；想要卜卦算命，却又发现常常算不灵验。
20岁时，徐特立决定放弃中医而专门教书并准备科举。
徐特立后来表示，学医是不成了，如果科举的话，兴许还能考个状元，因为考科举只要能写文章就够了。
徐特立的科举之路并未走太远，他起初学写八股文，因为没有先生教，乱读一通。
后来遇到了一位陈姓老乡，他才终止了学写八股的念头，开始认真读书。
这位名叫陈云风的先生告诉他，“要成一个读书人，不是读八股而是读书”，并且让徐特立读张之洞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学习读书方法。
“延安五老”的最后岁月
“延安五老”的最后岁月作者：叶子来源：《百姓生活》2012年第12期“延安五老”，指的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人。
“延安五老”这一称谓，源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
徐特立：自动申请免职徐特立（1877～1968）是“延安五老”中最年长的一位。
60岁生日那天，毛泽东给徐特立写了一封信，称徐特立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自己的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因年老记忆力减退，他自动申请免职，但他仍关心国事。
“文革”爆发后，有人在徐老寓所附近装了几个高音喇叭，昼夜咆哮，致使一向开朗的徐老变得焦虑不安。
他常自言自语道：“奇怪，怎么都变成敌人了？我不信，我想不通！”身边有人提起林彪，徐老轻蔑一笑，说：“哼，这是个老病号，成年养病，不工作，现在倒当了接班人了！”家人一听非常紧张，连忙阻止他说：“外头有人这么说，被打成反革命了！”徐老愤然道：“我都活90岁了，还怕当反革命？”有一次，徐老和谢觉哉同在一家医院住院，发现有一间大房子的墙上贴有毛泽东的头像，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忠”字，人们每天都在“忠”字下面早请示、晚汇报。
谢老不解地对徐老说：“这不是把毛主席当成神一样供起来吗？”徐老连连点头，神色凝重地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学生啊！”1968年11月，徐老病重，生命垂危，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探视。
弥留之际，徐老作出了一个决定：把多年积蓄交给组织。
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吴玉章：骨折避过批斗吴玉章（1878～1966）在“延安五老”中年龄排老二。
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受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任校长，一干就是17年。
“文革”爆发后，吴玉章被批判为“老走资派”、“黑线人物”，接连受到冲击和迫害，心情十分压抑，1966年10月病倒了。
祸不单行，病中的吴老跌了一跤，导致腿骨骨折。
“延安五老”考
“延安五老”考作者：孙元吴尹浩来源：《百年潮》2018年第03期“延安五老”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的人物群体概念，指的是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五位年高德劭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们对此并无异议。
但是，这个概念是何时形成、由谁提出的？各类文章莫衷一是，甚至还夹杂了一些讹误，故有必要加以考证。
1942年7月，朱德写了一首题为《游南泥湾》的诗，其中提到了“五老”。
于是，许多报纸杂志、网络文章在介绍“延安五老”时表示，党内外借此诗作，将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尊为“延安五老”。
该说法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是目前有关“延安五老”概念形成过程的“主流观点”之一。
朱德的这首诗确有“五老”一词。
他是这样写的：“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
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
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行行卅里铺，炎热颇烦躁……”不过，朱德在诗序中记述道：“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
”很显然，诗里的“五老”是序中的“四老”加上朱德本人——此“五老”非彼“五老”。
至于朱德、续范亭如何变为董必武、林伯渠，至少从这首诗本身看不出明显的逻辑关联，持“朱德诗作形成说”的论著也未能给出清楚解释。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朱德诗作只是恰巧与“五老”名称相同而已。
实际上，“延安五老”的概念此时已经形成并被提及。
同样在上述南泥湾之行中，续范亭所作《凑成五老图》一诗称：“徐吴谢林董必武，延安一幅五老图；今次林董偶缺席，我与朱公凑成趣。
”也就是说，续范亭表示，“徐吴谢林董”为“五老”，自己与朱德不在其列。
可见在此次出游之前，“延安五老”的说法已经存在。
续范亭还有一首长诗，不仅题目就叫《延安五老》，诗中也明确将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合称“延安五老”。
目前仅知这首诗创作于1942年，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可是诗中有“春意欲来诗意催，病榻清净为此句”两句，按其中的描述推断，创作时间应为早春时节，比7月10日出游南泥湾早了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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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五老称谓来由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朱德与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老同游南泥湾时作诗《游南泥湾》，后来党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借此诗，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五位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即分别称谓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吴老。
《游南泥湾》一九四二年七月十日朱德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
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
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行行卅里铺，炎热颇烦躁。
远望树森森，清风生林表。
白浪满青山，绿叶栖黄鸟。
登临万花岭，一览群山小。
丛林蔽天日，人云多虎豹。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窖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青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薰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散步咏晚凉，明月挂树杪。
五老介绍董必武董必武1886年生，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从事革命活动后改为必武。
1920年秋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小组代表。
随后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湖北民运部部长，湖北省委委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领导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并任湖北省国民党工作委员会主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
1932年回国，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
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是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
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
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建国后，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
1975年1月任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七、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出版有《董必武选集》、《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董必武诗选》、《董必武年谱》。
1975年4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
林伯渠林伯渠林伯渠，原名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中国湖南省安福（今临澧）人。
1886年3月20日，林伯渠出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
1902年，林伯渠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1904年春，经选拔考试，林伯渠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
1905年8月，林伯渠在东京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林伯渠在极为愤慨之下，毅然回国。
1906年春天，林伯渠回国后，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约1年。
1907年，林伯渠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从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才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后被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并加入到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受命回国后，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等职。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林伯渠与湘军旅长林修梅退至衡阳起义，参加了护法之役，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
1920年，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他参加国民党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两任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林伯渠逃出国民党中央，出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把一支内部矛盾重重、战斗力弱的杂牌军，建设成北伐中的一支劲旅。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林伯渠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参崴学成回国。
翌年三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调任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
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派林伯渠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集中精力从事统一战线和对外联络工作。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8年冬，林伯渠抵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后受党中央委托，前往东北迎接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郭沫若等30多位民主人士到北京。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林伯渠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19949年，在10月1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
下午3时，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上，林伯渠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倡导把定期下去视察工作，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作为党和国家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制度。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林伯渠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林伯渠先后去广东、杭州、上海、南京、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视察，逐渐觉察出一些问题，在日记本中写下“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力戒浮夸片面”等一些针砭时弊的见解。
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林伯渠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团赴蒙古访问，受到蒙古人民的热烈欢迎。
1960年5月，林伯渠病情恶化，在北京医院治疗，2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
徐特立徐特立徐特立(1877—1968)，又名徐立华；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善化县四都观音塘（今长沙县江背镇观音塘）。
1905年入长沙城宁乡速成中学，毕业后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
后兴办私学（如梨江学校、长沙平民夜校等）。
1910年往日本考察教育。
支持武昌起义，被选为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
1913年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
1919年-1924年6月，42岁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并考察了比利时和德国的教育。
1924年回国后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和湖南孤儿院。
1927年5月，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第二十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8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回国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创办了列宁小学、列宁师范等。
参加了长征。
在延安曾任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八路军高级参谋长的名义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
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
1940年创办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任院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等职，后因身体原因请辞。
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谢觉哉谢觉哉谢觉哉，原名谢觉斋，字焕南，学名维鉴，1884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
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期里，在湖北、上海、湘鄂西苏区，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先后任《大江报》、《红旗》报《工农日报》主编。
1933年4月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等职，主持和参加起草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红军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七七事变后赴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
同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
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
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1948年8月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
1959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1965年担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71年6月15日在北京逝世。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
他常常对子女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
'他规定子女不能随便用他的车子。
在内务部工作时期，他本着'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精神，除亲自参与制定各种救灾救济抚恤政策的制定，还奔波于各地灾区，访贫问苦，具体解决实际问题。
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不仅亲自办案，典型示范，而且深入到全国各地法院，亲自查看案卷，大胆纠正冤假错案，更好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当权益。
吴玉章吴玉章吴玉章（1878年12月30日－1966年12月12日），名永珊，号玉章。
吴玉章生于四川省荣县双庙乡，父母早死，1896年与游丙莲结婚。
先后就读于乡塾，成都尊经书院，贡井旭川书院（自贡市旭川中学的前身）、泸洲经纬学堂。
1895年开始接受维新思想。
为了寻求革命出路，他于190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
在日本，吴玉章1905年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后被选为中国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
1907年创办了《四川》杂志。
1911年吴玉章归国后回到四川，领导了保路运动，并策动荣县独立。
继之又发动内江起义，成立内江军政府。
武昌起义后，他参加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工作。
1935年11月，吴玉章受中国共产党的派遣去法国巴黎负责《救国报》工作。
1938年4月，吴玉章回到中国。
1939年11月，吴玉章到延安，任延安宪政促进会会长、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长、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
1945年抗战胜利后，吴玉章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194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大学，任命吴玉章为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