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土地承包制的几个产权概念

有关土地承包制的几个产权概念用产权理论来证明土地私有化，是中国经济学的一项发明，但如何从产权理论跳跃到土地私有化，大多数文章都语焉不详。

用产权理论语汇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献，似乎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好象只要说产权界定不清晰，总是没有错的，只要是主张“进一步”界定产权，也是不会错的，于是土地私有化就成了概念推理的逻辑结论，用产权语汇在中国推行私有化，三句话就说完了。

如此简单，难怪趋之者众。

可惜的是，恰恰是产权理论不认可这种思维方式。

产权理论的精髓在于具体分析每一个具体的契约，科斯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对于在中国出现的土地承包制度，产权理论应该有这样的结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前者私有，后者国有。

这与推行私产制度是没有冲突的”[[1]]，可见，产权理论并不一定得出土地私有化的结论。

周其仁教授的系列文章《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以下简称《事件》），流传甚广，试图通过分析与农民收入有关的产权关系，得到关于土地私有化的结论。

但他的分析并不成功，其中有关土地产权现状的分析，概念模糊而且混乱。

我以为，之所以有这种有意无意的模糊和混乱，是因为作者预设了结论。

经济学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因为结论的需要而模糊概念的现象[[2]]，但是，经济学既然是科学，结论应该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得出结论的过程。

对于科学而言，手段正确与否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结论的正确与否，为了某个结论而混淆概念是不可取的。

《事件》是这样开头的：“数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

同期，占全体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平均收入基本没有什么增加。

这两件事情摆到一起，需要一个解释”。

可是，经济学对这一现象早有解释[[3]]，1954年，经济学家刘易斯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4]]，其中提出的增长模型不仅解释了这一现象，甚至预言了在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初期，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农民收入的不增长，一定是同时发生的[[5]]。

更早的时候，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已经指出，农业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劳动分工的限制，这两个解释加在一起，告诉我们一个基本原理：如果没有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增长停滞的问题是不可能的。

而《事件》则暗示，产权问题解决了，这种现象就不会发生。

这显然是一个不现实的期望，由于作者期望的结果出了问题，后面那些以结果为目标的分析自然就漏洞百出了。

由界定产权而土地私有化，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但现行法律所规定的产权现状到底如何，其实是众说纷纭，其中认真分析的少，想当然的多，似乎只要结论是私有化，前提马虎一点也没有关系。

这种时髦，与《事件》中的产权概念混乱不无关系，所以就这篇文章来澄清有关土地产权的几个概念，虽说是不得已，但也十分必要。

产权最基本的内容是使用权、收益权和交易权，如果连土地产权现状中的这几个内容都没有弄清楚，“产权界定”就成了一句空话。

此“使用权”不同于彼“使用权”中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是土地承包制，它来自中国农民的一项伟大创造：“家庭承包责任制”。

没有人不认为它是一项伟大的创造，只不过很多人认为，它“伟大”得还不够，所以应该被放弃了，放弃的理由是因为它对产权的界定还不足够。

一般的说法是，土地承包制成功地将土地使用权和土地所有权分离。

在这里，语言和它应该表达的内容之间出现了一点歧义，正是这点歧义，使得土地承包制的产权界定被曲解了，所以有这样的问题：“那些推动土地使用权‘到户’的力量，为什么不同样可以推动土地的收益权和处置权‘到户’呢？” [[6]]也就是说，土地承包制的现状，使农民有了“土地使用权”，但没有“土地收益权”。

这就是语言歧义的后果了，土地承包制中的“土地使用权”概念，与产权经济学中的“使用权”并不是一回事，“土地使用权”并不仅仅包含土地的“使用权”，而且还包含土地的“收益权”。

土地不是小孩的玩具，不能得到收益，“使用权”是没人要的[[7]]。

在挣工分的时代，正是因为“收益权”的界定含糊，所以农民就悄悄地放弃“使用权”，出工不出力，留着力气去“使用”自留地；而农民要求承包土地的动机，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明确获得土地的收益权，土地承包合约的核心内容是“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规定的正是土地收益的所属。

土地承包合约是关于“收益权”的契约，这块土地的收益权归张三了，不用任何人操心，张三一家自己会去“使用”这块土地；如果将土地“使用权”给了张三，却不让他收获，那是强迫劳役。

所以，一纸承包契约，土地的收益权明明白白地“到户”了，正是由于“收益权”的到户，于是激发了农民“使用”土地的积极性。

土地上的收成，不仅仅是劳动的收益，而且包括了土地的产权收益。

自从土地改革之后，土地的地租收益就归农民所有了，而土地承包制以后，地租又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个人手中，农民不仅可以获得全部的劳动所得，而且也获得了土地的产权所得。

市场中的农民，没有土地也可以获得劳动所得，称为佃农[[8]]。

既然佃农也可以获得劳动所得，劳动所得就可以独立于土地而存在，所以，与土地私有制相比，土地承包法所规定到户的恰恰是土地的产权所得。

由于人民公社制度模糊了农民的劳动所得，脱胎于人民公社制度的土地承包制自然被认为是界定了劳动所得，这是对的，但不完全，我们不能单方面强调劳动所得的界定而忽略它对产权所得的界定。

在土地的产权讨论中，地租的分配是不可忽略的核心内容。

由于获得收益权是土地承包的动机，所以，当土地承包实现的时候，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就同时明确地到户了。

交易权略有不同，农民在开始承包的时候并没有要求交易土地，当在农民的示范和推动下，立法者出台了有关的临时法律（政策、办法、规定等等），明确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界定给了农民个人，结果农民发现，根据这些临时法律，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不仅仅是使用权和收益权，他们还可以将土地租给邻居二哥耕种[[9]]，产权交易开始出现。

这显然超出了农民当初的要求，似乎也不是出于立法者刻意地设计，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交易可以发生。

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如果将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清晰地界定给农民个人，同时又没有明文禁止交易，不用任何人操心，交易自己就会发生[[10]]。

产权理论还可以倒过来说：如果有交易发生，产权就界定清楚了[11]。

没有界定清楚的产权，是不可能交易的，没有人可以出让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土地承包实施十几年以后，《土地承包法》明文规定，农民的土地产权包括使用权，收益权和交易权。

土地承包制，土地产权的三大基本权利齐了，一个也不少。

可见，土地承包语境中的“土地使用权”的内容远远超出产权语境中的“使用权”，一不小心弄混了，就容易出错。

此流转权就是彼交易权土地承包法明文保护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产权流转既然的有偿的，就是产权交易。

土地承包法禁止买卖承包地，于是很多人以为土地承包制所规定的产权中缺失了土地交易权，并以此作为土地私有化的依据。

土地承包制中农民的土地权利中，到底是否包含交易权？有趣的是，《事件》似乎一直在避免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

《事件》中说，粮食限价以及各种垄断经营限制及侵犯了农民的收益权和交易权，但他没有说农民是否有土地交易权；《事件》中又说城市扩大过程中农民的交易权被剥夺，但还是没有说，更多的没有受城市扩大影响的农民是否拥有土地交易权。

“张三家要种已经分给李四家的地吗？那就请付一个代价。

这个代价，对李四而言，当然就是一笔收入。

但是这笔收入，不是来自李四自己的劳动所得，而是来自李四放弃利用自己承包地的权利。

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度，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

这时，“资产”就转为“资本”。

资产（asset）和资本（capital）在中文里只有一字之差，但是经济含义上可要差一大截。

”根据这样的论述，农民是有交易权的，张三要种分给李四家的地，不用人去“请”，李四也会向张三索取租金，而张三也明白，不支付租金，他就无法使用李四的地，这一切，都是当今农村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种产权交易，在《土地承包法》之前就存在并合法了，《土地承包法》只不过在法律条文中明文规定保护农民的这种交易权利。

有的人以为“土地租赁”不算交易，只有“土地买卖”才算交易。

这是对经济学交易概念的误解，《事件》中已经指出了其中的错误所在，[[12]]这里不再重复。

科斯在他篇著名的文章[[13]]里说，无论法官将污染排放的产权判给哪一方，另外一方都可以用货币的方式向对方购买这一权利，而产权让渡方则可以得到一个收入流作为放弃产权的报酬。

他说市场可以通过这种产权的交易达到资源的有效分配。

张三使用李四的土地支付了代价，李四在出租土地的时候获得了一个收入流，这与科斯的产权交易是完全等价的，是一个完整的产权交易过程。

张三和李四明明做成了一单有关产权的生意，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偏偏说他们没有交易权？《事件》的作者其实明白其中的道理，农民确实拥有土地的交易权，所以《事件》从来不明说土地承包制没有交易权。

而只是不止一次地暗示：现行的土地承包制，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不可让渡；农民没有放弃农地自用的“喊价”权是，正因为它永远都不会错，所以说了也没有意义，空话一句而已。

界定产权，界定什么东西的产权？总要有一个对象，离开了具体的对象，无所谓产权。

《事件》其实是不相信土地经营权是已经界定的产权，所以一定要找出这一产权的重大缺陷，开头说农民没有收益权，结果说错了；后来又说农民“应该”有交易权，这句话虽不错，可没有意义，因为土地经营权已经包含了交易权。

还有什么缺陷？《事件》不说了，而说征地制度不对[[17]]。

征地制度确实不对，但征地制度的缺陷和土地承包制的产权界定无关。

征地制度之所以有缺陷，是因为它侵权，侵犯了已经被界定清楚的产权，侵犯了农民被法律赋予的权利。

一切与产权有关的问题，都可以用“进一步界定产权”来解决，这是《事件》的一个发明。

但实际上，要解决与产权有关的问题，一个是界定产权，一个是保护产权，不可以混淆。

任何界定清晰的产权，并不代表不会被侵权。

一旦出现侵权，就要“进一步界定产权”，除了制造混乱以外，对保护产权没有任何好处。

界定产权和保护产权都是由法律来完成，法官一纸判决或国家一纸法令，产权界定即告完成，而要保护产权不受侵犯，却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恰当的法律体系。

理论界普遍承认“知识产权”是界定清楚的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的工作尚且不如人意。

如果连产权理论都不认为“土地经营权”是界定清楚的产权，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又从何说起？农民的土地权利已经界定前面说过，产权界定是一个法律过程，在《土地承包法》所规定的土地承包制中，土地虽然不是私产，但“土地经营权”是私产；农民并不拥有土地，却拥有土地所得。

这其中的奥妙，正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伟大之处，社会主义公有制下，也可以清楚地界定私有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