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担如来家业——雍正与禅宗

荷担如来家业——雍正与禅宗荷担如来家业——雍正与禅宗作者: 不详荷担如来家业——雍正与禅宗编者按：夫自金人入梦，达摩渡江以来，荷担如来家业，行内圣外王之道者，前有戒日（阿育）、太宗（李世民），赤松德贞。

中继之以源朝赖（日本源氏幕府始肇者）兄弟，而接其余响者，实推世宗矣。

当是时，鼎革之憾未熄，逃禅之风日炽，士夫之流，缁素莫辨；丛林之中，阳明混迹。

迨雍正一出，提三尺香板，以人王之身，啸空王之雷音，致使野干避走，香象恭听，余威之所在，高旻寺内宗风不坠，雍和宫里，弥勒巍巍！余每揽故宫遗墨，窃以为有清三代，康乾祖孙，虽仿晋人风致，却堕其昌俗媚，唯铁汉雍正，袭山谷体格而戛戛独运！朱批哉，御选语录哉，皆先贤世出世法之垂范；夺嫡案，整顿吏治案，实乃古德游戏密迹也！有感于斯，特录同安察祖十玄谈之《尘异》助其况味：浊者自浊清者清，我道骊珠到处晶。

万法泯时全体现，三乘分处假安名。

丈夫自有冲天志，莫向如来行处行！箫声寒谨记雍正与禅宗雍正皇帝胤祯（１６７８－１７３５）是清兵入关定鼎中原后的第三代皇帝。

后世围绕其继位、暴死等事件传说甚多，多虚谬不实。

其为政方略遭人物议处亦多，但他在位十三年（１７２２－１７３５），勤于政务，任用贤才，励精图治，在文治武功方面，都不愧一代英主之名。

史称“康乾盛世”，实离不开雍正承前启后的功用。

雍正还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皇帝，曾从涟于著名学者阎若琚、张英、顾八代、徐元梦等人，不仅通晓《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而且诗词，善书画，有相当深厚的汉文化素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喜读内典，深通佛理，尤其对中国佛教代表性宗派禅宗，更是深得法要，别有慧解。

他曾师从高僧，直探心源，亦曾升堂说法，开导辟迷；并以帝王之尊，亲自编选《御选语录》，刊示天下。

其禅论戛戛独造、在在中的，远非泛泛涉猎者所能企及。

历代帝王中，信佛崇佛之“佛心天子”不在少数，但像雍正这样在佛理上卓然成家者实属罕见。

（一）开悟因缘清朝皇室与佛教因缘颇深。

清世祖顺治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与佛教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曾召禅僧憨璞性聪，玉琳通琇、木陈道（一个文字头，一个心字）等到内宫探讨佛法，谈论禅理。

他自称“痴道人”、凡请禅师说戒之类的御札，都自称“弟子某某”，与宗门耆旧相见，不令称臣致拜，从容咨访，握手温颜，情逾师友。

清圣祖康熙在位期间，曾多次巡游江南，几乎每次都参礼佛寺，延见禅僧，赐额题辞。

《宗统编年》一书即受康熙之命而撰。

康熙皇帝尤其尊奉藏传佛教，对嘉华仁波切、班禅、章嘉等活佛多有敕封赏赐。

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更是以国师之尊，出入皇宫，奔走边关，极得康熙宠幸。

章嘉活佛转世系统，是清代四大尖佛转世系统之一，一世章嘉扎巴俄色，青海红崖子沟张家村人，所以由他开始的转世活佛系统称张家活佛，康熙帝时，以“张家”二字不雅，改为章嘉。

二世章嘉曾从五世嘉华仁波切喇嘛学习。

１６９３年被康熙帝封为呼图克图。

康熙帝击败准噶尔部噶尔丹之后，在多伦召集蒙古各族王公会盟，建汇宗寺，封他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主持汇宗寺，掌管内蒙古地区佛教事务。

因章嘉国师经常出入内廷，与诸王子关系亦密切，而与其最投缘的是四王子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皇帝。

据雍正自述，他少年时即喜读内典，年轻时曾雇人代替自己出家，同时与僧侣来往密切，在读书时，将自己喜欢的文章编辑成《悦心集》，里面所面所选多看透世事，任情放达的文章。

如《醒世歌》曰：“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杳杳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

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但早期雍正“惟慕有为佛事，”而对无迹可求的禅宗，因无实际体证，故未能窥其端绪，且每每非之。

在结识章嘉活佛后，雍正与其“时接茶话者十余载，得其善巧方便，因知究竟此如。

”消除了对禅宗的偏见。

因藩邸与柏林寺相距不远，雍正与柏林寺禅僧亦有接触。

康熙十一年（１７１２）春，雍正到柏林寺，遇妙智禅师，相谈甚洽，遂产生随僧众坐禅的想法。

正月二十日，与数十僧一起打七，仅二枝香功夫。

次日晚又随坐，至三枝香时，洞达本来。

主持禅七的是当时名望很高的迦陵性音禅师。

在打七之前，雍正与其问难甚久，但未能起一疑情，所以甚感失望。

而此时迦陵性音踊跃赞叹，谓雍正已彻元微，笼统首肯。

雍正自己当时自以为了歇，而数日后又觉不甚洒脱，又去叩问章嘉国师。

章嘉回答：“若王所见，如针破纸窗，从隙窥天，虽云见天，然天体广大，针隙中之见，可谓偏见乎？佛法无边，当勉进步。

”“针隙窥天”是形象说法，实指初步破参，即参禅者初登解脱之门，悟此七尽之躯，四大和合而成，无有实我。

听了章嘉的开示，雍正复于是年二月十一日随众结七于集云堂。

至十四日，正经行时，忽出一身透汗，命根立断，桶底脱落，自觉与佛祖众生同一鼻孔出气。

乃复问证章嘉。

章嘉云：“王今见处，虽进一步，譬犹出庭院中观天矣。

然天体无尽，究未悉见，法体无量，当更加勇猛精进。

”“庭院观天”指涉过重关。

重关又称前后际断，指悟得山河大地，十方虚空，无非空华幻影。

雍正亦曾垂询迦陵性音，并将章嘉的开示告之性音，岂料大禅师竟然不解其意，讪讪地说：“此不过喇嘛教回途工夫之论，更有何事？”雍正认为章嘉所说真实可信，而对性音之语不以为然。

雍正谛信章嘉之垂示，为直达究竟而精进提撕，至次年（康熙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复堂中静坐，无意中踏末后一关，“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

境智融通，色空无碍，获大自在。

雍正再去叩问章嘉，国师望见即曰：“王得大自在矣。

”雍正心生大欢喜，庆快平生。

在《历代禅师后集后序》中，雍正追述了自己的参究因缘，对已故世的章嘉深怀感念，“章嘉呼图克图国师喇嘛，实为朕证明恩师也。

”（二）圆明语录雍正自称破尘居士、圆明居士，以示寄情尘外，不受俗累之志。

《悦心集》有一篇《布袋和尚哈哈笑》，将世上的英雄圣人，甚至皇帝都讽刺一番。

“我笑那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阎王，与那古往今来的万万岁，你戴著平天冠，衣著衮龙袍，这俗套儿生出什么好意思，你自去想一想，苦也么苦，痴也么痴，著什么来由，干碌碌大家喧喧嚷嚷的无休息。

”文中还有“千载勋名身外影，百岁荣辱镜中花”、“悚问沉浮事，问娱花柳朝”、“漆园非所慕，适志即消遥”等诗句，透露出雍亲王学佛后虚豁旷达的胸襟和气度。

康熙五十一年夏，雍亲王到热河避暑，白天闲来无事，乃将古德公案，一一研究。

这时的雍亲王已是“透过重关”，习禅深有所得的居士了，在看过前人分案后，陡然自信起来。

因为“今见昔人之语，与朕之所言，多不约而暗符，无心而自合。

圆音如是，不禁哑然。

”在窥知古人意旨之浅深、机用之妙密后，雍正随有拈提唱颂若干首。

另有与诸禅侣及护卫待从之问答机缘，皆在茶饭后闲暇之时随感而发。

这些禅话皆被侍从记录下来，编辑成帙，此即《圆明居士语录》。

雍正的禅学见地，皆从实际修证中来，所以雍正最鄙薄“口头禅”、“文字禅”，而重视真实见地，在《语录》中言及见道行道难易时，雍正云：“从来言，见道易，修道难；修道易，守道难；守道易，行道难。

圆明不然此论。

若见假道场，修假道难；修假道易，守假道难；守假道易，行假道难。

若真实言，则行真道易，守真道难；守真道易，修真道难；修真道易，见真道难。

但得真见，修守行皆易于为力。

若见处不真，修守修，不但难之一字，亦断不能成也。

所以云，参须真参，悟须实悟，但得本、何愁末？”雍正所理解的真见是什么？实即空义。

空包括境空、心空。

雍正云：“学人初闻道，空境易，空心难。

究竟则空心易，空境难。

空境而不空心，到处为碍。

空心而不空境，触途成滞。

不见道心空及第？应知心外复有何物而可空？物外复有何心而可空？所以云，我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雍正又云：“天无心覆而普盖，地无心载而普擎，三光无心明而普照，圣人无心用而普应。

圣凡之殊、丝毫之隔，只在有心、无心之别耳。

”有真实见地者，应则天象地法三光，勿起分别心。

如此则终日吃饭，不曾嚼著一粒米，终日著衣，不曾挂著一条丝。

雍正在《语录》中还就参禅的方式方法，根据自己的参悟经验，予以解说。

如关于重关功夫，雍正指出，在初步破参后，虽说大事已明，但脚跟未稳，切忌得少为足，不肯精进。

此时需要的是生疑。

起疑情，总生大奋志，总有向上一路，而涉重关后，则要不疑而入真实。

因此时已悟到万法本空，妄想执著全消，已露智慧德相，所以只管赤条条去即可。

佛常将众生的无明妄想喻为迷头认影，而此时既已消除错认颠倒，识得本真，则头影之说可以不论矣。

又如关于回途工夫，本来透重关后，已证得智慧德相，不必管回途不回途，但随遇而安，于一切处出入自在即得。

如狮子之搏鹿，自在戏乐，透重关者亦得此三昧，回转往复，独步无畏。

如果一年半载后仍觉不洒脱、不妥贴，就说明重关功夫未曾通彻。

此时不妨重起妄情，再下一番功夫。

古人云功不浪施，即便错用心，也只当写作几篇文字，辨理几件事件，无有大碍。

关键是不可执著某一境界，因为著一境界，便是魔境，参禅最紧要的是目下功夫，至于更进一步处，待到功夫到时，自然了彻。

这些言论，皆非亲历者不能言。

在《语录》付梓刊刻之际，他再次表白，非慕作家居士之虚名，亦不敢与古来大善知识比肩，惟念佛祖开此无上法门教化众生之恩，欲使人信知妙性不远，明觉非遥，祖印遥传实有据，而言思绝处非虚说也。

（三）宫廷法会据说，雍正曾从章嘉活佛受“深广教法”作为祈愿即位执政的因缘，并曾赐给章嘉一副珍奇座具，后来果然如愿以尝，登上王位，从此对章嘉活佛更加崇拜信服，无论这是否属实，雍正结交僧侣，忘情禅悦，而不像其他王子那样攀缘结党。

投机钻营，确是他在康熙朝纷乱的皇储之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雍正即位后，虽政务繁忙，仍留意佛法。

大臣沈近思少年孤贫，曾在灵隐寺出家。

雍正以佛理问之。

沈对曰：“臣少年潦倒时，尝逃于此。

幸得通籍，方留心经世事以报国家。

亦如皇上圣明天纵，早悟大乘，然万几为重，臣愿皇上为尧舜，不愿皇上为释迦。

即有所说，安敢妄言，以分圣虑！”雍正本欲觅一知音道友，不意碰了软钉子。

雍正还曾问大学士张廷玉：“廷臣中有通禅悦者否？”张廷玉以张照对。

雍正即召来问：“视朕何人？”对曰：“是佛”，“汝自视何人？”对曰：“干屎橛”。

言下大契，张照比之沈近思，“道行”的确高多了。

据《诏录序稿》称：“逮次年（康熙五十二年）登清凉山回，宗门载籍，绝不流览。

”又云，“登极以来，复十年于兹，除御园焚修文行禅师外，未见一僧，亦未曾齿及佛法一字。

”雍正登极后，的确比较勤政，力图匡正康熙朝末年的颓靡之风，为此创设了军机处和密折制度。

常常一天到晚接见军机大臣，批复密折，真可以说“朝干夕惕”了，但如果说十年未曾言及佛法一字，则未免绝对了。

雍正十一年春至夏，雍正在处理政务之暇，与内廷王公大臣多次探讨禅机、禅理。

雍正共下一百则转语，让众人参对，此即《圆明百问》。

交上“答卷”的共六人，即张廷玉、鄂尔泰、福彭、允禄、圆寿、允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