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_从国家政权建设看吉尔吉斯斯坦政局

中亚问题研究国家政权建设是现代民族国家运用国家权力对其政权进行设计、规划与实践的措施、活动及过程。

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都会面临极其严峻的国家政权建设问题。

许多新建立的政权由于在国家政权建设上存在不足或严重失误，很快被推翻的事例不胜枚举。

因此，国家政权建设问题一直是政治家、政治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自独立建国以来，一直面临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形势，其中国家政权建设形势更加严峻。

独立以来，吉尔吉斯斯坦已经发生了两次通过暴力的非制度化方式导致政权更迭的事件。

2005年的“颜色革命”是以国家议会改制后第一次议员选举舞弊为由从南方发起的，当时反对派领导巴基耶夫成功实现掌权。

这次政变是以相同的“革命方式”进行的，但原“革命”赢家却成为被革命的对象。

这两次国家政权的非正常更替，充分反映了国家政权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政权建设情况前苏联时期，吉尔吉斯斯坦只是一个加盟共和国。

随着苏联的解体，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第一个通过《主权宣言》并获得了独立的民族国家身份，《明斯克协议》生效后其独立民族国家身份逐步得到国际社会所承认。

这样随着独立主权国家身份的确立，吉尔吉斯斯坦便步入了国家政权建设的轨道。

就世界范围来看，吉尔吉斯斯坦作为历史上没有独立民族国家实践而又独立最晚的国家之一，以及它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相对落后的政治发育状态，决定了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建设的艰难性。

（一）国家政治制度构建国家政治制度构建是国家政权建设中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环节，它是形成国家政治制度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决定了国家政权建设的总方向和国家权力运行的原则。

虽然中亚国家在苏联解体后从政治文化层面上对原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否定，然而客观地讲，苏联解体留给吉尔吉斯坦的并不是“政治空壳”，它们的政治制度构建，在独立之前是跟随联盟中央亦步亦趋的政治转轨基础上进行的，而独立之后在各种思潮影响下，吉尔吉斯斯坦领导层又进行了一些变化和革新。

不管是独立前的转轨还是独立后的调整，国家基本政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从国家政权建设看吉尔吉斯斯坦政局丁志刚董洪乐（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00）摘要：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稳定性最为缺乏的国家之一。

它连续两次经历了国家政权的非制度化更迭，反映了其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着严重问题。

虽然独立后为国家政权建设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但政府绩效低下、国家政权制度化缺失、有效性不足、合法性危机重重，国家政权建设任重道远。

关键词：吉尔吉斯斯坦；政变；国家政权建设中图分类号：D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9245（2010）03-0034-07收稿日期：2010-05-18作者简介：丁志刚（1966-），男，甘肃天水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学理论及中亚国际问题研究；董洪乐（1976-），男，山东临沂人，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学理论及中亚国家构建研究。

中亚问题研究丁志刚董洪乐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34治制度构建的核心都是公共权力的“代理者”———国家权力归属与划分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中亚国家的各主体民族均未经历过或完全经历过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原苏联政治体系被破坏后，因为缺乏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有的历史经验，它们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体制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谨慎的尝试和有限的反复。

”[1]这一过程反映在吉尔吉斯斯坦主要表现为立法机构的改组以及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之间的分权争端，并且相对其它中亚国家来说，吉尔吉斯斯坦的这一过程更加复杂。

特别是“国家的新政治机构与苏联时代留下来的机构合在一起，导致在政体形式上的混合状态”[2]。

这也必然要求对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权限进行明确的划分。

由于西方国家“民主”制度的昭示作用，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就确立了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那就是以建立“世俗的民族国家”为目标，形成以分权和制衡为原则的总统制，然而由于原苏联体制的遗留惯性以及新产生的政治精英强烈的执政愿望同时并存，而操作中履行议会作用的原“最高苏维埃”名称的保留和总统制度的实行并存，导致了国家权力组织方式极大的矛盾性。

最后这一矛盾的解决是通过全民公决和修改宪法①，导致最高苏维埃的自动解体和议会重组来维持三权分立式总统制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在国家政治体制构建以后，为强化和推行国家权力，逐步形成了官僚机构设置和政党政治制度等。

具体讲有：总统的选举与权能设置、政府官员任命与职能分配、职业化议会议员的选举、行政长官垂直任命制度的实行和多党制度的确立与实行等等。

这些制度通过国家大法———宪法的制订和适当修订得以确立，从而确立了国家政权的制度化基础。

然而，在中亚地区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因素影响，国家的权力都有着集中于总统的状况。

吉尔吉斯斯坦也不例外，这主要表现为议会与总统的权力不对称，特别是在特殊情况下总统可以对议会进行否决，从而导致中亚独特风格的“总统集权制”。

从实用角度分析，吉尔吉斯斯坦所进行的这些国家制度建设措施在独立初期有利于总统对国家全局的控制与把握，有利于改变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和政令不畅的状况。

（二）促进经济发展，增强国家政权绩效水平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经济的发展是提高国家政权绩效水平的重要途径和保障。

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来发展经济是其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第一，以非国有化和私有化为目标，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理论界一致认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属于“休克疗法”式的，独立后，国家通过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手段进行企业和市场的改制来激发企业动力和市场活力。

通过一段时间的阵痛，国家的经济下滑停止，从1996年开始缓慢回升②。

2008年的GDP增幅为7.5%，当然，在此期间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和两次政权突变也导致了国家经济的严重衰退。

第二，建立了自己的经济体制和独立的经济管理机构[3]。

如建立的财政部、工业部、农业部、对外经贸部等对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指导作用。

特别是发行本国货币，走出了经济独立的重要一步。

在摆脱经济对俄罗斯依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建立和健全经济法律体系。

国家通过一些总统令和法制的形式制定和修订了部分法律法规，为国家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法律基础。

（三）通过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整体凝聚力思想文化建设是国家政权建设中的“软件”构成，它有助于形成国家统一的思想价值体系并提高国家整体凝聚力。

吉尔吉斯斯坦在独立后也致力于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思想文化建设来促进国家统一与稳定。

第一，通过制定宪法，确定了象征国家的国旗、国歌和国徽等符号。

在语言方面，1993年吉尔吉斯斯坦第一部宪法中规定吉尔吉斯语为国语,设立国家国语委员会，对总统候选人也提出了通晓国语的语言要求。

第二，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新形成。

国家独立后，为避免国家意识形态的空虚而导致混乱，吉尔吉斯斯坦开始了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构建。

主要包括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宣传、教育，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现状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和谐的重要性。

前总统阿卡耶夫把“国内各族人民的团结”提到能否使“国家生存和摆脱危机的首要条件”的高度。

他认为“如果没有公民和谐中亚问题研究丁志刚董洪乐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35与民族和睦，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该国提出的一个口号是：“吉尔吉斯斯坦人民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4]。

第三，发掘和利用传统文化资源。

包括撰写吉尔吉斯人历史和吉尔吉斯斯坦历史,大力宣传吉尔吉斯民族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对于民族传统习惯遗风浓厚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鼓励恢复民族传统风俗习惯对于国家的统一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在国家的倡导下，很多民间传统风俗习惯得到重视，每逢苏联时期规定的一些革命节日不再举行纪念活动,而肉孜节、古尔邦节、诺鲁孜节则被规定为非工作的节日。

这都为国家的政权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上的支持。

（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国家是来自于社会而高于社会的政治共同体。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合理界分和良性互动，是国家政权获得合法性而维持自身存在的重要保证。

前苏联时期的吉尔吉斯斯坦是高度的国家与社会同构局面，国家对社会的淹没致使社会领域自治程度极其低下。

独立后，国家也认识到原制度的弊端，开始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主要表现为：在国家对构建公民社会的向往与设想中公民社会开始萌芽；国家对社会领域的适度收缩；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作用发挥等。

巴基耶夫上台后更是强调政府与社会之间政治对话、合作伙伴和社会动议等方面的工作[5]。

二、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国家政权建设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独立之后所面临的最为根本和重要的任务之一，国家政权建设的路径选择和成熟与否，决定了国家权力的运用方式、渗透程度、国家能力状况以及国家政策的输出效率，甚至它能够决定国家政权的稳固和政府的执政命运。

当然影响国家政权建设的制约因素也是多重的：政权根基不稳、政权在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方面存在的失误或问题、没有进行有效的政治整合推进国家政治一体化建设、无法弥合、消除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国外势力的插手。

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可能导致国家政权弱化甚至垮台。

应该说，经过近20年的探索和运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政权建设初步成型，从外在形式和程序上讲，它已经符合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需要的国家政权组织架构。

然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政权建设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这些缺陷的显性化不断引发国家政权危机。

实际上，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政权建设的不足以及内在矛盾性也正是其两次政权非正常更迭的重要原因。

（一）国家政权的有效性缺失，造成国家政权权威的弱化国家政权的有效性是指主权国家的政府能够对其所辖领土范围内的事务进行统治和管理的有效程度，它与“国家效能”、“国家能力”的涵义相近。

西方国家注重于强调国家对暴力、税收土地的垄断或独占[6]。

无论是从历史上的初级国家概念还是现当代的主权国家理念的升华，国家政权的有效性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亨廷顿所言，国家之间最大的政治分野，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有效程度[7]。

它决定了国家效能的高低、国家政府执政能力的强弱，也从深层影响到国家政权对政局的控制能力以及国家政权自身的稳定程度。

吉尔吉斯斯坦在国家独立后虽然确立了基本的国家制度，但国家政权的掌控能力一直没有得到提升，国家政权有效程度低下，并且随着政局的不断恶化，国家权威进一步弱化。

第一，独立初期的激进民主化改革导致意识形态多元化、非政府组织和政党派别的泛滥，而国家又不能实现有效的制约和控制。

中亚五国在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化改革走在了最前列，被西方国家称为中亚的“民主岛”，但是这种对西方国家的模仿表象却为国家政权的反对派提供了滋生并壮大的有利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