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朝朝贡体系的重点和利益分析

明代中朝朝贡体系的重点和利益分析朝贡体系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而这面镜子所映照出的明代中朝亲密宗藩关系下的历史原貌恰恰是明王朝在“怀柔远人”及“厚往薄来”的幌子下，灵活使用朝贡来追求帝国安全性，而建立朝贡体系的重点在于加强军事防御追求安全性的利益考虑；朝鲜王朝“慕华”和“以小事大”的忠诚朝贡背后是为确保政权正统性和保证国家安全而对朝贡体系加以利用的政治需要。

标签：明代朝贡体系朝鲜王朝利益分析一、引言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明代（1368—1644年）与朝鲜王朝（1392—1644年）间的朝贡关系具有特殊意义，无论在政治、文化交流中，还是使行往来的频率和次数上都具有历史上以往时代所不具备的规模和新特征。

史学界通常认为，在中朝两国关系发展史上，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宗藩关系最为典型，是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

两国之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朝鲜定期遣使朝贡，在明代，据不完全统计，朝鲜派往明朝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明朝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

明朝对其贡献的方物，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给予丰厚的回赐。

我们也容易想当然的认为明王朝是为了吸引“万国来朝”，从而树立天朝上国的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而朝鲜王朝是被中华王朝强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所感召以及为了寻求经济利益而自愿朝贡，事实果真如此吗？朝贡体系固然有权威、礼仪、秩序、贸易和军事防御等诸多功能，然而诸功能在朝贡体系肇建、维系中的地位并非等同，各王朝在建立和维系朝贡体系的重点和本质利益需求也存在差异。

潮去岸显，水落石出，只有透过表面看本质才能更深入理解朝贡体系内部和复杂运作和朝贡关系下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演变。

二、明王朝与朝鲜建立朝贡关系的安全性动机分析在明王朝的朝贡体系中，明太祖最先开始关注的是中国东北边疆的朝鲜，并在《皇明祖训》中把它列为十五个“不征之国”之首。

这在传统的学术研究中，常常被认为是明王朝欲与朝鲜建立睦邻友好朝贡关系的最佳例证，也被认为是此后朝鲜王朝对明王朝“事大以诚”的渊源，朝鲜也因此被视为中国的典型模范朝贡国。

但是，殊不知中国与朝鲜所谓的典型朝贡关系也是经历了一个彼此相互认知和互动的复杂建构过程。

明初建国时，朝鲜还处于高丽王朝统治时期（918—1392年），而在元朝统治时期，由于高丽不仅是元朝的属国，而且曾与元朝皇族通婚。

虽然明王朝与高丽王朝的朝贡关系已经初步建立，但此时的高丽王朝似乎并没有想成为明王朝模范朝贡国的愿望。

相反，在其国内亲元势力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采用的是骑墙观望的两边外交政策。

洪武十年（1377年）高丽开始使用北元的“宣光”年号，同时停止使用明朝的“洪武”年号。

在亲元的辛禑王统治时期，高丽与北元的联系却十分频繁，明王朝与高丽关系迅速恶化，以至于从洪武七年九月到洪武十一年（1378年）九月，高丽与明王朝之间都没有任何使臣往来，朝贡关系几乎断绝。

可以说其实高丽与元朝的利益关系早就给明王朝与高丽的朝贡关系埋下了阴影。

不仅如此，高丽王朝对明王朝的安全威胁还体现在它对明王朝东北地区领土的态度上。

在元朝末年，中国国势衰微，无暇东顾，高丽恭愍王趁机曾以武力占据铁岭北部的一些领土，所以此时的高丽王朝仍想割据这些领土。

于是，高丽辛禑王派遣使臣乞求明朝把铁岭以北地区划归高丽，当这一请求遭到拒绝后，高丽禑王及其大臣便厉兵秣马，准备出兵同明朝对抗，并派李成桂前往辽东与明军作战。

可见，高丽王朝对明王朝的安全威胁已经是历史事实，只是因为当时担任高丽右都统使的李成桂认为此举不妥，担心这会招致明王朝的大举进攻。

于是，他在领兵出击明王朝的途中，断然班师回朝，突袭京师，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自立为王，改国号朝鲜。

这样，高丽对明王朝在的政治威胁虽然最终没有得以爆发，但是史实证明这个威胁毕竟曾经笼罩在明王朝的东北边疆。

此外通过对明初建国背景的分析，可以得出，明王朝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会把北元政权及其残余势力作为明帝国的主要政治威胁和军事威胁。

虽然，高丽与北元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围绕岭北边境问题与明王朝有领土主权之争，但是经过元朝末年到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民生凋敝，经济萧条，国内社会亟待稳定。

最重要的是，此时明王朝还面临着北元势力在全国各地的军事威胁，肃清北元政权和统一全国的战争迫使朱元璋根本无力再向周边国家发动新的征伐战争。

因此，明王朝竭力把高丽—朝鲜纳入到明王朝的朝贡体系显然是符合明王朝的政权安全的，这种羁縻怀柔的政策相比于武力征伐政策更符合明王朝的国家利益，所谓“交邻有道，实为保土之方”无疑应从这种角度加以理解和诠释。

故综上分析，明王朝通过与高丽—朝鲜建立朝贡关系是充分考虑了如何利用朝贡关系中的言辞诏谕以及册封手段来拉拢、控制高丽—朝鲜，从而在面临北元政权的主要威胁之下，最大限度的减少来自高丽—朝鲜的威胁，最终达到追求王朝国家安全性的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明王朝建立朝贡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国家安全和政治目的、王朝利益。

对于此时的高丽—朝鲜而言，这些政治因素也远远大于“慕中国之风”的文化因素。

三、朝鲜王朝对朝贡体系的利用和政治需要据滨下武志治近代亚洲经济史的思路来看，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重心在于经济，封贡体系实质上基本就是朝贡贸易体系的代名词，朝贡贸易是朝贡关系得以维系的很重要的基础和基本特征之一。

而费正清同样强调贸易在朝贡中具有重大作用，他认为“在中国和蛮夷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商业性的关系与朝贡密切相关”，在中国与外邦交往过程中，相比于中国统治者的行为动机而言，蛮夷国家更加看重这种经济利益。

从日本的立场来看，也许可以说朝贡体制不过是贸易体制。

可是与中国接壤生存下来的韩国的立场则完全不同，显然需要进行更加慎重的分析。

韩国和中国学界也有许多学者将朝贡体制视为经济贸易。

尽管伴随朝贡而来的私商的贸易活动促进了国内货物的流通，从而刺激了商业的发展和货币的通用，但是如果仅仅从朝贡体制本身来看，却显然是一种收支不均衡的不平等关系，再加上私贸易的各种后市，造成了银两和人参等土特产的大量流出，给国家经济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当金银朝贡品不足时甚至要融化佛像；接待中国敕使一行的支出巨大，导致财政负担沉重；最悲惨的事例是处女和阉人的朝贡。

那么朝鲜王朝甘愿作明王朝的小弟，继续维持经济实利甚微有时甚至屈辱性的朝贡关系的理由是什么呢？本文主张朝鲜维持朝贡体系的核心理由在于其政治需要。

首先是国内政治层面，从高丽到朝鲜王朝的更替，作为新王朝，需要调整与中国、日本、女真、南方的关系，其中的核心当然是与中国（明朝）的关系。

朝鲜王朝的创建者认为明王朝不仅是政治军事强国，同时也是文明先进的国家，坚持亲明的态度，利用朝贡体系可以确保政权的正统性。

以及作为与地域霸权国家之中国的政治联合，通过对朝贡体制的利用以保证国家安全和自主空间。

而这种态度与朝鲜王朝的建国理念有很深的关系，朝鲜王朝的创建者们有这样一种意志，即在朝鲜建设所谓的“东周”，从而建立一个仅次于中原大中华的“小中华”，在当时被认为文明基准之中华文明秩序的关系中试图表现作为文明国家的自尊心，也就是说，朝鲜想通过与中国的同质化而凸显其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差距，从而提高朝鲜在东亚文明共同体内的地位。

朝鲜的为政者们认为作为事大表现的朝贡是理所当然的，所谓“小国侍奉大国应当保持朝聘和贡献的礼仪”“ 朝贡是臣下应当做的事”，甚至他们认为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所谓文明的国家才能对中国例行朝贡。

壬辰倭乱时，明朝想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却遭到朝鲜君臣的激烈反对，理由是日本是悖倫国。

德川幕府初期，日本希望通过朝鲜或者琉球与中国重新建立朝贡关系，最终遭到中国拒绝，朝鲜愈加认为朝贡是文明国家间的交往方式。

此外将朝贡关系作为保全政权的手段加以利用的代表事例，就是壬辰倭乱以后的“再造之恩”的意识形态。

本文由于篇幅原因就不展开描述。

在中朝朝贡关系缔结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朝鲜不是因为明王朝的强制被迫参与到朝贡体系之中，而是为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主动而积极地运用了朝贡关系。

而且，其国家利益的核心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利益，即朝鲜要通过与中国的同质化，形成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差距，提高自身在东亚文明共同体内的地位；希望通过与“强大国”明朝政治联合，确保国家安全；借着“天子”的权威，获得政权的正统性，提高支配效率。

四、结语至此，我们很容易发现学界从前以“字小”、“事大”、“怀柔远人”、“最亲密的朝贡国家”等来概括中朝的宗藩关系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那只代表了明王朝统治者的一种理想和愿望。

揆诸先秦时期的历史，属国对上国“奉正朔，求册封，定名分” 尚且难以真正实现并长期维系，更不用说单纯依靠威望、信义和道德来维系的字小事大了。

广而言之，历代中原王朝朝贡体系的构建亦皆与其维护国家利益、加强国土安全防御的初衷唇齿相关、两面一体。

我们应该看到，明王朝建立的朝贡体系不仅是历史的表象和外衣，更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

在朝贡体系这面镜子之下，所映照出来的历史原貌恰恰是明王朝灵活使用朝贡来逐渐追求王朝国家的帝国安全性，而朝贡体系建立的根本行为动机就是王朝国家追求安全性的利益考虑。

另外，文化、贸易离不开政治，而政治也是一种游戏。

这种游戏有必须遵循的规则和明确的目的，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

所以只有把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还原到各个王朝国家追求其具体王朝利益的现实中去，才能真正的洞察传统中国建立朝贡体系的根本行为动机，只有解构了朝贡体系下各王朝的的动机，才能更透彻地理解历代中原王朝封贡体系内部的复杂运作与演变，更清晰地描绘出华夷关系分合聚散的历史经纬，并从根本上分析和把握朝贡体系在古代东亚世界秩序长期性和稳定性运转的历史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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