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中后期的宗藩问题与宗藩改革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宗藩问题与宗藩改革雷炳炎;林晓玲【摘要】宗藩问题根源于宗室分封制度,明中期以后,由于宗藩特权无法破除,加上政治藩篱的设置,朝廷对宗室给养的全面包办,迅速引发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嘉靖以后,在朝臣的吁请下,明廷虽不乏改革之举,但其着眼点并不涉及宗藩根本弊窦,仅限于解决当时财政难关,因而很多问题也伴随明王朝走向崩溃.【期刊名称】《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1(012)003【总页数】4页(P55-58)【关键词】明中后期;宗藩问题;宗禄;宗室犯罪;特权;宗藩改革【作者】雷炳炎;林晓玲【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105;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湘潭41110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248明代宗藩问题是针对朱元璋推行分封制度以后宗室特权和宗藩本身发展引发的明朝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言的。

明代宗藩问题始终是有明历代统治者和朝臣关注的问题，并非明代中后期所特有。

宗藩问题在各个时期呈现各自不同的特点。

宗藩问题出现于明初，但明初和后来的宗藩问题是截然不同的，明初的核心问题是宗藩权力过重，尤其是诸王掌控军权、节制武将，造成了尾大不掉的政治格局，皇权与藩权的矛盾直接酿成明朝的政治危机和皇权易位，通过永乐帝及其后来者革除明初宗藩弊害，削夺藩权，明代宗室的兵柄尽释，其政治影响已难以形成对皇权的冲击。

宣德以后，明代帝王出于对宗室的防范，开始限制宗藩的行动自由，正统以后，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明代藩禁政策。

伴随着明代中后期宗室人口与宗禄问题的出现，宗室犯罪的频发，正德以后，明代的宗藩问题主要表现对明代经济、社会的巨大危害，而朝野上下围绕宗藩问题的议论和建言献策大都是针对当时十分突出的藩禁问题、宗室人口与岁禄问题、宗室犯罪等积弊。

明代中后期，朝臣对宗藩的认识，侧重点不尽相同，主要反映为对宗藩重要性的强调，对宗藩问题的揭示和担忧以及对宗藩改革的吁请。

关于宗藩的重要性，隆庆年间，吏科都给事中何起鸣在《条议宗藩至切事宜疏》中指出：“当今国家有二大事所宜及时讲求者，外之边防，内之宗藩是也”［1］卷3，127页。

万历时，王许之在《条议国家事务乞及时经理疏》中，则将宗藩视为国之三大事。

“宗藩其卫也，漕河其计也，虏市其藩也”［2］卷1，298页。

将宗藩视为关乎国计民生的三大事并非王许之所独见，张萱在《西园闻见录·宗藩后》中曾引万历时管志道所论说：“天下有三大忧，而宗藩居一焉”［3］。

万历六年，陈希美在《乞及时修举以裨治安疏》中也认为，国家的治理与否，社会能否实现安定，朝廷的当务之急应行五事，其中包括“宗藩之当恤”［2］卷9，464页。

不过，有明朝臣对宗藩重要性的强调更多的是与宗藩问题所带来的财政困窘、社会危机等忧患问题结合在一起。

嘉靖四十四年，戚元佐在《宗藩七议疏》中就提到：“当今国事之极大者，莫如宗室，天下之大可忧者，亦莫如宗室”［4］卷49，597册，920页。

隆庆四年，礼部衙门在回覆河南巡抚栗永禄等人关于宗藩事宜的奏疏中，也认为：“今天下之事，至重而难处者莫如宗藩，至急而不得不处者亦莫如宗藩”［4］卷49，597册，925页。

隆庆时，户科都给事中魏时亮在《时值匮乏计处时务最要三事，以济艰难、以图久安长治事》疏中，也指出：国家治理“亲亲为先”，“御虏为急”，“仁民为大”，当时天下三大患：“亲亲则藩禄不给矣，御虏则边饷不支矣，仁民则公私告匮矣”［1］卷9，466册，380页，魏时亮将宗藩列于三大患之首，说明他对宗藩弊政的认识相当深刻。

谭希思在《权时宜、崇节俭以裕京储疏》中，也认为：当时内“灾异频示，饥饿洊臻”，十室九空，朝廷之急难在于：“外有日重而必不可已之边计，内有日益而必不肯已之宗藩”［2］卷13，467册，605页。

正德、嘉靖以降，宗藩之弊，莫过于藩禄。

藩禄不给，不仅造成宗室的贫困，而且加剧了宗室犯罪。

因此，明代大臣对宗禄之弊大加揭示，对由此引发的种种问题也忧心忡忡。

戚元佐在《议处宗藩事宜疏》中就指出：“方今宗藩日盛，禄粮不及，人皆忧之”。

这种态势，一旦继续恶化，会给国家招来莫测之祸，戚元佐认为，由于禄粮问题，“有司必不能给，宗藩必不能谋生，国家必不能无事，不出数年，而祸有不可胜言者矣”［5］卷388，4198页，戚元佐议处宗藩事宜疏。

嘉、隆年间，宗藩问题已是迫在眉睫，不改不行了，只要措施得当，犹有补救，宗室之疾虽入肠胃，“然酒醪可得”，倘若不能正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再益数年，而深入骨髓者，则扁鹊将惊而走矣”［5］卷388，4201页，戚元佐议处宗藩事宜疏。

谈到祸起不测，徐学谟有同样的担忧，他认为，宗藩问题不解决，关键是难保宗藩不变生于内，造成社稷的危亡，正如他在奏疏中论及的宗室数千人坐食一城，他们“别无资生之策，使之饥饿于土地，能保其不为变哉?”［5］卷341，3656页，徐学谟题酌议宗藩事宜疏即使眼下不出问题，难保日后不生变故，数十年后，“待其势穷理极，万一生变，至于溃败，而不可收拾，虽欲议之，不亦晚哉?”［5］卷388，3659页，徐学谟题酌议宗藩事宜疏关于贫宗聚居一城，衣食不给的危险，隆庆时，户科都给中魏时亮曾经指出：“今贫宗多处聚居一城，不但民力难供，抑且地方有限，……语曰：‘聚则争，争则乱’，无事既相尚以骄侈之风，有事又相邀为挟制之术”［1］卷9，466册，381页。

事实证明，明代平凉、大同、开封贫宗聚居，这些地方也是宗室为祸甚巨，犯罪众多之处。

由于宗藩问题积重难返，基于对宗藩积弊的深刻认识，明代中后期，有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朝廷改革宗藩弊政。

嘉靖九年，丰林王台瀚奏处宗室四事，其中包括定子女限名爵，旨在通过限爵减禄，革除旧制，减轻朝廷负担，但因其所请事体，关系重大，并未被朝廷采纳［6］卷114，嘉靖九年六月辛巳。

徐学谟、栗永禄、何起鸣、张岳、戚元佐等均条陈宗藩事宜，他们对宗藩政策识见不尽相同，建言献策以期解决宗藩问题的角度各异，但他们要求调整宗藩政策，坚持宗藩改革的主张是一致的。

徐学谟认为，明代宗藩政策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高皇帝时，于二十年间犹不能不为变通之术，以救极重之势”［5］卷341，3657页，徐学谟题酌议宗藩事宜疏。

二百年之后的宗藩问题弊窦丛生，“其当处也亟矣”［5］卷341，3659页，徐学谟题酌议宗藩事宜疏。

而且认为这一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迟解决还不如早解决。

栗永禄认为，至隆庆时，宗藩问题导致“上下公私两受困”，“今日之势有不容不变通者也”［4］卷49，第597册，925页，即使高皇帝、文皇帝“二祖复起，见国家宗室受困如此，其议通变，又岂待于今日哉?”［4］卷49，597册，926页戚元佐更是大声疾呼，要求朝廷采取“拔本塞源之道”，而不是“补偏救弊之法”，对待宗藩问题务必“大破常格以处之”［5］卷388，4198页，戚元佐，议处宗藩事宜疏他甚至表示只要能革除宗藩积弊，全力推动宗藩改革，他不会计较个人安危，不避斧锯加身，“祸福利害，皆所不计，即使用臣之言，而诛臣之身，臣无所悔”。

在他看来，苟利国家，死生不足畏，因为“害及一身为甚小，而利在国家为甚大也”［5］卷388，4201页，戚元佐议处宗藩事宜疏。

明代中后期，在朝臣的吁请下，明王朝对宗藩政策作了适当的调整，嘉靖四十四年，朝廷颁布《宗藩条例》，涉及改革和宗藩政策过去变更的先例，共67条。

万历十年，朝廷又结合当时的宗藩问题，对嘉靖《宗藩条例》作了一些调整和删订，定名为《宗藩要例》。

无论是《条例》还是《要例》，大都是根据嘉靖以来各级官员对宗藩问题的种种反映和建言献策议准的，这些针对宗藩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改革举措，可以归结如下：(一)关于妾媵数量的限制。

主要是通过限制妾媵数量抑制宗室人口的急剧上升。

弘治元年，朝廷曾规定郡王正妃外，妾媵不得过四人，各将军不得过三人，中尉不得过二人［7］卷29，宗人府。

嘉靖三十一年，又在此基础上再作调整：“亲王妾媵许奏选一次，多者止于十人”。

郡王选婚后，二十五岁无子者，经奏准可“选妾二人，以后不拘嫡庶，如生有子，则止于二妾。

至三十岁复无出，方许仍前具奏，选足四妾”。

长子及将军、中尉选婚之后，年三十五岁仍无出，方许仍前具奏，长子、将军娶足三妾，中尉娶足二妾，至于庶人，必年四十以上无子，方许奏选一妾［8］卷57，王国婚姻。

(二)限封爵之议。

嘉靖九年，丰林王台瀚在条陈宗藩四事中就指出，“宗室之中，其弊难究”，“不必定其妾媵有无，止定其子女多少”，并建议“亲王除长子限以五子之外，其余多生者止给冠带荣身，并无爵禄”，令其自谋生计，“郡王以三子为例，将军以下，各随等差”，后经礼部等官会议，认为“亲郡王之子，未可遽议”，“镇、辅、奉国将军而下，凡嫡子俱许请封，无嫡子，方许以一庶子请封，其余止许请名，给以冠带、养赡、婚嫁，至奉国将军止许一子请封，其余止许请名，给以冠带养赡、婚嫁”，但朝廷最终没有允准［4］卷73，598册，243-244页。

戚元佐认为，对于宗禄“生不必限，封则可限”，即使亲王之子也不必尽封，“亲王嫡长子例袭亲王”外，“嫡庶次子许封其四”，实际上是建议亲王之子袭、封限额五位，郡王以下，子孙亦分别依次限额袭、封爵，“郡王嫡长子例袭郡王”，“嫡庶次子许封其二”，其三位将军，“有嫡子许封其二，无嫡子，止许以庶子一人请封”，中尉“不论嫡庶，许封一子”［5］卷388，4201页，戚元佐议处宗藩事宜疏。

限封爵和限妾媵，其出发点都是针对明朝当时的财政困境的，不同的在于，限妾媵是试图通过限制宗室人口增长来减少宗禄开支，限封爵则是通过减少分封数量来减少宗禄开支，虽然“爵出乎封例，禄仰于有司”，但明朝按爵支禄的制度决定着二者是密不可分的，一旦封爵无限，宗禄不支，恩泽不得加于宗藩，势必“不见恩而见怨”［5］卷470，5166页，骆问礼参议宗藩事宜疏。

所以戚元佐所主张的限封爵比丰林王的限人口更有效。

(三)对冒费的议处。

主要是针对擅婚、冒妾、犯罪革爵等宗室的子女实施的撙节禄粮措施。

嘉靖九年，丰林王台瀚建议对犯罪革爵者，“其未革爵前所生子女，止许请名，给与冠带、养赡、婚嫁，不许请封。

其既革爵后所生子女，止许请名，不许请养赡、婚嫁”［6］卷114，嘉靖九年六月辛巳。

嘉靖四十四年，戚元佐上奏时也认为，冒妾、擅婚等宗室子女、革爵子女与庶人例不当封，“然其各子犹有不等口粮，革去尤为便利”，只是这些人既不读书，骄惰游荡，别无本领，一旦革去其口粮，长成后自难生存，终究会告求于朝廷，朝廷也很难做到对这些庶宗弃之不管，若仍给口粮，又牵涉甚众，冒费甚多，因此，戚建议朝廷对各宗各庶“自今以后，所生之子各宜豫为教训，听其从便生理，不必给以口粮，则宗人不致告病，而国家亦可以节无益之费矣”［5］卷388，4204页，戚元佐议处宗藩事宜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