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政治学科的科学性

浅论政治学科的科学性摘要:论证学科的科学性成为政治学发展的前提条件。

与同时代发展较为完善的学科相比,政治学的发展的确具有滞后性,而且政治学知识由于其特殊性也带有主观性、价值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特征。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影响政治学最终能够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科学。

关键词:政治学科科学性就当代中国知识状况而言,没有一门学科像政治学那样,在发展的途程中还要为自己的科学存在进行辩护。

由于政治学长时间被视为伪科学,只是到了20世纪最后20年,才得到恢复和重建。

学科的稚嫩与知识的薄弱,使不少人对其科学性产生了疑问。

再加上人们将“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痛苦的经历与政治学科荒唐地扭在一起,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政治学还怀有偏见,认为它不可能成为科学。

这种状况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政治学的健康发展。

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科学,就必须对政治学的科学性进行论证。

一、思维水准与学科差异种种关于政治学不是科学的论据中有一个共同的方面即都用物理学作为科学的典范来衡量政治学。

在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科学系统中,物理学的确发展得比较成熟,从其客观性、精确性、规范性来说,它完全有资格充当自然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学科。

用自然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来同政治学比较,并以此来衡量政治学的科学性,这应当说是允许的,也是正当的。

问题是,怎样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应当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比较是一种常用的逻辑方法。

任何比较都是为了从异中求同或从同中求异。

对于从同中求异来说,其出发点应当是具有某种相同前提、同等程度或某些相似性的事物、现象、系统。

如果需要比较的两个系统本身就具有客观的差异性,那么在进行具体的比较时,如果不去考虑这种差异性,只是简单地类比,其结论就不可能是可靠的。

这一原则也应当运用到物理学和政治学的比较上来。

从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力学、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比较早就创立起来的一个门类。

以物理学为典型代表的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中的各个门类之间在客观上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异性。

对物理学来说,它所考察的、研究的客体是无意识的。

这种无意识性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门类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

当然,也有人会举出动物学的例子来反驳。

其实,动物,特别是高等动物,虽有感觉、知觉,但都是无意识的。

因为,即使再高等的动物也不可能有理性思维。

正因为自然科学所面对的研究客体不存在自觉的意识,因此,自然科学在获取经验材料时可以进行客观性观察,一块石头、一条小溪、一颗流星,其运动的轨迹,其运行的速度,不会因为有人在记录、在测定而有意地发生变化。

石头的下落、溪水的奔流、流星的飞逝,都是不以任何观察者、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从而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所得出的规律的客观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物理学知识的科学性还同这一学科实验的特点密切相关。

在自然界存在的物理现象是复杂的,比如气体,除有体积、温度、压力的因素外,还有流动的速度、比重等其它方面的物理属性。

但是,物理学家们却在实验室里利用各种装置使气体处于理想状态下,并探求理想气体的温度、体积与压力之间的关系。

再比如,物体的运动都会有摩擦力,但为了求得匀速直线运动中物体的速度、时间、路程三者的函数关系,物理学家可以在实验室中限制某些种因素,创造某些条件,从而得出理想状态下物体的运动规律。

而且,无论是在物理学中还是在化学中,人们为了获得某方面的知识,可以创造相同的条件,反复地做某个实验。

一种特定的实验不仅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做,还可以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做。

在科学上,只有经得起人们依据规定的条件在同一地点或者在不同的地点进行同一种实验并且得出相同的结果,这样获得的规律或定律才能得到科学界的普遍承认。

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这些特性显然不是政治学也不是其它社会科学所能具备的。

在政治生活中发生关系的、活动着的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

这是政治学同物理学乃至一切自然科学的巨大差别,在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学家们决不可能把人们请进实验室中创造理想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在某个民族中反复地进行完全相同的政治试验。

如果想用物理学上述的研究与实验方法套用政治学的研究上面来,并以政治学不可能使用这类方法为依据得出这一学科不是科学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也是违背科学的。

政治学有无科学性决不能以这种方法或标准来裁定,它应当从另外的角度来衡量。

想否认政治学是科学的人们之所以用物理学的发展水平来要求政治学,其中还包含着另一个思维假设,即在同一时代,各门学科的成熟程度应当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在20世纪,物理学已成熟了,相当精确了,规范了,按理说,与之同处一个时代的政治学也应当如此。

假如不是这样,即政治学并不成熟,并不精确,并不规范,那么,问题就出在政治学按其本性来说是不可能有成为科学上。

这种看法的依据是,在同一时代,科学思维的水平应当是一样的,具有同等思维水平的思想家们无论在哪个领域工作,都能够使这个领域的知识达到同等程度的科学性。

问题是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就人类思维的发展来说,每一时代确有代表这一时代的思维水平,正是因为在不同时代存在着不同水平的思维,人们才能知道人类思维发展的轨迹 ,但是,承认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维水平,并不意味着承认在同时代所有的人都处在同一思维水平上。

尽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某个时代的人类思维”这一用语,它只是就某一时代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们所能达到的思维高度而言的,绝对不是指这一时代所有的人都达到了如此高的思维水平, 也不是指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所有研究者和思想家都毫无例外地在同一个思维层次上进行精神文明的创造。

关于学科发展上的这一差异性,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有一段合情合理的评论。

他认为,也有不少的社会学家存在同样的误解,他们觉得既然社会学家与物理学家同处在20世纪,而同一时代的文化应当有相同的成熟程度。

因此社会学也应当达到像物理学那样的成熟与完善了。

默顿嘲笑了社会学界这种麻木自满的情绪。

他说:“虽然物理学与社会学同处于20世纪中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凭借一门学科的成熟来推断另一学科。

毫无疑问,当今社会学家生活的时代是物理学相对而言已达到理论上高度概括、实验上极大精确、研究手段多样化、技术副产品十分丰富的时代,因而,许多社会学家把物理学的成熟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他们欲与大哥相提并论,同享殊荣。

而当他们明显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大哥那样健壮的体格,又缺乏势不可挡的冲锋,一些社会学家就气馁了。

”〔1〕>默顿认为,在20世纪的物理学和20世纪的社会学之间相差着亿万个小时持续的科学化和积累性研究。

现在社会学或许还不到爱因斯坦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普勒,更不用说还得有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尔和普朗克。

如果把政治学同物理学比较一下,我想, 其间的差距可能还要大一些。

二、科学性与主观性反对政治学能够成为科学的人所提出的上述种种论据应当说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

如果将这些论据简单地抛弃在一边,认为那些统统是“荒谬”的话,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也是一种非科学的态度。

对于一个严肃的和科学的政治学理论研究者来说,他必须接受这种挑战,必须对每一个论据作出切合实际的、客观的评价。

在政治生活中,政治行为主体,无论是政治角色还是政治组织或集团,其“意志自由”的表现主要是能够对行为的目的、方式进行选择。

这种选择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但仔细地研究一下行为主体选择的过程,人们就会发现,行为主体头脑中的目的并不是主观自生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这一主体所处的现实环境,条件同他的需要之间相互作用或相互映照的结果,即就是说,政治行为主体的行动目的决不是任意的、随心所欲的,它是行为主体的客观需要同行为主体所能遇到的实际条件相对照的产物。

因此,目的就不是随意的、纯主观的,而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正是在具有客观性的目的作用下,政治行为主体的活动方式、活动途径才是一定的。

方式、手段、途径总是服从于一定的目的的。

因此,人的“自由意志”并不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自由得无法捉摸。

其意志的作用也不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纷繁复杂得无从认识。

从正常的理性思维出发,我们不得不承认意志自由完全是有边界的。

这种边界就是现实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行为者完全由客观条件所规定的需要。

在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那里,政治行为的自由选择决不像政治角色那样充满表面的偶然性。

在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对行为的目的、方式进行选择时,起作用的是由政治组织或政治集团内的各个成员个别的目的和由目的所决定的个别的行为方式在相互作用中所形成的带有合力性质的因素。

对于个别行为主体的活动来说,它们仅仅是这一系统中的一个个分力,这些分力是严格地按照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而构成对整个系统的作用的。

合力对于分力来说具有一种不受其影响的客观必然性。

这种“力的平行四边形法则”不仅适用于对某个政治集团行为目的和行为方式的分析,而且它也完全适用于对处于更大范围内乃至整个社会系统中的政治行为的分析。

在全社会范围内,每个政治角色、每个政治集团,其行为的目的和方式,无论从某个局部看来是多么重要,但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它只不过是一个个“分力”,它们最终都要被综合到总的“合力”之中去。

这种合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是完全客观的。

由此可见,人的自由意志决不妨碍人们对政治生活作出客观的研究,也决不妨碍政治学能够成为科学。

由于政治行为主体有选择行为的目的、方式的自由,而不同的选择又会出现不同的过程和结果。

正是这一点使得政治生活变得复杂起来。

但是借口这种复杂性而不愿去作过细的、持久的研究工作,轻易地得出政治学难以成为科学的结论,这是不对的。

说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简单,另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复杂,这其实只有相对的意义。

不少人举出物理学,认为物理运动所出现的参量很少。

物理学正因为具有了这种对象上的简单性,才成为科学的。

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说服力的。

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物理现象远比牛顿用三条定律所概括出来的物理学体系复杂得多。

可能其复杂程度丝毫也不比政治现象逊色。

只不过物理现象复杂、多样和多变的属性已被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通过严格控制条件的方法给大大简化了。

他们实际处理的是“理想气体”、“理想固体”、“理想液体”,他们只对这些处于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理想条件下的现象进行研究,努力从少数的参量中找出相互关系和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来。

这种研究方法,政治学家也完全可以撇开种种非基本的限制因素,只对影响政治行为的一些基本参量加以研究,从中找出内在的和稳定的。

也许有人会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疑义,认为只考虑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主要的东西,会造成片面性。

这种疑义从表现上看似乎有道理,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应当力求全面,最好能将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考虑进去。

但是,这种想法在实际的研究中是行不通的。

人们最多能做到的只是尽可能地去把握政治现象中的最为基本的部分,而不可能去研究政治生活中的所有细节、环节和处在次要地位上的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