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近年来出土的古代钱币
吐鲁番近年来出土的古代钱币李肖张永兵丁兰兰摘要：吐鲁番地区文物局近年来在对交河沟西、巴达木、木纳尔、阿斯塔纳等墓地进行发掘清理的过程中，出土了一批古代钱币。
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可以得知，这批墓葬处于公元6-7世纪，具体地说是从麴氏高昌王国到唐西州时期。
这批钱币的出土为研究吐鲁番地区的古代文化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为丝绸之路古国钱币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
由此，仅就金、银币、铜钱等古币的出土情况及相关问题作一阐述。
关键词：吐鲁番出土古代钱币吐鲁番地区文物局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对被盗、水毁坍塌等遭到破坏的墓葬及时抢救性清理，出土了一些珍贵文物，并在交河沟西、巴达木、木纳尔、阿斯塔那等墓地的清理过程中，出土了一批古钱币。
这批古钱币共计38枚，其中金币18枚，银币13枚，铜钱7枚。
这批钱币的出土为研究该地区的古代文化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为丝绸之路古国钱币增添了新的内容。
现将这批古钱币的出土情况作一介绍，并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尤其是钱币爱好者重视。
一、出土概况（一）交河沟西墓地交河沟西墓地即雅尔湖四号台地，位于交河故城西南。
2004年和2005年，吐鲁番文物局对交河沟西因风蚀、盗扰等因素而裸露的墓葬进行了二次抢救性清理。
共清理墓葬36座，其中出土钱币的墓葬有6座，均为斜坡墓道土洞室墓（图版一）。
其中05TYGXM11 、05TYGXM20墓葬各出土金币一枚。
05TYGXM11位于康氏家族茔院西部。
在墓道发现方砖墓志一方，纪年为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
为夫妇合葬，尸骨均置于尸台上，仰身直肢，头均残破，脚向北，骨架严重腐朽。
男性墓主人名康业相，年龄为82岁，女性不详。
1枚金币（05TYGXM11:6）出土于男性骨架头部，圆形，箔金压制，图案为帝王戴冠头像。
直径1.7厘米，重0.2克（图版二，1）。
05TYGXM20位于康氏家族茔院内。
在墓道北壁侧立方砖墓志一块，纪年为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尸台上有一男一女两具骨架，仰身直肢，腐朽严重，头残失，脚向北。
墓主人名ㄙ，年76岁。
在墓葬尸台南部出土金币一枚（05TYGXM20:11），，残存三分之一，金箔压制，纹饰不清。
直径1.34厘米，重0.15克（图版二，2）。
04TYGXM1、05TYGXM14、05TYGXM29各出土银币一枚。
04TYGXM1位于康氏家族茔院内西南角，南邻茔院围墙，两具人骨架置放于尸台上，保存完好。
为夫妇合葬，男左女右，均为仰身直肢，头南脚北。
在女尸口中出土银币一枚（04TYGXM1:27），呈圆饼形，正面雕人头像，边轮饰星月，正、背面中间均为三周凸弦纹。
背面中间题刻文字，轮饰对称四个星月纹。
直径3.1、厚0.15厘米，重3.52克（图版二，3）。
05TYGXM14位于康氏家族茔院西北部。
两具骨架均位于尸台上，骨架不完整，严重腐朽，脚向北。
尸台南端出土银币1枚（05TYGXM14:1），呈不规则圆形，锈蚀严重，无法辨认，三道凸弦纹依稀可见。
直径4.3、厚0.1厘米，重3.0克（图版二，4）。
05TYGXM29位于康氏家族茔院东南部，骨架腐朽严重，仅残留有骨渣。
在墓室尸台南出土银币1枚（05TYGXM29:1），残，呈圆形，正面铸人头像，边轮饰星月纹，正、背面中间有三周凸弦纹。
背面中间铸有图案，边轮饰星月纹。
直径2.9、厚0.1厘米，重1.6克（图版二，5）。
05TYGXM33出土铜钱一枚。
05TYGXM33位于康氏家族茔院东部。
尸台上仅残存有骨渣。
在墓室南部尸台下出土铜钱一枚（05TYGXM33:1），圆形，铸制，方穿，边轮较厚。
钱面铸“开元通宝”四字，楷书，背素面。
直径2.4、穿径0.65、厚0.2厘米（图版二，6）。
（二）巴达木墓地巴达木墓地位于吐鲁番市二堡乡巴达木村东，南距高昌故城4公里。
2004年10月在此清理墓葬82座。
墓葬分布于南北相邻的三个台地上，根据出土墓志可知，一号台地为“白氏家族墓地”，二号台地为“康氏家族墓地”，三号台地墓志砖遗失，墓主姓氏不明。
其中出土钱币的墓葬共12座，均为斜坡墓道土洞室（图版三）。
其中04TBM103、04TBM106、04TBM234、04TBM235、04TBM237、04TBM238、04TBM252、05TBM301、05TBM304中出土金币，共9枚。
04TBM103位于巴达木1号墓地白氏茔院西北角。
夫妇合葬墓，在墓室扰土中出土金币一枚（04TBM103:1），薄金片捶揲模压制作，图案为罗马帝王戴冠头像，周边压印文字符号。
直径1.8厘米，重0.5克（图版四，1）。
04TBM106位于1号台地白氏家族茔院内。
为夫妇合葬墓。
在男尸口中出土金币一枚（04TBM106:1），圆形薄金片模压印制作，图案为免冠人头像，人头颈部左侧压印“卍”字符号。
径2.15厘米，重0.43克（图版四，2）。
04TBM234位于2号台地康氏家族茔院北部偏东，在道口向北1.1米处西壁侧立“延昌三十七年（公元597年）康将军”墓志砖一方。
骨架陈放墓室底，由于盗扰骨架残缺不全，现状呈仰身直肢，头残佚，骨架残长1.4米。
在墓室填土中发现金币1枚（04TBM234:5），圆形薄金片摸压印制作，图案为罗马帝王戴冠头像，周边压印文字符号。
径1.65厘米，重0.38克（图版四，3）。
04TBM235位于2号台地康氏家族茔院东北角，为一男二女合葬墓，男尸嘴含金币一枚（04TBM235: 1），薄金片捶揲模压制作，图案为罗马帝戴冠头像，周边为压印的字母。
径1.8厘米，重0.67克（图版四，4）。
04TBM237位于2号台地北端东部，为夫妻合葬墓，均平躺在棺床上，呈头西脚东，仰身直肢葬。
男尸口内含有一枚金币（04TBM237:1），残成碎块，呈圆形，币面图案锈蚀不清。
径2.2、厚0.06厘米，重0.75克（图版五，1）。
04TBM238位于台地康氏家族茔院东北角，为一男三女同葬，女性三具骨架均平躺在棺床上。
其中位于棺床上东侧的骨架保存较完整，呈头北脚南，仰身直肢，右眼处出土一枚“高昌吉利”铜钱。
另两具女性骨架位于棺床中部，均无头骨，呈身西脚东。
由于盗扰所至男性骨架被盗墓者托出墓室至墓道内。
在墓室扰土中出土金币一枚（04TBM238:5），薄金片捶揲模压制作，图案为罗马帝戴冠头像。
金币上边钻两小孔。
径1.85厘米，重0.7克（图版六，2）。
04TBM252位于巴达木2号墓地东南，2号墓地康氏家族茔院门道中，在墓室共计发现5具干尸，为1男4女，均头西脚东，仰身直肢。
2号干尸位于1号干尸近北侧，与1号干尸同置于一张苇席上，仰身，手脚残佚，头略偏向南，头戴对马珠纹黄绢覆面，覆面下带铜眼罩，衣服残朽，下身女性特征明显，尸长1.42米，脸盖覆面，口含金币一枚（04TBM252:22）（图版六，1）, 仿拜占庭金币，薄金片捶揲模压制作，呈不规则圆形，图案模糊不清，直径1.7厘米，重0.4克（图版四，6）。
05TBM301位于3号台地中部。
为夫妇合葬墓，初步鉴定男性年龄约65岁左右，女性约60岁。
在男尸头部出土金币一枚（05TBM301:1），薄金片捶揲模压制作，呈椭圆形，图案模糊不清，顶端镂穿系孔。
直径1.4-1.6厘米，1克（图版四，7）。
女性骨架胸部出土银币一枚（05TBM301:4），呈不规则圆形，残损严重，纹饰不清。
直径2.2厘米，重1.3克（图版五，5）。
在女性骨架肩部正南出土铜钱一枚（05TBM301:5），铸制，圆形，方穿，边轮较窄，上下左右对铸“常平五铢”篆体。
北齐文宣帝天宝四年（553）始铸，天宝四年即麴氏高昌国和平3年，其“平”字上横与穿下缘平行互错，看上去似一横郭，此法为近代篆刻家据以入印。
直径2.4、穿径0.9厘米（图版六，5）。
05TBM304位于3号台地中部。
为夫妇合葬墓，尸骨保存较差。
在墓室填土中出土金币一枚（05TBM304:5），呈不规则圆形，薄金片捶揲模压制作，有两个人工穿孔。
正面图案为戴冠人头像，周围有一周文字符号，模糊不清。
直径1.8、厚0.016厘米，重0.4克（图版四，8）。
04TBM216、04TBM225、04TBM244、05TBM301、05TBM303出土银币，04TBM216位于2号台地西部，为夫妇妻妾合葬。
经初步鉴定，男尸在50岁左右，女尸分别在35和40岁左右。
在尸床上的女尸头部出土银币一枚（04TBM216:6），呈不规则圆形，捶揲模压，正面为人头像，背面图案模糊不清。
径3厘米，重2.15克（图版五，2）。
04TBM225位于巴达木2号墓地西南。
为夫妇合葬墓，在墓室尸台中部出土银币一枚（04TBM225:9），仿波斯银币，呈圆形，捶揲模压，图案锈蚀不清。
径2.7、厚0.09厘米，重1.9克（图版五，3）。
04TBM244于2号台地西南为夫妻妾三人合葬墓，男尸口含银币一枚（04TB M244:1），呈不规则圆形，捶揲模压，正背图案为人头像，背面图案模糊不清。
径2.7、厚0.1厘米，重2.95克（图版五，4）。
05BM301出土银币，见前所述。
另外在04TBM238、05TBM301、05TBM302出土有铜钱，共4枚。
04TBM238出土“高昌吉利”一枚（04TBM238:3），铸制，圆形，方穿，边轮较厚。
钱面顺时针铸“高昌吉利”四字，方笔楷书。
背素面。
径2.6、厚0. 3、穿径0.7×0.6厘米（图版六，2）。
05TBM301出土“常平五铢”一枚，详见前述。
05TBM302位于3号台地中部，为夫妇合葬墓，男尸年龄约65岁。
女尸年龄约60岁。
女尸腰部左侧出土铜钱两枚，05TBM302:4，铸制，圆形，方穿，边轮稍宽，左右对铸“五铢”，字体较瘦，钱肉较薄。
“五”字交股直笔，上下横笔连郭，“铢”字金子旁为“歪头金”，面穿右侧多一竖画，为“大统五铢”，始铸于西魏孝文帝大统六年（540年）。
直径2.35、穿径0.9厘米（图版六，3、4）。
05TBM303位于3号台地墓地中部第一排北部，南邻M303。
由于盗扰，人骨架乱堆墓室后部，头骨破碎，位于墓室北部，以其头骨判断为男性，年龄约35岁。
出土的银币散乱于墓室西北角（05TBM303:8），为萨珊银币，呈不规则圆形，正面为布伦女王（630－631年）侧面胸像；背面中心为拜火教祭台，台两侧各站一祭司，正背外沿均有4个新月抱星纹。
直径3.1厘米，重3.2克（图版五，6）。
（三）木纳尔墓地木纳尔墓地位于吐鲁番市区东侧，2004－2005年共清理墓葬42座。
根据出土墓志，1号台地为宋氏家族茔院。
2号台地发现两座茔院墓地和一处排列有序的无茔院墓葬，其中1号茔院为张氏家族茔院，其余墓主姓氏不详。
3号台地墓主姓氏不详。
其中出土钱币的墓葬有8座，均为斜坡墓道土洞室（图版七）。
遗存与见证-河西历史上的货币流通
Gansu Finance／甘肃金融/不同的民族和政权在政治和军事上是对抗的，但是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上却是相互依靠、彼此依存的。
◎李志鹏／文遗存与见证——河西历史上的货币流通缘起河西走廊地处甘肃省西部，东起乌鞘岭，西接新疆，南依祁连山，北连内蒙古阿拉善高原，总面积27.6万平方公里，是一个东西长1000多公里，南北宽40～100公里的狭长地带。
又因为其地处黄河以西，夹在祁连山与北山走廊之间，犹如一条长廊，故称河西走廊。
⑴河西走廊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从境内皇娘娘台、火烧沟、三角城、柳湖墩遗址、骟马城等地发现的史前文化遗迹，可以得知早在先秦时期，河西走廊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并且从事着以玉璧、石璧、贝壳、绿松石等早期货币为主的原始的经济生活。
汉武帝时期，为了“隔绝羌匈”和保护中西方贸易的畅通，西汉王朝设立了“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并且移民实边、修筑长城、设立烽燧亭障，此举不仅巩固了对于边疆的统治，而且为丝绸之路的畅通奠定了基础，由此拉开了河西开发的序幕。
其实早在西汉张骞“凿空”以前，活跃在甘肃境内的月氏、乌孙及北方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因为其游牧经济的特点，已经在河西走廊沿线游牧迁徙，并且踏出了一条贯通亚欧大陆的草原通道，充当了早期丝绸之路贩运买卖的主角，他们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了经营西域和东西方贸易的主宰者。
⑵随着中西方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和丝路贸易的发展，河西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由此凸显。
河西是中原王朝的经略要地，对外交流的桥梁与咽喉孔道，中西方文明交流碰撞的前沿，此外，河西还是古代游牧民族迁徙融和的舞台。
因此，河西走廊对于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主要是以丝绸、宝石、香料、玻璃、金银器皿、毛织品等各国土特产品为主，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贸易。
自上世纪初，我国的新疆、甘肃、青海、陕西、河南、河北、广东等省陆续出土和发现了许多波斯银币和拜占庭金币，而中国古代的汉五铢，唐开元等钱币也在中亚一带屡有出土和发现。
中古时期丝绸之路金银货币的流通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中古时期丝绸之路金银货币的流通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裴成国摘要中国古代的货币系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在中古中国的流通就是例证。
总体上来说，考古资料所见拜占庭金币流入中国的时间比萨珊银币的时间要晚两百年，数量也远较萨珊银币少得多。
与萨珊银币在六世纪中叶之后在西域等地广泛流通不同，拜占庭金币则仅在个别时候作为货币流通。
虽然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的仿制品可能大都系粟特地区铸造，但中国发现的两类金属货币仿制品的比例有较大差别，萨珊银币绝大多数都是萨珊波斯铸造的，而拜占庭金币则有相当部分都是仿造的。
拜占庭金币和萨珊银币在中国的流通与唐代金开元通宝的铸造应当有直接关系。
关键词丝绸之路货币拜占庭金币萨珊银币古代中国货币系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尽管自秦汉以降一直到明清货币系统都是以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主，但其他材质的金属货币和实物货币也一直流通。
就金银货币而言，在秦汉时期和明清时期曾分别将黄金和白银作为本位货币的材质。
秦汉之后黄金作为法定货币地位丧失与中国黄金产量的日益减少有直接关系，而并非中国官方排斥贵金属货币。
明清之后因大帆船航路的开辟西方列强将美洲白银运来与中国进行交易，中国的白银出超地位使得白银作为法定货币成为可能。
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岭南地区因白银生产规模大，也以白银作为货币。
以上金银贵金属货币流通时也都是先铸造成特定的形制，与此不同的是，南北朝后期到唐代，西域的金银货币曾经以外国货币的形式直接在西域、河西走廊、长安、洛阳的两京地区流通，这是殊堪注意的现象。
本文试就中古时期外国金银货币在中国的流通问题作一探讨。
一、金银货币的来源及流通关于西域金银货币在河西地区的流通，史籍有明确记载，《隋书·食货志》记载：北周（557-581）*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交易货币研究”（19BZS145）的成果。
“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①，所以早为学界瞩目。
唐玄奘在西行经过凉州时曾为道俗讲经，“散会之日，珍施丰厚，金钱、银钱、口马无数”②，《大唐西域记》记载焉耆、龟兹货币都用“金钱、银钱”，③两处记载都是金钱和银钱并称。
200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200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武周天授三年(692年)户籍稿》:1 堂兄进君年贰拾叁岁1、堂兄进君年贰拾叁岁白丁永昌元年帐后死2、堂兄进逖年拾壹岁小男永昌元年帐后死3、堂姉曹贞年贰拾伍岁丁妇永昌元年帐后死4、右件人籍后身死5、弟伏行年伍岁小男载初元年6、右件人见漏籍白丁：1、原指平民百姓，也指没学问的人。
( 唐刘禹锡《陋室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2、犹白徒。
本无军籍临时征集起来的壮丁。
[2]3、病名。
①出《中藏经》卷三。
五丁之一，发于右鼻下，初如粟米，根赤头白，麻木或痛痒，永昌元年:永昌（322年-323年二月）是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第三个年号，共计2 年。
永昌元年（322年）11月初十，司马睿忧愤病逝于建康宫内殿。
322年（永昌元年）闰十月，晋明帝即位沿用，323年（永昌二年）三月改元太宁元年。
帐后死：计帐为中国官古代府为征发赋役与掌握财政收支而制作的一种核算簿帐。
汉代郡国要向朝廷上计书（也叫计簿﹐见上计）﹐申报当地户口﹑垦田数字等﹐这种制度为后代所沿袭﹐北朝至唐称为计帐。
而唐代一年一造，帐后死即计帐之后亡，用以记录人口变化。
问题与思考1.某年籍”“某年帐”转引张荣强《唐代造籍日期辨正》中铃木俊看法：“某年籍”的某年为造籍年，而某年帐的某年为非造籍年。
池田温则指出,这仅适用于敦煌户籍,至于西州籍即便是在造籍年制作,也不写“某年籍后”,而记为“某年帐后”。
而唐令规定造籍以“丑、辰、未、戌”，铃木俊、玉井是博最初认为,上述规定在唐天授三年(692年)至大足元年(701年)之间成立。
而“永昌元年帐后”、“载初元年（）”的注，永昌元年干支为己丑,为造籍之年;显然,这里的永昌元年“帐后”实际上就是“籍后”。
4.手实、计帐、户籍关系《新唐书·食货志》凡里有手实, 岁终具民之年与地之阔狭, 为乡帐。
乡成于县, 县成于州, 州成于户部。
又有计帐, 具来岁课役以报度支。
朱雷先生认为计帐是基于手实编造，计帐一年一造，户籍三年一造，手实一年一造。
“高昌吉利”钱币考
内容提要：“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hk或ih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意思为“高昌王”。
“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之间交汇、融合的结果。
正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吉利”钱币便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颉利发／吉利(ilik、ihg)／高昌王“高昌吉利”为圆形方孔铜钱，系浇铸而成。
该钱正面为旋读汉文隶书“高昌吉利”四字，背面无文。
钱体大而厚重，文字古朴，肉好郭圆，制作精良。
钱径约25.5毫米，穿约7.5毫米，重约14.3克。
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最早载录，目前所知见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张敬庵所著《泉宝录》。
据道光、咸丰年间张崇懿著《钱志新编》所引《泉宝录》记载：“高昌钱光幕，钱极厚重，乃高昌国所铸，未知出于何代”。
①此后，自乾嘉以来钱谱著录中均断定其为古代高昌国所铸，这一推断钱币学界基本没有疑义。
但关于该钱币的铸造年代，论者各持己见，众说纷纭。
对于钱文中的“吉利”二字，后世学者多从字义上直观地解释为“大吉”、“大利”，即具有祈福、吉祥的意思，认定“高昌吉利”钱币属于“吉语钱”。
客观地讲，这种理解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这种思路在解读“高昌吉利”钱币上，却是陷入了一个误区。
本文拟从考释钱文入手，结合高昌国历史的演进，以及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西域地区的突厥等游牧文化在高昌地区相互交融的背景，就“高昌吉利”钱币铭文的语义、铸造背景、年代及其性质做一考证，并在此基础上试就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谈点看法。
一、“高昌吉利”钱币的发现及研究状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高昌吉利”钱币，已知的约有五十枚左右，其中，除两枚是20世纪70年代初经正式考古发掘所得，其余都是传世品或从民间采集所得。
自清代乾嘉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外钱币学界关于“高昌吉利”钱币的铸行年代，就有如下五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1．北魏说。
银元二十珍之第十五珍——新疆省造光绪银元七钱二分
银元二十珍之第十五珍——新疆省造光绪银元七钱二分新疆省造光绪银元平重七钱二分银币数量极其稀缺，造型精美，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在银元行业占据一席之地，只要是真品，很容易就能拍出几十万的价格。
这样数量稀缺，真伪难辨的银元，在市面上涌现出了一大批伪造品，可以说真品屈指可数，在看到这种银元的时候，首先要看它的成色是否完好，有的都生锈了还拿出了糊弄人，简直是丧心病狂了。
新疆光绪银元是典型的新疆地方历史货币，在中国近代银币中独树一帜。
新疆银币藏品较为丰富，新疆自古以来习用金银币，新疆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冲，随着丝路贸易的发展繁荣，一些外国金银币传入新疆，其中有中亚贵霜王国钱币和拜占庭金币以及波斯萨珊王朝银币。
这些西方邻国的货币不能不对新疆的货币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如13世纪中叶察合台汗国打造的银币。
这是新疆惟一带英文和无维吾尔文的银圆。
币上英文SUNGAREI 实际上是准噶尔的英译，但准噶尔不能代表新疆，准噶尔地区当时也无铸造此币的能力；又新疆计量当时习惯用“湘平”，而此处却用“库平”；主币库平七钱二分(一元)，属圆角制，而辅币四钱、二钱、一钱，属两钱制，二者分属两种计量关系，显然不是出自造币厂的专业人士之手。
此币不知出处，铸期确切年代也无从查考，但此币素来名声大，价值高，昔日曾有孤品之称，如今断断续续发现三四枚。
正面：点圈内“光绪银元”字，上为“新疆省造”，下为“库平重七钱二分”(一元)。
背面：龙上英文是准噶尔的英译，龙下英文为七钱二分，极为少见。
新疆省造光绪元宝公司近期成交记录：清代新疆省造新省光绪宝市---成交价：RMB2,978,000---成交日期：2016-08-07新疆省造光绪宝-------------成交价：RMB2,500,000---成交日期：2016-08-20光绪宝新疆省造-------------成交价：RMB2,220,000---成交日期：2016-06-03清代新疆省造新省光绪宝市---成交价：RMB2,978,000---成交日期：2016-08-07新疆省造饷银伍钱---成交价：RMB2,568,625---成交日期：2016-09-25。
历史趣谈吐鲁番高昌国从北魏延续至唐朝：曾造精美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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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高昌国从北魏延续至唐朝：曾造精美铜钱
导语：道光、咸丰年间，有个别古钱爱好者在自己的收藏笔记、作品中提到一种严格遵循中国传统“孔方兄”式样铸造的铜钱“高昌吉利”，是罕见的品种
道光、咸丰年间，有个别古钱爱好者在自己的收藏笔记、作品中提到一种严格遵循中国传统“孔方兄”式样铸造的铜钱“高昌吉利”，是罕见的品种。
清朝乾隆年间大学者张伯行和清末大多数古钱收藏家认为，这种铜钱是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唐太宗年间、占据新疆东部吐鲁番一带的地方割据政权“高昌国”所铸造的。
但这种铜钱存世数量实在太少，新疆吐鲁番博物馆在介绍材料中说“传世仅两枚”(都在该博物馆内)并不确切，而且这两枚都是上世纪70年代才出土的，张伯行等清代钱币收藏家不可能看见过，事实上今天能够找到线索、传承有序的“高昌吉利”铜钱，大约有50枚左右，除了吐鲁番博物馆藏这两枚，其他几乎都能在晚清收藏家的各种笔记、著述中找到线索。
高昌虽是个地方性政权，许多对历史不感兴趣的朋友甚至都不知道它曾经的存在，但在其200多年历史上却经历过好几个朝代的更迭，最早可上溯到北魏，最晚则可推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君主的姓氏则先后有沮渠氏、阚氏、马氏、麴氏四姓，究竟这种“高昌吉利”是哪个“高昌”所铸造，从清代开始收藏家们就争论不休。
这还不算，到了民国，又有许多名家认为，高昌在当时属于落后地区，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技术条件铸造如此精美的铜币，不仅如此，出土的“高昌吉利”铜钱数量如此稀少，且品相几乎都保存得十分完好，仿佛没有用过一般，这是很不寻常的，因此有人认为，“高昌吉利”四个字未必代表“高昌国”的钱币，而很可能不过是“厌胜钱”常见的吉祥话，
生活常识分享。
高昌吉利
高昌吉利高昌故都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20里。
1973年新疆考古队在阿斯塔那519号张隆悦之妻文姿墓中，出土发现贞观十六年墓志及高昌吉利钱一枚。
说明其铸期上限应在大唐贞观年间（627年至640年）以前。
此钱多出土于吐鲁番及周边地区。
另在1970年陕西西安何家村唐窖中有出土，2005年北京也曾出土一枚小型异版高昌吉利钱。
然高昌吉利钱究竟为何人何时铸币？高昌乃车师前部故地，以其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得名。
汉曾派兵驻守，建壁垒，称高昌壁。
东晋咸和二年（327年）设高昌郡。
南北朝至唐初（460年至640年）高昌王国建都于高昌城。
422年，诅渠无讳率北凉余众（匈奴族）逐高昌太守，遂据其地，次年自立为凉王，为高昌建国之始。
460年柔然灭诅渠氏，推阚伯周为王，立高昌为国号。
公元640年被唐所灭。
高昌国盛时辖境南接河南（罗布泊以南），东连敦煌，西次龟兹（今新疆库车一带），北邻敕勒（天山北麓）。
时境内多汉魏以来屯戍西域的汉人后裔和从甘肃等地迁来的移民，如汉武帝元狩四年，一次从关东向边疆地区移民72.5万人。
因高昌国小，世代臣服于北邻游牧的柔然、高车或突厥等族。
而语言、政令及风俗皆与中原地区相似，甚至其墓室竟有鲁哀公问政于孔子的壁画。
高昌国的经济以农业、商业和畜牧业为主。
用币趋于多样化，既用内地五铢钱，又铸行高昌吉利钱，《北史·西域传》载“高昌赋税则计田输银钱”。
1955年在高昌故城曾出土三批20枚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从一个侧面反映高昌国对外贸易也很发达。
隋以后，高昌国王还亲自来朝与隋炀帝相见，并与华容公主结婚。
至唐初，又到长安城与唐太宗相见，可见高昌国与内地的往来十分密切。
根据高昌国的历史与发展，高昌吉利钱贻为执政立国时间最长的麦氏王朝所铸。
而此钱属于什么性质的铸币呢？钱文“高昌”二字为国号；而“吉利”二字意即吉祥顺利，是为吉语。
此钱堪称华夏万种古币中第一国号加吉语钱。
目前，在泉界对高昌吉利钱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它属花钱类的钱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它是流通货币。
吐鲁番博物馆国家保护文物介绍
吐鲁番博物馆国家保护文物介绍吐鲁番博物馆位于新疆吐鲁番市，是一座集展览、收藏、研究和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吐鲁番博物馆的藏品以吐鲁番地区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为主要内容，其中不乏不少国家级保护文物。
本文将介绍吐鲁番博物馆所藏国家保护文物及其历史、文化背景。
一、国家保护文物概述吐鲁番博物馆拥有大量国家级保护文物，这些文物大多数来源于吐鲁番地区，展现了这一区域在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迁。
其中包括陶器、壁画、文物、书画等各类文物，这些文物不仅在造型、风格上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承载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
二、国家保护文物之一：火焰山壁画火焰山壁画是吐鲁番博物馆的一大特色，是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珍贵遗产。
这些壁画多数出土于吐鲁番地区，内容涵盖了佛教、道教、王宫、宗教场所等多个方面，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特色。
这些壁画的保存完好程度较高，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是研究古代壁画、宗教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三、国家保护文物之二：西王母铜像吐鲁番博物馆还拥有一尊珍贵的西王母铜像，这是一件珍贵的青铜文物，高约四十厘米，整体保存完好。
西王母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位神明，也是道教中的重要神祇。
这尊铜像的出土，为研究中国古代铜像雕塑、宗教信仰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四、国家保护文物之三：玄奘法师塑像玄奘法师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僧，他曾历经千辛万苦前往印度取经，对中印文化交流有着重要影响。
吐鲁番博物馆所藏的玄奘法师塑像，是一件珍贵的石雕艺术品，塑像栩栩如生，气息清澈，充分展现了玄奘法师的形象和形神。
五、国家保护文物之四：沙州遗址文物吐鲁番博物馆还保管着丰富的沙州遗址文物。
沙州遗址位于今天的吐鲁番市北部，是著名的吐鲁番古代都城遗址之一，出土的文物数量众多，种类繁多，有陶器、青铜器、金器、玉器等，这些文物为研究吐鲁番地区的城市、社会、宗教、艺术等多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六、国家保护文物之五：龟形鎏金纹银币吐鲁番博物馆藏有一批龟形鎏金纹银币，这些银币大多出土于吐鲁番地区，形状多样，纹饰精美，为研究古代货币、贸易、工艺制作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西州的货币流通
吐鲁番文书所见唐代西州的货币流通赵贞内容摘要：吐鲁番出土文书表明，唐代吐鲁番（西州）地区主要流行着银钱、铜钱和绢帛三种货币。
银钱的使用早在高昌国时期就非常普遍,尤其是6世纪中叶以后，银钱在吐鲁番社会经济生活中流通广泛，这种“银钱本位”的局面一直持续到8世纪初。
贞观十四年（640）,唐朝平定高昌，设置西州，铜钱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法定货币开始向吐鲁番地区推行和渗透，由此出现了银钱、铜钱混同使用的现象。
8世纪以后，伴随着银钱在流通领域的消失，铜钱在西州的诸多社会经济活动（如征税、买卖、借贷、租佃等）中发挥度量价值的作用。
应当看到，在金属货币（银钱、铜钱）流通的同时，丝织品的大练、绢帛始终都扮演着一般等价物的职能，这与唐朝推行的“钱帛兼行”“钱货兼行”的货币政策密切相关。
因此，对于“丝绸之路”内涵餉理解，绝不能仅限于丝绸是大宗货物的代名词，还应看到丝绸或丝织品具有价值、流通、支付、贮藏的货币职能，其他任何物品都替代不了丝绸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关键词：吐鲁番文书银钱铜钱丝织品货币流通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与交换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从原始的自然经济到初*本文系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纪日序事：中古历日社会文化意义探研”（16BZS058）阶段性成果。
**赵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从事隋唐史和敦煌学研究。
躺◎宗教信仰与民族文化（第十二辑）级的以物易物和互通有无，再到以实物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物品交易，乃至金属货币流行以及由此衍生的商品经济，可谓中国古代经济形态由低到高发展的一般路径。
从交换的媒介来说，不论实物货币还是金属货币，它们作为体现、标识和度量商品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在商品交换与买卖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以丝路贸易大发展的唐代为例，尽管国家的货币政策是以铜钱为本位，但大宗的商品交易往往是通过实物货币如练、绢帛、绫、镰等丝织品来进行，甚至有时粟米斛斗也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充当等价物的职能，在买卖、借贷、雇佣、租佃等活动中发挥度量价值的作用。
千年新疆西州回鹘钱币：外圆内方
千年新疆西州回鹘钱币：外圆内方新疆西州回鹘钱币中国古代钱币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之路，从贝币半两五铢，从通宝到铜元，从交钞到大清宝钞，在这些方孔圆钱中，不仅有篆、隶、真、行、草各类书体的汉字钱文，还有西夏、契丹、八思巴、满、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文字钱文，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变化，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区域之间的经济往来和经贸的发展。
“外圆内方”，自古以来就是很多知名人士追捧的一种为人处事方式。
但我们今天在这里提起它，是因为它形象地描述了本期登场的宝贝——一枚新疆西州回鹘文字方孔铜钱。
直径20.5毫米，孔直径5毫米!11月17日，记者把首府藏友张景新请我家有宝专家鉴定的这枚重2.3克青铜片放在手中，觉得除了浑身布满绿锈、双面有几个文字之外，似乎其他并无什么特别之处。
“别小瞧了它，它可是目前新疆古钱币家族中知名度最高的明星之一。
出生在唐朝时期的它，现在已有1000多岁的年龄了。
”当日，我家有宝俱乐部钱币专家何俊峰说。
何俊峰介绍说，这是一枚新疆西州回鹘钱币(又称高昌回鹘)，又叫回鹘亦都护钱，上面的文字是古老的回鹘文，也就是古老的维吾尔文。
据了解，回鹘是维吾尔族的祖先。
高昌回鹘国9世纪下半叶至10世纪立国于吐鲁番盆地，亦都护(西州回鹘王)铸造了西州回鹘钱币以巩固当时的政权。
因当时西域与中原密切往来并已使用了唐开元七年历，故西州回鹘钱币外形仿唐开元通宝钱形，圆形方孔，使用青铜铸币。
“这是唐朝中央政权和西域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的又一佐证。
”何俊峰介绍说，西州回鹘钱币当时铸造得不多，流传到现在的更少，关于其铸地，多发现于吐鲁番和吉木萨尔地区，但因出自民间而又缺乏考古证明，故尚在研究之中。
根据当前同类藏品的拍卖记录和市场交易行情，何俊峰给出这枚钱币2500元的市场参考价。
据了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铸造和使用货币的国家，货币既是脱离任何商品使用价值的纯交换媒介，又是一定政治主权的物化形态，汉唐时期，中央王朝一方面是凭国力、军事力量对西域进行统治，另一方面还从货币制度方面对西域产生极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