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国四:主权意识、民权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转帖)

大中国四:主权意识、民权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转帖)
大中国四:主权意识、民权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转帖)
在古代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支配下,人们通常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
家庭、家族、国家意识相对比较淡薄。

近代以来,中国遭逢几千年来所
未有的巨变,外患内忧,首先极为强烈地催生了人们的主权意识。

可以说,中国人的近代国家意识正是伴随著国家独立与主权意识的高扬而逐
渐形成的。

如所周知,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遭到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家英国、美国、法国以及俄国的不断侵凌。

十九世纪末,新勃起的德国、日本也咄咄逼人地肆虐于中国。

附从于这六大强国的还有一批西方的中
小国家。

列强凭藉炮舰的威胁,取得了一系列特权。

汪敬虞在《资本、
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中国的特权》一文中,将列强所攫取的特权分成
“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和“没有条约根据的特权”两类。

除去
这些特权外,列强还屠杀中国军民,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帮助清王朝血
腥镇压中国民众运动,在租界及中东铁路附属地内为所欲为。

诚如湖南
巡抚王文韶在一八七四年一份奏摺中所说:“窃惟中国之有外患,历代
皆然,而外洋之为中国患如此其烈,实为亘古所未有。

”事实是在一八
七四年以后其患愈演愈烈,将独立与主权问题极为尖锐地提到中国面前。

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年代,一批先觉者已经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自
立与主权的问题。

王韬已将列强所获取的各种侵及中国主权的特权称作“额外权利”,而要求予以收回。

郑观应已强调必须在确定税率时坚持
独立自主,指出交涉中,“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权一词已相当流行。

陈独秀一九○四年
在《安征俗话报》上发表过《说国家》一文,指出:“凡是一国,总要
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就叫做『主权』,……,外国不能丝毫干预,才
算得是独立的国家。

若是有一样被外国干预,听外国的号令,不得独行
本国的意见,便是别国的属地。

凡是一国失了主权,就是外国不来占据
土地,改换政府,也正是鸡犬不惊,山河易主了。

”这一认识,出自一
位二十五岁青年之口,而且以白话阐述,足以说明主权意识这时已经在
人们国家意识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收回已经丧失的主权、保护主权自立,成了当时爱国者的普遍呼声。

怎样才能维护国家主权?起初,人们寄希望于公理、公法,以为可以
据此向列强力争;很快,人们发现,列强常常肆无忌惮地践踏这些公理、公法。

人们又寄希望于朝廷励精图治,有所作为;但是,不多久,人们
就失望了。

于是,人们转而寄希望于民权。

主权意识的增强,推动了拒俄、抗法、抵制美货、保矿、保路等运动
的高涨;民权意识的增强,促进了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展开。

这些运
动汇合在一起,终于推翻了丧权辱国的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迎来了
“中华民国”的诞生。

“中华民国”的命名及其诞生,在中国近代国家意识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这是周、秦以来第一次将已经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两字迳直用来作为正式的国名。

“中华民国”四字出自中国同盟会“恢复中华,建立民国”誓词。

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人一九○六年所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解释“恢复中华”时强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人之政治,中国人任之。

……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在解释“建立民国”时强调:“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

……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为推翻清朝统治,革命派曾起劲地鼓吹过“驱除鞑虏”,但是,在武昌起义后,鼓吹“反汉”最力的章太炎便致书满族留日学生,说道:“若大军北定宛平,贵政府一时倾覆,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

”孙中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时所发布的宣言书中,第一条就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

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

是曰民族之统一。

”明示“中华民国”是生活在中国广大领土上的所有各族共有的统一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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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浮夸、轻率、粗鲁、庸俗、流气、累赘、牵强、霹锋、诽谤、虚伪。

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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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

61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EASTERN FORUM —JOURNAL OF QINGDAO UNr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6,2020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的兴起与演进侯德形(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山东青岛266071)摘 要:国家主权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它具有对 内最高、对外独立双重属性。

国家主权思想则是指是人们对国家主权的系统化、理论化认识。

国家主权思想最 早是在西欧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产生、发展,并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 殖民扩张,向世界其他地区流布传播。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萌芽,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洋务运动期洋务派的挽利权思想;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的兴民权以维国权思想以及辛亥革命时期新知识界的 人民主权话语体系。

关键词:民族国家;国家主权;主权思想;人民主权中图分类号:K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20)06-0061-12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就狭义而言,主权即制定 或变更法律的权力。

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主权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外来控制的自由(对外主权)”。

它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双重属性。

就对内属性来说,主权基本和统治权同义,它“决定个人对国 家与政府关系的重要问题”;主权的对外属性则主要是由国际法来调整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意味 着国家的自主或独立”①。

而国家主权思想则是指人们对国家主权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和话语体系。

鸦片战争后国家主权思想开始在中国兴起,纵观国家主权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大体经历 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洋务运动时期,国家主权思想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挽利权、树国威,代表人 物是洋务派,主要理论资源和概念工具是西方国际法,尤其是丁趙良所译《万国公法》。

第二讲:从王朝天下到民族国家:近代国家观的形成

第二讲:从王朝天下到民族国家:近代国家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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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服理论源自周代和秦汉时期诸如《尚书·酒诰》、 《国语·周语上》、《尚书·禹贡》和《周礼》的几种文献 中。不过,从系统性而言,《国语·周语上》、《尚书·禹 贡》中阐述的“五服”说和《周礼·夏官·职方氏》中的 “九服”说,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畿服理论。
《国语·周语上》中有“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 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这一理论以距离 “王畿”中心的远近(yuǎnjìn)为次第,分为甸、侯、宾、 要、荒五个尊卑贵贱亲疏关系来确定 周边对中心的义务。这种义务以贡期和贡物的不同由内向外 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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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下观:一种人文(rénwén)与政治的构想
作为一种人文构想,“天下观”并不纯粹 是对自然地理的论述。古代中国“天下观” 中包含的“天下”、“哉服”等空间概念, 并非是实体概念,而更多地是一种观念建构, 天下”、“四海”等概念没有准确(zhǔnquè) 的空间范围,更无地理疆界中实际的对应物。 显然,“天下观”不在于表述自然空间的客 观实在,而在于体现由“空间观念”延伸出 来的象征意义。这种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与《周语》相比,《禹贡》把前者“五服”理论中的 “宾服”替换为了“绥服”,每“服”的地理范围也作了具体 的规定。“畿服”理论在《禹贡》中变得进一步复杂化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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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畿服”理论在《周礼》中继续得到发展(fāzhǎn)。《周礼》包含 了许多“职官”篇,其中《周礼·夏官·职方氏》篇提出了“九服”制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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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了“外部空间”的概念,实际上等于抽掉了向外扩 张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秦汉以来的中国,几乎都是采取内向型发展模式的,外 向扩张模式是罕见的。有关“空间”的危机意识在中国历史 上是不存在的,中国人长期以来专注于内部事务。对于用武 力获得“天下”之外空间的意识,在中国历代政权中是不可 想象的。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只有“治边”的观念和政策 (zhèngcè),但没有征服、吞并外国的概念。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探源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探源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探源摘要:国家主权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属性,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它具有对内最高、对外独立双重属性。

国家主权思想那么是指是人们对国家主权的系统化、理论化认识。

国家主权思想最早是在西欧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产生、开展,并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向世界其他地区流布传播。

中国近代国家主权思想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萌芽,在洋务运动期间有了初步开展,戊戌维新时期得到高扬和传播,最终在辛亥革命前10年走向成熟!关键词:民族国家;国家主权;主权意识;主权思想;人民主权国家主权是指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的权力,它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双重属性。

就对内属性来说,主权根本和统治权同义,它“决定个人对国家与政府关系的重要问题”;主权的对外属性那么主要是由国际法来调整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意味着国家的自主或独立”。

而国家主权思想就是指人们对国家主权较为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国家主权作为近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最早是在西欧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而产生的。

一般认为,十六世纪法国学者让·布丹〔JeanBodin〕在其代表作《国家论六卷书》中最早提出了国家主权的国内最高这一属性。

之后荷兰著名法学家格劳秀斯〔HugoGrotiu〕又在其《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又提出国家主权对外独立、平等的思想。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标志着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和近代西欧国际关系体系的创立,同时也意味着国家主权思想正式在欧洲确立自己的地位。

国家主权思想后经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尔和卢梭等人不断开展而走向成熟,成为西方近代国际法的理论根底,并成为近代西方国际关系的基石。

随着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这一思想也开始向世界其他地区流播布传播。

一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封建国家,在东亚建立起了以华夷之辨和宗藩体制为根底的“天朝”秩序。

近代中国民主意识与宪政理论

近代中国民主意识与宪政理论

近代中国民主意识与宪政理论近代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可忽视的是民主意识的兴起和宪政理论的发展。

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自由、权利以及政治参与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了对于民主制度和宪政的需求与探索。

首先,近代中国的民主意识始于对西方现代国家制度的接触和启蒙。

自19世纪以来,中国开始进行对外开放,与西方国家发生了频繁的交流,其中包括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知。

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引发了中国人民的思考。

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大量的知识分子开始呼吁民主与科学,认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和社会的进步。

这使得中国逐渐形成了民主的意识和需求。

其次,近代中国的宪政理论的发展也对中国的民主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宪政是一种法治原则,通过宪法确立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中国的宪政历程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当时的变法派试图通过宪法制度实施君主立宪来改革中国。

虽然这次变法失败了,但是在改革失败后,一些变法派的思想和理论依然存在并发展。

例如康有为等人在随后的岁月中对宪政理论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提出了很多宪政改革的构想。

他们认识到权力制衡、法治和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并试图在中国实现这些理念。

这些宪政理论的发展,为中国日后的民主进程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宪政理论的启发下,中国开始兴起一些争取民主权利和宪政改革的运动。

例如1911年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共和国,尽管其后的政治局势动荡,但毋庸置疑,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民第一次真正尝到了民主制度的甜头。

然而,历史的曲折和变迁使得中国的宪政探索和发展一度停滞不前。

直到20世纪末,中国的民主意识再度被唤醒。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繁荣和信息自由,使得人们对于民主的渴望与日俱增。

1998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宣称中国共产党必须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其中,"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概念引发了中国人民主权利的讨论。

近代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与国家独立

近代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与国家独立

近代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与国家独立近代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与国家独立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历史过程。

19世纪末,中国正面临着来自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的双重挑战。

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不断的内部动荡引起了广大中国人的觉醒,逐渐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运动,并最终推动了中国的国家独立。

面对列强入侵的威胁,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遭受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等一系列的战争失败,这些战争使得中国人民对列强的侵略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中国学者和思想家开始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思想体系是否能够适应这个时代的需求,于是崇尚学习西方文化的“洋务运动”兴起。

同时,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开始涌现出来。

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提倡中国的民族自强和国家独立。

他们认为,中国的衰落要追溯到封建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束缚,主张借鉴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政治制度来实现国家的振兴。

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了近代中国的主流思潮,并对未来的革命运动和国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中,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转折点。

辛亥革命的推翻清朝的统治,宣告了中国封建帝制的终结。

逐渐形成的革命思潮和不断增长的反清情绪为这次革命提供了动力。

辛亥革命的成功激励了更多的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和自由平等的愿望,为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独立的实现不仅依赖于内部的觉醒,还需要综合利用外部力量。

当时,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势头很猛。

不仅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和势力范围逐渐扩大,日本也在中国东北部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为了实现国家独立,中国的民族意识觉醒者不得不寻求外部的帮助和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爱国者密切关注世界格局的演变,寻求各国间的平衡和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觉醒者普遍认识到,只有站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利用外部势力,才能够在强敌面前实现国家独立的目标。

因此,中国早期的爱国运动包括了与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外交斗争,通过与列强谈判和外交手段争取国家利益和自主发展的空间。

论中国的近代国家观念

论中国的近代国家观念

论中国的近代国家观念摘要:在近代动荡、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和国内双重矛盾的影响中,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经历了萌芽的初现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对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推进发展阶段,以及最终的形成确立阶段。

由于它的发展和形成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的,因此带着一定的时代背景特点,其最终的形成和确立,对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过程;时代背景;影响近代的中国,是一个经历巨大考验与变化的国家,在清政府日渐腐朽时部分有识之士则在西方的文明与船坚利炮的冲击下,开始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思想的转变,对王朝与国家的相关概念也开始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并积极向社会传播他们所学到的新思想。

随着人们对西方近代国家文明的认识逐渐加深,旧的传统王朝“天下”观念开始逐渐被打破,国家和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并最终形成和确立了中国的近代化国家观念。

一、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过程从根深蒂固的古代王朝“天下”的国家观念,转换到以“民”为主的近代国家观念,是中国国家观念在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突变,其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一)初现阶段,传统国家观念的打破“天下”的传统国家观念,自封建王朝时代以来就深深根植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国家就是以当朝帝王为中心,以边缘地带为附属国,地大物博,无所不有的天朝大国。

直到自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盲目态度,仍然固步自封的大清王朝被西方列强的船坚利炮进攻的时候,人们才被迫重新开启了对世界的认知。

虽然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打破了人们传统的“天下”的王朝国家观念,使人们看到了西方列强的强大,以及中国之外的世界。

然而,对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这些概念在条约签订时,并没有被清王朝所意识到,仅把条约视为“权衡之计”而无动于衷。

但是,面对列强的种种侵略,当时的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受到冲击了,使得他们开始正视世界,将自己所学习到的西方知识和理念,著书立说,向人们展示真实的世界面貌。

如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给人们介绍了世界地图板块的基本构成,以及各大洲的基本情况,魏源则在《海国图志》中对世界主要国家的地理位置、历史文化、人文风俗等进行了描绘,这些著作的出现为当时的人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所处的世界位置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

中国近代民主思想

•五权分立是什么?与三权分立有何关系?
•考试权、监察权有何作用?
评价:既借鉴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优秀成分, 又注意到了其缺陷弊端,是结合本国国情的积 极探索。
1、资产阶级维新派思想(严、康、梁)的影响
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进行, 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击了封建专制统治。
2、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孙)的影响
梁 启 超
《新民 说》
古代儒家把历史进程划分为依次发展的“据 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康有为将其解 析为 :“《春秋》始于据乱,立君主;中至升平, 为立宪,君民共主;终至太平,为民主。”
——《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所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分 别指什么政治时期?他的这种解析目的何在? 君主专制时代、立宪君主时代、民主共和时代。 为变法寻找理论依据。
指导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两千多年封建君 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
民主共和国,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本课小结:近代中国民主思想的萌生
萌生的表现
最早:早期维新派 发展:维新派—严康梁 (19世纪90年代) 成熟:革命派孙中山 (20世纪初)
萌生的条件
历史遗产 社会现实 经济阶级 思想文化
黄宗羲
顾炎武
王夫之
图片上的三位思想家生活在什么朝代?他们的共同 思想是什么?对后世有何影响?
1、历史遗产:明末清初反对君主专制的启蒙思 想,给后世民主思想以深刻的启迪。
中英《南京条约》内容 (1842年) 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赔款 2100 万 银元 开放广 厦 福 宁 上 关税税率中英协商
以上材料和图片反映了近代中国怎样的社会现实? 2、社会现实:西方列强的侵略导致民族危机 日益严重,迫使有志之士去救亡图存。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概述说明以及解释1.引言1.1 概述概述: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涵盖了近代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演变。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家观念从最初的模糊概念逐渐形成,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推动。

本文旨在对这一发展历程进行深入剖析,探讨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的原因、过程和特点,并对未来的发展做出展望。

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社会变革和历史演进的反映。

近代以来,中国不断面临着内外交困、社会动荡等各种挑战,因此国家观念的兴起和发展成为中国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在西方现代国家观念的介入下,中国社会逐渐意识到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统一的整体的重要性,并开始进行有意识的思考和探索。

近代国家观念的发展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因素的影响。

政治上,中国社会经历了封建社会的衰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探索,这些历史事件都对国家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经济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使国家观念成为理解和适应这一过程的重要工具。

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碰撞和融合,也使得国家观念逐渐具备了独特的特点和内涵。

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特点。

首先,它是一个复杂而多元化的过程,在实践中经历了多次的试验和调整。

其次,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逐步由模糊的概念转变为更加清晰和具体的理论框架。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和实践位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

通过对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及其背后的思想观念和精神追求。

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国国家观念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更有针对性的探索和努力。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详细分析中国近代国家观念的起源、发展和影响因素,并对其特点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我们全面理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近代的民族国家观念

近代的民族国家观念近代民族国家是以民族为族群基础发展起来的政治共同体,是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政治文化单元。

我将近代民族国家,概括总结为:“两个方面,两个特点”。

两个方面是指民族国家包括两个方面:一、民族认同构成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二、新君主制构成民族国家形成的政治保障。

两个特点则指:1、近代民族国家是以身份认同、文化归属、自我排他为主要内容的族群文化;2、是以主权独立、地位平等、博弈竞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

通过“两方面,两特点”的总结,我们可以清晰的了解到近代民族国家这个概念了。

近代民族的国家兴起,对欧洲来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这就需要再引申一下,历史真可谓“一环接一环”,刚才的“两方面”又引出一个历史概念,何为新君主制?这是相对于中世纪“封君封臣制”下君主权力被各个领主削弱,虚弱的君主权力而言的。

新君主制标志着王权的加强,拥有绝对的权力,打击各个封建领主势力,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所以又称为“绝对专制二但是这种“绝对君权”,君主权力又不如东方的君主权力大,东方君主制下,整个国家都成皇帝的私产。

所以东方专制英文称为CleSPotiSm,是个贬义词,而西方的“绝对专制”,英文称为absolutism,不含贬义。

那为何西方的“绝对专制”,西方人不认为是贬义呢?因为上文我已经提到,它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一部分,相对于中世纪分裂的封君封臣制,这种“绝对专制”,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利于形成统一的关税,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市场,因此从短时间内,反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这对当时的欧洲而言,是有积极影响的。

但这里我特意的注明,这只是“短时间而言”。

由此可见,历史是不断变动的,某一种制度,在当时,可能是合理的,而到了后来,就又不合理。

因为到了17世纪,这“绝对专制”,又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了。

大中国四:主权意识、民权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转帖)

大中国四:主权意识、民权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转帖)大中国四:主权意识、民权意识与近代国家意识(转帖)在古代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支配下,人们通常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家庭、家族、国家意识相对比较淡薄。

近代以来,中国遭逢几千年来所未有的巨变,外患内忧,首先极为强烈地催生了人们的主权意识。

可以说,中国人的近代国家意识正是伴随著国家独立与主权意识的高扬而逐渐形成的。

如所周知,中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遭到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法国以及俄国的不断侵凌。

十九世纪末,新勃起的德国、日本也咄咄逼人地肆虐于中国。

附从于这六大强国的还有一批西方的中小国家。

列强凭藉炮舰的威胁,取得了一系列特权。

汪敬虞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在近代中国的特权》一文中,将列强所攫取的特权分成“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和“没有条约根据的特权”两类。

除去这些特权外,列强还屠杀中国军民,割占中国大片领土,帮助清王朝血腥镇压中国民众运动,在租界及中东铁路附属地内为所欲为。

诚如湖南巡抚王文韶在一八七四年一份奏摺中所说:“窃惟中国之有外患,历代皆然,而外洋之为中国患如此其烈,实为亘古所未有。

”事实是在一八七四年以后其患愈演愈烈,将独立与主权问题极为尖锐地提到中国面前。

早在十九世纪六、七○年代,一批先觉者已经明确提出了维护国家自立与主权的问题。

王韬已将列强所获取的各种侵及中国主权的特权称作“额外权利”,而要求予以收回。

郑观应已强调必须在确定税率时坚持独立自主,指出交涉中,“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

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主权一词已相当流行。

陈独秀一九○四年在《安征俗话报》上发表过《说国家》一文,指出:“凡是一国,总要有自己做主的权柄,这就叫做『主权』,……,外国不能丝毫干预,才算得是独立的国家。

若是有一样被外国干预,听外国的号令,不得独行本国的意见,便是别国的属地。

凡是一国失了主权,就是外国不来占据土地,改换政府,也正是鸡犬不惊,山河易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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