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特点
近代史学
近代史学1、 中国近代史学的主要特点第1， 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 入了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夏燮、张穆、何秋涛、姚莹等，都写出了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历史著作。
以历代皇朝治乱盛衰、得失存亡为参照系的经世致用的思想，逐步转向以世界历史为参照系的国家盛衰、民族存亡的经世致用思想。
第二，传统的历史变化观点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使之成为近代改良在历史理论上的根据。
王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都以倡言变法、改良为主旨。
戊戌变法失败后，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进而宣扬社会革命的历史理论，成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
第三，传统史学中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注入了近代进化论思想，使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
康有为的《论语注》、《大同书》等著作以“《公羊》三世说”和近代进化论相结合，为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张目；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以及译述的《天演论》，宣传普遍进化理论，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败”。
梁启超认为，这是“以史学言进化之理”。
康、严都主张“循序而进”，不赞成激变，因而都带有庸俗进化论的局限。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夏曾佑写出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萌生在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和具体表述。
而章太炎倡言革命论，从而突破了康、严庸俗进化论的束缚。
总之，传统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这是中国史学分化的大趋势。
2、 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1、《蒙古游牧记》张穆（1805-1849）《蒙古游牧记》16卷，10年之功撰成前12卷，“末四卷尚未排比”，何秋涛10年之功补辑而成，校阅，咸丰九年（1859）刊刻行世。
内外蒙古自古代迄于道光年间的地理沿革和重大史事。
作者自序：“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纪之。
首叙封爵、功勋，尊宠命也；继陈山川、城堡，志形胜也；终言会盟、贡道，贵朝宗也。
详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也。
简述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点
简述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点神州文化简述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特点姜凯丽天津师范大学摘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它作为我国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其纷繁广阔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特点：连续性与统一性的结合、官方修史发达、政治观念深入人心等。
关键词：古代史特点；官方修史；儒家思想；经世致用中国古代史学作为我国大一统专制王朝的缩影，以其自身的特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一、中国古代史学的连续性与统一性梁启超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
”①从黄帝之史仓颉，到周代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官的设立，乃至后世史官的建置，都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史官多为世袭，且朝廷能以专才任专职，这就保证了史书的质量。
且每遇朝代更替，统治者为达到教化、明道、资治、鉴戒的目的，总能网罗一时学者，不遗余力地修纂史书，使史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其诞生之早、文明程度之高、传承之久为世界其他各国所不及。
史书修纂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历朝无论记史、修史都实行官僚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有关，即受官方修史的影响。
二、官方修史发达以官方对史籍修纂的管理来看，官方修史发迹于东汉时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走向规范化，在隋唐、五代时期，史官制度与修史制度日臻成熟，至清朝尤其是乾隆时期，古代官方史学达到鼎盛。
中国官方史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项内容：制度化的修史机构、官方控制下的史籍编纂、官方史料、史书、官方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以及官方史学的政治作用和学术地位。
②虽然在体裁上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等多种形式，但与体裁的多样性相比，官方修史的政治性色彩更加突出。
三、政治观念浸透史籍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史籍中，内容多涉及巩固政权、教化百姓、政治思想及制度沿革等方面，而对某些社会史的记述，亦是为了表彰贤能、惩恶劝善，最终仍要归结到政治层面。
从其记载的人物来看，主要是帝王将相或能起到教化、劝诫的道德人物。
就像《太史公自序》中记叙的：“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
(课件)论传统史学的经世致用特点
2，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进<资治通鉴>表》说：“鉴前世之兴 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 以懋稽古之盛德，跻（ji）无前之至治”。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 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 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 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为编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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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迁作《史记》： 也存在着“宣汉德”和“颂功臣”的思 想。《太史公自序》说：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 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 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臣下百官力颂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 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 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 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 莫大焉。
3，顾炎武史学： 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日知录》卷 19“文须有益于天下”），“君子之为学，以 明道也，以救世也。”（《与人书》，《亭林 文集》卷4）强调史学的“引古筹今”价值： “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答徐甥公 肃书》，《亭林文集》卷6），“引古筹今， 亦吾儒经世之用”（《与人书》，《亭林文集》 卷4）。史学名著《日知录》的旨趣是“明学 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初刻 日知录自序》，《亭林文集》卷2）；历史地 理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是“感四国之多 虞，耻经生之寡术”而作。
3，朱熹作《资治通鉴纲目》： 朱熹的学生李方子说：《资治通鉴纲目》 是“义正而法严，辞核而旨深，陶铸历史之 偏驳，会归一理之纯粹，振麟经之坠绪，垂 懿范于将来，盖斯文之能事备矣。”（李方 子：《资治通鉴纲目后序》）朱熹本人在其 《资治通鉴纲目序例》中说：“岁周于上而 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 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 《通鉴纲目》的书法精神主要表现为重 视辨正闰、明顺逆、严篡弑之诛和褒奖尊者、 贤者与死节者。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发展苗伟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先秦、秦汉时期，是它的产生阶段；从春秋、战国之际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逐步产生了。
其标志是《春秋》、《左传》和《史记》等书所反映出来的对于史学的认识。
从《春秋》和《左传》来看，它们的作者已经有了明确的史学意识；从《史记》来看，它更是突出地反映了司马迁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
这可以看作是古代史学理论产生阶段的主要特点。
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它的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马、班所奠定的基础上，中国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这时期的史学理论，已不限于提出来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新的探讨，而且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理论。
这是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时期。
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唐初政治家关于史学的言论。
《晋书》卷八二有关史家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史部诸序等，都是反映这个时期史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文献。
尤其是刘知几的《史通》，提出了系统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志着古代史学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里程碑。
第三个阶段，是宋元时期，是它的发展阶段；五代辽宋西夏金元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有了更大的发展。
通史、民族史、当代史、历史文献学等方面，在这时期都取得了许多新成果。
史学批评在相当广泛的范围里进一步展开，史学理论在不少问题的认识上更加深入，在表现形式上亦更加丰富了。
这几个方面表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进入了它的发展阶段。
第四个阶段，是明清（1840年以前）时期，是它的终结阶段。
中国史学发展到明清时期，有两个极明显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二是出现了批判、总结的趋势，同时也萌生着嬗变的迹象。
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不能脱离这两个特点，而后一个特点表现得更突出。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阶段，其特征便是批判、总结和嬗变。
明后期的王世贞、王圻、李贽，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清前期的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崔述、章学诚、阮元、龚自珍等，在史学理论方面，各有不同的成就和贡献。
经世致用(人教社选修“文化经典”)
（3）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 故也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把写 书看得太容易，而急于追求名声的缘故 啊。 （4）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 矣。 读书人应当以器量见识为先，一 旦有了文人的称号，这个人就没有值得称赏 的地方了。
（5）此扬子云所谓“摭我华而不食我实”者也。 这就是扬雄所说的“拾取我的文辞而 不研究我的义理”啊。 （6）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
经世 致用
经世：治理国事。其内涵是“经国 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 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 上”； 致用：付诸实用。其内涵是“学用结合”，强 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 重“形而下”。 “经世致用” 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 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学说。其特点是，反对 空谈，力倡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和“以实为宗” 的良好学风。它以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为着力 点，注重学术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研读《著书之难》
一、默读并感悟 二、思考：1．著书之难，难在哪里？ 2．怎样才能做 到“自成一家”？ 3、举司马温公 和马贵与的例子有何用意？ 三、课后探究 思考：怎样看待网络小说？
内容小结
古人 力而能传 速而不传
难
自成一家
所未及 不可无
对比 今人
研读《文人之多》
思考：1．作者认为唐宋以来文人太多了吗？ 2 ．作者是如何批判那些 “自命为文人者”的？作者心中的文人应 该有什么标准？ 3．引用刘挚、扬子云、黄 鲁直的话是为了说明什么？ 4．最后引用《宋史》中的 记载，表明了什么？
或问：事功气节，果可与著述相提并论 乎？曰：史学所以纪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 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 可能有人说：功绩气节，真的可以和著 述相提并论吗？回答说：史学之所以可以资 治，（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空洞的著述啊。 例如六经，同出自孔子之手，儒家先辈认为 成就没有大过《春秋》的，正是因为它切合 当时的社会现实啊。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1. 引言1.1 作者介绍本文作者是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资深学者，具有多年的历史研究经验和丰富的学术积累。
他曾在国内外多家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多篇关于中国历史的学术论文，深受学术界和读者的好评。
他还曾参与多个历史研究项目，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预测。
1.2 文章背景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中国史学发展至今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
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就是为治国安邦、教化民众服务的学科，在经世致用的指导下，历史学家们致力于研究历史的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为当今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为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提供理论支撑。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意义更加凸显。
中国史学家们不仅注重对历史事实的搜集和整理，更注重历史的启示和借鉴，努力将历史知识运用于解决当下社会问题，为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提供智慧和支持。
在当今中国，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更显重要，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智慧，引领我们走向未来。
本文将从中国史学的特点、经世致用的意义、经世致用在史学研究中的应用、经世致用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探讨，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为中国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些思考和借鉴。
2. 正文2.1 中国史学的特点中国史学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中国史学注重研究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原因，探讨历史的启示和借鉴，以使历史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为社会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中国史学注重综合研究和跨学科交叉。
中国史学不仅仅关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还注重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方法，充分结合考古学、文献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性研究，力求全面深入地了解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
中国史学以其独特的传承发展、联系现实、综合研究等特点，展现出了其在历史研究中的独特魅力和学术价值。
【字数：221】2.2 经世致用的意义经世致用的意义在中国史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世致用的意义在于促进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中国史学经世致用，是指中国史学对社会实践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研究，旨在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和借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历史文献丰富，史学研究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注重历史经验的借鉴中国史学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注重历史经验的借鉴。
古代历史学家在史书中多有总结历史经验的内容，如《史记》中有“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名言，强调通过借鉴历史经验来指导现实的治理；《资治通鉴》也以“以管窥天”为宗旨，将历史经验应用于政治决策之中。
近现代中国史学家也"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力图从古代的成功和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为国家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关注社会现实和问题中国史学特别注重关注社会现实和问题，在研究历史的也重视历史对当代社会的启示作用。
中国古代经学注重“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不断反思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近现代中国史学家也不断关注和探讨社会的发展与问题，努力将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为社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借鉴经验。
三、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与文化传承中国史学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国家建设与文化传承。
古代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司马光等，不仅在历史研究上有卓越成就，还积极参与政治与文化事业，为国家的政治决策与文化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现代中国史学家在国家建设与文化传承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为国家的文化传承和历史教育做出了贡献，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
四、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中国史学在经世致用的过程中，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紧密。
古代历史学家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历史观念，不仅有文献研究的深刻功底，还有实践经验的丰富积累，将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得很好。
近现代中国史学家也不断强调研究与实践的结合，努力将历史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理论观点和治国理政的倡导。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
略论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我国以史为镜而警诫人、教育人、鼓舞人的优良传统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
《诗经·大雅·荡》就曾吟道：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后一句意思讲，殷商王朝的借鉴应当不远，就在夏桀自取灭亡的那个时代。
可是商纣王却并未加以吸取，仍像夏桀一样终以暴、淫而失国。
西周初期的统治者，因此也就一再分析殷商灭亡的原因，在当时的文献《周书》中反复告诫后代要以夏、殷二代为镜，切莫重蹈历史的覆辙。
而这以后中国的史学，可以说主要就是围绕着以史为镜而知兴替、明得失这一目的而起步而发展的。
一、《史记》的史鉴意识及其垂范春秋时期，百川沸腾，礼崩乐坏。
孔子特修《春秋》，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
而汉承秦制，一统天下之后，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的危机却仍潜伏着。
司马迁因此继《春秋》而“述往事，思来者”，试图在《春秋》的基础上进一步惩恶扬善，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
他的《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而详“变”略“渐”，重在叙述社会变革的历史，专于“治乱”二字上下功夫，以为当世以及后世统治者的治国理政提供历史经验。
司马迁在这方面提供的历史经验是很多的，其中有一个显著点颇值得今人寻味，这就是要求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变革的契机和因势利导。
据统计，司马迁所记社会变革的契机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秦始皇时李斯与淳于越的宫廷之争引起的变革和汉武帝时期的变革（推恩令、独尊儒术）等。
司马迁在《史记》里详记变与不变之间的矛盾冲突、变的过程和结局，其中写得最突出的要数商鞅在秦国的变法。
在观念上，商鞅与保守派甘龙、杜挚论辩，从而以关于法古与法今、变常与不变常的问题的争论，拉开了这场悲壮的改革的序幕。
可是，商鞅尚未及充分咀嚼与享受变法成功之果，就被五马分尸，全家无一人幸存。
对此，史迁在痛惜之余分析说，商鞅“天资刻薄人也，且所因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
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与优良传统
二、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与优良传统㈠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主要表现为：历代统治者皆重视史书的编撰，史官建置沿革自成体系，官修史书是传统史籍的主流，私人编撰史籍之风绵延不绝；史学家辈出，史籍体裁多样，史料内容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史学理论先进。
1、历代统治者重视史学总结前代的统治经验教训，以古鉴今，加强文化思想控制，改善、巩固自己的统治，是史籍编撰的主旨。
中国历代统治者重视史学，首先表现在重视史书的编撰，其次表现在重视史学家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这是由于史书的性质所决定的。
史书的基本内容是对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所作的全面记载以及撰史者对之评判、解释、说明，其目的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巩固当时王朝的统治服务。
在我国历史上，从奴隶社会开始，统治者就非常重视史学，朝廷中设立了史官，专掌记载历史，当时史官的地位很高。
进入封建社会，特别是秦汉大一统封建王朝建立之后，由于巩固统治的需要，统治者加强了对文化思想的统治。
销毁或者篡改史书记载，打击与本朝政见不合的撰史者和文人，对史书的编撰权严加控制，其措施即禁止私撰史书，开创并逐步完善官修史书制度。
官修史书制度从东汉朝廷编撰本朝史《东观汉纪》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与私修的并行，至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禁止私撰史书。
唐代政府设立史馆，负责编修前代史和本朝国史，并由重臣或宰相监修，正式确立了史馆修史的制度，政府对史籍编撰工作的控制大为加强，从此官修史书成为我国古代史书的主体。
该制度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史籍数量迅速增加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官修史书的有关内容取舍必须符合统治者的需要，对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价也必须体现统治者的意图，史书的编撰实际就是当时实施统治的重要内容，因此，其思想性受到了很大局限。
特别是有的王朝对撰史者及有关文士的打击镇压，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清代的“文字狱”等及编纂《四库全书》时对不利于请代统治史籍的禁毁，从另一方面证明了统治者对史学严密控制的消极性。
漫谈中国史学传统
漫谈中国史学传统作者：秦锋祥来源：《西江月·中旬》2013年第09期【摘要】在我国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重人事，轻鬼神、会通古今、经世致用、恪守史德等诸多优良的、独特的史学传统，这些传统浸润在中国历史发展潮流中，它们不仅是以往史学家优良的思想、品德、学风和经验的集中表现，也是我国史学内在价值的体现，更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史学；传统；恪守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又独树一帜，其史学尤为中华文明之底蕴。
梁启超就曾说：“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
” [1]中国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重人事，轻鬼神、会通古今、经世致用、恪守史德的特有传统。
一、重人事，轻鬼神历史学家白寿彝认为：“史学史从神开始，人们最早认为神创造了历史。
” [2]但中国早在西周末年，天命神学便渐失人心。
如先秦时期重要的史学典籍《左传》中虽记载了很多关于鬼神之事，但仍反映了叙史过程中重人事轻鬼神的思想，随国大夫季梁与随君论述治国之道：“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
……夫民，神之主也。
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桓公六年》）又有“鬼神非人实亲。
惟德是依……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 [3]儒家创始人孔子，虽常言鬼神，但仍持怀疑态度，《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又言：“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 [4]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要“究天人之际”，他强调的是历史演进中人的因素。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亦言：“夫论成败者，故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行，则其理悖矣。
”（《史通·杂说》）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亦认为：“天道窅冥恍惚，若存若亡”，因而主张“治人而不治天” [5]。
二、會通古今会通古今，也可谓“通变”史观。
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6]的著史宗旨，本质上就是将历史看作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考察从古至今的历史经验教训，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