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宣言书，也是二十世纪中期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里程碑。

《讲话》的诞生，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起着无可置疑的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世界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和革命文艺运动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很早就译传国外。

《讲话》正式公开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时隔两年后的1945年12月，朝鲜咸镜南道就把它翻译成朝鲜文，在朝鲜出版。

朝鲜是外国宣传和学习《讲话》的第一个国家。

一本文艺论著问世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引起国外的重视，这在文艺界是不多见的。

1946年，战后的日本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掀起了文艺革命，他们急切寻求一种适合时局需要的革命文艺理论，于是由“新日本文学会”主编，由千田九一翻译，以《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为书名，出版了《讲话》的日文译本。

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在1945年的世界大战中，日本是个战败国，而且是被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打败的战败国。

但是，日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却能抛弃狭隘的民族观念，把世界革命放在第一位，于本国战败后的第二年，就翻译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这在文艺界也是少有的。

真正的革命理论，对革命人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的传播是风快的，而且是没有国界的。

随后，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美国、英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印度、古巴、巴西等国家，都先后用本国的文字翻译出版了《讲话》。

在印度，除了英文版外，还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各种印度文字的版本。

1952年和1953年，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和翻译，《讲话》便通过各种文字，广传到世界各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光辉著作之一。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一传到国外，就惊醒了千千万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和读者。

他们生活于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属于不同的种族和民族，遍布世界各个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修养。

但是，他们都被《讲话》那简朴的文字、深刻的思想和严密的科学态度紧紧地吸引住了，读后油然产生一种欣喜的敬佩心情，不禁惊呼毛泽东同志对革命文艺思想的见解和重大的贡献。

一位印度作家就十分真切地表达了他对《讲话》的感受，他说：“我是在我的第二十六本著作出版后，才读到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我真希望我能在开始写作以前，就已读到这些关于人民作家的立场、态度和写作范围，关于内容和形式问题生动的具体的意见，在读这篇文章时，我觉得象阅读一位‘朋友，哲学家和导师’向希望成为‘人民的和为人民的’作家和朋友所说的一篇亲密的当面的谈话。

”这段话完全是肺腑之言，是挚诚的赞美的文字，确切地表明了《讲话》在国外深入人心的程度。

其实，积极认真学习《讲话》的不只是文艺工作者，许多知识青年也都渴望阅读。

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一篇题为《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历史》的文章中，就十分明确地决定说：“研究会第一次进行研究的题目，就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从”①一个外国知识青年组织，对《讲话》竟如此倾心，郑重地把它列为学习、研究的头等课题，可见《讲话》在国外影响的广泛。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讲话》的思想影响已经超越了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的范围，在国内固然是如此，在国外也是这样。

它成为国外工人群众的思想武器。

如参加早稻田大学学生“中国文学研究会”学习的D工厂工人铃木君就深有体会地说：“我本来是个封建落后的人，使我获得正确认识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它成了促使我转变的关键。

”②这一工人的话，具体地道出了《讲话》思想的深刻性、革命性和战斗性。

许多国外的评论家都一致认为，毛泽东是代表亿万战斗生活中真正的主人—工农兵说话的。

对这一论点，日本铃木君的感受和体会，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讲话》在国外为什么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话》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

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书记托·赛尔玛鲁在纪念《讲话》的文章《十年以后》中就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渊源于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于中国具体条件的典范”，“是一个具有特别现实意义的丰富的经典著作。

”③这概括地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既坚持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又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既具体地解决了中国文艺界的实际问题，又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竹内好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从内容上说，接触的都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并且它不是纸上的空论，而是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达到相当高度的抽象理论。

”④这就是说，《讲话》是从斗争中总结出来的革命理论，它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最富有生命力和指导意义。

象竹内好一样，许多国外的评论家也都十分称赞《讲话》高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

正因为如此，无数文艺工作者都把《讲话》当作一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教科书，在有关的评论中，经常引用《讲话》里的精辟见解，加强自己的宣传力量。

关于《讲话》在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朝鲜《劳动新闻》上一篇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文章，表述得最为确切。

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从摆在中国革命的文艺面前的迫切要求出发，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文学艺术的对象问题，以及提高文学艺术战斗性和人民性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作了解答，在马列主义革命原则基础上指明了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

”“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就是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各国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时刻关心和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是决定每一文艺作品价值高低的准则。

这一问题，列宁已以新的方式解决了。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在对德国女作家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应该“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和“艺术属于人民”的光辉思想，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展和丰富了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并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与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心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作家世界观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批评的标准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等。

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各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探索，但只有自《讲话》发表后，在世界范围内，才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才得到系统、完整的解决，从而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国外所以产生如此深刻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国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从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中，具体地看到了《讲话》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它的发表，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它象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它象甜美的甘露滋润着中国的文苑和艺坛，使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绽开了万紫千红的文艺花朵。

《讲话》发表后，无数革命文艺工作者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积极响应《讲话》的号召，深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生活，到工厂，下农村，去部队，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无敌三勇士》、《吕梁英雄传》、《原动力》、《兄妹开荒》、《白毛女》、《刘胡兰》、《把眼光放远一点》、《同志，你走错了路》、《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

在国统区，尽管《讲话》恩想的宣传和贯彻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文艺工作者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屈原》、《清明前后》、《升官图》、《还乡记》、《山野))、《虾球传》等。

总之，1942年以后，中国文学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时期。

国外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文学的这一繁荣景象。

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在翻译《讲话》时，全面具体地指出了这一点：“《讲话》发表后已经十二年。

这期间，在抗日战争阶段，这篇《讲话》对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对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来说，成为革命文艺工作的旗帜，成为指示新中国的新文艺方向的灯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讲话》所长期培养起来的大批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从人民的各个阶层各种岗位中涌现出来，因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对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其中有些作品已介绍到日本，给予了日本人民解放斗争以勇气，指出了战斗的方向和方法。

”⑤这些评论何等中肯！它代表了世界各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真切心声，表达了他们对《讲话》指导中国文艺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高度赞赏。

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成就，是以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依据的；二，中国的这些优秀文艺作品，都是遵照《讲话》的思想原则来进行创作的；三，中国雄壮的文艺队伍是在《讲话》的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四，国外翻译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被认为是领会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为人民服务的作品。

显然，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不仅重视《讲话》的理论，而且更重视《讲话》的指导意义。

他们从学习《讲话》的文艺观点，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盛况，从翻译和研究一部部具体的优秀作品，到对照《讲话》的理论，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了《讲话》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指导意义，从而在内心深处牢固地确立了《讲话》的重要地位。

现在，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方面，在国家报刊杂志上经常发表介绍《讲话》的文章，另一方面，大量地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作品，这已成为他们引为自豪的使命。

正确、及时地解决了国外文艺界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面临的实际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国外所以产生那样深刻影响的第三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既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同时又具有超民族、带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一位印度作家说：《讲话》不仪对中国知识分子很重要，而且对印度知识分子也很重要。

日本文艺理论家原藏惟人更深有体会地指出：《讲话》关于深入群众的言论，“不仅是中国的，而应当说是一切国家的革命文学家，有出息的文学家的座右铭和工作指针。

”⑥事实上，许多国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已经这样做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如果我们概观藏原惟人自己的国家—旧本战后文学的现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法西斯反动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民主思想迅速萌芽和不断发展。

但是，由于外国的武装干涉，反革命、反人民的邪恶势力仍然十分猖狂。

因此，战后的日本文艺战线出现了矛盾尖锐复杂的局面。

一方面，革命的文艺家，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在为日本的独立、民主、和平与中立而斗争；另一方面，反动的文学家则到处兜售腐朽、没落、散布民族前途绝望悲观心理的文学；再一方面，进步文学队伍里的一些作家，他们虽然向人民靠拢，但世界观仍保留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