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视野下的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合法性视野下的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管理模式从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媒体的重要性日益凸现。

面对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多元化的要求，政府要做的就是必须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去审视与媒体的关系，更加重视并充分发挥媒体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建设作用。

在此，本文就对合法性视野下的政府与媒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关键词：合法性政府媒体关系
一、合法性
合法性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合法性概念被用于讨论社会的秩序、规范，或规范系统，也涉及到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比法律、政治更广的范围，并且潜含着广泛的社会适用性；狭义的合法性概念被用于理解国家的统治类型或政治秩序。

当韦伯和哈贝马斯论述统治的合法性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狭义地使用合法性概念。

哈贝马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以及事实上的被承认，统治能够得到被统治者的承认，是因为统治得以建立的规则或基础是被统治者可以接受的乃至认可、同意的。

从理论上说，统治因为具有合法性而得到承认，可是，从社会学研究来看，统治因为得到了承认，才具有合法性。

其实对于每个研究合法性的学家，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本文在这里是不可能一一列举的。

总体上说，合法性的概念包括两个向度：一是从政治统治的主体的角度来看，合法性意味着一种政治统治必须具有让被统治者认为这种统治是有效的，它能够获得被统治者的承认或自愿服从，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承认或自愿服从；二是从政治统治的客体的角度来看，合法性意味着被统治者机遇某种经验、价值、信念将一种政治统治看作是正当的、符合道义的，并对这种政治统治赋以自愿、自觉地认同、支持和拥护。

因此，我们说，合法性是指民众对某一既定的政治制度或政治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归根到底，它是民众对一种政治统治出自内心的承认或自愿服从，“经同意而统治”乃是一切统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

①
二、政府与媒体
政府是一个国家为维护和实现特定的公共利益，按照区域划分原则组织起来的，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组织。

广义政府是指国家的立法机关，
①《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周尚文郝宇青等著上海人民出出版社
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公共机关的总合，代表着社会公共权力；狭义政府是指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即一个国家政权体系中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

我国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检察权，人民政府自动行使行政权。

因此，一般情况下我们使用狭义的政府概念。

所谓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介质，通俗的说就是宣传的载体或平台，能为信息的传播提供平台的就可以称为媒体了，至于媒体的内容，应该根据国家现行的有关政策，结合广告市场的实际需求不断更新，确保其可行性、适宜性和有效性。

三、合法性视野下的政府与媒体的关系
从建国后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管理模式是一种权力相对集中的政府管理模式，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唯一管理主体，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保证社会的运转有序。

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政府主导一切，是唯一的管理主体，政府与媒体之间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上下级关系，媒体本身也是政府管理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主要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以“正面报道”为主，对于负面信息和突发事件，政府往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媒体不予报道。

媒体报道新闻、守望社会，但报道内容主要是党和政府各级领导人的活动，并非都是公众真正关心的重要社会事务。

当宣传替代了新闻，“正面宣传”替代了信息传播，就使得公众对政府、传媒的公信力产生怀疑，人们有了政府和媒体习惯于“报喜不报忧”的成见。

很显然，根据上述对于合法性的理解，政府与媒体这样的关系就谈不上在合法性视野上了。

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社会的方法逐步从行政管理向公共管理转变，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日趋多元化，手段趋于多样化，正在形成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的、开放的公共管理体系，对公共事务的管理越来越依靠社会自身的力量。

政府仍然是管理核心，但不是唯一的管理主体，由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和公众所组成的管理体系，共同管理社会事务，满足社会需求，推动社会进步。

按照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媒体在民主社会中所扮演的首要角色便是对国家政府部门实施监督。

媒体应当全面监督国家和政府的行为，应当无所畏惧地揭露滥用官方威权的行为。

①而今的媒体已不再只是宣传的工具，不再只是被动的被接受，它已经成为了信息的传播者、社会的预警者、公共管理的主体、政府的监督者、市场的竞争者、公众参政议政的平台以及社会利益博弈的舞台。

因此，面对重要性日益凸现的媒体，政府就要积极认真地处理好与媒体之间的关系，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思考与分析，政府应该做到：
①《媒体与权力》詹姆斯·卡伦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第一，既要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又要接受媒体的监督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党和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体，党的领导保证了公共管理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社会管理方式，媒体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会变的。

但是在新公共管理要求下，政府不能像以往一样将媒体完全纳入自己的组织架构，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媒体的行为进行干预，而是要以为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前提，以促进媒体公益性的充分发挥为原则，采用法律、政策、经济和技术的手段，对媒体进行管理。

与此同时，政府虽然是媒体管理者，但作为公共权力执行机构，还是媒体的监督对象。

既不能因为有管理权就拒绝被监督，也不能因为要接受监督就放弃管理，而是要在管理媒体的同时主动接受媒体的监督。

这就要求政府转变工作思路和方式，树立主动接受舆论监督的意识，适应在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下开展工作，不再将媒体监督作为对立面，变被动应付舆论监督为主动接受，学会利用媒体的舆论监督来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第二，既要通过媒体了解社情民意，又要牢牢掌握舆论主导权
了解社情民意是党和政府提高执政能力的前提，政府应该借助媒体有效地了解公众对政策相关内容的意见和态度，做到在制订决策前开展媒体调查，执行中通过媒体监督政策执行情况，获取公众的反应，据此对政策作修改、调整和完善。

但通过媒体表达出来的公众意见，有正确的和错误的，有进步的和落后的，有积极的和消极的。

当媒体将公众的各种声音反馈给政府，政府不能任由媒体去引导舆论，因为政府了解的信息更全面，更能代表社会大多数的利益，更需要对公众承担责任。

因此，政府要通过主动的议程设置，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以主流的意见引导非理性的声音，形成有利于促进发展、增进社会和谐度的舆论导向。

第三，既要让媒体为我所用，又要为媒体提供服务
政府和媒体都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两者的活动都体现出一种公共性，即以公共的需求作为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作为公共管理的首要价值目标。

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媒体与政府都要争取更多的主导权，因此两者是一种竞争性的合作关系。

面对媒体的挑战，政府不能以压制的态度去限制媒体职能作用的发挥，而是必须勇于应对，善于应对，让媒体为我所用，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在重视媒体、利用媒体的同时，政府也要树立为媒体提供服务的理念，尽量公开政务信息，满足媒体的采访报道要求；为媒体的发展提供政策、资金上的扶持，推动媒体做大做强。

政府努力服务媒体，扶持媒体发展壮大，媒体才能更好地为政府所用，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既要尊重媒体的新闻自由，又要防止媒体权力的异化
新闻自由是公众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媒体参与公共管理的重要保证，政府应该在法律许可的范畴内对媒体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实现媒体的新闻自由。

但是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媒体之所以享有新闻自由，正是因为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媒体自由不能损害公共利益。

只有在维护公共利益前提下获得的媒体自由，才符合新闻伦理要求，才能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因此，政府必须对损害公共利益的媒体的所谓自由行为采取限制措施，防止媒体滥用籍由公众信任而获得的自由权力，由于监督、约束机制的缺陷，异化为部门利益、集团利益损害公众利益的自由。

四、总结
政府积极地利用媒体作为工具，并引导媒体摈弃那些恶意的错误的主观因素，与媒体增加了解，从而媒体还给了公众一个真实，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使得公众能更多地监督政府，同时也就更多地信任政府，并主动地让政府树立出一种形象，以致成为一种信念。

因此，在这样合法性视野下的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中，媒体就可以通过政府的积极扶持而健康发展，而政府嘢可以通过媒体的宣传监督而得到认可，在这种和谐的氛围建设好和谐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合法性视野下的苏联政治》周尚文郝宇青等著上海人民出出版社
2、《媒体与权力》詹姆斯·卡伦著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