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商人组织
公基常识“中国五大商帮”考点汇总
【常识】“中国五大商帮”考点汇总我国的明清时期是一个商业非常发达的时代，产生了众多商帮，其中比较著名的五大商帮，分别是晋商、徽商、浙商、鲁商、粤商一、晋商1.简介：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合作盈利成为较为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历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2.主要成就：(1)票号：是晋商最大的创举，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
(2)驼帮：主要从事对外茶叶贸易，他们通过驼队北上西行，把茶叶运往俄罗斯和蒙古等地。
(3)船帮：晋商组织船帮对外贸易采办洋铜。
(4)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王家大院等等二、徽商1.简介：徽商又称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是旧时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2.主要成就：(1)经营品种广泛，盐、棉(布)、粮食、典当、文具笔墨(文房四宝),有王致和、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胡庆余堂等经典老字号。
(2)徽文化塑造了徽商的品格——儒商，以儒家文化来指导经商三、浙商1.简介：浙商是19世纪推动中国工商业进程的强大商帮。
浙商的特点是和气、共赢、低调、敢闯。
一般来说，最为活跃的商人是温商，最为吃苦的商人是萧绍商人，最为活跃的城市是义乌，品有代表性的商人星宁波商人，而最为低调的浙商是越商2.主要成就：湖州人沈万三是元末明初的天下首富；清末镇海人叶澄衷是中国近代五金行业的先驱；以经营辑里丝起家的刘铺、张颂贤、庞云筛、顾福昌这“四象”为首的湖州南浔商人是中国最早的强大商人群体。
四、鲁商1.简介：鲁商是明清时期山东的商业群体，他们以“德为本，义为先、义致利”的商业思想著称，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强大的生命力。
2.主要成就：明清以来的鲁商有许多是亦工亦商，其经营方式是“前店后坊”,如周村生产经营烧饼、布匹的商人。
中国古来十大商帮
中国古来十大商帮中国十大商帮明清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出现了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地方商帮和大商人资本的兴起，其中著名的十大商帮为山西、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陕西、福建、广东、江右（江西）、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宁波、龙游（浙江中部）、山东商帮。
明清时期初步形成的传统市场体系网络，正是有赖于作为市场主体的各个地方商帮来连接和组成的。
而从中国现代化史的角度来看，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先生认为，大商人资本的兴起是中国１６、１７世纪现代化的因素之一。
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中，以晋帮（山西商帮）和徽帮最为著名。
他们是全国商界举足轻重的商人集团，积聚了大量的商人资本。
所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谢肇浙《五杂俎》），指的就是徽州、山西商人。
尤其是晋商，以其资金雄厚、活动范围广阔，居各帮之首。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陕西商人。
明洪武（１３６８—１３９８）初年，为了北部边防粮食供应而实施的“开中法”，使晋陕商人凭借地理之便迅速崛起。
明代山西商人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各大盐场及四川地区。
随着清代国家的统一、版图的拓展，山西商人的活动范围更加扩大，成为东北、蒙古、新疆的主要商人力量，其活动范围甚至远至西藏，山西商人还垄断了对俄国恰克图的贸易，并从事东南、两湖至西北的长途贩运贸易。
山西商人除经营盐业外，还经营茶、粮、棉、布、丝绸及高利贷等，晋商的典当业及高利贷很有名，被称为“西债”。
明清商人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明代徽商的资产达到百万两，山西商人之富超过徽商，清代山西不但“百十万家投资，不一而足”，资产达到千万两的也不乏其人。
道光年间山西商人创造出经营汇兑业的票号，汇通天下，显赫一时。
票号在晚清的晋商行业中几乎是一枝独秀，但由于晚清金融倒账风波不断、票号缺乏与时俱进的变革精神，加之辛亥革命后战乱的影响，因而很快就走上了衰败没落之路。
中国商人的成长及商人队伍的壮大可谓一波三折。
一般认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秦汉、唐宋、明清三次高潮。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商帮
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商帮一、山西商帮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
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咸同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
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
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点评：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
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的，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
二、徽州商帮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
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
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点评：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
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
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
中国商帮_政史地_初中教育_教育专区.docx
中国历史上，把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称为商帮。
明清时期，中国大地上形成了晋、徽、陕、鲁、洞庭、龙游、宁波、江右、闽、粤十人商帮。
晋商和徽商的兴起缘于贩盐获利，陕西商人也不例外。
明代陕西行省包括U•肃地区，不仅地域辽阔，几乎囊括了明代长城“九边”的西段，而且关屮八百里秦川又盛产粮食，陕西商人便有了“输粮换引”的地理和资源优势。
再加上为安抚边外少数民族，明政府开放“茶马互市”的边境贸易，使陕西商人又多了一个致富的门路。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思想的发源地，鲁商受儒家“重农抑商”文化影响很深。
从汉代开始，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商人被排在末位，鲁商既想赚钱，又不想失去政治地位, 从而决定了他们必然走上“以末（商业）致富，以本（农业）守Z”的封建商业道路。
洞庭商帮是指居住在苏州太湖东、西洞庭山上的洞庭商人。
他们利川太湖交通方便和周边地区物产丰富的得犬独厚条件，以贩运米粮和丝绸布匹为业。
尤具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
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木向工业资木发展的道路。
龙游商帮，实际上是包括常山、江山、开化等衢属各县的衢州府商人集团。
衢州地接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四省，号称四省通衢，水陆交通便利，是毗邻地区各种物资的集散地。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冇着开放的心态，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具有战略眼光的龙游商人则适时地将手头资金投入手工业生产和矿产开发等实业，使商业资本及时转化为产业资本，在全国各地发展了口己的事业。
所以当时民间有“钻天洞庭商，遍地龙游帮” Z说。
宁波地处东海Z滨、是中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港」由于拥有经营的地缘优势，宁波白姓从商者甚众，清代南方的钱庄就是由宁波商人为主体，与北方的山西票号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国传统金融业南北两大支柱。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晋商，是指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明清时代)以善于经商而着称于世的中国山西商人，山西简称晋，故名晋商。
在当时，晋商是中国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也是国际贸易中一大商人集团。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又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①。
梁氏何以如此高度评价明清时期的晋商呢?原来明清晋商确有不凡之处。
晋商的成就 1．资本最雄厚的商人。
晋商资本从明前期积累，到中后期已有相当规模。
明人沉思孝说：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②。
明人宋应星说：“商之有本者，大抵秦、晋、徽郡三方之人”③。
入清以后，随着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晋商资本又有大幅度增加。
据《清高宗实录》卷1257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
”惠亲王绵瑜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
”④大体说来，明代山西富商资产一般为数十万银两，清代则达数百万两到千万两以上，其资本之雄厚，堪称为最。
2．经营行业多，足迹“遍天下”。
明清晋商经营行业很广泛，有“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之说。
从其经营行业来看，大致有盐业、粮食业、棉布业、棉花业、丝绸业、茶业、绒货业、颜料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烟草业、药材业、纸张业、干鲜果业、饮食业、书业、鞋业、典当业、玉器古玩业、油业、铜业、洋货业、杂货业、账局、票号业等。
其活动范围，遍及华北、华中、江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成都、重庆、杭州、开封、洛阳、沈阳、长沙、济南、上海等商埠是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西北新疆古城、伊犁、塔尔巴哈台，西南打箭炉、理塘、巴塘、东北宁古塔、墨尔根(今嫩江)，东南台湾、海南岛等边陲海岛都有晋商的足迹。
有人说：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晋商的足迹。
当然，此乃形容之语，但也可见其足迹之广。
晋商还积极开展国际贸易。
参商的故事
参商的故事引言参商，又称参商贸易，是中国古代商人进行海上贸易的行业组织。
他们是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本文将讲述参商的故事，以展示他们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影响。
古代参商的起源参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海上贸易网络。
中国古代的参商主要来自福建、广东等地。
他们通过船只运送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交流。
参商的商业活动参商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和海上贸易路线上。
他们不仅从中国运送商品出口，还向中国进口外国商品。
通过参商的活动，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贸易得以扩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参商还与中国的内地城市进行贸易往来，将沿海地区的商品运送到内地，促进了国内市场的发展。
他们以青铜器、丝绸、瓷器等中国传统产品为主要商品，交换西方的贵金属、香料、珍宝等商品，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文化影响。
参商的组织形式参商的组织形式一般是由商人自发组成的行会或商会。
他们互相结盟合作，共同完成商业活动。
参商行会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机构，以维护成员的利益并规范贸易行为。
另外，参商还经营金融业务。
他们提供贷款、兑换货币等服务，为商人和商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
这种金融服务的存在，为参商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并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参商的文化影响参商的商业活动不仅为中国带来了财富，也带来了外来文化的影响。
他们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带来了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艺术。
这些文化元素融入中国社会，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内涵。
参商还带来了众多外国人和外国文化的影响。
他们与西方商人进行交流，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通过参商的活动，中国的文化视野得到了拓展，开启了对外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参商的衰落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商行业逐渐衰落。
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变革所致。
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内地城市的崛起，导致参商的商业地位逐渐被削弱。
此外，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主义的兴起，也对参商行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中国十大商帮
中国十大商帮中国十大商帮一、晋商晋商，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五百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
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等等。
二、徽商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
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著名。
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
三、粤商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狭义的粤商指广州帮。
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四、陕商陕商，通常意义的陕商指明清五百年间的陕西商人。
曾经有陕商腰缠十万下扬州、陇蜀商铺都姓赢、紫阳茶青湖茶红、江南贩布赛王侯等典故。
五、闽商闽商，狭义指福建商人，广义指福建、浙南、粤东潮汕地区和海外闽民系商人。
被誉为“华商第一族”。
诚信为先，利义兼得，是闽商的基本理念。
道光年间成书的《晋江县志》，将商贾与农工并列，而非置于四民之末,“行货曰商，居货曰贾，商贾之名，虽亚乎士，而与农工，均在四民之列”。
六、赣商赣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江右商帮”。
据明末清初散文家魏禧所著的《日录杂说》上记载：“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
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
”遂得此名。
江右商帮称雄中华工商业九百多年，是中国古代实力最强商帮。
七、洞庭商帮洞庭商帮又叫“洞庭帮”、“洞庭山帮”、“山上帮”或“洞庭山人”，这些几乎成了“苏商”的主体。
这个不以苏州、也不以吴县为名而只是以洞庭东西山的山名为名称的商帮，其历史悠久。
明代苏州小说家冯梦龙把这个商帮的情况最先写进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里。
小说中写道：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八、鲁商鲁商，是山东的商人精英群体，人称山东商帮，始于商周，形成于春秋战国，成熟于两汉，在此后的不同历史阶段，又有所发展与完善。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
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晋商是明清时期中国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商业集团，其势力范围横跨整个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曾经是明清时期的商业、金融和政治中心之一。
晋商集团拥有庞大的商业帝国和财富，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阔的商业网络，对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起源和发展晋商集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唐朝，随着唐朝的衰落，晋商集团逐渐转向了商业活动。
随着宋朝的崛起，晋商集团开始崭露头角。
明朝时期，晋商集团发展迅速，成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大的商业集团之一。
明朝灭亡后，晋商集团顺应时势，迁往了山西吕梁地区，在清朝时期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
晋商集团的发展离不开其强大的家族宗亲关系和地方官府的支持。
晋商集团在当时建立了庞大的家族网络和互惠关系，形成了一种靠亲情、邻里之间联合经营的宗族制商业运作模式。
同时，晋商集团通过贿赂和纳贡，获取官府的支持和保护，逐渐壮大自己的实力。
经营活动晋商集团主要从事纺织和盐业贸易，其中以盐业为主要盈利来源。
晋商集团在盐业方面经营非常成功，其垄断盐业的地位和寡头经营模式，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力的盐商。
另外，晋商集团还在矿山、造船、保险、银行、票号等行业进行了经营尝试。
晋商集团在营商方面有着非常崇高的信誉，其经商之道已经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集团不仅仅注重自身经济利益，还秉持着“仁爱为本，诚信为先”的经商理念，捐资助学、建设桥梁、兴修水利等慈善事业。
社会影响晋商集团的兴起和壮大，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晋商集团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促进商品流通、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在文化传承方面，晋商集团对中国商业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产生了巨大影响。
晋商集团的商业理念和经营方式，成为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晋商集团除了在经济和文化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还深度参与了政治活动。
晋商集团的财力、人力和地缘政治优势，使得其能够在清朝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
晋商集团的糖业巨头何如宠更是成为了清朝官场的“大财主”，其对清朝朝政的干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内阁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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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商人组织中国商人及其组织正在与时俱进地成长。
重温明清以来中国商业组织发展的轨迹，对于它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会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馆、神合一寄托乡情行的名称最初记载于隋代。
行会办公的地方被称为会所，以后也称会馆。
行会或会馆起源于客籍他乡者基于人地生疏的一种团体自我保护。
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及各大城市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寄寓之用，其宗旨或功能，“不仅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恤嫠赡老济贫，还作为同业集会议事场所，研讨商情，联络商务，团结同乡，维护共同利益”，以求“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御”。
最初的会馆主要以京师的同乡官吏为主体，之后主体转变为商人。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的作者李华曾对明朝时期全国各地在北京所建的会馆进行过统计，有资可查的会馆共有41所。
其中，山西会馆5所，占总数的12%强，建于万历（1572-1620年）以后，分别是山西铜、铁、锡、炭诸商创建的潞泽会馆，山西颜料、桐油商人创建的平遥会馆，临汾众商创建的临汾东馆、临汾西馆，临、襄二邑汾河以东南人创建的山右会馆。
在明代之前，我国商人的活动大多是单个分散的，没有出现有较为固定联系的商人群体，即有“商”而无“帮”。
商帮在明朝形成，是商人力量滋长的体现，而会馆则是商人力量滋长的外现。
明清会馆同时也是同业者祭祀本行祖师的地方。
每个商帮都有其供奉的神?o。
例如江西人崇拜许真人，山西人信奉关帝，福建人礼祀妈祖等。
现在遗留下来的很多山陕会馆同时也是关帝庙。
商人用一种能为社会所接受和敬重的方式使自己获得一种神性保佑，这是商人寻求自我安全的一种心理投射。
具体来说，明清会馆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祭日、年初或其他吉庆日，会员在会馆内演戏设宴，以敦乡谊，或者便于新来同乡者寄宿。
二是祭祀神灵，寻求心理庇佑。
三是安置同乡灵柩，或者资助同乡回乡旅费、养育孤儿、设立义塾及施衣赠药等工作。
四是制定商业规则，仲裁会员间的纷争，为会员提供紧急借贷，做商人与政府的桥梁，代表会员交涉纳税事宜等。
经济史专家全汉升认为，会馆与行会不同的地方在于后者对于本行工商业的统制是消极的，行会的规条上几全都有“不准”、“不得”等字。
在他看来，行会目的在于免除本行会员相互间的自由竞争，故有种种严厉的禁止，而会馆目的则在尽量保护会员利益，并团结同乡的工商业者成为一个坚固的壁垒，与外者竞争。
会馆与政治斗争到鸦片战争前夕，上海县城周围“店铺多得惊人，各处商业繁盛，一进黄浦江就看到江上帆樯如林”。
商业的发展使上海聚集了来自福建、广东、江浙、徽州等地的外来人口。
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以同乡商人为主体的会馆组织也相继建立。
泉漳会馆是福建船商1759年所建的会馆，比泉漳会馆更早的有湖州会馆，由绍兴钱、豆、炭商修建的浙绍公所，1754年由徽州、宁国人在上海建立的徽宁会馆和1757年由船商修建的潮州会馆。
到开埠前夕的1842年，上海县城内外由外省籍商人创设的会馆、公所至少已经达到27所。
1806年时任两江总督的铁保规定：“上海一地，凡客省商船进出口，皆需本省会馆出具保结。
”这是政府对会馆权力的让渡。
正如劳伦斯"克里斯曼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中国城市的外来经商者乃是“在不设引人注意的管理机构的情况下来管理自己”。
而在此前的广州，从1750年开始，清朝官方要求，外国商船凡来广州进行贸易的，必须在广州十三行洋商中选择一家作为担保人，担保他们纳税、守法，照应他们在中国的行踪，是为保商制度。
之后，保商至少还被附加了两项义务，即应付南洋各国贡船贸易和解决外国商船的关税拖欠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外交体系，清朝官方无形中赋予了十三行公行“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外交、商务使命。
公行的商总要代表清政府处理十三行内与外国商人有关的外交、税务、治安、民政等诸多事务。
可以说，广州十三行商是外国同中国高级官员交往的惟一沟通渠道，这种局面到上海开埠后才由两江总督兼任的五口通商大臣所取代。
19世纪前，上海行政军事权力的基本结构是官绅结合，商人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也不敢奢望有参政要求，而中外贸易的迅速崛起和士绅阶层对城市变化的迟钝、陌生，让熟悉洋务的商人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以小刀会起义为例。
1851年英国人为建造跑马厅，强占了泉漳会馆的公墓，成为小刀会起义的诱因。
泉漳会馆建在上海小东门旁边的咸瓜街上，小东门是闽商聚集比较多的地方。
小刀会起义中，小东门外羊毛弄、福建街一带被放火，大火连烧四天，大片店铺、民居两千多间化为灰烬。
泉漳会馆、广东会馆、潮州会馆、嘉应会馆以及由宁波人创建的四明公所、徽州人所建的徽宁会馆等都被彻底烧毁。
各地商人以会馆为依托在上海建立的据点毁于一旦，上海也因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商业中心迅速由城南向城北的租界转移。
同样因为公墓的问题，1874年和1898年宁波商人建立的四明公所与法租界之间爆发了两次流血冲突。
第一次冲突，参与人上千，第二次声势更大。
两次冲突之中，一二十万各界旅沪人士掀起抗法浪潮，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水手上岸，受雇于洋人者一律辞职。
尽管抗议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宁波商人用声势证明，他们有能力对这个口岸的根本利益施加影响。
在各种冲突爆发之后，会馆发展遇阻。
邱国盛在《从国家让渡到民间介入――同乡组织与近代上海外来人口管理》中推测说，“虽然并无明显的史料证据，但极有可能是经过小刀会起义之后，来自官府的不信任使会馆的发展遭遇到一定的阻力。
”政府推动商会建设最早建议清朝政府管理商会的是企业界和思想界人士。
譬如，郑观应认为，商会是连结官、商的一种好办法，商会应该通过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
尔后在1896年，张謇也提出设立商会之说，并表示要由各省督抚予以保护。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也以使“上下通气，通同商办，庶几振兴”为由向光绪帝奏请创设商会。
在商会成立之初，大多数人将商会看作是调和政商关系的一剂良药，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
1900年商务大臣盛宣怀主张成立商会：“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他提出要“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专律以维商事，兴农工以浚商源，效法西欧，振起商战”，其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
次年，督抚大吏袁世凯也向清廷条陈变法见解，强调商业之所以日趋疲敝，在于“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鱼肉，商畏官如虎狼”，进而提出应“使官商一体，情意相通”，凡商家“有限于财力权力者，则为之扶掖以助成之，有受人抑制陵轹者，则为之纠察而保护之”。
在梁启超看来，商会能够成为自治的学校，而社会批评家欧榘甲则强调其发挥着作为改造商人阶级的一种组织作用。
1903年，清廷成立商部，作为统辖全国工商实业的最高机构。
商部同年奏请建立全国性的商会网络。
奏折对比了中国与西方及日本的差距称，“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各国之能孜孜讲求者，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
”“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
”1904年，清廷颁布了《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和《商会章程附则六条》，这两项规章是中国早期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
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中商部明确规定：“商会总理、协理有保商振商之责”，“商会之设，责在保商”，确定商会代商人向地方官“秉公申诉之权”，并有向清廷直陈利弊的权利。
在清廷批准各地成立商会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第一时间改为上海商务总会。
清朝商会制度是在官方强力推动下建立的，而对于政府干预商会也不断有人提出质疑，郑观应是其中之一。
郑观应是1904年成立的广州商会董事之一。
他认为，商人们对一个集中、受政府支持的组织持怀疑态度，因为这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独立性。
商会的首要作用是开商智，其次是促进在商业和工业活动中的现代法律权利和责任体系的建设，政府不应该派官员来监督和干预商会事务。
虽然备受质疑，但清廷对商会的干预并没有停止，至1904年清朝政府将山西票号等纳入到国家的监管范围之内，牵头建立跨地域的商会网络，并“准备作为绕过正式的省官僚机构而在地方一级执行商部指示的一个支撑机构”，其被授予直接上诉商部的权力。
出人意料的发展商人们试图扭转这种局面，陈锦江在《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提到，1903年广州商人要求政府答应不干涉商会事务，而商会后来的发展势态确实也却超过了官方对于会馆功能的最初考量。
商会成立后的自行其是和独立，让政府措手不及。
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这种局面的典型反映。
这次运动源于美国政府迫害华人和强迫清政府续订苛约。
上海商务总会率先发难，得到上海70多个行业资本家的签字赞同，各地商会也群起响应。
对此，清廷以“有碍邦交”为由，命各级地方官“从严查究，以弭隐患”。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禁止天津商会出面组织抵制美货运动，不准登载拒约消息的《大公报》发行。
两广总督岑春煊甚至借故逮捕拒约会成员，使广东的抵货运动遭受严重挫折。
《东方杂志》载文指出：“今日社会之性质，信官不如信商”，并提出依靠商人力量“实行永久之抵制”。
这次违背清政府禁令的运动持续半年之久，展示了本土商人的集体力量和社会使命感，这是近代商人首次以一个阶层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性事件。
同年，上海成立了中国商人所组织的第一个体操协会，之后其被改组为具有半军事化特征的“商团”，成为其它许多通商口岸，包括广州、汕头、天津、汉口和松江商团的典范。
1906年，朱葆三、虞恰卿、傅筱庵等人发起成立的华商体操会，也是一个武装团体，有枪支弹药，以求自卫，主要成员是商人，经常在四明公所开会。
到民国元年上海各业和商团共有20个，人数约有2500人。
商会对社会改革和推进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商务活动，他们的活动范围从安装路灯、倡导锻炼体魄的体育运动到组织商团。
1905年10月成立的以上海商务总会为依托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承办了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这是上海试行地方自治之始。
1907年以后，上海商会受到预备立宪公会鼓动，主办了一系列关于商法的讨论。
各商会派出代表团来上海讨论这一问题，研究如何把自己组织成一个常设性的、全国性的商会联合会。
商会作为对地方和地区权威的支持形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
1919年辛亥革命爆发，大部分地区政权转移几乎兵不血刃，商人组织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
陈锦江认为，商会促使清朝政府倒台的作用，远较众多商会领袖公开给予辛亥革命的短期支持要大得多。
学者一般认为，传统商人组织可归纳为三种：一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缘组织――商人家族；二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业缘组织――商帮和会馆；三是以业缘关系为基础的业缘组织――行会和公所。
商会冲破了界限分明、壁垒森严的血缘、行业、帮派、地域限制，成为跨行业和不限籍贯的商业组织，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虽然早期商会是在官方授意下组成的，被视为受商部控制和指导的一种半官方机构，它对早期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早已超过了最初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