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入世愤世超世爱思想：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戴建业：入世愤世超世———爱思想：学习型社会领航者戴建业：入世?愤世?超世——比较分析左思、鲍照的人生境遇与人生抉择进入专题：左思鲍照● 戴建业（进入专栏）历史常常有许多惊人的巧合，譬如六朝诗人中鲍照在不少方面就好像是左思的“克隆”：这两位著名诗人都生活在门阀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六朝，他们都同样富有才情，又都出身于寒门，同样都有一个聪慧并选入宫中的妹妹，还有着大致相近的人生境遇，甚至都是山东籍的诗人。

过去，不少诗评家还认为就诗歌的风骨、气势、情调而言，左思、鲍照也是一脉相传，牟愿相在《小澥堂杂诗话》中就说：“左一传而为鲍照，再传而为李白。

”⑴清另一诗论家沈德潜也说：“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

此千秋绝唱也。

后惟明远、太白能之。

”⑵鲍照本人也不时将自己与左思进行对照和比较。

钟嵘《诗品》卷下载：“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棻，臣才不及太冲尔。

’”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种自谦中隐含着自负，左思和鲍照的时代虽有先后，但诗才和文才都难分轩轾。

当然人们更多的只是看到他们相同的一面，而很少论及二人的不同之处。

这里我们不拟泛论左思与鲍照诗才诗风的优劣异同，只是比较分析他们二人的人生境遇、人生意识及人生抉择，以及左右他们各自不同人生抉择的深层动因，并由此探询晋宋之际寒士精神的发展历程与时代的价值取向。

一左思和鲍照都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信，都有很高的用世热情，自然也都有很强的功名心和富贵欲。

左思虽家世儒学，但在魏晋仍属寒门，其妹左棻在《离思赋》中有“蓬户侧陋”之叹，直到妹妹以才华入宫时他才“移家京师”。

史载左思“貌寝口讷”、“不好交游”，⑷看来他的性格相当内向。

左思要为世所重至少有几重主客观障碍：在那个讲究门第身份的时代，他的寒素家世无疑会给他造成麻烦；魏晋士人普遍崇尚清谈，而他偏偏又十分“口讷”；当时社会都看重“容止”风度，而他本人却“貌寝”、“丑顇”。

据《世说新语?容止》载：“妙有姿容”的潘岳在洛阳道上，遇上他的女性“莫不连手萦之”以便多看他一眼，“绝丑”的左思在街上群妪见而唾之。

由于他慧于心却讷于口，美才气但丑于形，在生活中肯定常受到别人的轻视和冷眼。

他受到的挫折和打击之重更不难想象。

连他父亲都曾不负责任地对友人说：“思所晓解，不及我少时”（同上）。

外貌丑陋和生理缺陷成了他奋发向上的刺激，激起他对优越感目标的追求。

起初，左思企图凭借自己的文学天才，以出色的文学成就寻求社会对自我价值的承认，《三都赋》的写作就是他追求优越感目标的一次艰苦努力。

⑸《晋书》本传称他写《三都赋》“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便疏之” 。

为了写好《三都赋》，他认真揣摩张衡的《二京赋》，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三都赋序》中自述其写作经过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

”他对这三篇赋的结构和语言更是惨淡经营，刘勰称其“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

花如此大的精力，用这样长的时间来写三篇赋，就是想获得一鸣惊人的社会效果。

再看他写作《三都赋》时曾“诣著作郎张载”，赋写成后见“时人未之重”，又向有“高誉”的皇甫谧索序，张载为其中的《魏都》作注，刘逵注《吴都》、《蜀都》，还惊动了司空张华为之揄扬，直至最后他如愿以偿——《三都赋》使得“洛阳纸贵”。

由此可见左思深谙世道，很善于“推销”自我，也可见他入世的急切心情。

为了跻身于社会上层，他还参预了以权臣贾谧为核心的“二十四友”。

“二十四友”中人多为“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晋书?贾谧传》），这些人攀附贾谧主要是躁进贪婪，为的是很快在仕途上飞黄腾达。

本“不好交游”的左思何以身预“二十四友”之列，成为这个浮华躁进集团中的一员，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入世心切。

贾谧接纳左思自然有对他才华的赏识，但也不排除有左棻贵嫔的因素，他想在朝中广树党援亲信，而左思投靠贾谧，并且为贾谧讲解《汉书》，则不可否认有攀龙附凤的动机。

他既不象潘岳那样“轻躁”、“世利”，也不象陆机那样“好游权门”，但一个出身寒门的士子希望尽快提高自己的地位，巴结炙手可热的显贵不失为攀升的捷径。

这一点无庸为左思讳言，也不必对左思苛责。

左思既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也并非“望尘而拜”的势利鬼，他只是一位功名欲很强的士人而已。

清人吴淇早就说左思“壮志勃勃，急于有为，故气象极似孟子”。

⑹与左思一样，鲍照也是出身于寒门庶族，他时时忘不了自己的寒素身份，在诗文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白这一点：“臣孤门贱生”（《解褐谢侍郎表》），“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拜侍郎上疏》），“我以筚门士，负学谢前基”（《答客》），“臣自惟孤贱”（《谢解禁止表》）。

他之所以强调自己是“北州衰沦”，是由于晋室南迁之后，“王谢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皆不得践清途”（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二四）。

在先渡江并已占据要津的高门大族眼中，晚渡江的北人都像些讨饭的乞丐，即使走上仕途也不可能入于清流，大多数人更只有“束菜负薪”的份了（《拜侍郎上疏》）。

而鲍照并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他在《侍郎报满辞阁疏》中说：“臣嚣杌穷贱，情嗜踳昧，身弱涓甃，地幽井谷。

本应守业，垦畛剿芿，牧鸡圈豕，以给征赋。

而幼性猖狂，因顽慕勇；释担受书，废耕学文。

画虎既败，学步无成。

反拙归跂，还陋燕雀。

日晏途远，块然自丧。

加以无良，根孤伎薄。

既同冯衍负困之累，复抱相如消渴之疾。

志逐运离，事与衰合。

”对寒素子弟来说，当时的仕途决非坦途，既无门荫可凭，又无爵位可袭，要跻身仕途唯一的途径就是干谒王侯，而且干谒还常常要吃闭门羹或遭白眼，鲍照第一次干谒临川王刘义庆就受到了冷遇，《南史》本传说：“照始尝谒义庆，未见知。

”但这次失败鲍照并不气馁，不顾他人劝阻决心再次“贡诗言志”：（照）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

”照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于是奏诗，义庆奇之，赐帛二十匹。

寻迁为国侍郎，甚见知赏。

鲍照毫无遮掩地吐露自己的鸿鹄之志，决不甘于贫贱，更耻于平庸，害怕“终日碌碌”，更不愿“与燕雀相随”。

他的《飞蛾赋》就是这一情怀的艺术再现：仙鼠伺暗，飞蛾候明，均灵舛化，诡欲齐生。

观齐生而欲诡，各会住以凭方。

凌燋烟之浮景，赴熙焰之明光。

拔身幽草下，毕命在此堂。

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

岂学山南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

“飞蛾”只要能“拔身幽草下”，不惜“毕命在此堂”，只要能“轻死以邀得”，即使“糜烂”又何妨？同样，诗人自己也宁可再次俯身干谒，而不愿就此“沉没而不闻”；宁可拼死一搏做人间“大丈夫”，也决不“遂蕴智能”而“使兰艾不辨”。

鲍照通过对飞蛾的赞叹抒发了自己的衷曲，赋中的“飞蛾”正是诗人自己的影子。

鲍照在给上司的表疏中反复表白自己既无“远志”，更无野心：“臣孤门贱生，操无炯迹。

鹑栖草泽，情不及官。

不悟天明广瞩，腾滞援沉。

观光幽节，闻道朝年”（《解褐谢侍郎表》），“臣素陋人，本绝分望，适野谢山川之志，辍耕无鸿鹄之叹，宦希乡部，富期农牧”（《为柳令让骠骑表》）“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

众善必违，百行无一。

生丁昌运，自比人曹。

操乏端概，业谢成迹。

徂年空往，琐心靡述。

褫辔投簪，于斯终志。

束菜负薪，期与相毕”（《拜侍郎上疏》）。

万不可将这些自贬自抑当作个人的倾诉衷肠，它们只是下僚在上司面前的官场客套。

说自己退“谢山川”之雅，进无鸿鹄之志，为官不过“希乡部”，求富也只“期农牧”，无非是向顶头上司磕头谢恩，感谢上司对自己的提拔恩宠，致使自己现在的地位超出了原先的期望，目前的所得超出了原先的所求。

这反倒表现了鲍照为人的乖巧，也从反面流露了他在仕途上的雄心。

声称自己不愿“与燕雀相随”的鲍照，一出仕途便为王国侍郎尚且牢骚满腹，为官岂满足于区区“乡部”？《登大雷岸与妹书》向妹妹描绘山川景象时无形中透露了自己的胸襟：“东顾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

长图大念，隐心者久矣。

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含霞饮景，参差代雄。

”胸怀“长图大念”，与世“负气争高”，不失为鲍照为人的真实写照。

求富也不只期于“农牧”，鲍照的胃口还大着呢，他在《代堂上歌行》中说：四坐且莫喧，听我堂上歌。

昔仕京洛时，高门临长河，出入重宫里，结友曹与何，车马相驰逐，宾朋好容华。

阳春孟春月，朝光散流霞，轻步逐芳风，言笑弄丹葩。

晖晖朱颜酡，纷纷织女梭，满堂皆美人，目成对湘娥，虽谢侍君闲，明妆带绮罗。

筝笛更弹吹，高唱相追和。

万曲不关心，一曲动情多，欲知情厚薄，更听此声过。

如此赤裸裸地觊觎富贵，如此明目张胆地艳羡奢华，如此大言不惭地垂涎“美人”，如此坦然地夸耀“出入重宫里”，这在鲍照以前的诗歌中还十分罕见。

毫不羞羞答答地追逐奢侈豪华，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人生欲望，鲍照的确昭示了一种新的时代信息，预示了社会阶层的升降沉浮和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化。

二生于“蓬户”、“孤贱”而又不安于“蓬户”、“孤贱”，艳羡荣华富贵而又得不到荣华富贵，恃才自负而又屡经坎坷，胸怀远志却又沉沦下僚，这使得左思和鲍照成了门阀制度最激烈的诅咒者，成了时代最深刻的批判者，因此他们二人便由急切“入世”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强烈“愤世”。

左思对自己的才华自视甚高，也切盼自己出群的才智能得以施展，《咏史》八首之一说：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

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

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

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

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弱冠之年就显露出卓越的才华，饱于学问又善于属文，而且志向和眼界都高，立论、作赋都堪称一流。

不仅文才盖世，武略也不让人，“虽非甲胄士”却胜过甲胄士，满腹的韬略使他根本不把偏于东隅的东吴放在眼里。

文人常犯的毛病是误将自己的文学天才当作经世的干才，导致他们过于自我感觉良好，极度夸张地炫耀自己的才能。

史家的记述与左思的自夸相去甚远，《世说新语》引《左思别传》说：“思为人无吏干而有文才，又颇以椒房自矜，故齐人不之重也。

”⑺ “颇以椒房自矜”反映了这位杰出诗人的庸人习气，“无吏干而有文才”则指出了他才华的特征。

在诗人的自述和史家的记述之间，我们更倾向于相信旁观者清。

毫无疑问，左思决不会接受史家的这一判断，他那“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的诗句，真有并吞寰宇气吞山河的气象，似乎在谈笑之间就可以把天下搞定。

然而社会竟然使这样的干霄伟才不能实现自己大“骋良图”的“梦想”，于是《咏史》八首之二便对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大加挞伐：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