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回顾米尔斯的学术生涯时，沃勒斯坦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米尔斯是一个充满想象力和洞察力的社会科学家，他的很多作品都将因为其中实质性的具体分析而被长久阅读。但是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很多别的学者。”那么，米尔斯真正超卓于众的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米尔斯和他那个年代大多数的社会学家相比、尤其是与我们这个年代大多数的社会学家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某一个分支社会学领域的专门家，而是有着自己关于社会学的一整套纲领和构想。比如，虽然他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陆续出版了《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权力精英》等“社会分层三部曲”，自下而上地逐一对二战后美国的各个社会阶层进行分析，但他却并不是一个狭隘的社会分层研究专家；他引介和翻译的《韦伯文选》至今仍被认为是一部“均衡得当”的“精熟”之作(特纳语)，但他同样也不是一个狭隘的韦伯研究专家。事实上，米尔斯从未将自己局限于某一个分支领域，以上的研究都从某一个侧面体现了他对于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纲领和构想，他的抱负在于从整体上来重建社会学，而这纲领和抱负就集中体现在《社会学的想象力》这部名著当中。

《社会学的想象力》(以下简称《想象力》)最早问世于1959年，距今正好整整五十个年头。长期以来，这本书一直被当作这个学科的经典入门读物，人类学、政治学等邻近学科也往往把它列入本科生的必读书目。这一方面提高了它的普及率和影响力，然而另一方面却也导致了对它的低度理解。一个概念的流行往往就是它自身空洞化的开始，在走上神坛成为经典的同时，“想象力”本身却成为一个不被反思和讨论的概念，成为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的“筐”，米尔斯在使用它时原初的含义和关怀则逐渐被遗忘。

实际上，《想象力》如今所取得的经典地位，往往使人们忽略了米尔斯在他那个年代的学术界只是一个孤独的边缘人，是一个不为主流所喜的“异端”。虽然他的《白领》、《权力精英》等作品都是社会学著作中少有的畅销书，但在学术圈内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和欣赏，反而被贬斥为“庸俗社会学”，利普塞特和斯梅尔塞就曾经评价米尔斯对于美国的学院派社会学来说“无足轻重”。《想象力》刚问世时也并没有引起米尔斯期待中的反响，像爱德华·希尔斯这样的主要社会学家甚至对它有过十分尖刻的批评。对于米尔斯在体制内的失意，埃尔文·古尔德纳在《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话：“米尔斯终其一生都没成为正教授；他的‘失败’提醒我们，那些严肃的参与者往往总是那些有能力承受代价的人”。

这些具体的历史脉络，在如今的社会学教科书中已经隐而不彰了。这里自然牵涉到在通常的“辉格党”学术史写作中如何处理知识“断裂”的问题。但是，我在此想要指出的是，事情的复杂之处在于，对米尔斯边缘化的历史处境的了解，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想象力》的写作简单地浪漫化为向主流叫板、挑战风车的个人英雄主义之举。在某种程度上，我更愿意将其看作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社会学的批评和反思，米尔斯本人也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想象力》中重点批判的两个主要人物中，“宏大理论”的代表人物帕森斯，米尔斯虽然早在翻译《韦伯文选》时就与之交恶，但是，已有学者的研究指出，米尔斯与帕森斯一样，都深受欧洲尤其是德国社会理论的影响，强调对宏观社会结构的把握，而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上一代美国本土社会学家过分关注小情境的社区研究感到不满；至于“抽象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拉扎斯菲尔德，米尔斯更是直接在其领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中心担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劳

工研究分部主任，他曾经与拉扎斯菲尔德数度合作，《白领》、《权力精英》等书中的大量经验材料即得自该中心进行的若干问卷调查和访谈。由此可知，米尔斯毕竟是在美国社会学在二战前后的整体演变脉络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社会学纲领，他对于美国社会学的批判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批判”，或者如布迪厄所说的是一种“反思社会学”。

那么，米尔斯到底又是在何种意义上重建社会学呢？在我看来，他最大的贡献在于重新赋予社会学以鲜明的公共性和介入性。在《想象力》中，米尔斯指出，普通人囿于日常的生活经验，往往无法理解在个人生活中遇到的困扰和他自己所无法左右的宏观结构性力量之间的关联，因而陷入焦虑和淡漠之中，同时也因此难以形成公共议题。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则赋予社会学家在个人困扰和公共议题之间、在结构和历史之间穿梭的能力，赋予他们关于社会的结构性知识，从而使他们具备了一种“脆弱的权力手段”。在《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痛切地写道，“我们所力图理解的世界并不总是让我们所有人政治上充满希望，道德上自我满足，也就是说，社会科学家们有时发现自己很难扮演无忧无虑的白痴。”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虽然同普通人一样“置身于这个时代创造历史的主要决策之外”，但是却有能力也有必要积极介入政治和公共事务，面向公共议题发言，从而影响具体的历史进程和结构变迁。

对此，另一位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霍华德·贝克尔曾经评论道，“随着社会学的进化和不断专业化，它越来越聚焦于它自身自动界定的、严格说来是秘传的问题，即那些在这个学科的历史脉络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当代的问题。米尔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就是……他从不处理，或甚少处理这些问题。他关心的是那些他认为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当社会学越来越关注和局限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内部承袭下来的问题意识——置之于当时美国社会学的情境之中，则是占支配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整合”的问题意识——之时，米尔斯则独树一帜地高举“社会变迁”的问题意识，强调社会研究者提出公共议题、介入社会变迁的能力。

其实，早在1948年出版的社会分层三部曲的第一部《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中》中，米尔斯就已经提出知识分子与工会结合，推动激进社会变迁的问题。但是，二战之后，工会在劳工领袖的支配下，成为一个保守的利益集团，而不是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于是米尔斯才将目光转向了白领阶级和统治精英，并最终勾勒了一幅权力高度集中，普通人则“焦虑与淡漠”的大众社会的图景。1960年代的新左派学生运动，就深受米尔斯上述论断的影响。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米尔斯更进一步实践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他甚至摆脱了学术著述的形式束缚，转向通俗时事小册子的写作，这些小册子直接与当时重大而紧迫的现实政治议题对话，《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与《听着！美国佬》是其中的代表，后者更是创下了40万册的惊人销量，其读者范围远远超出了米尔斯前期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论及社会学的公共性与介入性，至今还似乎无人可出米尔斯之右。2005年，时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的麦克·布洛维在提出其“公共社会学”的主张时，还将“公共社会学”的谱系追溯到米尔斯，认为他是一个重要的先驱人物。

回到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之中，米尔斯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在全球化、市场化、私有化运动不断深化的今天，普通人在这一“大转型”时代所遭遇的挫折、困扰甚至是苦难往往在新自由主义话语的遮蔽下无法得到解释和“正名”，而社

会学的想象力恰恰能够拨开这一支配性意识形态的迷雾，将个人的困扰升华为公共议题，引起讨论和变革，从而推动社会转型沿着较为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此外，即便是从学术本身的层面上讲，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界曾经掀起过一场关于学术规范化的讨论，匿名评审、文献引用等形式理性的制度安排也在此后逐渐确立起来。然而，在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之后，人们忽然发现，原来问题不在于，或者说不仅仅在于“规范”的缺失，而重要的却是“想象力”的贫乏。我们已经见到太多一板一眼“规范”十足、却也干瘪空洞千人一面的知识产品，它们对于内在于中国当下经验和现实脉络中的重要问题毫无关怀，对于影响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的历史和结构力量毫无反思，对于推动具体的社会变迁和结构变迁毫无担当，而这些，都是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所强调和推崇的社会学独特的心智品质。即使仅仅从这个角度讲，《社会学的想象力》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研究者而言，也仍然有重读和反思的必要。这篇小文权且当作一个抛砖引玉的引子，同时也以此纪念《社会学的想象力》问世五十周年。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作者简介：闻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拿起最好的工具

读完这本书，最先要提出的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在文中回答说，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的全貌。米尔斯是一位注重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他曾提出过，所有的社会学研究都是在经验层次上的研究，既然这样，所有的研究都离不开对于历史的研究，历史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甚至是全部。所以米尔斯强调在历史上进行社会学的研究。就如他的那个著名的例子一样的，喝咖啡表象了什么？吉登斯将它所意涵的概念归结如下，首先，喝咖啡并不只是一种提神的东西，它作为我们日常的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还具有象征价值。第二，喝咖啡远远不止“喝”那么简单，咖啡是一种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对大脑有刺激的作用。许多人和咖啡是为了提神。第三，某人喝了咖啡就等于卷入了遍及世界的一种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第四，饮用一杯咖啡的行为足以推定过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的存在牵涉到了西方曾经对于南美和非洲的殖民。最后，咖啡还是当代许多关于全球化、国际贸易、人权和环境破坏的争论的焦点。利用米尔斯的视角，这样的一件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事，却牵涉了如此多的社会问题。

这不正是社会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和目的。米尔斯这样认为，当今的社会学的基本框架是由宏大理论和抽象的经验主义的方法和各类流派委之以的实用性构成，这是一个经典的传统的结构。但是由于历史运用古板，科层制的泛滥，这一体系在今天看来显得死气沉沉。在书中，米尔斯是作为一位批评家出现的，他就宏大理论对概念的盲目而偏执的崇拜是理论脱离了普及和明了，成为了臃肿的艰涩的概念。着迷于试图在宏观上解释一切的理论家们，利用规范性结构扼杀了自由的想象力。在这一点上对于帕森斯这位集大成者予以了不留情面的评价外，也对其理论的修正者们提出了尖利的质疑，比如默顿对于宏大理论进行修正后提出的中层理论，推翻功能普遍性假设的多功能分析，也只能按照一定的路线和框架对经验事实进行解读。

米尔斯提出了三种类型的问题来说明社会学的结构是怎样考量社会的。一、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成分之间如何联系？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的整体进步，他出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三、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

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社会各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

经验主义在回答上述问题的时候，应当证明的问题是“怎样的抓取事实”而不是为事实所淹没；怎样使思想和事实紧密联系在一块而不是使思想脱离事实。这是米尔斯对于经验主义的批判。

米尔斯将宏大理论视为，在句法上浑浑噩噩，对语义学业茫然无知。定义的目的是让争论能集中在事实上，好的定义的应有结果是把术语的争论转变为对事实的不同看法，从而掀起进一步研究的恶所需的争论。但是现有的理论呆板的限于高层次的抽象，以致他们所构造出的“分类体系”，以及他们构造这些体系的工作，往往是更像枯燥的概念游戏，而不是努力的系统性的，也就是用清楚而有序的方式定义手中的问题，并指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一本帕森斯的社会学鸿篇巨著《社会行动的结构》，被米尔斯用三言两语就摘章截句的理解为它的核心内容，这样的方法虽然有些功利并没有学术意义，但是米尔斯使用这样的方式证明了宏大理论的空泛和不切实际。

这是米尔斯对于社会学理论方面的论述。至于社会学方法方面的内容，对于这一种抽象的经验主义，理论变为了用于解释统计结果的变量；“经验资料”在其实践中已是明显的不过的局限于大量可重复，可度量的统计性的事实和关系，这个抽象经验主义的过程成为了一种统计的仪式。没有什么实在意义的数据和与所谓的平均标准和显著标准进行着比较分析。使得统计更像一种仪式性的东西在社会学框架里不伦不类的存在。

抽象的经验主义在米尔斯的眼中被视为了：“理论”变为用于解释统计结果的变量；“经验资料”在其实践中已是明显不过的局限于大量可重复，可度量的统计性的事实和关系。

抽象经验主义者们滥用的抽象的数理方法对社会事实进行简单的加总。方法成为了学者们的信仰。米尔斯甚至讽刺道，抽象经验主义者们最后都是对数据的简单叠加。在这个方面，实地调查研究的风格问题也很重要。费用不菲的实地研究，就要涉及经费的取得来自于商业科层制的公司，在这个问题上，研究的本身属性也会被商业科层制公司的局限性眼光所左右。科层制的破坏性不仅仅表现在这个方面，在学术传统中也具有科层制的弊端，到底是科层制中的地位决定了学术还是学术为人们赢得了地位呢？科层制这一社会学家们推崇备至的理想模型却在学术体之外对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束缚。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现代的教育制度中，教科书本着是青年人也能读懂得原则，而不是围绕研究和发现的增长点来组织事实。于是，教科书很容易就变成了相当机械的对事实的收集，以说明多少还算固定的概念。这就使得在教育的方向上就出现了较大的偏离事实的现象。这样的教育，会使得宏大理论和抽象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在年轻人中形成了固定的认识，致使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心智品质在年轻人心中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而桎梏了社会学思维的发展。米尔斯在书中对此提出了深深的忧虑。

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要怎样解决呢？米尔斯提供了一条他称为“如今不无人们重视的道路”，就是对科学哲学的驾轻就熟，对人类多样性的深入分类，并加以研究，对历史的综合运用之上社会与历史更为具有渊源和亲缘。

米尔斯的这条道路的重点在于对于历史和社会研究的相互关联性。对于这个问题，他提出了这样几个原因：首先，在对于被解释的内容的陈述之中，我们需要范围更为全面的东西，而他们只能由人类社会历史多样性的知识提供。第二，非历史研究通常易成为对有限环境的静态或短期性的研究。第三，对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来说，一旦他离开了发达的工业化本国去考察其他不同的社会结构，如中东，亚洲，非洲的制度，有关该社会历史的知识显然是理解社会所不可缺少的。第四，即使我们的研究不具有

很明确的比较性，即使我们只关注一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的某个有限区域，我们也需要历史资料。另外一个方面，历史的观点对不同社会的比较研究大有裨益：只根据某个现代西方民族自己经过的历史是无法理解或解释它所经历的主要历史阶段，以及它今天所表现出来的面貌的。

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米尔斯都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在理论方面的研究表明了在现今的理论和研究构建中没有实现可操作化的研究类型，使得理论只在空想的抽象层面上有哲学性的研究价值，而没有实用性。功能解释和因果解释的弊端和错误，涉及到了目的论和循环论证等等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停留在了哲学层面的问题。当社会学的理论从孔德开始借鉴生物学和物理学的时候，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否也要向哲学靠拢呢？在米尔斯的解答中，在社会学中的哲学虚假掩饰下的实用性究竟在什么地方？米尔斯总结的社会学结构的三个方面，也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应该回答的三个方面。不管研究的对象是现代的社会分层或者家庭结构，不管是经验范畴还是逻辑范畴，战争、和平、毒品、法治等等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应遵循着一条想象力的道路，不论微观还是宏观，或者是中观，都应有一种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社会学想象力的视角和眼光，这一种视角就将要立足于社会和历史的纵贯考察上面来。用这一种视角在时间序列上来比较历史的演绎，以求归纳社会学的规律和经验性总结。

在这个演绎归纳的逻辑和经验推理中，出现了相对固定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利用数学的研究，将经验现象进行这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分析的过程，拿出了数据和方法，把数据运用方法而得到有价值的结果时出现了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过于简单的运算会使计算结果变成了机械的数学上的重复，没有任何的实用性可言。但是对于统计数据过于复杂精巧的运算会使得社会学失去了研究的意义。学术化的概念和逻辑，只会使得抽象的经验主义的方法变得越来越注重于名义上的定义，而忽视了实际当中的操作化的定义。

与此同时，也与此相反的一种方法出现了，就是一种极度的操作化。使统计成为了一种仪式性质的机械计算，而不顾及社会学最初研究的问题本质和理论指导，无边无尽的偏向了商业和利益的一边，脱离了价值中立的基本研究观念。这样的社会学研究将会走向了没有价值理性的一方，社会学的研究将不会是保持中立的，而是成为了政府、成为了商业机构合法化与盈利性的合理方式。例如美国社会学史上“卡美尔计划”那样的悲剧将会层出不穷的不断上演。

米尔斯在书中的下一部分对于理性、自由、政治和治学之道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的见解基于的是对于历史研究的大量使用和对于想象力方法的娴熟运用。在这个方法运用的过程中应当摒除那些打着实用主义的幌子将各种有用性进行了另一种分析，否则只能使社会学研究不断的循环论证，从起点到起点的周而复始。

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学想像力

上周，齐云飞同志向我们倾诉找工作的焦虑，以及他对自己求职前景的预期。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找工作就是一个对自己的能力和兴趣进行评估后，再根据“就业质量、上升空间、待遇、企业文化”等等标准选择合适的“托身之地”的过程。

但齐云飞同志却根本没有说这些，他张嘴闭嘴都是“金融危机”、“通货膨胀”之类的词儿，说得我们一愣一愣的。乍一听上去他好像在分析国际形势，实际上却是在讲自己的职业选择——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选择前途较为光明并仍在快速增长的互联网行业为避风港。

我忽然想：这不就是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么？——将个人经验与广阔的社会天地相联系，利用信息增进理性，理解个人与社会、个人生活与历史以及自我与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个人的生活历程置于历史的序列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个人性的焦虑不安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公众也不再漠然，而是参与到公共议题中去。”

于是，齐云飞同志通过对找工作过程中的焦虑不安的审视，实现了从“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到“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论题”的转换。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虽然米尔斯提供的是学术研究指南，但实际上，即使对于不搞学术的普通人，这本书也是极为受用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可以引导你更多地关注自己所处的时代形势，关注历史背景，而这对解决个人焦虑不无裨益，对思考公共话题更是作用甚大。因为只有在公众形成一个共同体，将个人焦虑上升为公众话题进行讨论时，才有彻底解决问题的可能。

当一个家庭主妇在面对飞涨的物价，以及危机重重的食品时，她会苦恼，会想方设法省钱。但如果她能由此开始了解和思考经济问题、食品安全的问题，她就不光拥有了一双看穿价格标签的慧眼，更可能拥有应对危机甚至预测走向的能力。

当一个单身汉苦于找不到女朋友时，他往往会思考个人的劣势和缺点，但是否也应该想想：这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有关？而男女比例失调又有深深的传统文化背景。想到这些，他或许可以豁达些；又或许，他会因为自己的思考而增添几分魅力。

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任何日常琐事都有自己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我们也许可以渐渐学会将眼界放宽，放远。

米尔斯所期望的正是如此，如果现实生活中人人都有社会学的想像力，自觉将自己遇到的个人困扰转化为公共论题，那么理想中的公众社会也就到来了吧。

找回自己的想象力

对于一个没有所谓社会学基础的人来讲，读此书是十分费力的。

也许第一句话，就违背了米尔斯的观念，所谓社会科学的研究，又岂能仅仅是局限在那些宏大的理论和经验主义的方法上呢。

也许我正是缺乏米尔斯所描述的心智品质，所以读起此书，犹感吃力与赧然。有时还得倒回去看看，才能稍稍多明了一些里面的意思。赧然，在于书中所批判的很多观念，已是我司空见惯甚至欣然接受的事实了。

很多时候，我理所当然地就照着现有的理论，现有的方法，现有的思维直接运用到我那所谓的“研究”之中。而米尔斯似乎一语中的，句句都在警告我，我已偏向学术的道路不知多远了。

换句话说，我不仅缺乏社会学想象力的心智品质，甚至已经丧失研究中最宝贵的纯真的好奇和本心。

50年代末成书，到现今刚好半个世纪。半个世纪过去了，书中批判的社会科学的弊病竟然在中国枝繁叶茂，且有过之而不及。每每看到书中对科层制、学术行政化以及经验主义，方法至上的批判，竟有些血涌上头的激动。

但也许自己领悟力着实不够，对米尔斯的批判很是赞同，但通读全书却无法对他的重构与展望有更加清晰的印象。

我看到了社会科学的一团瘴气，却还不能拨开重雾，理出些些清晰的头绪来。

不巧的是，看此书的同时正在看《大众传媒研究导论》，正在以教材的形式学习社会科学中诸种方法，且主要是运用自然科学的量化研究方法，这也是米尔斯所批判的。

在大众传播的研究中，美国经验主义的量化分析和试验方法占了大部分的江山，也是平日学习的主流。也许是在这种固有思维的影响之下，并不能完全理解和尊崇米尔斯的批判观点。

但读书的过程中，总是怀着景仰的心情向米尔斯致敬。我要寻回我的“想象力”。

近来闲散下来，已无读书笔记的兴致。如果停下笔来慢慢笔记，也对不起作者流畅的文字。

看到那些禁不住击掌叫好的文字，就这么被自己错过了，实在可惜。记忆力是靠不住的东西。

容易犯的错误

这本书提问并雄辩地解答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学研究，甚至于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采用怎样的方法？答案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方法论家”。

这就是社会学的想像力。

社会学研究中（我以为也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容易犯的两个错误是：一是为了理论具有普适性而上升到了过高的抽象层次，然后从理论到理论进行演绎跳跃，实际上这是提供不了什么实质的新鲜内容的（这就是宏大理论），正确的做法是立足现实为理论补充新鲜血液；二是把研究方法限制在统计学、数学和其他固定的方法论模式中，把想像力局限了。回想大家刚入门时，总喜欢挑最最宏观的，对任何门类都有用的社科总论书和讲研究方法的书，就不难理解这两个错误。

全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揭示了我们容易犯的错误。有人可能会说这个批判只是为主题服务，但题目中，研究应具备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其实倒并非独具慧眼。与这本书很相似的是《科学研究的艺术》，正好一本是社会科学，一本是自然科学，其理却是相通的。

如果那些是错误的，那什么是对的呢？要激发想象力，可以用附录中的日记，也可以用历史。不要堕入实用性和科层的泥潭，社会科学家有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去启蒙大众，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个人困扰，很多是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

当我跳跃着翻完这本书，回头一想，我对书什么印象也没有，信息点没有，感情也没有，而时钟已经是凌晨2点了，而时间竟这么过去了。花费了4个小时，耐着性子看完，得到的也无非是这个结果。时间就是这么匆匆，匆匆的让人不记得过程，连叫Herbert的男人也突然宣布他要结婚了，结果就是这么的结束了所有过程；而我们对此过程的一切情景还全无认识，甚至不确定他们到底有没有恋爱的那段过程。

唉，除了时间不复倒流。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不可能。

回头查查自己看了些什么吧。

《社会学的想象力》久负盛名，但我读起来很吃力，一直想不通这些著作为什么不能象金庸、古龙的小说那么容易懂而且引人入胜。

我对这本书，能够看的下去，换句话说，能够感觉看着字的时候的确是在看，思维没有漂移的部分，是在书的第二部分“宏大理论”，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前天我看到了宏大叙事这个词的缘故。我可能觉得他们是近亲。

在宏大理论部分，我看懂了两点，就是宏大理论书写方式的原因猜测和书的思想的转述。

宏大理论书写者肯定不是做销售的出身，他们不大关心受众的特点，不管别人看懂看不懂，甚至期望阅读者应该用他们书写的语言方式去习惯，理由就是著作如果用普通的生活语言，会造成语言的歧义，因为语言本身就是包含很多语义的。比如“异化”和“单面人”的概念，叙述的范围是一样的，但是语义上有差别。这样他们就坚持使用让人看不懂的语言方式，词语组合和分离、反复和重构，简直让人没有耐心读下去。好在他们已经成名，而且在迷宫般的语言背后的确在说理论。从米尔斯对他们那复杂难懂的语言进行解释中，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确是真的思考的很“深入”。

看懂的第二点就比较简单了，就是作者米尔斯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一本500页的书，可以缩写成150页的书，议论的充分不能保证，但是至少论述点不遗漏。不仅如此，一本书同样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一本书可能就论说了一个问题，其他的都不重要。我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因为我现在的读书方式得到的结果可能和它差不多。他们是大师，总结的会深刻，不过我总结的是我需要的。

但是，从宏大理论到书结尾，我的脑子就再也没有随着眼睛动过，我现在什么印象也没有，连标题也不记得。好在这本书最重要的部分，或者对于现在的我，最重要的部分，是作者对于自己研究方法的总结。而且写的很像中国的教科书风格，条理而不晦涩。作者真是个好人。研究多年后，把自己的治学心得告诉读者，如果能有人真的去实践，功德不小。

作者认为，成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者，其本质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把学术和生活融合起来的方式。作者鼓励研究者把自己的生活体验融合到自己的研究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研究，有助于自己有所得。它好像列举了几个例子，我忘记了。

在治学的具体方法上，作者建议作学术日记。不要放过生活中的灵感和边缘化的体验，要把他们记下来。日积月累之后，很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所得已经成为了一个体系。即使没有如此，在进行其他的研究的过程中，也可能会用到这些总结的条目。

作日记的时候，作者建议分为几类总结，按照自己的阅读分为几类，比如，按照社会学理论、经验、小的所得进行整理。这个分类是我随意想的，但是作者的道理在其中，分类整理，有助于将自己的研究分类存档，也有整理的思路。作者在解说这一切的时候，把自己的学术日记的节录拿出来做了分享。

我看他除了摘录、札记外，把自己的思考过程也记载了。比如看到某一段论述时候，联想起来的书也记下来。做的很细致、估计有这种习惯的人，笔记得装几个箩筐。

不过，这件事使我想起我大学时候的一件事，我曾在一本英语书上作了很多标注，自以为很有价值，卖书的时候就把这本书定价高出原价2倍——这可是做过注的，是前人思想的结晶，当然贵了——自然这本书最后也没有卖出去。现在，想起来都觉得自己好好玩，以为自己钱钟书呢。不过，你猜，这本书现在哪里？嘻嘻。

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慨就是，相对于社会学的著作，这本书应该更像是一本指导书，工具书，它是教自己怎么学习社会学的，而不是单纯的告诉你社会学的东西。而那些晦涩的社会学的文字，也应该耐心读读。我猜想，他们就是一条铺着石头的土路。书是土路，而其中的名词、晦涩的定义就是一块块石头，白天的时候，路突兀的不想去走，雨天的时候，那却是一块一块坚硬的垫脚石。

一种联系和转化的思考能力

在社会变迁不断加速的现时代，人们很容易被纷至沓来、几近爆炸的各种信息所淹没。处此情境之下，人们需要借助一种特别的心智品质，才可能获得对周遭世界及其自身的清明认识。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C Wright Mills)将这种心智品质称做“社会学想象力”。“社会学想象力使得我们能够理解历史和个人生平，以及二者在社会中的关系”，“它是那种能够从最与人无涉的、最遥远的外部变化，转化到人的最隐秘的自我特征的能力”。简言之，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联系和转化的思考能力。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全部使命，就是发展社会学想象力。

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已经成为社会学的经典。在强调经验研究、以实证科学为自我定位的一门学科中，有关想象力的言论被接受并被称颂，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观。今天，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导论》的课堂上，面对刚刚迈入社会学门槛的莘莘学子，我总会在第一讲就介绍这一伟大的观念。我要传达的信息再清楚不过：除了他们即将从教科书中接触到的各种具体理论、方法和研究技术之外，学习社会学还有着更重要的要求和目标，那就是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乍看上去，尤其是与系统扎实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的训练相比，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多少有些“玄虚”：前者似乎是有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稳定的投入总能换回预期的回报；后者则难觅捷径，纵然使出十分气力，却往往无功而返。但是，即便一项经由系统扎实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指导的经验研究，如果不能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学想象力，则既无跻身人类知识殿堂的学术资格，也无启发人类实践的人道意义，不过是在众多的出版垃圾中增添一份新的垃圾而已。一旦明白（认同）这一点，在社会学训练中，还有什么比追求社会学想象力更为紧迫和重要的事情呢？

有人会说，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类似天分的东西，韦伯有，费孝通有，没有这个天分的普通人就只能认命做技术活。还有人会说，社会学想象力是一种类似艺术灵感的东西，可遇而不可求。这两种看法都似是而非，虽然缺乏系统成熟的训练程序，但社会学想象力的培养并不真的玄虚。理论学习就是提高社会学想象力的一条重要途径，除此之外，历史视角是另外一条重要途径。本文即着重讨论历史视角与社会学想象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请首先允许我借用伯格（Peter Berger）的论述，来进一步丰富社会学想象力的内涵。伯格说：“社会学给我们的首要启示是，万事都不像表面上那样。”他又说：“社会学让人着迷之处，在于它让我们能够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举例而言，“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是现代西方人的公共信仰，但是，只要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丘比特神箭似乎不是为男女之间狂烈的、不可阻挡的情感所驱动，而是更多为阶级、教育、种族、宗教背景等路线所引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格将“揭露”视为社会学的主旨：社会学对人们视做当然的一切说法都表示存疑，以某种审视的眼光去揭穿人们用来相互掩饰自己行为的各种借口。在此，伯格凸显的是社会学的批判性（在英语语汇中，critical, critique是远较中文词“批判”温和、中性的词汇）。这种批判性，在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概念中，虽未获清晰申明，但亦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如前所述，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是理解个人生平和历史之间关系的能力，是将个人在其周遭遇到的问题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之间建立联系的能力；当人们这样做的时候，必然会质疑过去视作当然的现象和说法，必然会从个人和社会结构两个方面产生批判性思考。社会学想象力和批判性，可以说是同一块硬币的两面。

没有“时间”和“地点”的社会学研究

不过，就在米尔斯和伯格写作的年代，那曾经在社会学先辈大师（马克思、涂尔干、韦伯、曼海姆）作品中大放异彩的社会学想象力已日渐式微，社会学的迷人魅力正日渐消退。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渐行渐远。社会学是所谓“双元革命”的产物，创立之初的社会学，正是以解释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历史（起源、它们引起的震荡以及后果）而获取在学科阵营中的合法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学“出身”于历史学。早期的社会学家大多能够充分地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历史资料，譬如托克威尔的“民主的模式”，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及资本主义理论，涂尔干的“分工论”，韦伯的“科层制”及“权威”理论，无一不是建立在对历史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就此而言，都可以称做“历史研究”。但是，他们

又都无一不致力于从人类历史中找出一种“超越历史”的时间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所做的工作又具有一种摆脱历史学、与历史学划清疆界的内在倾向。这种对历史学的贬低态度，连同他们对客观化及规律的追求，产生了一种更加类似“后设史学”(meta history)或者“历史哲学”的东西。

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真正分裂是在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马林诺斯基功能论的影响：对习惯和制度的解释，由过去的根据社会演化和社会扩散，一变而为根据其社会功能所取代。这种非历史的倾向，在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它试图找出一个社会体系中的基本结构，就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找出所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参数一样。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就是米尔斯和伯格写作的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如日中天，当时的主流社会学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致力于以因果率或自然规律来描述和解释世界，强调结构在形塑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历史取向和历史敏感性在主流社会学中逐渐沦丧，出现了所谓的“没有时间”和“没有地点”的社会学研究（Charles Tilly的批评）。

当时，美国在各个方面的发展似乎都让人们接受历史已经“终结”这个论断：政治知识分子宣布“意识形态的终结”并且欢庆一个以技术手段为政治中心的全新历史时代；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关心前所未有的“富足”和“共识”的议题；结构功能理论和多元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将历史看做一个有效率的、追求均衡的和具有自身政治目的的过程；发展理论(尤其是现代化理论)和趋同理论提出了以当代美国为模块的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些观点和看法创造了反历史的效果：如果现在是作为一个既有效率、又具有自身目的的历史过程的结果而出现的，如果多元主义理论推崇的利益群体政治代表了一个“成熟”的政治社会，如果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正在现代化成一个美国的翻版；那么，过去(历史)和现在还有什么关系呢？尽管标榜价值中立，标榜客观性，主流社会学实际上正沦为现实的卫道士。

“过去”何以能走到“现在”？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米尔斯对“反历史”的“宏观理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呼吁“每一门社会科学——或者更恰当地说，每一门经过慎重考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个历史的观念领域和充分地利用历史资料”。

丧失历史视角导致社会学想象力的沦丧，已如上述；那么，恢复历史视角又如何可能正面提升社会学想象力呢？对于社会学而言，采纳历史视角并不是如传统兰克史学一样仅仅是弄清楚过去“究竟是什么”，而是要回答“过去何以能走到现在”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毫无疑问，连接“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是只此一次发生的过程、事件和各种历史现象。但是，是哪些因素造成了这“只此一次的历史”？当社会学家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厌其烦地去揭示这“只此一次的历史”的各种限制条件的时侯，他们实际上从理论上恢复了在历史过程的各个时点上存在过，但却最终丧失了的各种可能性。由此，他们将行动者和历史再一次带回到人们的视野中，并揭示出人类行动的潜在选择，而那将种种历史可能性排挤出局的现实，其合理性则不可避免地面临质疑。在坚持历史视角的社会学家那里，通向现实的那一条线索（譬如工业化、科层化等历史过程）虽然真实而清晰，但是未必比其他线索（或者隐而不显，或者断断续续）更加优越：现实虽然不是历史过程随意造就的产物，但现实也不决定地非得是现在这个样子。

先让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一种“现实”。今天，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民都生活在城市中，有一份与自己一日三餐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将一天的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将工作场所与其他场所截然分开，空间的移动靠的是非人力的交通工具，住在可以远离节令和四季循环的房子里……总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大多数事情，在性质上都具有极强的功效。这一切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每个人朝夕面对的生活处境，人们习以为常，并且沿着这一方向(功效性增强)继续向前推进。与这一模式相异的状态，譬如偏远的农村，则被人们视做前现代时期的残余物，迟早要归于文明的大潮中。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当然知道过去不是这种样子，但当他们毫无戒心地接受现实的时候，他们实际上虚置了过去，因而也不可能(或者是不愿意)真正了解过去。勒费弗尔（H. Lefebvre）指出，对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来说，“诸如手势、文字、器物、容具、衣着等等”都承载著“风格”的印记，文学、艺术、客体乃至一切存在都充溢著“生活诗意”(poetry of life)。生活在“功效性”时代的人也许会指责这是对过去时代的浪漫化描述，但是，其他很多材料均表明，

过去时代的人对“诗意化生活”的接受，如同现时代人们对“(以功效性为目标的)公式形态生活”的接受一样，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方式，并不像现时代一提起“诗意”就联想到的做作——在现时代，人们寻找“诗意”需要超出日常生活处境之外，譬如大漠荒丘、清风明月、烛光假面，以这样的经验理解前人当然很困难。

是什么力量将充溢着“生活诗意”的过去引导到“公式形态”的今天呢？最易观察到的是工业化，而在更深层次上，则是工具理性的发展和扩张。一部西方社会从中古过渡到近代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工具理性产生并扩张、价值理性式微的历史。工具理性将自身呈现为近代理性主义的最高级的形态，任何不适于工具理性模式的概念以及任何不具备直接功效性的制度，都时刻面临着被当作前现代时期的残余物来对待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不计其数的概念、价值、信仰、规范和制度都被纳入“残余物”这一不受欢迎的范畴之内，从而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多种力量，汇聚成一个看似无可阻挡的历史过程，造就了我们深受其惠同时又备受折磨的现实。韦伯以异常冷峻的眼光分析这一历史过程，指出人类正无可挽回地逼近那个他称为“铁笼”的残酷无情的归宿：“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主张价值中立的韦伯，在他所做的这样一个极度悲观的预测中，却毫不掩饰他对现实的厌恶。

距离韦伯发出那悲凉的预测已经一百年，一方面，我们可能比韦伯时代更加强烈地体会到那将我们推入“铁笼”并强行禁锢的巨大力量；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更多透漏光亮和新鲜空气的缝隙。还是谈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吧。2005年，从有关“汉服社”、“桃花诗社”等众多报道中可以看出，在部分都市人群中（尽管还是很少数），人们已经不仅是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和兴趣追求来结成这类社团，而且是出于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认同，开展有意识的实践。宽袍长袖，一唱三叹，尽管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矫情的成分，但在很多实践者那里，“慢的功夫”、“生活诗意”已然成为自己内在需求的日常生活表达形式。仅由这小小的缝隙就断言“铁笼”的崩塌自然太过天真，但是假以时日，谁又能否认它们成长为人类冲决“铁笼”的逃生口的可能性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造就现实的历史过程将很大一部分人类经验排挤出局，如果社会学家只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既成的现实”上，这无异于公开地为现实辩护。这样一来，社会学就只能让自己立足于一个非常褊狭的基础上。这一褊狭的基础虽无妨社会学去追求自身的精致和完满，但却会使得这门学科离米尔斯指出的“让人们认清历史结构和自身的位置”的智识前景越来越远。唯有保持历史视角的社会学研究，因其对现实的批判性，才有能力为社会大众提供有益的知识，并最终将社会大众武装成一个个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行动者，以增进人类的福祉。

原文出处：《社会学家茶座》第16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米尔斯说，如果你所珍视的价值实现了则会心情愉悦；如果那些价值被破坏了则会心情低落；如果它正在丧失又不明所以，那么人们会苦闷，继而越来越冷漠。换句话说，当我们难过时，要做的是审视我们的生活，找到困扰我们的内在原因。不幸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自己的生活都缺乏反思，因此精神状态将持续低迷，逐渐我们习以为常当成了生活的常态。现代人的亚健康不止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米尔斯提倡社会学的想像力。

很不幸的是，社会学虽然能帮助我们看到事情的根源，却对现实的困扰仍然无能为力。我能用社会学来想象生活，却无法避免时不时自己也陷入这种难言的苦闷之中。逐渐的，我们抱怨越来越多，思考越来越少；逃避越来越多，进取越来越少；无聊越来越多，投入越来越少；敷衍塞责越来越多，乐在其中越来越少；度日如年越来越多，生活愉悦越来越少。这种生活状态，简直就是绝望。无论是工作还是娱乐，似乎都是另一个灵魂支配着自己的身体。价值不见了，生活被抽掉了内核。令人惊讶的是，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它，因此无从失去。我们工作时消极怠工，休息时却加班工作。真是奇异的生活哲学。

米尔斯把这一切归结为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衰落。西方文明未完成其理性承诺，因而个人丧失了其独立为人的理性存在者的满足感。马尔库塞则把这与现代工业社会劳动的异化相联系，工作的变迁使得劳动过程中的爱欲满足阻塞，导致人类社会的整体萎靡。齐美尔在更早的时候，看透了现代文明的精神本质。金

钱作为交换媒介的普遍化，使得一切价值都需要以金钱作为中介来衡量。因此，精神生活变得表层、肤浅。

我不知道自己能对此说什么。作为深受启发的后来者，我能侃侃而谈、开怀一笑；作为现实中人，却也时常自苦如此。抽象的精神思考当然能使人心情愉悦，但前提是抽离日常生活，或者是无需考虑日常生活。抱歉的是，我只能做到部分抽离，而也不能不考虑。因此，只能在精神与物质之间进进出出、上上下下、磨磨蹭蹭、战战兢兢。这是一个死结。去触碰将束得更紧，避开他将慢慢的让你呼吸不畅。转了一个圈，回去了。价值消失了。社会学也不知道怎么办。

理性与自由的解放——《社会学想象力》读书报告

一、前言

从野蛮未开化的石器时代，到蓬勃发展的工业文明，人类经历了从黑暗吞噬走向光明绽放的过程，智慧的思想开始从封建愚昧中挣脱，启蒙运动的大潮开启了人类理性的大门，前所未有的行动预示着人类开始跨向另一个与众不同的时代。蒸汽机嗡嗡作响，钢筋混凝土充斥大街小巷，城市化和工业化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退逝的文明开始被岁月淡化，过往的成就如今已让人习以为常，在消费主义滋长的现时，整个社会也开始了转型，朝着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后现代迈进。此时此刻，人类面对的不单单是转型，更重要的是在社会转型和新价值冲击下，原有信仰开始和现在的格格不入，甚至开始断裂，似乎进入了迷失的时代，而米尔斯在此时，通过对社会科学的重新审视，力图找回那些被人类奉为图腾崇拜的价值，以更好的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

“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珍视什么价值，也未感到什么威胁，这就是一种漠然的状态。又如果他们不知什么是其珍视的价值，但却仍明显地察觉到威胁，那就是一种不安，焦虑的体验。”米尔斯这样解释人淡漠和焦虑的状态，而他也认为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或者正在走向这样一种对价值麻木不仁的可怕状态，我们不知道自己珍视着什么，就算知道，我们也难以抓住它。因此如何重拾我们心中的信念，然后学会如何依此行动就成为了社会科学家也是每个普通人所要追求的信条，而这时我们就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认为，时代的转变伴随的应该是审时度势方法的转变，那个以物理原则为尺度的共同准则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时代特征，按作者的话来说，就是理性的增进已经不必然伴随着自由的增进，我们开始被所谓的社会结构所束缚，我们开始淡忘历史的影子，我们正处于一种想要发展却始终无法摆脱限制自己的未知力量的状态。这时，我们最需要的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

而这种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同时也是一种方法，是人类社会所需遵循的新的标尺。它注重将环境中的个人问题结合在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维度之中，从一种开阔的想象力当中解释生活中的琐碎，然后再把这些零散困扰恰如其分地上升为公共论题，恰到好处地把握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阐释清楚人类在世界中的位置，以更好地让我们回归自己的角色，履行好我们发展人类文明的历史职责。总结起来，米尔斯不仅仅想把这种“天马行空”而又“脚踏实地”的心智品质局限于社会科学中，而是贯穿于人类生活各领域的始末，合适的运用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去最终达到增进人类理性和自由的目的。

也就难怪米尔斯在书中表示出了对小说家的钦佩之意，因为他们所注重的不单单是人以及人身边的有限环境，与此同时，他们能够捕捉到更大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就像维克多雨过在《悲惨世界》中所说：“当一个人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些制造黑暗的人。”有时候，我们需要关注的不仅是问题本身，更重要的是问题背后蕴含的深层因素。

二、社会学的想象力——作为新时代的标尺

（一）社会学想象力的维度

对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并不是空穴来风，就社会学的想象力本身来说就是米尔斯一直强调的价值，也就是理性和自由的产物，而他强调的这种心智品质是通过用一种开阔的历史和社会维度的眼光来观望现代人，特别是现代社会科学家的所言所论，所作所为，通过批判来提炼自己的思想，力争做到言之有据。

1、社会的广度和历史的深度

众所周知，人是处于环境中的人，而这里的环境不仅仅局限于身边的关系网络和生存环境，同时也应当涵盖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以及历史环境，这也正是社会学想象力所要求达到的高度。要知道，身边的有限环境是处于社会结构的大环境中的，因此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组成这个巨大机器的必不可少的零件，并且构成现有环境的要素也是通过历史的纵向发展而来的，前者构成了存在的大环境，而后者构成了存在的大背景，因此，要想真正理解我们身处的时代以及身处其中的我们，就必须具备这样的横向延伸广度的视野和纵向拉长深度的窥探。但要知行合一，却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历史上社会科学家一些惯有的思维方式和社会中存在的复杂力量都在潜移默化中模糊了我们的视野，缩小了我们的范围。因此，如何挖掘这些因素最终达到变更它以至善的要求，就成为米尔斯要给我们做的解答。

需要阐释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实际上在寻找一种平衡，而不是迈向任何一方的极端。首先就社会本身来说，透过车水马龙，高楼大厦，人来人往，我们需要明晰维系这些关系的内在因由和动力。但就像历史上的每个学派一样，他们都偏向于用自己的一套理论来一以贯之地解释所有情况，当然其中不乏“文人相轻”的蔑视，更多地是不能真正把握和理清社会的内在脉络，而是想一劳永逸地建立所谓放逐于四海而皆准的模型。米尔斯也首先批判了有这种倾向的以帕森斯为首的功能主义学派，他们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理论，用各式各样晦涩的概念进行填充，用自己自上而下的眼光来看待一切，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去建构模型，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对概念的拜物教”，只是穿梭于那些名词和定义中间，而忘了到底使用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就以功能主义为例，他们过于宏观地描述一个“纯粹类型”的社会，而忽视了其被演绎进现实的可能性，不仅造成结构和个人的断裂，同时他们假定社会结构是稳定的，所以忽视了社会系统的合法性以及里面权力的一系列问题。

而正好相反的是，相比于宏大理论家，抽象经验主义者则反其道而行之，采用一种更具科学态度的自下而上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他们眼中，问题不是重点，方法才是关键。因此方法论成为了他们心中的评判标准。精确化，标准化，数据化使得学术性在减弱，而行政上的实用性在加强。他们更像是各居其位的社会零件，通过方法来确定自己的问题，而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否具有价值或者这种价值对于社会有什么意义，更多的时候研究仅仅变成了研究本身。

其次，对于历史，很多学者也都置之不理，他们拒绝比较，只把某个东西“解释”为“从过去延续下来”,而不去问“它为什么能延续下来”。但很多时候，知道原因才能看到问题的根源，否则一切努力只能轮为饮鸩止渴。就以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为例，其实质是一种由远古行为而产生的潜意识，来自于久远人类社会父权制的影响，如果不深挖原因，我们看到的将只是“杀父取而代之”思想的莫名其妙，处于一种被迫接受而不知其从何而来的麻木和迷失中，而不能捕捉到其历史渊源中的文化原因。

就以上的讨论，实际上米尔斯想告诉每个人，这些方法都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其本身并没有真正涉及社会问题或是利用社会结构来讨论问题，他们只是将自己的领域看做独立的王国，而忽略它于其他领域，诸如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联系，造成了归纳的一般性无法演变成演绎的精确性，演绎的精确性又无法上升到归纳的一般性。最终的结果就是，个人困扰没有成为公共论题，甚至于渐行渐远。人文精神的组织力进化成为科学精神的机械性，而概念和方法则成为了问题的主导因素，这不禁有本末倒置之嫌。加之于我们对社会本身是如何形成的一无所知，而只是无意识地接受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这更容易加深身处其中人的无力和无助感。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深刻剖析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依赖关系及其他们的运作原则，并结合他们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来探讨此情境下的个人和社会问题，而不是脱离其中任何一方。但可以看到的是，形成刚才所说的学术风格的，也并不是有意为之，一定程度上这也是社会结构出现某些问题的表现。而米尔斯也进一步挖掘着其中的原因。

在社会科学家和问题之间，现今社会其实在其中起到了阻隔的作用。随着科层制的快速发展，大批诸如此类的理性组织应运而生，又加上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社会问题的研究开始倾向于提高行政效率和社会实用性，而社会科学家开始嵌入科层组织，社会问题本身已不具价值，它开始成为一种潜在的维护社会运行的工具。局部的合理才能构成整体的理性，因此局部的理性和自由被大大削弱了。而毫无疑问的是，这

些组织的背后掺杂着政治和权力的操控，我们不仅不知道这其中的利害关系，甚至不了解自己研究的终极目的，换句话说，社会科学有被操纵的倾向，而不是成为真正的学术。社会科学家不是直接面对问题，而是和问题之间隔了雇主一层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的敏锐性，并开始用一些不痛不痒的研究故弄玄虚。

2、变与不变：人性与价值的维度

人类所有的工作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类本身，因此如何解释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存在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这决定了我们的态度和行为。书中指出，宏大理论家和抽象经验主义者的理论预设是：人类社会是均质的，整体的。但作者的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不论是人类还是历史，都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因此我们不可以用统一的眼光去看待具体的事物，而是要在具体情境下进行比较分析。这种符合马克思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也从另一层面告诉社会科学家们必须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用方法或是概念去界定问题。“历史多样性决定了问题本身需要进行重新表述，因为不同的社会和时期往往存在不同的答案，因此也必须进行比较。”米尔斯这样向我们表明，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每一个研究都必须脚踏实地。就如中国历史人物唐太宗所说：“以历史为镜，可以正衣冠。”

在对人类和历史的本质做出界定后，我们又需要明晰支配社会和历史前进与维系的动力是如何运行和生长的。可以说，人类的目标就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在运用理性时享有充分的自由，但事与愿违，尽管理性在增长，但不可思议的是自由不仅没有扩展，反而受到了压制。“运用新巧仪器的人并不了解它们，而发明这些仪器的人对其他东西所知甚少。”在我看来，他们所不了解的所不知道的正是他们这么做的目的，每个人正在被有限理性框定，零件化的时代开始到来，个人的问题只被当做是稳定社会中功能失效的一部分，只需要就行修复，而不是将其上升为社会的论题进行本质的讨论。

而操纵这些的正是出于社会最顶端或者隐藏在社会背后的政治因素与权力制约，行政和合理性的要求正在限制理性，扼杀自由，而身处其中的人无力从心。社会发展的真正目的渐渐在偏离正轨，社会科学不仅没有增进人类的理性和自由，反而在行政效率和结构合理化上煞费苦工，最后一无所得，如果这违反社会的发展规律，其可以被当做这个社会最可怕的“失范行为”。而这也是米尔斯担心发生和考虑解决的。马克思对于健康的问题有这样的看法：健康问题其实都有其社会结构根源的事实，而这一点不是仅靠个人生活方式能解决的。而我们的社会整体和个人现在都有出现了这种“不健康”状况的倾向。

米尔斯所担心的是，这个社会尽管在表面上是在进行理性的组织，但在所谓理性的掩护下，实际上它正在一步步吞噬着个体的自由，开始把人们形塑成社会和权力所需要的人，而不是自己愿成为的人。并且由于缺乏这样一种把问题上升为公共论题，把问题结合在社会和历史中讨论的能力，整个社会结构现状趋于稳定，而它本身却并不想改变，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一个合理而稳定的社会整体是好过于一个充满理性公民的社会的，我们需要维持，而不是变革。一个社会是连续的社会，表现在各个结构组成的链接里；一个历史是连续的历史，表现在人类发展的前后相继中。因此任何片段性的研究都会阻碍我们从全面的角度去观察社会，看待问题。

3、角色的转换

在米尔斯看来，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家担负着让社会重见理性和自由光明的重大职责，而最终目的是让每个人都拥有这样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科学家帮助公众能够获得理性进行自我教育的前提是其本身是否获得了理性和自由。”所以社会科学家应当是先行者。因此他们，在米尔斯看来，担负起了一个身体力行去让公众变成真实公众而不是沦为社会大众的使命。这样的角色并不是所谓“技术专家”去解决技术问题，也不是所谓“哲学王”去构建一个完美的世界，在他们身上存在某种独立性，那就是远离真正的社会问题，甚至于道德随波逐流，于权力全然不知。而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应当具有的独立性应当是表现在道德和政治上的，他们有自己的学术伦理，独立于政治权力，秉持着问题中心的原则，努力在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中寻找最适合的解决方法，并不断补充和完善之。担负起这个社会的道德和政治责任，以理性和

自由为道德判断，以理性和自由为权力赋予，更为具体地，他们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 （郑晓娟，2009）。

（二）理论的比较：后现代主义

毫无疑问，米尔斯的观点已经承认这个社会开始进入“第四纪元”，也就是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他的某些观点，也应当顺应这样一个时代的要求，下面，我会用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来阐释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首先后现代主义否定现代性中的所谓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类，排斥“整体”的观念，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并且不再寻找共通点，而是找寻差异。这和社会学的想象力对人性的假设不谋而合。

其次。后现代主义的另一大内容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回归。在福柯看来，由于社会中的各种权力制约和规训，人已经开始被异化，他不再享有自主权，因此如何回归人自身成为了现时的重要内容。而社会学的想象力强调问题中心性，而反对把问题次要化，因此这也是以人为中心的，是关注人本身的，并且它致力于通过社会和历史的双重分析来找到问题本质的答案，因此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人主体性的回归，更进一步是为了那些正在被蚕食的理性和自由的回归。后现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就认为资本主义的科技和理性出现偏差的原因并不在于科技，而在于日益官僚化的行政机构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意识形态防御系统。所以需要冲破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系统，摆脱思想压制，进行自由交流，重建新型人类关系和新理性。

最后，现实是如何被生产，呈现和再呈现也是后现代主义关注的重点，他们需要寻找现实中语言和符号背后深层次的权力和建构问题。换句话说，它关注的不单是问题，而是问题其本身是如何产生和被解释的，这也是社会结构背后的操控因素，就如米尔斯极力阐述的，我们要关注问题，但问题本身不是问题，而是构成问题背后的一系列潜在因素，诸如权力，历史，结构等。而福柯就认为，谁能解释知识，谁就掌握了权力。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厚重的理论体系却并不支持专注于延续性，并且也认为本质是无法抓住的，由于环境的偶然性，事物的根源也很难追寻，这些和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的历史性相背而行，实际上，它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延续性。但无论如何，可以看出，米尔斯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当被归于后现代的理论体系，尽管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也是理论相互补充和完善的绝佳时机。既然社会已经步入后现代，我们也应该运用一套全新的模式来应对这样的变化，而不是固守陈规，按部就班，否则这样的社会还何谈发展，何来进步。

三、观点评判

（一）开拓了一条更为理性的社会科学道路

通过上文的描述可以形成一个以困扰揭示问题，然后将问题上升为个人环境，社会结构以及历史发展三者相混合的社会论题，最终帮助增进人们的理性和自由，从而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米尔斯造就了一条新型的“科学”道路，以理性为手段去达到理性的目的，为社会科学开辟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方法，同时也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思维线索，为我们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开拓了崭新的视野。

（二）难以把握的抽象性

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要求人们能具备在宏观结构与细枝末节中任意穿梭的能力，并且能以开阔的视野回归到具体的问题，然后再从具体的问题解决上升到一般的总结高度。这是一个理解问题的全新角度，但是同时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并不是非常容易把握。所以作者更喜欢把这种能力称为心智品质，如果要成为系统的方法还必须不断完善和整理，毕竟心境的产物并不是能够原封不动的化为现实的，要想走上这条通往理性和自由的康庄大道还必须跨越一条条思想与现实的沟堑。

四、小结

事实上，全书也就是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的一个实例演绎，从批判，再到结合社会结构和历史深层次

因素的分析，他将人类理性和自由缺失的问题上升成为了一个更加宏观和高层次的社会论题，并从其中可以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综合了历史的感受力、人类学的感受力和批判的感受力，米尔斯最终想向我们诠释“许多不会玩牌的人倒是能洗牌”的现象应当朝着“玩牌和洗牌兼顾”的前景上改变和发展。

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摘录）

作者：发布时间：2008-01-15 信息来源：

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

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

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

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我想要描述的正是这种品

质，它可能会被记者和学者、艺术家和公众、科学

家和编辑们所逐渐期待，可以称之为社会学的想象

力。

* * *

由于社会学的想象力对不同类型个人的内在生

命和外在生涯都是有意义的，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

能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能看到在杂乱无章

的日常经历中，个人常常是怎样错误地认识自己的

社会地位的。在这样的杂乱无章中，我们可以发现

现代社会的架构，在这个架构中，我们可以阐述男

女众生的种种心理状态。通过这种方式，个人型的

焦虑不安被集中体现为明确的困扰，公众也不在漠

然，而是参与到公共论题中去。

这种想象力的第一个成果——因而也是体现它

的社会科学的第一个教益——是这样一个思想，即

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中，才能理解他自

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

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

己的生活机遇。在许多时候，它是一个可怕的教益，而在许多方面，它又是美好的。

我们不知人类潜质的限度何在，既有高尚的追求也有自由堕落，既有剧痛也有欢欣，既有令人愉悦的残暴也有理性的芬芳。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开始明白“人性”的限制竟是如此广泛，以致让人感到恐惧。

我们已经开始明白在某一社会中，一代代的人的个人生活；他生活在自己的生活历程之中，而这个里程又存在于某个历史序列之中。因为他正在生活这一事实，他就会对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演进作出贡献，无论这贡献多么微不足道，甚至连他自己也是在社会和历史的推进作用下塑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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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这是他的使命和前景。实现这个使命和前景是典型的社会分析家的标志。……那些充满想象力地预见到他们工作前景的经典的社会分析家总是不断地问三种类型的问题：

（1）一定的社会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些成分又是如何相互联系的？这一结构与其他种种社会秩序有什么不同？在此结构中，使其维持和变化的方面又何特定涵义？

（2）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我们所考察的特定部分与它将会进入的历史时期之间，是如何相互

影响的？那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与其他时代有什么不同？它用什么独特的方式来构建历史？

（3）在这一社会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和迟钝？我们在这一定时期一定社会中所观察到的行为与性格揭示了何种类型的“人生”？我们考察的社会各个方面对“人性”有何意义？

无论他们的兴趣点是强大的国家还是细微的文学格调、家庭、监狱、教义，经典的社会分析学家都要问这些问题。他们是对社会中人的经典研究的核心智力支撑，是具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必然会提出的问题。因为这种想象力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从自己的视角切换到他人的视角，从政治学转移到心理学、从对一个简单家庭的考察转到对世界上各个国家的预算进行综合评估，从神学院转换到军事结构，从思考石油工业转换到研究当代诗歌。它是这样一种能力，涵盖从最不个人化、最简洁的社会变迁到人类自我最个人化的方面，并观察二者之间的联系。在应用社会学想象力的背后，总是有这样的冲动：探究个人在社会中，在他存在并具有自身特质的一定时代，他的社会与历史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