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朝的佛教管理
佛学研讨 - 唐代佛教政策漫谈
六、唐代佛教政策的时代特征
• • 唐代的佛教政策，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那就是豁达闳放，自信、大度。 唐太宗做过一首诗，有两句说：“竹分丛 而合响，草异色而同芳”很好地反映了他重视 多元文化，三教并用的深层心理。根源于其宽 广的胸怀和巨大的魄力，而统治者的这种胸怀 和魄力，得力于唐代国力的强盛，民族的自信。 鲁迅称之为拿来主义。 唐代的佛教政策，就是雄健自信的时代精 神的产物，其实质是要将佛教这种外来文化拿 来自由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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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废佛这种极端的做法，显然不顾佛教存在深厚 的社会基础，无视其具有配合儒、道充当思想统治工具 的作用，完全偏离了太宗以来对佛教既限制又利用的方 针，因而根本不能行之久远。 宣宗一即位，马上下诏复佛，掀起普天下造寺度僧 的高潮。 汤用彤先生认为：黄巢之乱，与武宗废佛使大批僧 人流离失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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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雄才大略，为了替其子孙奠定长治 久安的基业，三教并用。他尊崇儒学，重视科 举，是为了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他以李 聃后裔自居，抬高道教地位，是为了借太上老 君神权的光圈提高李唐皇室的社会声望；对于 佛教，他加以利用的态度也很明显。 在太宗的时代，社会还很残破，经济尚未 完全恢复元气，增殖户口，发展生产乃国家当 急之务。为此他要限制寺院和僧尼数量，要检 括僧尼，严禁私度，总之在政治和经济上，他 对佛教是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力求消除或尽 量缩小佛教对于国家的不利作用。
三、玄宗朝的佛教政策
• • 唐玄宗大力限佛： （1）沙汰僧尼，限制写经、铸佛、建寺：“命有司沙 汰僧尼伪滥者万二千人，并令还俗。敕百官勿得创寺， 民间勿得铸佛、写经”。又不许私度僧尼及住兰若，并 敕令“天下村坊佛堂小者，并拆除之，功德移入近寺； 堂大者，皆令封闭。”
中国封建王朝对宗教信仰的控制与妥协
中国封建王朝对宗教信仰的控制与妥协在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频繁，但每个王朝都试图通过对宗教信仰的控制来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种控制并不是简单的禁止，而是一种妥协和调节，尝试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减少宗教信仰可能带来的潜在危险。
本文将分析中国封建王朝对宗教信仰的控制与妥协。
一、南北朝时期的控制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已经有了广泛的传播，但不同的王朝对佛教的态度却有所不同。
南朝梁武帝宣扬佛教，将佛教寺庙视为保佑皇帝和国家的象征，在佛教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着积极的贡献。
但是，这种态度并不得到所有王朝的认同。
北魏时期，佛教在王朝内部经历了与道教的压制和禁止。
王充的《论衡》将佛教视为邪教，北魏政府也将佛教与外族的入侵联系起来，禁止佛教的传播和信仰。
二、唐朝时期的包容唐朝时期，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传入，随着这些教派的传播，宗教文化出现了多元化趋势。
唐朝政府支持了佛教的传播，加强对佛教寺庙的管理和维护，甚至建造了一些著名的佛教寺庙，如洛阳的白马寺和大明寺。
此外，唐朝政府还允许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中国传教，这种包容性的态度不仅体现了唐朝政府对宗教自由的尊重，也促进了各种文化的传播和交流。
三、元朝时期的控制在元朝时期，由于蒙古族入侵和统治，中国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元朝政府对道教、儒教、佛教等传统宗教信仰的态度并不友好，经常采取压制和打压的手段。
元朝政府通过发动一系列“攻鬼行动”和打击宗教敌对势力的措施，试图削弱传统宗教的影响力。
但是，元朝政府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和谐、和稀泥的手段。
例如，元代政府尊重汉族、回族、藏族等民族的特殊宗教信仰，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这一做法能够带来跨民族信仰的一致性和社会稳定。
四、清朝时期的妥协清朝对宗教信仰的控制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清朝政府实行了宗教政策的宽松措施，尊重并保护传统的宗教文化和信仰，同时，也允许基督教在中国传播。
其次，清朝政府对于宗教殿堂与宣传活动的管理力度相对较弱，这为宗教信仰的广泛发展提供了空间。
唐朝的佛教文化与影响
唐朝的佛教文化与影响唐朝时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鼎盛时期，此时期的佛教文化丰富而深厚，对于日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当时，而是对于后世佛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历史可以追溯到汉朝时期，但是唐朝时期对于佛教文化的扶植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唐代时期的皇室和士族阶层对于佛教十分崇敬，这也成为佛教文化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朝时期的皇帝们对于佛教的扶植非常之高，他们甚至将佛教视作是国家的宗教，这使得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得到的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
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具有非常浓郁的佛教禅意。
禅宗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时期也支持了禅宗文化的发展。
唐朝时期的一位皇帝，开元十年派出两位高僧至于印度求学，并用重金将佛经译为汉语，这对于汉传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唐朝时期佛教文化的发展也是在传播中成长的。
佛教文化的快速传播得益于唐朝仁宗时期打造的丝绸之路的重启。
这条通路在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印度到中国的佛教经脉得以通过这条通路实现快速的传递，这使得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得以在短时间内大力发展和普及化。
唐代时期的佛教文化对于后世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佛教文化系统的建设和体系的完备化，使得后世的佛教能够步入一个成熟的阶段。
唐朝时期佛教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和方法论，如“金刚经”中的“空”，“心”的训练等思想对于后世的佛教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比如仁兄菩萨、普贤菩萨等类别的出现，让佛教更为的详细和系统。
总之，唐朝时期的佛教文化对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不仅丰富和深厚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底蕴，而且对于日后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唐朝的佛教繁盛大唐国教的崛起
唐朝的佛教繁盛大唐国教的崛起唐朝的佛教繁盛：大唐国教的崛起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繁荣和强盛的朝代之一，亦是佛教在中国达到巅峰的时期。
佛教在唐朝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扶持和庇护，成为了当时的国教，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本文将从佛教在唐朝的起源和传播、法相宗的兴盛、佛教与文化艺术的交融以及最后的衰落等方面进行探讨，为读者展示唐朝佛教的繁荣与国教的崛起。
一、佛教在唐朝的起源和传播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东汉末年，唐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最为繁荣的时代。
佛教在唐朝开始时还属于较小的宗教群体，但得益于唐太宗李世民的庇护和支持，佛教开始迅速传播。
唐太宗曾亲自迎请印度高僧鸠摩罗什来中国翻译佛经，为佛教在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在唐朝中后期，佛教的传播更加广泛和深入。
特别是武则天时期，她倡导佛教，并且将自己视为觉者，号称佛子天。
她大力兴修寺庙，促进了佛教的繁盛。
由于社会稳定和繁荣，人们对佛教的信仰也进一步增加，佛教的教义和仪式逐渐融入了社会生活。
二、法相宗的兴盛唐朝时期，由于朝廷的支持，佛教各宗派都有所发展，其中法相宗是最为兴盛的宗派之一。
法相宗强调“诸法平等”，认为一切现象和众生都是本来清净的，追求超越一切差别的真理。
法相宗对社会和人民的影响非常深远，推动了佛教的繁荣和国教的崛起。
法相宗的兴盛主要归功于唐代高僧道宣和道宣的弟子们。
道宣尤其是致力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和弘扬，他们的工作使佛教的经典得以广泛传播和流传至今。
法相宗的理论和实践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相契合，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同和拥护。
三、佛教与文化艺术的交融佛教的繁盛不仅在宗教方面有所体现，也对中国文化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朝的佛教艺术成就非常突出，寺庙的建筑、佛像的雕塑、壁画的绘制等，都展示了佛教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完美结合。
佛教的传播也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开拓。
唐朝的文人士大夫往往对佛教持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他们将佛教的一些思想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
唐朝的佛教盛行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多样性
唐朝的佛教盛行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多样性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宗教信仰多样性达到巅峰的时期之一。
在唐朝时期，佛教成为了中国社会最为盛行的宗教之一，其影响力广泛渗透各个阶层。
本文将就唐朝的佛教盛行以及唐朝时期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多样性进行探讨。
一、唐朝佛教的兴盛在唐朝初期，佛教并未得到足够的认可和推崇。
然而，随着唐太宗李世民的统治以及后来的唐高宗，佛教逐渐开始发展壮大。
唐高宗时期，佛教成为了国家的官方宗教，受到皇室的大力支持。
此举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普及和发展。
佛教的兴盛与唐朝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繁荣密不可分。
唐朝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心灵上的追求也开始接受更广泛的关注。
佛教教义强调解脱人民的痛苦，追求内心的平静和安宁。
这一理念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共鸣，并吸引了众多的信徒。
二、佛教的影响力与传播佛教的盛行不仅仅体现在唐朝政府的支持和人民的信仰上，还表现在佛教艺术的繁荣和佛教文化的传播上。
佛教艺术在唐朝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壁画和石窟的出现使得佛教的教义以图像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
著名的石窟艺术如敦煌和龙门石窟等，将佛教的故事和教义用艺术表现形式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佛像的制作与塑造技术也逐渐完善，丰富了佛教的艺术价值。
此外，佛教的传播也离不开佛经的翻译和传抄。
唐代佛教文人们潜心翻译佛教经典，使得佛教经典汇聚于中国。
这不仅促进了佛教教义的传播，也使得中国佛教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影响。
三、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多样性虽然唐朝的佛教盛行，但唐朝时期的宗教信仰仍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除了佛教之外，儒学也是唐朝重要的信仰体系之一。
儒家思想贯穿于唐代的社会教育体系和官僚制度中。
唐代儒家学者倡导道德伦理和人际关系的规范，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此外，道教在唐朝也有着广泛的信众和影响力。
道教倡导炼丹修真，主张通过修身养性来达到长生不死的境界。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道教吸纳了许多民间信仰的元素，形成独特的中国道教体系。
论唐代的佛教影响
论唐代的佛教影响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时代之一，也是佛教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
自唐太宗成为皇帝后，佛教开始获得帝王的关注和支持，成为一种国家文化和精神符号。
唐代佛教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是深远而持久的，下面就从历史和文化两个方面来探讨唐代佛教的影响。
一、历史影响1. 佛教与政治在唐代，佛教逐渐成为政治势力，佛教僧人也成为了政治活动的人物。
唐代中期，佛教僧人们曾多次参与政治事件，如天宝之变等。
同时，佛教也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很多皇帝都会亲自出席佛教法会，向佛祖祈福保佑国泰民安。
2. 佛教与文化佛教对唐代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佛教到达中国后，随着语言、书法、绘画等的交流融合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符号。
唐代佛教文化的代表作之一是石窟艺术，莫高窟、龙门石窟等都是佛教文化的杰出代表。
佛教文化也影响了各个领域，如唐代诗歌中常出现对佛教的借用和提及。
二、文化影响1. 形成“唐风”唐代的文学艺术史被认为是最伟大的一段历程，佛教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佛教文化的影响渗透到了唐代诗歌、书法、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
唐代的诗歌和绘画中，对佛教的诠释和表现无处不在，成为了“唐风”的特有元素。
2. 形成佛教禅宗唐代佛教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佛教禅宗的形成。
禅宗是佛教中的一个分支，以坐禅和直指人心的方法为主要修行方式。
在唐代，禅宗经过了长期的发展和传承，成为了佛教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对日本、韩国等东亚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总之，唐代的佛教影响穿透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了中国文化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佛教文化也在唐代形成了独特的魅力和内涵，成为了我们后代学习和借鉴的宝贵文化遗产。
唐僧的管理制度
唐僧的管理制度唐僧，又名玄奘，是中国唐代著名的高僧，被尊为法师、大德，他在唐朝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成为了中国佛教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
唐僧的管理制度以严谨、规范、严格著称，成为了后世学习的典范。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唐僧的管理制度。
一、宗教仪式唐僧非常重视宗教仪式的举行，每天早晚必须进行诵经念佛、礼佛拜佛、供养佛像，以表示对佛的尊敬和虔诚。
唐僧制定了严格的宗教仪式，规定了每天的诵经念佛的时间、内容和方式，强调了礼佛拜佛的态度和要求，对佛像的供养也有详细的规定，使信众们的宗教活动变得有序、规范。
二、僧团管理唐僧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僧团管理制度，包括僧侣的选拔、培训、考核和管理等方面，确保僧人们能够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
唐僧规定了僧人的教育背景、修行经历、道德品质、学识水平等各方面的要求，对入选的僧人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和考核，严格把关，确保了僧团的高质量和纯正。
三、经教翻译唐僧注重对佛教经典的翻译工作，为了使佛教经典能够更好地传入中国，唐僧亲自出使印度取经，并带回了大量佛教典籍。
他组织僧人们对这些典籍进行翻译，编撰了诸多重要的佛教译经作品，为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唐僧管理制度的一部分。
四、信众教育唐僧重视对信众的教育，他规定了信众的行为规范、礼仪规矩和日常生活方式，要求他们恪守佛教戒律，保持清净心地，诚实守信，克己奉公，关怀他人等。
唐僧通过布施、举办法会、开设学堂等多种方式，对信众进行了广泛的教育，提高了信众的素质和修养。
五、食物管理唐僧对僧团的饮食进行了细致的管理，他规定了僧团的每顿饭菜的种类、用量和配比，要求僧人们吃素戒酒，忌荤忌酒，以保持身心清净。
唐僧还规定了僧人们用餐的方式和礼仪，使餐食礼仪规范化和仪式化，充分体现了佛教的清静严谨之风。
六、规章制度唐僧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规章制度，包括僧团的组织构架、各项制度和规定、宗教活动的安排和方案等。
唐僧规定了各种宗教节日的举行方式和内容，确保了僧人们的修行活动有序开展，信众的宗教需要得到满足。
唐朝的佛教兴盛追求心灵救赎的信仰
唐朝的佛教兴盛追求心灵救赎的信仰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也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
在唐代，佛教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大众信仰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佛教的兴盛主要是基于其强烈的心灵救赎信仰。
本文将探讨唐朝佛教的兴起和其追求心灵救赎的信仰。
一、佛教在唐朝的兴起佛教最早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但真正兴盛起来是在唐朝。
唐朝时期，隋末民变之后，国家社会动荡，民众信仰日益增长，佛教积极承担起精神救赎的使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支持。
1.皇室的推崇唐太宗李世民和其父李渊都是佛教的信徒，他们对佛教持支持态度。
唐太宗即位后，他的信仰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唐太宗同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佛教的法律法规，为佛教的普及奠定了基础。
2.文化的传播唐朝是一个思想文化繁荣的时期，文人学士们广泛涉猎佛教经典，将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他们以文化精英的身份，通过撰写文章、创作诗词等方式，将佛教思想传播给更多的人。
3.国内外交流唐朝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时代，与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佛教得以与外国进行跨文化交流。
来自印度、中亚等地的佛教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带来了更多的佛教经典和教义。
二、追求心灵救赎的信仰佛教在唐朝的兴起是基于强烈的心灵救赎信仰。
佛教教义中强调人们通过修行和觉悟来解脱尘世纷扰，以达到心灵救赎的目的。
唐朝社会的不稳定和人们对心灵安宁的渴求使得佛教在这个时期更加受到追捧。
1.求解脱之苦唐朝时期，战乱频繁，社会不稳定，人们生活在不断的痛苦与困境中。
佛教教义中提倡戒除欲望，超越生死的束缚，追求灵魂的解脱。
唐代社会的不安使得许多人寻求心灵的安抚，佛教信仰为他们提供了希望。
2.弘扬慈悲与智慧佛教强调慈悲与智慧，并鼓励人们发展这些美德。
唐代社会的动荡期，人们面临着病痛、饥饿等各种困苦。
佛教的慈悲观念为人们提供了关怀和安慰，智慧则为他们解决问题提供了指引。
3.佛教艺术的流行唐代佛教艺术的兴起也反映了人们对心灵救赎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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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孟宪实【专题名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题号】K22【复印期号】2009年05期【原文出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期第136～143页【英文标题】The Administration over Buddhists in Tang Dynasty: Centering upon the Compilation of Monk Registers【作者简介】孟宪实，男，黑龙江省讷河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100872【内容提要】佛教、道教在唐代十分发达，国家如何对它们实施管理，史载有文，但并不清晰。
本文通过新近发现的吐鲁番出土文书，论证唐朝政府管理佛教、道教的具体措施，使得这个问题终于明晰起来。
把原有编户齐民的方法运用到佛教、道教的管理，厉行人身管理，从而完成了对佛教的全面控制。
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中国化问题学界研究已久，在思想中国化的同时，也有管理的中国化问题。
这对于佛教历史研究亦有启发。
Buddhism and Taoism were very flourishing in Tang Dynasty. Measures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se two kinds ofmonks were recorded, yet were unclearly.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particular measures of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to Buddhism andTaoism through the newly-discovered Turfan documents and sheds newlight to the subject. By introducing the measures applied to theregistered populace and enforcing a strict physical administration toBuddhists and Taoists, the government achieved complete control overthese religions.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an exotic culture, hadbeen studied for long. The author argues that before the Sinicizationof Buddhist ideology, it was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tadministration that was first fulfilled.【关键词】佛教/管理/僧籍/寺院手实/吐鲁番出土文书Buddhism/administration/monkregister/excavated Turfan documents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3-0136-08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崛起，国家如何管理这一新兴的社会力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对此，我们从《魏书·释老志》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到了隋唐时代，政府如何管理佛教和道教呢？历史文献留下一些很不清楚的记载。
结合近年新发现的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提升。
论述如下，敬请方家指正。
一、僧尼等籍对于佛教和道教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这使得两个宗教的管理有了组织保障。
相关机构是如何管理佛教和道教呢？依照现在掌握的情况，那就是通过籍帐。
因为不论佛教还是道教，僧尼是分别立寺的，道士和女道士（或称女冠）也是分别立观的，所以他（她）们的籍帐也是分立的。
所谓籍帐，其实就是国家管理民众的一套文书档案体制。
不作特别说明，本文以“僧籍”概括尼籍、道士籍和女道士籍等。
把僧道进行籍帐管理，其实就是把他们纳入编户齐民体制，而这正是中国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悠久而强大的传统。
道教是本土产物，而佛教属于外来事物，对于佛教而言，政府的这个管理办法，十分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特色。
到过印度的唐代僧人义净就记载过印度的情况：“如来出家，和僧剃发，名字不干王籍，众僧自有部书。
”“众僧名字不贯王籍，其有犯者，众自治罚。
”①这就是说在印度，佛教徒是不归政府管辖的，如果说有管辖，也不是中国式的通过人口登记等籍帐方式管辖的。
中国从南北朝以来，政府的努力推行和僧众的挣扎拒绝，终于是政府方面获得胜利，到唐朝相关制度十分成熟，文献记录也丰富起来。
唐朝政府的僧籍编造，与一般民户一样，也是三年一造。
《唐会要》卷四十九有“僧籍”条：“每三岁，州县为籍，一以留州县，一以上祠部。
”②这个记载没有明确时间标志，但是应该属于祠部主管佛教事务的时期。
③与此相关，《唐六典》也有同样的记载：“凡道士、女道士、僧、尼之簿籍亦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送鸿胪，一本留于州县）。
”④《新唐书》的记载是：“每三年，州县为籍，一以留县，一以留州。
僧尼，一以上祠部。
道士、女官，一以上宗正，以一上司封。
”⑤唐朝管理佛教、道教的机构，时有变化，所以各种典籍的记录往往参差。
但是，三年一编造僧籍，确是各种记载中非常一致的。
因为一般民众的户籍编造正是三年一次，僧籍编造正与其合拍。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记录为：“每定户以仲年（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丑、辰、未、戌）。
州县之籍恒留五比，省籍留九比”。
⑥同是《六典》的记录文字，我们可以分析其中的关联。
僧籍的编造，《六典》用一“亦”字。
因为在《六典》的系统中，民户户籍的制度说明在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下，属于第三卷。
而僧籍的编造在礼部祠部郎中、员外郎条下，属于第四卷。
其亦字具有承前接续含义。
宗正寺长官宗正卿，他的执掌最重要的部分是“掌皇九族、六亲之属籍”，《唐六典》在介绍他的执掌的时候，除了介绍皇九族、六亲的概念以外，最后一句是“其籍如州县之法”⑦。
对此，《通典》的说法是“掌皇族、外戚簿籍及邑司名帐”⑧。
那么，如州县之法，是什么意思呢？宋家钰先生曾经对比过皇族外戚的簿籍、僧尼簿籍与民户户籍的不同，认为“只有民户户籍，才是唐户令规定的州县每三年一造的籍书”⑨。
这里，一定存在误解，《唐六典》卷二司封郎中、员外郎条最后一句：“凡皇家五等亲及诸亲三等存亡、升降，皆立簿籍，每三年一造。
除附之制，并载于宗正寺焉”⑩。
皇家外戚的簿籍与民户一定有很多内容不同，但是所谓同州县之法，根据司封郎中、员外郎条，至少三年一造是相同的。
僧籍三年一造，《唐会要》、《唐六典》和《新唐书》文献记载十分一致，不存在争议。
但是，僧籍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却是史载缺乏的。
仁井田陞先生复原唐令，只能利用《唐六典》的记载复原，同时提供日本养老令的一条内容作为参考，而这条养老令提供了关于僧籍内容的信息。
《养老令》杂令的第38条，内容如下：凡僧尼，京国官司每六年造籍三通，各显出家年月、夏腊及德业，依式印之。
一通留职国，以外申送太政官，一通送中务，一通送治部。
所须调度，并令寺准人数出物。
(11) 因为日本官职与唐朝大有不同，该令的程序执行可以不予考虑，但是“出家年月、夏腊及德业”等，应该就是僧籍的重要内容。
之所以敢于如此肯定，不是因为这条《养老令》，而是因为近来发现不久的北宋《天圣令》。
《天圣令·杂令》中，正有僧尼造籍等内容，其中宋令第40条为：诸道士、女冠、僧尼，州县三年一造籍，具言出家年月、夏腊、学业，随处印署。
按留州县，帐申尚书祠部。
其身死及数有增减者，每年录名及增减因由，状申祠部，具入帐。
(12) 由此，我们可以确知，三年一造僧籍，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同，可以信任。
而“出家年月、夏腊、学业”这些僧籍的具体内容，与《养老令》一致，证明不论《养老令》还是《天圣令》都来自唐令。
但是，传世文献虽然证明有僧籍的存在，新出的《天圣令》也能提供僧籍主要内容的证明，因为没有见过具体的僧籍，我们对于僧籍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最多是概念化的。
正在这时，考古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标本。
2004年，新疆吐鲁番文物局在一个叫做巴达木的地方发现一件文书，这就是《唐龙朔二年西州高昌县思恩寺僧籍》。
僧籍是一个残件，首尾俱残，十分不完整，正面有多达九方的“高昌县之印”均匀地钤在文书上。
文书拆自纸鞋，一面整齐，三面呈圆形。
所在三个僧人数据，各自分行书写，每条记录钤印三方。
背面纸缝存半行文字，上倒书“思恩寺”、“龙朔二年正月”，文字上也钤“高昌县之印”。
原来文书是竖行书写，现在改为横行，录文如下：1.（前缺）叄岁，廿一夏，高昌县顺义乡敦孝里，户主张延伯弟，伪延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度（后缺）2.诵《法华》五卷《药师》一卷《佛名》一卷3.崇道，年叄拾伍岁，十五夏，高昌县宁昌乡正道里，户主张延相男，伪延寿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度，计至今廿五年。
4.诵《法华》五卷5.僧显觉，年柒拾壹岁，五十一夏，高昌县宁泰乡仁义里，户绝，俗姓张，伪延昌卌一年正月十五日度，计至今六十二年。
（后缺）(13)这件残僧籍，再一次证明《天圣令》记载属于唐令，“出家年月、夏腊、学业”等不仅是唐令规定的僧籍内容，实际上也是如此执行的。
但是，就一位僧人的具体信息，这件僧籍还是超过了唐令的规定范围。
比如这件僧籍，每位僧人先记录他的法号，然后是年龄，然后小字注明夏腊，俗家关系（县乡里名称与亲人关系），出家年月日，并且还有一条出家至今的年限，最后是学业状况即所诵佛经名数。
显然，实用的僧籍要比唐令的规定更具体丰富。
同时，令文规定是先写出家年月，而实用僧籍后写出家时间，并且不仅是年月，而是年月日。
由此可以说明，唐令的令文是择要而书，并不是把僧籍中的每一项内容都写入令文。
高昌县属于西州，而西州原来是麴氏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盆地）。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派出军队平定高昌国，建立西州。
西州虽然属于边州，但是执行内地同样的法律制度，所以我们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可以了解许多唐代的文物制度。
这件僧籍的背面，因为写着“思恩寺”和“龙朔二年正月”字样，我们因此知道这是思恩寺的僧籍。
龙朔是唐高宗年号，二年是公元662年，干支是壬戌。
根据《唐六典》“造籍以季年”的记载和注释，这一年正是唐朝的造籍之年。
这再一次证明僧籍的编造与一般户籍的编造不仅都是三年一造的节奏，而且是同时编造。
因为这个僧籍的发现，以前学者搜集整理的唐朝户籍文书所显示的造籍年份又可以增加一个确实的实证。
(14)二、寺院手实僧籍既为传世文献所记载，又为出土文物所证实，但是，我们依然不能确认僧籍是如何编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