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悲剧《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之比较

复仇悲剧《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之比较作者：曾文韬来源：《北方文学》2019年第08期摘要：《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是中西方两大复仇悲剧名篇。

二者以贵胄权欲为导火索、且皆将个人性复仇升华为社会性复仇，体现了东西文化背景的相似之处。

但不可忽视的是，二者在人物塑造、悲剧类型方面又各有不同，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特色。

关键词：哈姆雷特;赵氏孤儿;悲剧;复仇;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也是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悲剧作品之一。

该剧又称《王子复仇记》，讲述这样一个有关复仇的故事：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于国外求学时，父王暴死、叔父篡位、而母亲也立即改嫁叔叔。

后王子被亡父鬼魂提醒，知晓了叔父克劳狄斯的罪恶。

几番波折之下，哈姆雷特手刃仇人，自身也命殒于此。

《赵氏孤儿》由元代剧作家纪君祥依史料而作，有“中国版《哈姆雷特》”之称，亦被王季思先生誉为“十大古典悲剧”之一。

它讲述了在春秋时期的晋国，围绕赵朔之子——赵氏孤儿而引发的一系列故事：屠岸贾因与赵盾有隙，设计构陷赵氏;赵家数百人被灭口，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义士义救遗孤;几十年后，孤儿赵武成人，终得复仇锄奸。

同为中西戏剧名篇，《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既有共性又有区别，下面就这两部剧浅作比较研究。

一、《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析同钱钟书先生曾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虽然创作背景不同，却仍有一定的类同性。

这种类同与交叉也是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基本前提。

相似的复仇导火索是《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的重要交叉点。

在《哈姆雷特》中，叔父克劳狄斯谋害兄长、夺取王位、强占嫂嫂，一系列恶行令人发指。

克劳狄斯的私欲是他发动政变叛乱的诱因，也是这部悲剧的导火索。

反观《赵氏孤儿》，晋将屠岸贾仅因与同僚赵盾不和，便欲痛下杀手，从而夺取权利。

他设法嫁祸于赵盾，灭赵家满门三百口，甚至连稚儿也不愿放过。

显然，屠氏的权欲酿成了这出悲剧。

由此可见，在同处封建制度的大背景下，东西方权臣贵胄们的一己之欲的膨胀和不得餍足往往会引发各种问题，《哈姆雷特》如此，《赵氏孤儿》亦如此。

此外，将个人性复仇升华为社会性复仇也是二者的类同之处。

《哈姆雷特》一剧中，新王克劳狄斯上位后过着纵情声色的荒淫生活，成为一种腐朽丑恶势力的代表，想要实现人文理想、为百姓开辟良好的生存空间，就必须要推翻克劳狄斯的统治。

由此，哈姆雷特的仇恨也由家庭、私人层面上升到了社会、国家层面。

屠岸贾专权以来无恶不作，被主公下诏称“损害忠良”、“扰乱朝纲”。

就此程度而言，赵氏孤儿的复仇也不再是个人性的行为，而亦是为国除害、匡扶正义的壮举。

综上可知，《哈姆雷特》、《赵氏孤儿》都脱离了相对狭隘的个人性复仇母题，前者被学界誉为“具有高度社会思想概括力、深刻反映文艺复兴时代人文精神的哲学悲剧”，后者也因戏剧性的国仇家恨而广为流传，二者中涉及的复仇过程皆实现了个人性和社会性的统一。

总之，《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都以封建专制社会为大背景。

在那样的大环境下，君主又或是官僚、贵族往往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且常为满足个人之私欲而害人性命、胡作非为，引发了无数无辜者的悲剧。

而同时，这类人治社会又有着一定的不稳定性：掌权者易被来自同一阶层的不同新生势力推翻，赵武和哈姆雷特便是这些贵族阶层新生势力的代表。

出于封建血亲联系，这类新生统治阶层的人生轨迹注定要和整个领地、整个国家交织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家仇也被打上了国家、社会的烙印。

二、《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较异《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同属复仇主题，作为中、西方两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它们诞生于两种不同的文明中，带有各自的文化烙印。

（一）人物形象有异：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英国评论家福斯特曾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圆形人物和扁形人物的美学概念。

其中，圆形人物性格复杂，“变化莫测，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叫人难以逆料”[1]。

而扁形人物则相对平面化，要么是一以贯之的善，要么是恶贯满盈的恶。

《哈姆雷特》一剧中，无论是主角哈姆雷特还是大反派克劳狄斯，都是典型的圆形人物。

哈姆雷特人称“忧郁王子”，既有积极向上、崇尚正义、拥护人文主义的一面，又有犹豫不决、心志不定、妥协退缩的一面。

弗洛伊德甚至还认为他难以逃过“俄狄浦斯情结”的阴影，有着和仇敵一样的心理倾向。

总之，哈姆雷特这一形象是复杂而又离体的，绝非“高大全”的少年英雄。

与此同时，克劳狄斯不是彻底的奸恶之徒。

一方面，他口才极好，思维缜密，与朝臣们的往来言行素来周到，是个温和、有涵养的君王。

另一方面，他最初对哈姆雷特实则未起杀心;而当王后错饮毒酒时，克劳狄斯也曾奋力阻止过;此外，他也曾多次在独白中表现过自我唾弃之意——我们可以发现，克劳狄斯并非完全冷血之人，他仍然闪烁着人性的光芒。

反之，纪君祥在创作《赵氏孤儿》时则更注重道德评判，笔下多为扁形人物。

反派角色如屠岸贾将残忍、阴毒、虚伪贯彻到底，成为了奸佞之臣的代表;正面角色如程婴、公孙杵臼、韩厥则个个都能舍生取义、舍小家为大家，体现了极端的善。

这样善恶分明、二元对立的类型化创作，也实现了戏剧道德教化的实用价值。

东方文艺创作注重外在的实用价值，而西方文艺创作则更偏向于内在的哲理性反思。

所以《赵氏孤儿》人物形象属性分明、教人向善;而《哈姆雷特》中人物形象则立体复杂，每一句台词都交融着莎翁对人性的沉思，饱含一种思想美。

可以说，东西方文艺观的外倾实用性和内隐审美性之别，造就了《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的形象塑造之异。

（二）悲剧类型有异：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翻开《哈姆雷特》，我们可以发现，主人公从最初充满理想主义美好幻想的快乐王子到后期忧郁化、延宕化的变化构成了全剧的线索，是这场悲剧发展演变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

起初，作为一名在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新式教育的进步贵族子弟，哈姆雷特曾高歌：“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2]此时的他乐观向上，是一位典型的以人文主义为信仰的进步青年。

可好景不长，在生活境遇改变后，哈姆雷特所呈现出来的性格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他曾数次怨天尤人、数次意图退缩、数次徘徊不进而不知路在何方。

正如歌德所评价的那样，哈姆雷特“是思想家而不是行动家”[3]。

同时，哈姆雷特的自我觉知也是相对清醒的，这位素来忧思过度的年轻人早已发现了自身的犹豫性和妥协性，也曾数次与本我胶着。

后来，他进行了“To be or not to be”的自我质询，无限接近崩溃的边缘——这也注定了哈姆雷特与仇人同归于尽的悲剧结局。

显然，王子本身性格的弱点及其演变是引发悲剧结果的重要内在推动力。

回到《赵氏孤儿》，我们可以发现，纪君祥却不太注重对赵氏孤儿的性格塑造。

和哈姆雷特类似，赵武同样背负着国仇家恨，但其自身的性格却被掩盖在层层情节之下。

情节的发展决定了赵武命运的走向，也将他不能自已地裹挟进了这场悲剧。

倘若没有屠岸贾灭口赵家一事，又或是灭口后没有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义士的鼎力相助，亦或是程婴家没有可供顶替的适龄婴幼儿，再或是公主诞下的婴儿性别为女……便没有后续这一系列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故事了。

如果说哈姆雷特的复仇悲剧为他自身的性格所左右，那么赵武跌宕起伏的人生则完全基于这一系列离奇吊诡的情节铺垫、基于这一系列情节所赋予他的命运。

在命运的巨掌下，赵武只是一个提线木偶，被一股隐性而又无可遏制的力量引导着，缓缓走向了宿命的既定方向。

由此观之，《哈姆雷特》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畫和性格塑造，而《赵氏孤儿》则更侧重通过情节发展来给人物规划一条宿命之路。

这种差异，究其根本还是由于中西文化观念之别。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人往往依附于宗族、家庭而生，而不具备独立的价值。

家本位文化体系下的作者，如纪君祥在进行思考、创作时，也往往不会顾及一己之所思所想、不会顾及个人的人格发展和价值观念。

所以，他笔下的赵氏孤儿是集体准则的完美践行者，却鲜少有私人性的心理活动。

而在西方文化体系下，个人的主体意识自古希腊以来便得到强调，文艺复兴时期更是将人性的解放论、个体的价值论发挥到极致，如此，我们也不难推知莎士比亚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精摹细状。

三、结语通过对《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这两部中西方经典戏剧作品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二者都讲述了有关复仇的悲剧，都以封建专制制度为大背景，都以统治阶级之私欲为导火线，都实现了个人性复仇和社会性复仇的统一。

另一方面，由于中西文化对于外在实用价值和内在审美价值的不同偏向，《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的人物塑造也出现了差异——前者以圆形人物为主，重视人性的立体性刻画;后者以扁形人物为主，着眼类型化的善恶之别、以便进行更明确的道德教化;由于中西文化对于集体本位和个人本位的不同选择，《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的悲剧驱动力类型亦各有侧重——前者由主人公的性格及其演变脉络为重要内驱力、是典型的性格悲剧，而后者则通过情节的发展来铺设既定的宿命轨迹、可以说是命运悲剧。

总之，通过对《哈姆雷特》和《赵氏孤儿》的平行性比较性分析，我们既看到了中西文化的类同性，又窥见了其异质性。

然而，“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更深入的研究也应该在路上。

参考文献：[1]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2]莎士比亚.哈姆莱特[M].朱生豪，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4.[3]歌德.歌德论文学艺术[M].安书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