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古籍整理中的注释问题
古籍文献注释规范
古籍文献注释规范（3）古籍：古籍既有传统的刻本、抄本，也有具有现代出版形式的标点本、整理本、影印本，情况比较复杂，可根据古籍形式的不同选择标注方式。
1）抄本或刻本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名）／版本／页码。
其中篇名、部类名为选项。
原刻本标注版本信息，页码有两面，标注时应注明，用a、b或上、下区分。
示例: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卷三，光绪三年苏州文学山房活字本，第九页a。
2）标点本、整理本、影印本点校本、整理本、影印本古籍为现代出版形式，引用时可参照现代著作（包括析出文献）的标注方式，其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卷次、篇名、部类）（选项）／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卷册、页码。
作为文献题名的一部分，卷次、部类名及篇名应与原著保持一致，卷次用汉字数字标识，部类名及篇名用书名号表示，其中不同层次可用中圆点隔开，原序号仍用汉字数字。
点校本、整理本、影印本的卷册系根据现代印制需要划分的，与原文献卷次不同，为便于读者查找，也可置于页码之前（选项）。
点校本、整理本、影印本应标注现代出版信息（出版地点、出版者、出版时间），也可在出版时间后注明“标点本”“影印本”等。
页码通常为现在的印刷页码，用阿拉伯数字标识。
示例1:《清史稿》卷四八六《文苑三·吴汝纶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第44册，第13444页。
示例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东莞城隍》，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215页。
影印本古籍通常采用缩印的方式，为便于读者查找，也可标明上、中、下栏（选项）。
示例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五，沈阳：辽沈书社，1991年影印本，上册，第461页下栏。
常用基本典籍，官修大型典籍以及书名中含有作者姓名的文集可不标注作者，如《论语》、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全唐文》《册府元龟》《明实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陶渊明集》等。
示例2《太平御览》卷六九○《服章部七》引《魏台访议》，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3册，第3080页下栏。
古籍整理的若干原则与方法
古籍整理的若干原则与方法
1.条理系统原则：
古籍整理应按照条理清晰、系统完备的原则进行，以便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古籍的内容。
2.文献来源原则：
收集整理的古籍应以诚实、准确的原始文献为基础，避免错误和篡改。
3.文献考证原则：
古籍整理需要进行文献考证，以确保所整理的古籍真实可靠。
4.中外学术对照原则：
在整理古籍中，应充分对照国内外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提高古籍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5.文字校勘原则：
对于已传世古籍，在整理过程中需要进行文字校勘，比对不同版本的古籍，排除错漏之处。
6.标点符号原则：
对于没有标点符号的古籍，整理时应根据句意和语法规则进行标点，以便读者读懂句子结构和意思。
7.注释和解释原则：
古籍整理时，应在合适的地方进行注释和解释，帮助读者理解不常见的文汇和辞义。
8.考据原则：
整理过程中需进行全面、细致的考证工作，以确定古籍的作者、创作年代、版本、留存程度等信息。
9.目录编排原则：
在整理古籍时，应编制详细的目录，按照从大到小的层次编排，便于读者查找和阅读。
10.出版和传播原则：
整理古籍后，应选择合适的形式进行出版和传播，以便让更多的人分享古籍的文化价值。
古籍整理类书稿中常见的标点问题分析
标点古籍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它牵涉古代训诂、 音韵、语法、修辞、校勘以及古代的文化、制度等方方面 面，要求点校者具备广博的知识，专业书籍更要求点校者 具备相当的专业知识。下面就是几个因缺乏专业知识而又 不求甚解造成的错误。如：
又张秋水《冬青馆集》书《绿牡丹传奇》后云：“此
吾乡温氏启衅于复社之源。书中以管色为乌有、亡是之辞， 其实柳五、柳车。尚公范思诃据《复社纪略》各有指斥，其 于越人疑亦王元趾、陈章侯一流。而吴兴沉重者，以在朝则 影黎媿庵、倪三兰，在野则影张天如、杨子常、周介生辈， 大致如《十错认》、《燕子笺》，亦明季文字风气所趋，而 语语讥切。社长极喜笑怒骂之致，宜媿庵当日厉禁之要，其 词藻有不能没者。盖相国之弟育仁暨二子俨伉倩人为之，谢 英、顾粲直用自况，惜乎！名氏湮没，世苟有锺丑斋，不又 取以入《录鬼簿》欤？”（周明泰《续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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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名《三梦春》者，备载其事。将军名额，楚良将也，高
逸其名。（周明泰《续剧说》） 上例中的“趋”，读为“促”，急速、赶快之意，应
当作为时间状语置于句首。段末的“高逸其名”不可解， 联系上文，即知其与上句为并列关系，乃介绍将军与高君 的，“高”后应点段。故上段当断为：
……将军挥手曰：“止，止，吾即从汝！”趋下令： 军中有留妇女一人者，立斩。一时欢声震地，获团聚者数千 家。复谕闽镇以国法，而信民之妇女亦得发还千余人。时闽 中好事者，有为传奇名《三梦春》者，备载其事。将军名 额，楚良将也；高，逸其名。
……书中以管色为乌有亡是之辞，其实柳五柳、车尚 公、范思诃，据《复社纪略》，各有指斥。其于越人疑亦王 元趾、陈章侯一流。而吴兴沉重者，以在朝则影黎媿庵、倪 三兰，在野则影张天如、杨子常、周介生辈。大致如《十错
编辑出版 Bianji Chuban
古书疑义举例
古书疑义举例1、提供了一把阅读古书，整理古籍的钥匙先秦、两汉典籍流传至今，人们读起来困难很多。
主要原因，一是古今语言变化较大，一是古书传刻讹误不少。
语言方面，无论是语音、文字、词汇，还是语法、修辞，古今都有很大的不同。
人们执今言去读古书，自然要遇到多方面的障碍。
这样，人们就要借助于古注和今注和今译。
古人注解多是一家之言，即使是鸿儒硕学所作之注解，错误也是难免的。
至于学术修养稍差的学者为古书所作之注解，谬误之处就更多了。
今人的注释翻译，亦是很难十全十美。
我国重要的古籍，注释者往往有数家，乃至数十家之多。
其中纷纭之处，屡见不鲜。
我们要评断是非，择善而从。
古书流传到现在，几经传刻，传刻中的讹误现象，在先秦、两汉典籍里是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
有些讹误，学者们已经辨识出来了，有些还需进一步去研究发现。
只有这样，才能还古书之真面目。
我们无论是要正确地理解古书，发现前人说解中的错误也好，还是要进一步发现古书传刻中的讹误以还归古书之本来面目也好，都需要有一定的工具，一定的准则。
俞氏根据古书说解和古书传刻中存在的实际情况，概括出八十八例，尽管这八十八例的.提出还不尽科学准确，有些地方尚需进一步分析、补充、修正，但是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训诂准则。
我们执俞氏所列八十八例去阅读古书，整理古籍，对古书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能知其然，而且还能知其所以然。
同时，《举例》所揭示的一系列训诂准则，还可以启发我们如何去发现问题及如何去解决问题，解决了研读古书、整理古籍如何“入手”的问题。
2、化解了训诂学上的许多疑难问题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从汉代起就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从而也受到了学者们的青睐。
历代为之作注者不乏其人，且大师辈出。
然而后人读古书，很难处处皆得古义。
对于古书的说解仍然有许多问题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诸子之书，古代注释者不如儒家经典那样众多，疑义之处自然更多一些。
而且古书因传刻而致误者在经史子集中都是大量存在的客观事实。
(完整word版)古代汉语通论十七十八古书的注解
通论(十七)古书的注解重点:常用术语ps背课本P612下面的十三经注疏的作者由于时代久远,我们阅读古书，会碰到许多语言文字方面的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一般可以通过参看古书的注解。
古书的注解，有古代人用文言文作的，也有现代人用现代汉语作的，相比较而言，后者要比前者少得多.而且，现代人要注解先秦古书，也离不开汉唐人的旧注。
所以，要读懂古书，必须参考古书的旧注，了解其体例，注解的方式以及它的局限性等等。
一、古书注解的概貌为什么要给古书作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语言的发展变化,使得后人对古书中的一些话看不懂了，于是就要由专门研究的专家来作注.戴震在《尔雅文字考序》中说：“昔之妇孺闻而辄晓者，更经学大师转相讲授仍留疑义，则时为之矣.”就是这个意思。
系统地给古书作注，是从汉代开始的。
比如在汉代,《诗经》有三家的解说，即鲁之申培公、齐之辕固生和燕之韩婴，分别称为鲁诗、齐诗、韩诗。
后来又有毛亨作的传(称《毛诗》）.孔安国曾给《尚书》作注；马融、郑玄都曾给许多儒家经典作过注;高诱给《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作注;王逸给《楚辞》作注。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经典在汉代几乎都有人作了注。
汉代的注解比较注重语言文字的解释和名物的说明，而且他们离先秦时代比较近，所以汉代的注解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汉代注解的古籍主要是儒家经典，到后来注解的范围逐步扩大,不仅先秦时的老庄著作有人作注，汉代的著作也有人作注了。
如在六朝时，有魏代的王弼注了《老子》，晋代的郭象注了《庄子》，三国时韦昭注了《国语》，刘宋时裴駰作了《史记集解》等等。
唐代是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古籍整理也颇繁荣,如唐初著名学者孔颖达注《五经》，李善注《文选》，颜师古注《汉书》，都为后世所称道。
又如司马贞作《史记索引》，张守节作《史记正义》等。
一些“子书"（哲学著作）也有人作注，如杨倞作《荀子注》，尹知章有《管子注》等等.宋朝注释家中最有名的就是朱熹。
他有《周易本义》、《诗集传》、《论语集注》、《孟子集注》、《楚辞集注》等.他的注释能吸取汉唐人的长处，用简洁明白的语言解释古书中的词句.他对《诗经》中《国风》一些诗的解释，能不受毛传的束缚，指出它们是爱情诗，比汉儒高明。
古书的注释
• 4、注释的中落 、注释的中落——宋、元、明 宋 • （1）本期注释的特点： ）本期注释的特点： • 常借注释来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等思 常借注释来发挥自己的政治、 想观点。 想观点。 • （2）本期注释古书的重要书籍 ） • 《四书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 四书集注》 大学章句》《中庸章句》《 》《中庸章句》《论 语集注》《孟子集注》 》《孟子集注 语集注》《孟子集注》） • 《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 周易本义》 诗集传》 楚辞集注》
• （六）章句 • “章句”的意思是”离章析句，委屈支派 章句”的意思是”离章析句， 即除了解释字词句之外， “，即除了解释字词句之外，还串讲文章 大意。如赵歧的《孟子章句》 大意。如赵歧的《孟子章句》、王逸的 楚辞章句》等就属于这种形式。 《楚辞章句》等就属于这种形式。《孟子 章句》在每一段之后有”章旨” 章句》在每一段之后有”章旨”，就是概 括一段的大意。 括一段的大意。但这种解释方法并不限于 章句”为名的注释才用， 毛传” 以“章句”为名的注释才用，象“毛传” 虽不以“章句”为名， 虽不以“章句”为名，但在注解时也经常 串讲文章大意。 串讲文章大意。
三、古注的内容
• • • • • • • • （一）注音 1、古注常见的注音方法 、 （1）譬况：是一种打比方的注音方法，也叫描写 ）譬况：是一种打比方的注音方法， 注音法。 注音法。 《淮南子·地形训》：”其地宜黍，多旄犀。“ 地形训》 其地宜黍，多旄犀。 高诱注：“旄，读绸缪之缪，急言乃得之。” 高诱注： 读绸缪之缪，急言乃得之。 （2）直音：用同音字注音。 ）直音：用同音字注音。 经典释文》 音十“ 《经典释文》：”拾，音十“。 康熙字典》 音豪“ 《康熙字典》：”壕，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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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古籍整理中的注释问题
有关古籍整理中的注释问题古籍整理是一项艰巨而重要的工作，对于后世学者的研究与理解具有极高的价值。
在进行古籍整理时，注释问题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
如何进行恰当有效的注释，既能帮助读者理解古籍的内容，又不至于对原文产生太多干扰，是古籍整理者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注释的目的是为读者提供古籍内容解读的辅助信息。
注释应当明晰、准确地解释古籍中的名词、典故、历史背景等，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
注释应遵循学术规范，采用客观、中立的态度，不包含个人主观评价或偏见。
注释内容应丰富，但也应避免过多堆砌以免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
其次，注释的形式要便于读者查阅。
在古籍整理过程中，注释通常以脚注的形式添加在古籍文本的底部或页面侧边。
这样的安排有助于读者直观地找到所需注释，不会干扰到阅读古籍的主线。
同时，在注释中可以使用超链接，将相关内容进行跳转，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相关信息。
注释的内容应当与古籍的特点和读者的需求相契合。
有些古籍的内容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这时候注释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注释应力求简明扼要，重点解释难以理解的词句或用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替换复杂的表述，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古籍的内涵。
同时，注释的内容也可以根据具体古籍的特点适当增减。
有些古籍可能本身就十分详实，注释则可以更加简洁；而有些古籍可能内容较为简洁，注释则可以适当增添一些背景知识和解释，使读者更好地理解。
注释还可以补充古籍的现代意义。
当古籍中出现了一些观点、言论或者论述时，注释可以结合当今社会状况和读者的需求，加以解释、分析或比较，使古籍的内容与现实联系起来，增加其实用性和实际意义。
这样一来，古籍不仅仅是历史遗产，也成为人们思考现实问题的参考。
在进行注释时，也应当注意避免过度注释。
过多的注释会导致文章杂乱无章，阅读起来十分困难。
因此，注释的作者应对古籍的内容和读者的需求有充分的了解与把握，只保留必要的注释，避免过多冗余。
尽管注释的内容可以进行适当拓展，但拓展的内容应当与古籍的主题和读者的需求保持一致，并且不应对原文产生过多的干扰。
古籍深度整理
古籍深度整理
1. 文字校勘：对古籍中的文字进行校对和勘误，确保文本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2. 标点标注：为古籍添加适当的标点符号，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意。
3. 注释解释：对古籍中的生僻字词、历史典故、文化背景等进行注释和解释，帮助读者理解文本。
4. 版本研究：对不同版本的古籍进行比较和研究，分析版本之间的差异和演变。
5. 文献考证：通过对古籍的研究，考证历史事件、人物、地理等方面的信息，为学术研究提供依据。
6. 专题研究：针对古籍中的某一专题进行深入研究，如文学、历史、哲学、医学等。
7. 数字化处理：将古籍进行数字化处理，以便于存储、检索和传播。
8. 出版发行：将整理后的古籍以书籍、电子书等形式出版发行，使更多人能够了解和研究古籍。
古籍深度整理是一项复杂而细致的工作，需要专业的学者和团队进行。
通过古籍深度整理，可以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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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古籍整理中的注释问题给古籍加上简明的注释，便于人们阅读使用，是古籍整理中的主要方法，也是中国古籍整理的优良传统之一。
传统的训诂学中的文献训诂，事实上就是古籍的注释工作。
古籍注释可以注音、辨字、释义，也可以说明语法、阐发章句义理；而排除古籍中的语言障碍，即词义注释，是其中的核心工作，也是古籍注释的第一要义。
因此，要给古籍中的词语作出准确的注释，就必需明白该语词在当时特殊语境下的特殊意义和特殊用法。
如果简单地以今律古，那非陷入望文生训的泥潭不可。
从这一层面来看，古籍注释的确是一项十分辛苦又十分严肃的工作，假若注释者本人还不很清楚时，绝对不能草率行事，否则就会造成错误，贻误读者。
它要求作者不仅要有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修养，同时要有十分广博的历史、文化、哲学的涵养；而且，同样重要的，他亦必须遵循特定时代下的特定语言及行文规则。
一、几点注意的常识（一）注释的目的无论是经书的注释还是其它古籍的注释，所追求的目标都是阐释和理解作品的意义。
自古以来的传统观念认为，作品的意义是作者的原意，注释的目的就是把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原意揭示出来，这就是所谓追求原意说。
在千百年以来的经典或其它古籍的注释活动中，经师们往往希望理解作者的原意，与作者在精神上、心理上达到沟通，然后通过作品的阐释，准确地揭示和表达作者最初的原意。
这点，我们在《春秋》的序文中，即可见其一斑。
孔颖达《春秋正义•序》：夫子内韫大圣，逢时若此。
欲垂之以法则无位，正之以武则无兵，赏之以利则无财，说之以道则不用。
虚叹衔书之风，乃似丧家之狗，既不救于己往，垂训于后昆。
因鲁史之有得失，据周经以正褒贬。
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
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永世而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者也。
何休《公羊传•序》里也说：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
经师们坚信，通过解释，圣人寄托在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会被揭示出来。
因此，他们把解释经典的活动视为恢复与重建圣人精神世界的神圣工作。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历代注释者必须否认自我认识，想作者之所想，完全进入作者创作时的历史环境和思维状态；否则就不能做出符合作者原意的客观解释。
从这点看，对于从作者的切身出发是最重要的，任何解释如果离开这个根本的因素，就会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会陷入不可知论和绝对相对主义的泥淖。
而且，还须进一步指明的，注释的重点是解析古籍的疑义，注释的生命在于发明，既能不断地顺应时代发现新问题、破译新难题。
这点是古籍整理工作中历久弥新的不变法门。
此外，至于谈到注释者所要遵循的研究方法时，科研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我们应当充分运用最有效的方法。
在注释研究中，只有能不断地发现问题并能大规模地、有效地解决难题的方法才算是最有效方法。
（二）对注释者的要求博学深研，这是注书的前提，也是对注释者的最基本要求。
对古籍的注释，是一个吃力而不讨好的苦差事。
因为它要求作者不仅要有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修养，同时要有十分广博的历史、文化、哲学的涵养。
清代学者杭世骏曾说：作者不易，笺疏家尤难。
何也？作者以才为主，而辅之以学，兴到笔随，第抽其平日之腹笥，而纵横曼衍，以极其所至，不必沾沾獭祭也。
为之笺与疏者，必语语核其指归，而意象乃明；必字字还其根据。
而佐证乃确。
才不必言，夫必有十倍于作者之卷轴，而后可以从事焉。
”又说：诠释之学较古昔者作者为尤难。
语必溯源，一也；事必数典，二也；学必贯三才而穷七略，三也。
在杭世骏看来，写书可以只写心得，不懂的或没有心得的可以避开或不谈；而注书，则凡原书所涉及的知识都必须探求明白，不能说只注那些我所知道的。
当然，对于这点，历代高明的注释者都是很清晰的。
例如近代的学者就不止一次的指明，注视工作，绝对不等于工具书相关知识的照搬。
再例如《太平经》是东汉时期的道家典藏，其难度远远超过许多古籍，因为它涵盖面相当广泛，不仅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文化等要素，同时蕴藏着养生、巫筮、方术、图谶、天文等学说，其内容十分广博。
但当我们阅读《太平经全译》本时，却见到译文风格统一，语言流畅，意义明白通晓，的为一部难得罕见的古道经今译范本。
从这点来看，作者在注释上的确下了大功夫，将各种各样的疑难问题――予以解释。
此外，我们在注释中也可以看见，为明了经文的真实本义，作者不仅大量地授引道经，同时广泛援引儒佛经典、诸子要籍，约达上百种。
如《老子想尔注》、《真灵位灵图》、《上清后圣道君列纪》、《太上混元老子史略》、《枕中书纪》、《天仙正理直论》、《老子》、《云笈七签》、《无上秘要》、《庄子》、《玉京玄都大献经》、《紫文上经珠囊》、《道教义枢》、《抱补子内篇》、《汉书》、《礼纪》、《吕氏春秋》、《真诰》、《洪范》、《白虎通》、《开元占经》、《春秋繁露》、《孟子》、《酉阳杂俎》、《淮南子》、《乐记》、《灵宪》、《左传》、《潜夫论》、《神农本草经》、《说文段注》、《干凿度》等等，充分显示了作者丰厚的文化素养、整饬的学术训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讲，注释者不但要博览群书，而且对很多问题要作深入的、艰苦的研究。
注释一定要以研究为基楚，不经过博学深研，要写出高水平的注释是绝对不可能的。
而且，注释中表现出的一两句话，很有可能是注书者长期艰苦研究的结果，在这一两句话的背后，不知有多少的心血。
例如《资治通鉴》卷128谈到宋孝武帝遣薛安都等与叛臣鲁爽战时说：“爽不能进，留军大岘，使鲁瑜屯小岘。
”胡三省注曰：“小岘在合肥之东，大岘又在小岘之东。
”胡三省这里只有短短两句话，但这两句话得来可不容易，因为之前的书上并没有记载大岘、小岘位在何处，胡三省仔细考证了历史上在这一带发生的几次战役的历程，最终才确定小岘在合肥之东，大岘又在小岘之东。
此外，注释工作也是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行、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的过程。
它要求作释者要有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
我这里可以再举几个例子：（1）把势：《牧丹亭》13云：“牵弓射弩做人儿，把势：一连十个诺来回，漏地。
”人民文学出版社校本注：“把势，这里是装样子。
”按：“把势”（又作把式）是蒙古语baqsi(音译为“八合识”“八哈失”、“巴合失”、“巴合赤”、“巴黑石”等)的借词，有“老师”、“擅长某种技艺的人”、“内行”等义。
这里是郭驼自夸其“牵弓射弩”的技艺娴熟，而不是“装样子”。
（2）生发：《白兔记》18云：“（外）巡更不严，贼盗生发。
”宝文堂书店1988年本注：“生发，即生利。
”按：“生发”即“发生”，而非“生利”。
正因为“巡更不严”，导致了“贼盗生发”。
若理解为“生利”，则与原文意思不合。
《古今小说》18：“近奉上司明文，倭寇生发，沿海抢劫，各州县地方，须用心巡警，以防冲犯。
”（3）这们：《娇红记》36：云“象小弟这们不济的，未必不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本注：“小弟这们，即小弟们，小弟这行之意。
”按：在明代白话文献里，“这们”、“这海”、“这么”是一个词的不同写法，可以互相通用。
这里的“这们不济”，即“这么不济”、“如此不济”。
还可以举更多的例子，但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作注释时，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训练也是注释成功的主要因素。
总之，一句话，为了注好书，注释者必须认真研究语言文字方面的知识，必须要有古代史、历史地理、民族史、哲学等等广博的涵养。
（三）述而不作，还是微言大义“述而不作”是注释古籍的基本原则，像宋代学者所谓“六经注我”，这就不是注释的科学态度了。
在注释时，整理者在客观介绍了古书的原意之后，可以阐明自己的看法，但必须明确，是“我注六经”，而不是“六经注我”，切忌借题“微言大义”，任意发挥。
注释与自著不同，自己写书写论文是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注释必须按原作的意思来注解。
注释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自己看，也不是仅仅为了给研究古代文史的学者提供研究材料，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读懂古籍，理解古籍；在注书时，必须符合原意。
这也是评判注释优劣的重要标准。
下面举几个例子。
《论语•子罕》：“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
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里只是说行礼时戴什么帽子，臣对君是拜于堂上，还是拜于堂下。
但宋杨简解此章竟用“天道”来加以解释。
他说：“好礼者往往过于执，从众者往往过于和，此皆意必固我有以害之也。
圣人之心即天道，其体本如此，非勉而进此也。
”这是典型的“六经注我”的例子。
再举一例。
康有为《论语注》解“学而时习之”一句中“时”的涵义时说：“时势不同，则所学亦异。
时当乱世，则为乱世学；时当升平太平世，则为升平太平之学。
礼，时为大，故学亦必随时而后适。
孔子为时圣，学之宗师也。
……此言修己以自得为先，不得冥心坐废；以时为中，不得守旧泥古。
此为开宗明义第一义，故上《论》一书以时始、以时终、以明孔子之道全达于时，学者不可不察也。
”按：“时习”也就是时时温习的意思，绝没有康氏所说的含义，何况孔子是面对面地教导学生，假如他有这样的意义，完全可以清楚地说出来，何必如此地隐瞒己意呢？因此康氏之解释，只是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违背了注释的目的。
再如《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洪兴祖《补注》：“《史记》屈原名平。
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
”而王逸注云：“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过于地。
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养民也。
”按：名平不过取其平正，字原则与名相应，牵合于天地君民，岂是屈原命名之本意？类似曲解，元王若虚深有体会，他在《论语辨惑》一书中说：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或训“焉”为何，而属之下句。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或读“不”为“否”，而属之上句。
意谓圣人至谦，必不肯言人莫己若；圣人至仁，必不至贱畜而无所恤也。
王若虚指出，这是为了拔高“圣人”而不顾文法，歪曲文义。
他批评说：“义理之是非姑勿论，且道世之为文者有如此语法乎？故凡解经，其论虽高，而于文势语法不顺者，亦未可遽从，况未高乎！”真可谓一针见血！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注释者应当引以为戒。
这里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朱熹在这方面问题上的意见和思考。
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之代表人物，虽然他解释古经也免不了理学家的毛病，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客观。
他对有的理学家借解经大作自己文章的做法深表反感。
他说：“解经谓之解者，只要解释出来，将圣人之语解开了，庶易读。
”又说：“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
只随经句分说，不离义，最好。
疏亦然。
今人解书，且图要作文，又加辨说，百般生疑，故其文虽可读，而经义殊远。
”又说：“解经不必做文字，止合解释得文字通，则理自明，意自足。
今多去上做文字，少间说来说去，只说得他自一片道理，经义却蹉过了！……尝见一僧云：‘今人解书，如一盏酒，本自好，被这一人来添些水，那一人来又添些水，次第添来添去，都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