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
当代文学1976年到1989年
当代⽂学1976年到1989年当代⽂学第⼀章新时期⽂学(1976-1989)⼀、1976年10⽉，⽂⾰结束。
⽂⾰结束后的中国社会被称为社会主义⾰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学界也把⽂⾰后的⽂学称为“新时期⽂学”。
“新时期⽂学”指的是⼀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学。
指⽂学发展空间和⾃由度⼤为拓展的时期,是⼀个⽂学回归⽂学并按⾃⾝的规律发展的时期，是⼀个⽂学的主体性和独⽴性被张扬的时期。
⼆、思想解放运动：⽂⾰后期的突破思想禁区的潜流，到70年代末才冲出地表，即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6年4⽉“天安门诗歌运动”。
1977年底，批判“⽂艺⿊线专政”论。
1978年5⽉，《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标准》发表，揭开思想解放的序幕。
1978年12⽉，⼗⼀届三中全会召开。
1979年10⽉，第四次⽂代会召开。
“⼆为”⽅向。
双百⽅针。
1984年，提出“创作⾃由”。
⽂艺界的争鸣和批评不断（⽂学与政治，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三、80年代有影响的作家，主要由两部分组成：1、在50年代受挫的作家，被称为“归来作家”或“复出作家”“五七族”如艾青、汪曾祺、王蒙、⾼晓声、张贤亮等。
2、知青作家群。
如王安忆、张承志、史铁⽣、韩少功、梁晓声、阿城、铁凝等。
他们是80年代⾮常活跃的⼀群。
3、⼋⼗年代⽂学的总体特征（新时期语境：⾃由，⼈道主义，多元化）1对历史和现实的强烈关怀和承担题材选择：对“历史”的清算和记忆。
⽂学精神：普遍存在⼀种沉重的、紧张的精神倾向。
2、强烈的探索和创新意识。
开放的⽂学环境带来对中国⽂学现状的不满，作家们普遍希望创造有思想深度和艺术独创性的作品。
3⽂学创作的潮流化特征：80年代的⽂学界热衷于归纳命名⽂学现象，有意识的组织⽂学派别，掀起创作潮流。
如：朦胧诗、伤痕⽂学、反思⽂学、改⾰⽂学、寻根⽂学、先锋⼩说等等。
四、80年代后期⽂学思潮1、全⾯改⾰的形势。
2、“⽂学⽅法年”。
各种⽂学⽅法被引进。
3、⽂学主体性的讨论。
围绕刘再复的《论⽂学的主体性》⽽展开的讨论。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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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概述
THEME TEMPLATE
当代文学作品的发展历程
现实主义精神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地位
现实主义精神 是中国当代文 学的核心价值
观
现实主义精神 在中国当代文 学中表现为关 注社会现实、 反映人民生活
现实主义精神 在中国当代文 学中具有重要 的历史地位和
现实意义
现实主义精神 在中国当代文 学中不断传承 和发展，成为 当代文学创作
的重要动力
现实主义精神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形式
关注社会现实：反映社会现象，揭示社会问题 人物塑造：注重人物内心的刻画，展现人性的复杂性 语言风格：简洁明了，贴近生活，易于理解 情节设置：注重情节的真实性和合理性，避免夸张和虚构
矛盾冲突：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 冲突，揭示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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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手法：运用现实主义手法， 真实反映社会现实
启示意义：引发读者对社会问题 的思考和关注
关注民生问题，呼吁社会正义
作品主题：关注 民生问题，反映 社会现实
作品特点：真实、 客观、深入
作品影响：引起 社会关注，推动 社会进步
关注人性：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许多作品都关注人性，探讨了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追求真实、客观的表达方式
真实反映社会现实：作品中的事 件、人物、场景等元素都力求真 实，不夸张、不美化。
注重细节描写：通过细致入微的 细节描写，使作品更具真实感， 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添加标题
添加标题
添加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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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呈现人物内心：通过人物的 言行、心理活动等，客观地展示 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偏袒、不掩 饰。
中国文学(4)第3次作业答案
一、填空题1、王晓明、文学和人文精神；2九十；3、散文；4、余华、苏童、刘恒；5、叶兆言、刘震云；6、王朔、王小波；7、张承志、韩少功、史铁生；8、私人化；9、陈忠实、张炜、王安忆；10、三驾马车；11、现实主义的冲击波；12、断裂、韩东。
二、名词解释1、“人文精神大讨论”1993年6月，《上海文学》在“批评家俱乐部”栏目里发表王晓明与张宏等5人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提出了当代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问题；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便拉开序幕，诸多作家、评论家纷纷投笔加盟，如王蒙、刘心武、张承志、陈平原、朱立元等，几乎所有著名的作家、理论家都为此留下了有着独特思考的文章；这场大讨论是90年代文学和文化界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
三、简答题1、90年代文学“三元一体”格局的内在构成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带来了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文学在日趋边缘化的同时也走向多元化，在整体上形成“三元一体”的格局（精英文学、大众通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
三元格局的形成，与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和时代变化密切相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们新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思想并立而生，绝对主流话语不复存在；经济、文化领域的剧变以巨大能量辐射到文学领域，要求文学改变过去视角单一、齐声共语状态，以多种话语方式和思维向度反映多姿多彩的当代生活。
如果把此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看成是一个金字塔的话，那么，大众通俗文学就是它的基座，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是它的塔身，而精英文学则是它的塔尖。
2、“人文精神大讨论”的论争焦点和论争的意义。
在90年代，有关“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学术界一次影响深远的论争。
论争焦点：焦点之一是如何看待当前的人文精神状况，如何评估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的“俗化”现象，如何看待文艺的价值和功能。
焦点之二是重建人文精神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以及人文知识分子对价值重构的作用。
论争的意义：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面临的问题以及知识分子队伍分化、自我分裂和价值困惑的事实；提示知识分子看清自身境遇，调整生存姿态，建构理想的自我；对艺术品生产世俗化、作家艺术工匠化、审美趣味庸俗化的批判和警惕显示了知识分子对人文精神的恪守和张扬，对自我价值最大化的正当需要，从而有助于形成制约世俗化极端发展的机制和批判精神的成熟。
当代中国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与转化
当代中国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吸收与转化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然而，在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中国文学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变革。
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当代中国文学如何吸收和转化传统文化，成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中国文学的传统根基深厚，包括了诗词、散文、小说等多种形式。
这些传统文化元素是中国文学的灵魂和基石，它们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的文化传统。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传统文化面临着被遗忘和淡化的危险。
因此，当代中国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转化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当代中国文学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转化，延续了传统文学的精神内核。
传统文学注重人文关怀和情感表达，强调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
而当代中国文学在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注重表达当代人的情感和体验。
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转化，当代中国文学使传统文学的精神内核在当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其次，当代中国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转化，丰富了文学的形式和风格。
传统文学形式单一，主要以诗词、散文和戏剧为主。
而当代中国文学通过吸收传统文化的元素，创造出了更多样化的文学形式。
例如，以网络为媒介的网络文学，以及以游戏、动漫等为载体的新媒体文学，都是当代中国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转化的产物。
这些新的文学形式丰富了人们的阅读体验，也使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再次，当代中国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转化，推动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
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体现在文学中，也体现在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中。
当代中国文学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转化，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了有机的结合。
例如，一些作家将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故事和形象融入到小说中，使小说更具有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这种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不仅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也促进了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最后，当代中国文学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转化，促进了文学的国际化。
当代中国缘何出不了文学大师
当代中国缘何出不了文学大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文学在支撑中国的人文精神和信仰方面所占的“半边江山”依然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九十年代末，随着强劲市场经济的推进，文学开始走向了世俗化、浮躁化、急功近利化，纯文学失掉了正面引导信仰正面阵地的主战场。
于是，有人称“文学是垃圾”、“文学已死”。
许多人甚至拷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实现经济前所未有腾飞的同时，为什么当代中国出现不了现代文学鼎盛时期“鲁郭茅巴老曹”级的文学大师？中国改革开入三十多年来，当今不能产生文学大师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信仰多元化、生活方式急剧转变等原因，也有现代社会生活里人们面临就业巨大心理挑战等诸种原因，分析起来，以下的原因同样不容忽视。
一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的急剧转轨，当今社会信仰已发生大转变，趋向功利性，一些作者已沦为商人而不具有独立创作灵魂和具有独立人格的创作目的。
中外文坛证明，文学家应是人类的精神导师，而现在恰恰相反，出现了难于言说的怪现象：当今文坛，是作家的作品影响读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是读者的低级动物需求来影响一些已丢失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难怪一位学者说,在这样的一个浮躁的社会和特定国情下,中国很难出现大师,这是多么无奈又非常现实之语。
二是中国绝大多数读者的文化娱乐方式兴趣点已侧重在影视娱乐、网络游戏、旅游等方面上。
一些读者在价值多元化、快节奏的社会中，对文学已不感兴趣或者说已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看文学作品。
这导致很多作家为了生存发展只能研究市场迎合大众口味进行创作。
这样的读者群环境使许多作家步履维艰，导致一些作家无奈地抛弃肩负“伟大”社会责任感的英雄理想而下海经商或转向影视行业发展。
博古通今的大学教授们也深谙此潜规则，深知创作之艰难和市场风险大而无心或懒得创作。
更有一些作者甚至把文学当成玩具，进行下半身写作，颠覆传统写作，抛弃文学应有的审美功能，缺少真诚、灵魂的创作，把文学变成了“道具”、“玩具”。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新考一个事实常令研究者困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经历了浩劫却至今未创造出相应的悲剧作品；苦难似乎并未进入我们的内心，没有转化为深切的生命体验；即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习惯于把灾难喜剧化，甚至将之改造为甜蜜的记忆。
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也多半是喜剧性文本，基本上不到悲剧性叙述。
许多批评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当代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
这是个合理但含混的判决。
它没有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当代中国人缺乏悲剧精神？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使然，还是另有缘由？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追究悲剧精神之有无。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断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
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
”美国学者约瑟夫·W·米克也说：“悲剧似乎是西方文明的发明。
它在东方、中东、原始文化中是明显缺席的。
”上述两种说法都把文明当作决定性力量，似乎悲剧属于特定的民族。
然而，这类决定论思想难以经受事实的检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也孕育过悲剧作品。
在对“吾国人之精神”下了定论之后，王国维本人先是在《红楼梦评论》中承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而后又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倘若王国维要自圆其说，就必须证明《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皆“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
《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确实受了佛教的影响，但它们所吸纳的佛教思想业已融入本土文化，成为“吾国人之精神”的内在构成。
进言之，即便上述悲剧确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下面的问题仍是不可回避的：佛教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缘何过了千年之后才结出三个悲剧之果？自元到晚清，为什么汉语文学中的悲剧仍如此稀少？要回答它们，仅仅从民族精神、文化特质、地域文明的角度探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另觅他途。
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
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当代中国文学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精神缺陷。
这份精神缺陷不仅表现在创作上，也反映在读者的接受和欣赏上。
以下是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的一些方面：一、缺失独立思考当代中国文学作家的创作习惯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官方意识形态的限制。
这些作家在创作之前，通常首先考虑的是传达什么信息，而不是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这导致了他们的作品往往缺乏独立思考，重复的主题和固定的“正面形象”使得读者很难感受到作者真实的情感。
二、缺失真实感情当代中国文学在创作主题上常常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想传达某些信息的意图，但是这些作品的情感却很难令人感同身受。
这可能是因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受到意识形态、观念和行为的影响，而不是从真实人性的角度去表达。
三、表达方式单一当代中国文学的表达方式往往很单一，缺乏丰富多样的手法和语言形式。
这使得作品读起来很容易感到单调和乏味。
这可能是因为许多当代作家受到传统文化、政治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束缚。
因此，他们更倾向于采用固定的表达方式和语言形式来传达思想。
四、倾向于用表面现象来说明问题当代中国文学常常强调表面现象，而不是深层次的原因和现象背后的人性。
这使得作品难以深入读者的内心，往往停留在表面的描述和分析。
在创作中，当代作家往往把握不住深层意义，使得作品无法给人以真正的思考和反思。
五、缺失大诗意当代中国文学在表达方面往往缺乏大诗意。
这并不是指具体的诗歌形式，而是指一种超越日常生活、表达深刻人性和智慧的境界。
当代中国文学缺乏了这一境界，可能是由于创作环境和现实生活的局限性。
这个缺陷使得作品失去了深度和广度，成为了“平庸的语言和书本上的知识的堆积”。
以上是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的精神缺陷的一些方面。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学整体上是不好的。
在这些缺陷之外，尚有许多优秀的作品和怀有良好意愿的作家，他们在创作中积极探索人性和自我的内在世界，努力在文学创作上追求实际的、深刻的和有诗意的表达。
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一、我国现当代文学从时间上来划分，我国现当代文学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它的源头便是著名的五四文学运动。
五四新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革命，它是与传统文学迥异的现代文学，它不仅仅是艺术形式的不一致，思想上也更为新潮，更为突出。
随着新中国的逐步建立，他推动新文学运动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我国当代文学的伟大开端。
从文学发展的多样性、主题的走向以及与中国社会的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文化整体批判时期、政治分野与文化批判时期、政治分野与文化反思时期、政治与文学一体化时期和政治变革与文化转型时期[1]。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具体发展变化1文学内容涉及的生活范围更广泛五四文学运动之后，中国文学进入了现代文学史的开端。
中国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有了明显变化。
文学创作者笔下融入了更多的平民形象和普通生活。
其中以普通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尤为突出，作品涉及的内容以及生活范围有所丰富和增加。
这些作品从普通群众视角出发，通过对普通人生活中的幸福与痛苦的描写，侧面上反衬出社会的安稳与动荡，并根据当时的生活环境，描绘了一幅幅民主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
随着中国人从压迫中解脱后，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文学反映生活的领域明显扩大，为文艺创作开辟了宽阔的道路。
文学创作者的视野开拓到农村、工厂、部队、学校，等等。
尤其是过去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的工业、科技题材，少数民族生活题材等都有了新的开拓和创造，极大地填补了文学创作题材上的欠缺部分。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涉及的内容更为广泛，上天入地，无所不及。
这标志着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不断解放、突破与创新。
2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了新的进展艺术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应用在文学方面，意思就是说文学的创作源泉是源自于实际生活的[2]。
因此文学创作者在具体生活的基础上对人物写实和艺术深化推动历史推动文明的发展，这也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重任。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当代文学人物塑造题材类型作品中，成功刻画了一批典型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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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文化的丑陋作出了入木三分的批判。
在这方面，至今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作家可以望其项背，然而他老人家始终没有表达过人生存的终极意义。
他的“投枪和匕首”令他的论敌胆寒，他自己面对的却是“无物之阵”的孤寂与悲凉。
思想家面前的社会是无物之阵，也许是一种宿命。
鲁迅指出国民的愚昧、麻木，但他只能“引起疗救的注意”，只能指出现象，不能追根溯源----没有谁可以为国民性负责，这种虚空的结果使鲁迅不断思考，又不断怀疑与否定。
因而《野草》是这样惨痛----前面有野百合野蔷薇，前面也有坟----鲁迅只能选择不停往前走，这要多少的勇气，他明明白白自己是走在“无物之阵”里，挣扎在一种无望里。
1925年3月18日，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
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在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这是鲁迅对黑暗现实的深切认识。
鲁迅终其一生都在与黑暗相抗衡。
祖父下狱，家道中衰；寄居舅家，遭人白眼；父亲重病，来往于当铺与药店之间，这一切使鲁迅从小就深味人生的苦痛：“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其结果是形成少年鲁迅的某种思维定势，造成周作人所说的“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而这种对传统世界的绝望，使青年鲁迅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他到南京学开矿，到日本学医，遂而弃医从文，试图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
《新生》的夭折，却又使他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和寂寞；婚姻的不幸，辛亥革命特别是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黑暗现实，极大地打击了鲁迅早年“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热情。
从1909年到1918年是鲁迅沉默的十年，在这期间，他一度在绍兴会馆看佛经，抄古碑，“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
”鲁迅告诉许广平只有“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是他对自己痛苦的人生经历的总结和体认，表明“黑暗”和“虚无”确实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鲁迅马上又接着说他自己虽明知如此，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
他终于又认为“黑暗”与“虚无”并不一定是“实有”，因为他不能“证实”。
真正真实的只有“绝望的抗战”，而从“黑暗与虚无”的实有状态到“绝望的抗战”再到“终于不能证实”，这一过程蕴含的正是“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内容，表达了鲁迅面对现实人生的态度。
《野草》中鲁迅多次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和不安，阴冷、怪诞、恐怖、残酷、虚无、悲观。
鲁迅以彻底绝望的冷眼打量世界，以彻底的虚无投入无物之阵，这多少有点独战的味道。
鲁迅一生在于他人的对抗之中充满了孤独与悲凉，他以为从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易卜生对克尔凯郭尔的解读（“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就是那最孤独的人”）中找到知音，然而这只是他的一种误读。
尼采说“上帝死了”，但鲁迅不知道尼采始终在寻找上帝，他希望人不再奴隶似的依附于神，而是唤醒自己身上上帝的影子，个体生命自身不断超越，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上帝。
克氏的孤独也是意在逃出他人的眼光，作为自足的个体存在。
鲁迅只汲取两位存在主义大师强力的一面，但其力量却不是从自为的角度获取的。
对于生的虚无，鲁迅也受到佛教的影响，但他与他人始终存在的对抗与敌对使他无法走向佛教普渡济世的慈悲情怀中去，反而是“我决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的无情。
鲁迅对一切精神资源都保持距离，依靠自由意志抵抗外来的任何桎梏，他在实质上上成了地道的精神无赖和精神流氓。
“流氓精神”的恶劣遗传鲁迅的荒凉多少与缺乏信仰的依靠有关，缺乏信仰或许只能与对手扭在一起。
这种命运也是注定了的，在看远些，在《三国演义》的世界里，只有对人的智慧的信仰、对策略、计谋、阴谋的信仰、人与人之间的“义气”而没有对终极的道德、真理的信仰；《水浒传》对暴力的热衷更是明显，武松杀嫂的描写、李逵活吃人肉的描写等等，一个“义”字掩盖了多少冤魂的屈死，掩盖了多少“所谓英雄的嗜血本性”？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比如“爱”、“同情”等等，所以没有对“暴力”的批判能力。
（显然，出于对白话语言形式的欣赏，中国现代作家接受了这些小说，这些小说中所透露出来的那种重视权宜之术、信仰暴力的精神也渐渐地被转化成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精神资源，在“革命思维”、“反帝思维”等中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
从这个角度，我个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化没有根本上和封建文化的的病态性、暴力性、权术性分道扬镳，也就是没有和“流氓精神”一刀两断。
中国人精神中的“流氓”特征最早为鲁迅所发现，学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精神分析》里作了精辟地分析，认为禹设计的流氓精神为屈原、孔子、刘邦或朱元璋所实践，流氓精神已经坚定地散渗到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话语之中。
“流氓精神”的特征是丧国丧地丧本，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无赖逻辑。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等名著构筑了国人的精神幻象，可以说构成了国人的精神心理。
鉴于名著对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对《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解毒工作十分重要。
学者王学泰和李新宇近出一本为古典名著的解毒的书中，对古典进行了“颠覆”。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流露出中国社会几百年的游民气，它负载着强烈的游民意识，散播着与法制社会、公民社会的不和谐音，可以说《水浒传》在历史上起的作用负面大于正面。
为名著解毒就是继续五四新文化运动“价值重估”的事业，对具有广泛影响的各类经典进行系统评估，把那些野蛮的、残暴的、反文明、反人道、与人类健康文明相冲突的东西一一揭示出来。
目的是继承以鲁迅为代表的思想建设“人的文学”，摈弃“非人的文学”。
批判弥漫于其间的“流氓精神”，指出“流氓精神”所带来的人口减少、经济倒退、宗法被破坏、社会制度被打乱和暴力的、非理性的等反社会的恶果，从思想上制止“流氓精神”的无节制扩散。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所宣扬的精神与人类健康文明格格不入。
长期在这样一种审美价值观念的影响之下，人们就会美丑不分，善恶不辨，把残暴当勇敢，把恶魔当英雄。
如果不能改变一下这样的“心”，就很难真正进入现代，很难与世界和平共处，也很难争取到像人一样的生活。
十年砍柴指出《水浒》讲顺民变暴民，但暴民最终被招安变成奴才的过程，其中有许多底层社会的生存百态和谋生智慧；而《三国》则是讲权谋讲厚黑。
吴思先生在《闲看水浒》的序言中提到：“在宋江和刘备身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深刻答案。
这二位都以仁慈体贴著称，在他们身上，暴力集团的成员们寄托了最佳预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预期，在他们的麾下卖命，可以卖个好价钱。
因此，刘备和宋江无须逞匹夫之勇，他们的才干是当好一个商人，扩大地盘，获取血利，然后公平分配。
”宋江和刘备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深刻地了解当时中国人的人性，当时中国的世情。
这种人性和世情就是：实在的人情，虚幻的原则。
把丢弃原则的“流氓精神”捧为法宝是国人的生存写照，在这种背景下，规则让步于人情（人情是广义的，它可以由交情构成，也可由金钱来购买），在呼吁法治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于对国民性的改造。
这个工程比颁布公正的法律、选拔优秀的司法人员、民主宪政、强化各种监督体制还要艰巨。
如何鲁迅继承关于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是个大问题。
冉云飞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自慰品》中指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这些妇孺皆知的所谓名著，乃至新旧武侠小说，构筑了中国人最为基本的精神自慰品。
这些自慰品的内核便是：胡乱杀人、官官相护、强权有理、你死我活、赢家通吃。
探讨这些东西为什么在中国广受欢迎，历久不衰，极有土壤，便会得出令人惊异的结论：即中国人普遍的意淫状态和阿Q式的精神自慰，已经成为整个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尚好，从而在自己遭受奇耻大辱和渊深似海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以便苟活下去，成就一点自己哪怕微渺的动物需要，暴民和奴才便是所有民众赢得动物需求的外在体现形式。
可以说，以《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与国人的专制心理互为同构，这种同构伴随着以暴易暴的流氓心理，缺乏终极关怀作为铺垫。
不少学者对《水浒传》中的游民文化和暴力美学，《三国演义》中的权谋文化和奴性思想等，继承鲁迅的思想展开批判很有眼光。
任不寐先生在《灾变论》一书对中国人的国民性——亦可说是精神缺陷的分析，称得上鞭辟入里。
他指出了“流氓精神”得以在现实肆虐的深刻原因，把此归为“灾民理性”的潜在存在。
任不寐将“灾民理性”概括为几点：权力恐惧，敌人意识，力量崇拜与狡猾崇拜。
具有这些精神特质的国民，正好构成了专制政治的肥沃土壤。
任不寐痛心疾首地作剔骨剜筋的剖析：“物质匮乏和生活极端不稳定（“经济波动”）是灾民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一切为了生存就上升为人生理想。
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皆是生存手段，而不是自为自在之物。
其次，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
由于生活维艰，连打手、太监、特务、狱卒刽子手这样的职业也应聘者云集。
这种‘为稻粮谋可以舔权贵的脚后跟’的灾民构成了自然专制主义的群众基础。
”这其实是不用多加证明的中国现实。
任不寐先生回答了“流氓精神”得以横行的无奈事实，为了生存，中国人还有什么不能出卖的？一切原则都是空洞的。
正如任不寐在书中所说的那样：“往往仅仅出于‘活着’的目的，灾民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饱喝足他们可以做任何残暴的事情，可以接受任何无耻的任务，干任何下贱的营生”。
在《现代化的陷阱》里，何清涟女士曾用“有肉的卖肉，有灵魂的卖灵魂”来形容目前这种道德崩坏的状况，但当她看到《南方周末》（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９日）所登载的“被鸡头改变的村庄”一文，看到那块土地上的人们为了生存，主动将女儿们送上做娼妓那条生存之路；看到由于女儿们从事的“行业”确实使农民们暂时性地解决了“谋生问题”，因而对拐卖他们女儿的“鸡头”们不再愤恨而是感谢之时，她还是被深深地刺痛了。
可以说正是“灾民理性”导致了“流氓精神”，要消除“流氓精神”，必须抑制“灾民理性”，怎样抑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悲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幸掉入了“灾民理性”所导致的“流氓精神”之中。
余华的《活着》中福贵面对生活的种种磨难，所表现的那种自觉与服从，以及浸透这种“自觉与服从”中的畏琐、卑下，让人心怵发麻。
福贵的生存方式与知识分子很象，无法对这种生活进行反抗，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四九年到七十年代末三十多年间，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中国文学加上後天“营养不良”，陷入图解政治概念和公共经验的套路里。
八十年代初开始的所谓“寻根运动”以传达民俗风情追寻传统为线索，究竟找到了什么样的根，仍然是一个谜团。
“寻根文学”其实是另一种虚无主义，寻来觅去，却给人一种没著没落的虚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