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特罗姆贡献
复旦大学MPA课程论文_《公共行政学》_《公共事务的管理之道》读书笔记_米博

学号:成绩:——————复旦大学MPA课程论文题目:公共行政学读书笔记课程名称:公共行政学姓名:米博任课教师:顾丽梅日期:2012.8公共行政学读书笔记———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读书笔记总报告2009年10月12日上午,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美国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与奥利弗•威廉姆森一起获得这一殊荣。
他们俩得奖的原因是因为对治理有杰出的学术贡献,奥斯特罗姆的贡献在于公共事物的自主治理,威廉姆森的贡献在于企业的治理结构。
奥斯特罗姆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她的名著《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她的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
必须同时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变量加以组合,以便增加自主组织的初始可能性,增强人们不断进行自主组织的能力,或增强在没有某种外部协助的情况下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池塘资源问题的能力。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现在理论上给出了政府与市场之外可能有另外的选择,给出了她运用于研究的制度分析方法,然后对三类案例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理论的结论。
一、政府与市场之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教授首次系统地总结了人们用之以分析公共事物解决之道的理论模型,它们是哈丁的“公地悲剧”、普遍使用的“囚犯的难题”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这些理论模型都说明了特定情况下的公共事物总是得不到关怀的必然的悲剧性结果,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对此,人们已经提出了若干所为“唯一”的方案,即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或者彻底的私有化来解决公共事物的悲剧,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这些理论模型所隐含的博弈结构,并从博弈的角度探索了在理论上可能的政府与市场之外的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可能性。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主要贡献汇总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主要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
本文收集了自开始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1969年至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主要贡献,可以在需要时进行查阅和学习。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彼得·戴蒙德(Peter A. Diamond、戴尔·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Pissarides“市场大部分交易都是为贸易而进行的,当然会出现一些贸易摩擦,买者很难得到想要买的买品,而卖者很难找到消费者。
在劳动力市场上许多公司也发现会有许多工作空缺,而一些失业人员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岗位。
” 彼特-戴蒙德等人所开发的理论是解释了市场上这种冲突,他们的理论是基于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也就是市场合理产出,他们的工作也就是意味着雇佣工人要更加合理,在招聘人员和需求工作应该提供合理的机制。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利弗·威廉森威廉森是"新制度经济学"的著名学者。
他的研究表明,市场和诸如公司等层级组织代表着不同的治理结构,在解决利益冲突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
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奥斯特罗姆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她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莱昂尼德·赫维奇埃里克·马斯金罗杰·迈尔森这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基础而共同分享 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述评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述评1. 本文概述本文主要探讨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
奥斯特罗姆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也是首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她的自主治理理论是对自主治理现象进行研究的重要理论框架,强调了在特定领域内由群体自发形成的、具有合作性质的治理机制。
这一理论为社会科学领域提供了宝贵的思考和指导,特别是在解决公地问题、理解个体理性与协作行为以及设计有效的治理原则和规则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深入分析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并探讨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应用与启示。
2. 主要理论3. 实践评述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其深入实践应用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
她的理论为现实世界中的公共资源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尤其是在面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时,自主治理的框架显得尤为适用。
在实践中,自主治理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场景,包括自然资源管理、社区发展、公共卫生等多个领域。
在自然资源管理方面,许多社区和组织开始尝试建立自主治理机制,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则、监督行为、解决冲突等方式,实现对共有资源的有效管理。
这种自主治理的方式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还有助于培养社区成员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
同时,自主治理理论也在社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一些贫困地区或发展中国家,政府资源有限,难以覆盖所有社区的发展需求。
此时,通过引入自主治理机制,社区成员可以共同规划和管理社区资源,推动社区的发展。
这种“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不仅提高了社区成员的生活水平,还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公共卫生领域,自主治理理论同样具有应用价值。
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往往难以迅速做出反应。
此时,通过引入自主治理机制,相关组织和社区可以迅速组织起来,共同应对危机。
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一些社区通过自主治理的方式,实现了对疫情的有效控制和管理。
自主治理理论在实践应用中也面临一些挑战。
自主治理需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条件,如社区成员的信任、合作意愿等。
述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治理之道

述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从哈丁的公地悲剧理论和囚徒困境理论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我们看到个人的理性行动最终导致的却是集体的非理性结果。
然而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自愿组织起来,成功的对其公共事务进行了自主治理,取得了持久的公共利益。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的基础上,对那些长期存续的自主组织和自主治理公共池塘资源进行了理论的分析和概括,写出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对集体行动理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下面让我们进一步走进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的思想,以求对其有一个更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一自主治理理论的主要内容面对集团行动的悲剧,有的学者提出以利维坦为唯一方案。
奥普尔斯认为:“由于存在着公地悲剧,环境问题无法通过合作进行解决,所以具有较大强制性权力的政府的合理性,是得到普遍承认的。
”哈丁也认为:“在一个杂乱的世界上。
如果想要避免毁灭,人民就必须对外在与他们个人心灵的强制力,用霍布斯的术语来说就是‘利维坦’,表示臣服。
有的学者以私有化为唯一方案,要求在凡是资源属于公共所有的地方,强制实行私有财产权制度。
罗伯特.史密斯认为;“在自然资源和野生动植物问题上避免公共池塘资源悲剧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创立一种私有财产权制度来终止公共财产制度。
奥斯斯特罗姆运用博弈论指出了国家理论和企业理论的局限性,提出了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突破国家与市场非此即彼的二分法。
1.自主治理理论的影响因素——影响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四个内部变量奥斯特罗姆认为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占用和提供公共池塘的决策和行动,是广义的理性人在意识到自己处于复杂和不确定环境后的决策和行动,而影响二人策略选择有四个内部变量: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在规范和贴现率。
人们选择的策略会共同与外部世界产生结果, 并影响未来对行动收益和成本的预期。
个人所具有的内在规范的类型受到处于特定环境中其他人的共有规范的影响。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多 中 心 理 论 为 美 国 印 弟 安 纳 大 学 政 治 理 论 与 政 策 分 析 研 究 所 的 埃 莉 诺 ·奥 斯 特 罗 姆 与 文 森 特 埃 莉 诺 ·奥 斯 特 罗 姆夫妇共同创立。在二战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并被统一标签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诸多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的流派 之中,这一理论以严谨的理论关怀、实践关怀精神展示了其颇具现实解释力的理论风采,以严密的制度分析、理 性选择的逻辑论证展示了其制度理性选择学派的独到魅力。
获奖记录
诺贝尔奖奖章 2009年10月12日,美国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的女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颁200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她对经济治理的分析,尤其是对普通人经 济治理活动的研究”,而瑞典科学院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奥利弗·威廉森 ,以表彰“他对经济治理的分析, 特别是对公司的经济治理边界的分析”。
奥斯特罗姆 她是美国政治学会的前任主席,也曾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中西部政治学协会和公有产权研究 协会的主席。她还是美国哲学学会和政治学和生命科学协会的成员。她曾经服务于许多顾问委员,包括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警察长官国际协会、法律实施协助管理局、美国行政科学院、刑事司法准则与目标国家顾问委员会、 国家州长协会和校际政治与社会研究方法联合会。
谢谢观看
她 曾 在 2 0 0 5 年 被 美 国 政 治 学 协 会 授 予 詹 姆 士 ·麦 迪 逊 奖 金 , 2 0 0 5 年 还 获 美 国 生 态 学 会 颁 发 的 可 持 续 科 学 奖 金 , 2006年得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荣誉博士。
人物逝世
2 0 1 2 年 0 6 月 1 2 日 , 埃 莉 诺 ·奥 斯 特 罗 姆 因 癌 症 不 治 在 美 国 逝 世 , 享 年 7 9 岁 。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主要贡献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主要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
诺贝尔奖最初的五大奖项是物理学奖、化学奖、医学或生理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而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瑞典银行在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其评选标准与其它奖项相同,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
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第一次颁发,由挪威人弗里希和荷兰人丁伯根共同获得,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等人均获得过此奖。
201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马(Eugene F. Fama)、拉尔斯·皮特·汉森(Lars Peter Hansen )和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获得,以“表彰他们在资产价格经验分析方面的贡献”,他们将分享800万瑞典克朗(约合753万元)奖金。
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回顾(1969-2013):1969年简·丁伯根(荷兰)、拉格纳·弗里希(挪威)贡献:发展了动态模型来分析经济进程。
拉格纳·弗里希是经济计量学的奠基人,简·丁伯根是经济计量学模式建造者之父。
1970年保罗·安·萨默尔森(美国)贡献:发展了数理和动态经济理论,将经济科学提高到新的水平。
他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的全部领域。
1971年西蒙·库兹列茨(美国)贡献:在研究人口发展趋势及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1972年约翰·希克斯(英国)、肯尼斯·约瑟夫·阿罗(美国)贡献:深入研究了经济均衡理论和福利理论。
1973年华西里·列昂惕夫(前苏联)贡献:发展了投入产出方法,该方法在许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中得到运用。
1974年弗·冯·哈耶克(澳大利亚)、纲纳·缪达尔(瑞典)贡献:深入研究了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并深入分析了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的互相依赖。
奥斯特罗姆破解“公地悲剧”的政治学家

奥斯特罗姆:破解“公地悲剧”的政治学家作者:文江来源:《财会学习》2011年第09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年出生于美国。
2009年,奥斯特罗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也是以政治学家身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人。
奥斯特罗姆是印第安那大学政治学系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该校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联席所长,并身兼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美国公共选择学会主席等职。
她对制度分析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可持续发展、公共资源等领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因而获得了众多的荣誉。
奥斯特罗姆著述甚丰,其代表作为《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此书初版于1990年,之后几乎每年都会重印。
在1996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中,这本书被排在二战后引用率最高的四部政治学著作之一。
它的影响在之前许多年便远远超出美国,远远超出行政学和政治学界,已经成为了研究现代政治治理的重要文献,目前已被译成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中文等多种文字。
2000年,《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的中译本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很快便在中国国内引起了轰动。
书中针对“公地悲剧”、“囚徒理论”和“集体行动逻辑”等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和探讨,同时从小规模公共资源问题入手,开发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务的创新制度理论,为面临“公地悲剧”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途径,为避免公共事务退化、保护公共事务、可持续利用公共事务从而增进人类的集体福利提供了自主治理的制度基础。
关于“公地悲剧”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0年多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学》中这样写道:“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常常被发生在牧场的简单事实所佐证——属于所有人的草场,最终会以每个牧羊人都害怕吃亏从而过度放牧最终导致沙化。
奥斯特罗姆(共5篇)

奥斯特罗姆(共5篇)第一篇: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资源就是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竞争性的物品,是一种人们共同使用整个资源系统但分别享用资源单位的公共资源。
在这种资源环境中,理性的个人可能导致资源使用拥挤或者资源退化的问题。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P475-476)通过对公共池塘资源的研究,在企业理论和国家理论的基础上开发了自主治理理论。
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问题是,一群相互依存的人们如何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性治理,并通过自主性努力以克服搭便车、回避责任或机会主义诱惑,以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实现。
奥氏在其《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等著作中通过实证方法的研究和隐含的博弈结构的分析,从影响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四个内部变量、制度供给与可信承诺及相互监督、自主治理的具体原则三个方面阐述了自主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
3浅析多中心治理理论治理是一个完整连续的过程,是个人与组织、国家与公民治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和手段的总和。
1页探析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视角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内容由于市场或政府在公共事物的治理过程中失灵,奥斯特罗姆夫妇基于长期的社会实证调研认为,公共事物的治理应该摆脱市场或政府“单中心”的治理方式,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以有效地克服单一依靠市场或政府的不足。
“‘多中心’意味着有许多在形式上相互独立的决策中心从事合作性的活动,或者利用核心机制来解决冲突,在这一意义上大城市地区各种各样的政治管辖单位可以以连续的、可预见的互动行为模式前后一致地运作。
”[4]11-12多中心治理理论的核心是,主张采用分级别、分层次、分阶段的多样性制度设置,加强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协同共治。
该理论的价值在于“通过社群组织自发秩序形成的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以多中心为基础的新的‘多层级政府安排’具有权力分散和交叠管辖的特征,多中心公共论坛以及多样化的制度与公共政策安排,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遏制集体行动中的机会主义,实现公共利益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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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prisoner‘s dilemma (Dawes, 1973, 1975; Pareto, 1935; Tucker, 1983);
(5) The free-rider problem (Hume, 1978; Pasour, 1981); (6) Externalities (spill-over effects); (7) Underprovided public goods (Samuelson, 1954,
一、埃莉诺· 奥斯特罗(Elinor Ostrom)和文森 特· 奥斯特罗姆(Vincent Ostrom)生平
埃莉诺:1933年8月7日 文森特:1919年 9月25日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published a special issue, "Polycentric Political Economy: A Festschrift for Elinor and Vincent Ostrom", as the proceedings of a 2003 conference held in their honor, at the Mercatus Center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个人简历(其他文件)
(seeYang and Wu, 2009a, p. 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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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奥斯特罗姆以前的解决方案:国家和市场理论
1. The Central Authority or Leviathan Model
(Hardin, 1978; Hobbes, 1991; Pigou, 1932; Olso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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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 (一)关注的问题背景及其发展理路
(二) 奥斯特罗姆以前的解决方案:国家和市场 理论 (三) 奥斯特鲁姆方法: 自治或自主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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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注的问题背景及其发展理路
1. 集体行动及其困境(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or social dilemma)
Other humans – public officials rather than the public– are supposed to impose optimal policies based on models that academics devise Tend to recommend panaceas
2. The Privatization Model (Buchanan, 1965; Coase, 1960, 1974; Demsetz, 1970; Gordon, 1954; Savas, 2000; Smith, 1981),
(see, Yang and Wu, 2009a, p. 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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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博弈理论分析
Fig. 1. The five games in Ostrom (1990). A) Game 1— the Hardin herder game. B) Game 2—the central authority game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 C) Game 3— the central authority game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D) Game 4—an example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game with incomplete information. E) Game 5—self-financed contract-enforcement game. While all these game are illustrated by Ostrom using extensive forms, we recast them as normal forms. (Yang and Wu, 2009, p. 2414)
“Now let's assume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complete information o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the meadow (L) but incomplete information on the particular actions of the herders,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the central agency punishing defections is y, and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the central agency falsely punishing cooperative actions is x (see Fig. 1, Game 3). Several errors made by the central agency include “setting the carrying capacity or the fine too high or too low,” “sanctioning herders who cooperate,” or “not sanctioning defectors” (Ostrom, 1990, p. 10). If x=0 and y=1, Game 3 becomes Game 2. If the central agency does not have comple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herders' actions, say x=0.3, y=0.7, Game 3 becomes Game 4 (see Fig. 1, Game 4), which makes the herders face a prisoner's dilemma game again. Furthermore, the equilibrium outcome (−1.4, 1.4) for Game 4 is even lower than (1, 1) in Game 1. The method proposed by Ostrom (1990) is one of self-governance. Under the players' self-governance, the players can negotiate various strategies for sharing the meadowand the costs of implementing the agreement, even though a binding contract is still needed to be enforced by an external actor. When both Player 1 and Player 2 agree upon and conform to a contract, the solution to the fifth gamebecomes (10−e/2,10−e/2) (here e is the cost of implementing an agreement). Otherwise, they repeat Game 1(see Fig. 1, Game 5).” (Yang and Wu, 2009a, p. 2413)
Collective action at the core of social science and policy. 集体行动及其困境问题,其核心是冲突竞争和集体合作问题。 最经典的OLSON M.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1965). No one will cooperate because they fear others will free ride! Citizens are thus presumed to be trapped in a social dilemma “In general, the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is a setting in which individuals, as a group, share a common output but have choices for actions based on their own expectation for maximum short-term individual benefits. Then, the rational choice of an individual is to “free-ride” if other individuals in the group can share regardless of their contribution (Olson, 1971). That is, a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involves conflicts between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nd optimality for a group (Schelling, 1978), and its core problem is how the participants in social dilemmas can avoid the temptation of suboptimal equilibria and move closer to optimal outcomes to gain a cooperators‟ dividend (Lichbach, 1996).” (see Yang and Wu, 2009a, p. 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