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法治古今谈

税收法治古今谈我国的税收法治文化历史悠久，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有“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说明随着中华民族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建立，为满足国家财政运转需要的赋税也随之出现。

从税收制度的雏形（夏商周的贡、助、彻）到税收制度的确立（鲁国的初税亩），再到税收制度一系列变革（战国的租赋制，隋代的租调制，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传统税收的根本制度和主要精神基本保持不变，从而积淀成我国的税收文化传统。

夏商周据古代文献记载，夏商周三代税收主要有贡赋和徭役两种表现，当时的贡、赋已经初步具备了税收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的形式特征。

夏代税收统称“贡”，“贡”分为田赋性质的贡赋和具有朝贡、土贡性质的贡献两类。

商代的“助”属劳役之征。

古代商周时期曾施行过井田制，商朝、周朝的井田制因夏而来。

到西周时已发展很成熟。

西周的“彻”，规定了在井田内，不论公田私田，都按一个比例交纳实物税。

春秋战国春秋战国时期群雄角逐，战事频繁，军费开支浩大，各国纷纷变革税赋制度以适应政治经济发展，比较典型的税制改革主要有：齐国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楚国的“量入修赋”、郑国的“作丘赋”等，对历史进程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中的“废除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国家统一按田亩数征收租税”和“重农必农、重商非商”的税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许多朝代统治阶级的经济政策、税收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

秦汉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诸多方面有很大发展和变化。

秦代赋税制度的突出特点是：建立土地私人占有制度，实施重农抑商政策；推行集权政治，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税制。

汉初在沿用秦朝税制的基础上确定了节省开支和轻徭薄赋的财税政策。

推行“均输法”、创立“平淮法”等一系列措施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带动了汉朝中期整体经济的繁荣。

两汉时期著名的财税改革人物是桑弘羊和王莽。

王莽在公元9年税制改革中，提出的“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的征税原则，可称为近代所得税之先驱。

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南北分裂割据，朝代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不断的动乱年代，这一时期的赋税特点是：租调制成为田赋的主要形式，租调收入成为这一时期赋税收入的主要来源；赋税以征收实物形式为主；税制比较杂乱；徭役沉重。

隋唐隋朝和唐朝初都颁布均田令及租调法。

如隋朝开皇元年（581年）颁布新令，推行前代均田制；建中元年（780年），为解决名目繁多的杂派和解决财政危机，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的两税法，是中国田赋税制史上一项重要的改革，使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人头税向土地财产税转变。

并将各种租税加以合并，分夏秋两季征收，简化了征收手续。

两宋宋朝的两税是由唐朝的两税发展演化而来的，与唐朝相比，宋朝两税附加税种类和数量都有所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南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预借江、浙来年夏税，开预征税款之先河。

宋朝时期重要财税改革的代表人物是范仲淹和王安石。

范仲淹新政纲领里涉及财税改革的主要是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他著名的观点是“与其害农，熟若取之商贾”；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有：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均输法、方田均税法等，他认为理财应从增加社会财富入手，以发展生产作为充裕国家财政的前提条件，他的这种理财思想值得我们当今社会所借鉴。

元朝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公元1279年元朝统一中国。

元朝时在北方实行丁税、地税的田赋制度，在实际征收中，丁多地少的纳丁税，地多丁少的纳地税；江南地区仍沿用南宋的两税法，称为夏税、秋税。

元朝一代对畜牧税的征收可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最有成效的时代，也为后来西南、西北少数民族的税收管理树立了典范。

明清至鸦片战争从明代开始到清代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经济逐步走向崩溃，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财政税收思想领域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公元1581年张居正在丈量全国土地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赋役制度，它上承唐宋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制，改变了历代赋与役平行的征收形式，统一了役法，以银纳税，使实物税全部转为货币税，简化了赋税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一件大事。

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朝，但也开始着手整顿赋役制度。

先是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永不加赋使丁银额固定下来，这是赋税发展的一大进步。

雍正初年实行地丁合一，开始了单一的土地标准征税，正式废除了人丁税。

地丁合一又叫摊丁入亩，丁随地起，即把丁银全部摊入地亩中征收。

摊丁入亩的实行标志着延续了数千年的人头税的废除。

清后期，随着“鸦片”这一特殊贸易武器的流入，税收最大的变化是：两千年来一直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命根的田赋，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急剧下降，逐步退为地方税；而五口通商后新设的海关( 初称“洋关”) 的关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的比例急剧上升，成为国家主要收入。

★信阳鸡公山“江汉关税务司”石碑由来在河南省信阳市鸡公山税务培训中心云中宾馆的护坡上，竖刻“江汉关税务司”六个楷体大字，厚30厘米、宽62厘米、高约150厘米，字体用红漆描过，十分清晰。

江汉关税务司的石碑如何来到了鸡公山呢？据有关资料考证，1861年前，清政府在武汉三镇设有内陆关卡，如武昌的江关、汉阳的朝关、汉（口）西的宗关、汉口的汉关。

汉口开埠后，内陆关卡一并撤销，建立了以汉关为基础的江汉关，即江汉关税务司。

1861年3月，英国单方面规定外商商运货到长江中上游，只需在镇江办备手续，即可在镇江以上各口随意装卸合法商货，返从而导致外轮蜂拥进入长江中、上游。

时任湖广总督的官文对此表示不满，遂向清廷上奏折，请求在汉口设关。

几经周折，总理衙门大臣奕终于颁发札谕正式设江汉司关口。

鸡公山自1903年美国传教士李立生、施道格等开始购地建房后，私自将所购山场分成若干地块转售，吸引了大批来自汉口租界的各国传教士和商人来山购买。

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查觉，以“失领土罪”向清廷奏本。

清廷命河南巡抚张人骏派员前往鸡公山调查，历时两年方才和驻汉口领事达成将鸡公山地基房屋收回协议。

次年1 月4 日，汉口领事团领袖领事、英国驻汉口总领事法磊斯和湖北汉黄德道兼江汉关监督齐耀珊、河南南汝光兵备道吴某共同签署协议规：凡外国人所买的山地，不管已经报税或未报税，一概由中国方面出价赎回；在原教会区之外，划出923 亩作为外国人避暑官地，已建筑的房屋则由中国方面估价赎回再租给外国人避暑；今后外国人在山上新建的房屋，也由中国方面给价收回再行出租。

纳税比例以建筑费8%收取，年收租金由各租户纳交汉口江汉关监督存储转交。

由此可见，鸡公山避暑官地西人建房所纳税金，以涉外税收被江汉关征收，而所建房屋租金也由各租户先交到江汉关，并由江汉关监督转交鸡公山工程局，用以房屋维修和道路维护。

只是清廷自以为办得还算圆满，结果由于所收租金过低，根本不能满足房屋维修所需，以至于“豫鄂两省，岁赔不资”。

协议签定后，汉口西人蜂拥而至，在鸡公山择地建造避暑别墅，这其中肯定少不了江汉关的洋人大佬。

现鸡公山云中宾馆所在的位置是占用了两栋别墅的遗址，遗址上遗存两块写有“江汉关税务司”字样的石碑。

河南省税务局九十年代初在鸡公山建培训中心时，有意选中了这块地，也就是现在的云中宾馆，还特地将这两块碑竖在了宾馆入口两侧，后因宾馆停车场面积扩建，石碑被移至旁边树林里，最后作为石料，浇筑于培训中心背面山体护坡上，也就是石碑现在的位置。

中华民国时期这一时期在税收管理方面，开始划分中央税和地方税。

1913年，北洋政府整理税制，公布国家税与地方税税法草案。

属中央管理的国家税有:田赋、盐税、关税、常关税、统捐等17项；属地方管理的地方税有：田赋附加、商税、牲畜税等20项。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划分中央税和地方税。

1923年又根据当时的宪法规定,发表整理税制计划书,划分中央、地方税收，税种略有简并调整，但均未能付诸实施。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的税制，一方面对原有税种进行整理改革；另一方面为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开征了一些新税种。

如：1930年颁布土地法，规定开征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1936年开征所得税、1939年将统税改为货物税、1940年开征遗产税、1942年开征战时消费税和实行盐专卖等。

革命根据地时期革命根据地早期的税收实践，是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从以打土豪筹款为主要财政收入方式，向建立健全税收制度过渡。

当时各根据地处于敌伪、顽包围、封锁之中，财政十分困难。

开辟财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各根据地税收工作开展情况不一，较早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区、县、乡最先进行税收工作，主要由区、县、乡的财政机构负责，后来又专门建立了税务局。

在中心区，税收进行正常，开展较好，游击区则采取突击缉私和收税，根据地以征收商品贸易税为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不仅在政权、军事、经济和文化教育等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成功尝试，而且建立了有利于保障战争供给、促进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苏维埃税收制度和税务机构，形成了中央苏区财政收入体系。

1940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实施统一累进税的决定。

它的实施，扩大了纳税面，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轻了边区人民的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发展经济，建立税制，保证供给，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源源不断地提供经济保障和物资基础，成为古今中外的奇迹。

这个时期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实践需要的税收原则，有先予后取、取己与取民相结合、增收不增税以及根据地所有人民普遍纳税等，保证了根据地的财政收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克服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突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巩固、发展、壮大了根据地势力，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的财经工作方针指导下，各解放区人民相继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财政动员和灵活多样的税收实践。

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税收工作重点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这一时期迅速而顺利地接管大中城市的税收实践，为以后顺利地恢复和发展经济，有条不紊地建立起新的经济、财政和税收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税制奠定了基础。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税务总局鄂豫皖苏维埃政府税务总局成立于1931年7月，是成立最早的革命根据地税务机构。

旧址位于大别山腹地的今河南省新县城关首府路，建设总面积1660平方米。

首任局长由根据地早期领导人徐朋人担任，从各县抽调优秀税务员到总局工作。

并在各县建立了税务分局，分局人员５至７人不等，不够设分局条件的地方，设立税务特派员。

当时，税务总局的300多名工作人员边战斗、边收税，先后有3位总局局长和100多名税务工作者为税收事业献出了生命。

组织的税收收入占鄂豫皖根据地财政收入的40%，有力支持了边区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党政机关的供给，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