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大部制研究综述
中国实施“大部制”概况分析
中国实施“大部制”概况分析一、大部制的涵义所谓大部门体制，或叫“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例如：管金融：成立“国家金融管理部”，将央行、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及国家各专业银行合并；管运输：成立“交通运输部”，将现有的中国管理运输的三个部门民航总局（管空运）、交通部（管水路公路）、铁道部（管铁路）整合到一起。
二、重提大部制的缘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政府改革。
但是，我国行政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现代化的需要还有一定差距。
因此，我国需要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不断调整和改革政府结构。
事实上，我国早在1982年的机构改革中，曾经就把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组合起来，建立大部制结构，比如把水利部和电力部合并成水利电力部，把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合并成商业部，把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和外国投资委员会合并成对外经济贸易部。
另外，人事部和劳动部也曾合并成劳动人事部。
但后来，一些合并的部门又再度被分开，如人事部和劳动部。
直到十七大报告，在涉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再次指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首先、大部制的提出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搞了几十年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部门设置多，实行条条管理。
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反映在政府体制上就必须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
因此，本次（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和理顺部门职责关系，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其次、大部制的提出是为缓解政府职能交叉的矛盾。
在同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中，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职能部门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包含有其它部门的职责，就会发生职能交叉现象。
“大部制”改革工作的调研报告
“大部制”改革工作的调研报告“大部制”改革工作的调研报告一、前言在当前国家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陆续推出的一系列“大规模改革”计划，如“政府机构改革”、“国企改革”、“金融改革”等等，都是为了实现中国发展的整体目标，以追求社会经济的更高质量和更大效益。
其中，“大部制改革”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向。
“大部制”改革是针对国有企业大规模重组所出现的问题，通过对企业内部的划分，将企业设立为多个独立法人，从而使其在投资、运营和管理等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独立性，提高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益，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本文的调研旨在深入探讨“大部制”改革的实施现状、进展及影响，以期为政府、企业及相关各方提供有价值的分析参考。
二、调研内容及方法本次调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 改革方案的实施情况与进展；2. “大部制”改革所带来的影响；3. 各地区实施“大部制”改革的实践案例；4. 改革中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展望。
本篇调研报告主要通过互联网调查、书面材料获取及实地走访等不同的研究手段进行调查和分析研究。
三、改革方案的实施情况与进展改革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先后发布了多个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和文件，其中包括了“大部制”改革的相关方案。
那么，改革的实施情况如何呢？据调查，当前全国各地进行“大部制”改革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家，并且持续增长，覆盖的行业范围也不断扩大。
此外，全国大部制企业总数也达到了几十万家，占整个国有企业总数的30%以上。
从进展来看，改革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企业的运营效率得到提高，不少企业也因此获得了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
同时，改革还对国内市场的整体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加速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推动了降低营业成本，促进了进一步的竞争发展。
四、“大部制”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在各地进行“大部制”改革过程中，经过多年的实践和实施，产生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改革的实施推动了国有企业的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大部制改革研究综述（五篇范文）
大部制改革研究综述（五篇范文）第一篇：大部制改革研究综述大部制改革研究综述一、什么是大部制我们在对大部制改革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一个概念，即什么叫大部门制。
只有先了解什么是大部门制，然后分析大部制存在的现状和问题是什么，大部制改革才能顺利和有序的进行。
那么我就来看一下什么是大部门制。
对于大部门制这个概念，国内外的学者都对其进行了不同的表述，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我认为大部门制就是对政府中相近或者相同的职能进行有效的整合，归入一个更大的部门管理，由相关的部门进行协调处理公共事务的制度。
或者说是对相近或者相同的机构进行有效的整合，把他们归入一个更大的机构，实现统一职能、统一职责，以及分工和协作的有机协调。
从而实现我国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廉价政府的目标。
二、对于大部制的评价“大部门制”这个概念在我国官方首次提到的时间是在2007年10月15日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
这次报告提出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加大整合机构整合和改革力度，探索实现职能统一的大部门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
到目前为止，我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15个地方政府的改革方案，这一举动同时也标志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已经从中央政府向地方征服稳步的前进了。
对此我国学者对大部制改革也掀起了一股浪潮。
对于大部制的改革背景，各路学者也给予了不同的见解。
比如有的学者认为从推动大部制改革的直接动因是大部制改革致力于改革中国长期以来机构重叠、职责交叉、职能交叉以及政出多门的问题，但从深层次来说，政府致力于推动大部制改革是出于市场经济的需要。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致力于推动大部制改革是把中国历次机构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当成入口点，他们认为现行中国的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存在许多有缺陷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分工的情况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不相协调，同时政府运行过程中的对于机构改革的进程缓慢滞后也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息息相关。
整体性治理国内外研究综述
整体性治理国内外研究综述【摘要】整体性治理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引发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所提出的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有效协调与整合，使多元主体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出现对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实践带来了重大影响，台湾和大陆对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研究从最初的理论探讨逐步转向实践领域的应用分析。
【关键词】整体性治理综述国内外研究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发展至今已有十余年，该学说影响了英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芬兰及荷兰等国。
国内和台湾对整体性治理的研究从理论探讨逐渐转向实践应用，其理论思想逐渐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同。
一、国外相关研究整体性治理强调在组织结构上建立协调与整合的连结性机制，其代表人物是佩里·希克斯和帕却克·登力维。
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perri 6）首倡整体性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的概念，主张21世纪的政府应为整体性政府、预防性政府、改变文化的政府及结果取向的政府（perri 6，1997；perri 6 et al.，1999；perri 6 et al.，2002）。
从1997年至2002年，希克斯的理论体系构建逐渐丰富和完善，在其第三本著作（perri 6 et al.，2002）中，他将整体性政府改为整体性治理。
希克斯（2002）指出，整体性治理就是政府机构组织间通过充分沟通与合作，达成有效协调与整合，彼此的政策目标连续一致，政策执行手段相互强化，达到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
希克思的整体性治理理论吸收了新涂尔干理论（the new - durkheimians theory）和组织社会学中的有关组织协调的思想，追求在治理层级、治理功能和公私部门三个面向上，完成政策、规章、服务供给和监督等过程的整合。
希克思将整体性政府与协同型政府、贵族式政府、渐进式政府和碎片化政府进行比较，明确其特征，并从政策目标和政策机制、顾客目标和顾客机制、组织目标和组织机制、机构目标和机构机制等多方面介绍了整体性治理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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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部分内容来自网络整理，本司不为其真实性负责，如有异议或侵权请及时联系，本司将立即删除！== 本文为word格式，下载后可方便编辑和修改！ ==国内外研究评述怎么写篇一：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写法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写法(胡汉辉老师):与网络型公用事业的改革实践相辅相成的是相关的产业组织和行业管理理论研究，特别是规制理论研究的繁荣。
传统上，网络型公用事业作为自然垄断的典型代表一直备受关注，规制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产业经济管理的主导模式。
在传统分析的范式里，从规模效应、外部性、公共品等问题出发，自然垄断的规制理论赞同进入限制、强调定价的规制，尤其是边际成本定价的一般原则、长期和短期边际成本及价格歧视等。
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有Kahn(1970,1971)[13][14]的教科书以及Atkinson和Stiglitz(1980) [2]编写的讲义。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和决策的有限理性打破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
体现在产业组织理论上，“德姆塞茨竞争”(Demsetz, 1968) [9]、“可竞争市场理论”(Baumol, Panzar and Willig, 1982) [5]对传统的自然垄断理论提出了置疑。
体现在规制理论上，阿弗奇—约翰逊效应(Averch and Johnson , 1962) [3]批判了传统价格规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Stigler(1971) [26]、Posner(1974) [23]、Peltzman(1976) [22]、Becker(1983) [6]等则对规制的公共利益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规制俘虏理论。
总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产业组织和规制理论研究从经验和直觉上对传统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但是一直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信息管理学、博弈论、机制设计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激励理论(Incentive Theory)开始成为新产业组织理论(NIO)和新规制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Regulation)的主流分析框架，非合作博弈论、委托—代理模型(Principal-Agent Model)成为主要的分析工具。
国外大部制改革的动因_过程与内容_兼论与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比较及启示
为执行机构, 负责政策执行, 并授予执行机构负责 人充分的人事权、 管理权和财政资源支配权。目 前英国大部分公务员在执行机构工作 , 其执行机 构的数量已达 100 多个。 其他 国家, 如 澳大利 亚、 新西兰、 新加坡等国也通过类似做法实现部门 内三权协调和制约。 3. 改革策略的渐进性 与改革原则的动态性相适应 , 国外各国进行 大部制改革时一般都采取积极稳妥的渐进式改革 策略。以发达国家中较早实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 英国为例 ,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 英国就开始 在内 阁 中 组 建 被 称 为 超 级 部 ( giant depart m ent ) ! 的大部 门, 扩大业 务管辖范围 , 将多种内 容和有联系的事务交由其管理。 1964 年, 英国将 原有的国防部、 海军部、 陆军部和空军部合并为新 的国防部。1968 年, 再将外交部和联邦事务部合 并为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 社会安全部和卫生部重 组为卫生和社会安全部。到了 1970 年 , 又将住房 和地方政府部、 公共建筑与工程部、 运输部合并为 环境事务部, 贸易部和技术部合并为贸易与工业 部, 海外发展部并入外交与联邦事务部。经过历 届内阁对中央部门的渐进式调整, 到本届布朗内 阁, 核心机构共设置 19 个。具有代表性的 超级 部! 主要包括文化、 信息与体育部, 商务、 企业与规 制改革部 , 环境、 食品与农村事务部等。 其他国 家的大部制改革也大都遵循渐进式的推行策略。 三、 国外大部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经过长期的改革和完善, 国外大部制在职能 设置、 机制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等内容方面形成 了趋向一致的经验与做法。 1. 宽职能的大部门组织架构 从部门体制设置看, 宽职能是国外大部制组 织架构的一个基本特征。国外大部制不仅组织规 模大 , 而且职能 部门的数 量比较少。例如 , 1966 年 10 月, 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法令成立的交通部 ( DOT ) 就是一种大交通运输管理的典型代表 , 约 翰逊总统一开始就将原分散在商业部、 财政部等 8 个部委和 3 个局、 处的交通管理职能和相关事 务集中在一起 , 实现了对全国交通运输事务的综 合管理。至今 , 美国交通部包括部长办公室以及
国外大部制和我国机构改革的思考
强调技术，注重细节。西方各国在推进大部门体制改革中，比较重视具体的操作方法，确保改革成功。首先是在选择什么样的部门建立大部门体制，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在协调任务重和政策性强的部门实施。其次，在大部领导成员的选配方面，很多国家政府首脑也是颇费思量的，正职往往选择通才，而副职则以专家居多。
2.西方国家实革的具体对策
1.实现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离与协调
目前我国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和监督职能不分现象突出，监督流于形式，使决策部门普遍受到执行利益的干扰，导致问责更加困难，国家利益部门化。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探索建立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协调又适度分离的行政运行机制，实现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因此，建立不同层面的适度分离机制是可供考虑的思路：既要在政府部门的整体层面上构建决策、执行、监督适度分离的组织架构，也要在部门内部建立决策与执行相分离的机制，将公共服务和行政执法等方面的执行职能分离出来，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避免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的弊端。有些职权的分工与制约，还需要从与人大、司法部门的关系上来考虑。
西方国家大部门体制也受到一定的批评。西方国家大部门体制尽管有它具有便于协调和相对集中管理的优点，但仍遇到很多共同问题。首先是大部职能边界的划定影响了整个大部制的实施效果。大部的建立通常是把一些职能相近的部门合并到一起，但大部无法囊括所有相近的职能。其次是部门间的整合问题。要使大部运作有效，部门的一体化很重要。
简述大部制
简述“大部制”一、概述所谓大部门体制，或者大部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臵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达到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
大部制，是国外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比如“大运输”、“大农业”等，并在公共管理变革中有了新的发展，如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等。
按照大部制的思路调整政府组织结构，无疑会对政府的管理和运行产生重要影响。
实行大部体制管理，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政府部门之间职能交叉、重叠，政出多门，沟通难、协调难等方面的问题，改“九龙治水”，为“一龙治水”，或者接近于“一龙治水”，同时，通过政府部门的整合和调整，能进一步理顺部门之间的职能，减少机构的数量，减少过多的协调和沟通的环节，这对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也具有重要意义。
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否与小政府的目标相冲突。
可以说，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基础性作用，就必然会朝着大部制管理方向迈进。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微观经济，反映在政府体制上就是必须走大部制管理的道路。
也许有人说，我们不是一直倡导小政府吗，如果实行大部制管理模式，是不是与小政府的目标相冲突呢？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我们知道，“小政府，大社会”是一个形象的描绘，是人们期盼政府规模不要太大，不要把更多的钱花在政府自身；但政府的规模和管理能力的大小，必须和它承担的责任相适应。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出现的新领域需要政府管理。
如伴随网络的出现，有了网络犯罪、网络经济、网络传播媒体等，这些对社会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非常大，都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管理。
过去政府没有这方面的管理功能，现在政府就要配备专业人才，进行管理和引导。
所以“小政府，大社会”和大部制是两个不同的含义，二者都有其特定的范围，不应该简单地等同或者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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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大部制文献综述任静（公共管理系107081 10708110）摘要：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大部制改革的思路，为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如此重要的报告中出现“大部门体制”这一提法还是首次，由此引发了学术界的许多热议和争论。
学界围绕大部制改革，尤其是对大部制改革的原因、路径、难点与阻力以及国外经验借鉴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我国大部制研究依然存在对大部制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不足，主要以“价值导向”和“功能导向”的“谚语式”研究遮蔽了经验性的科学讨论和理论积累等问题。
本人对这些研究进行综述，希望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实行有所裨益。
关键词：大部制；内涵；政府管理；动因；推进；结构正文：大部制的内涵及产生渊源明确大部制的概念是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前提，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探讨，尽管表述不一，但主流观点的要义和内蕴相差无几。
学者们普遍认为，大部制即为大部门体制，大部制是指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业务范围雷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都管理，从而降低成本，提高行政效率。
换言之，大部制是一种政府组织架构类型，是指以相对较少的政府组成部门覆盖尽可能多的政府的基本职能。
张成福和杨兴坤集中于大部制的内部结构的研究，认为大部制的实质在于政府机构内部的职能整合、统一领导、运转协调、资源共享、结构优化以及机构精简。
李汉卿则认为大部制本质不仅包括部门调整，而且也是一个政治机会，其实质是政府职能的重新调整。
从政府产生之时，就存在着依据对象进行分工管理的客观要求。
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要求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必须有所分工，才能有效地实施管理，也就是实行部门管理体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不断增加，机构数量也将不断增多，进而出现政府部门管理中交叉、重叠、真空领域不断增加，产生矛盾和问题。
于是，大部门体制应运而生。
近几年来，大部门体制逐步成为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组织中央政府时的一种选择。
密尔认为,设立行政部门的原则应以处理行政事务的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性为主。
1918年发表的《富尔顿报告》确立了设计政府体制的原则,即“按任务分工”的职能原则,从而使“混乱与重叠的情况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对大部制的明确理论表述。
实践中的做法就是把一些职能有联系的小部门合并组成“特大部门”。
“特大部门”可以制定自己的策略和决定自己的工作重点,也能自行解决问题,而不用通过部门之间的委员会进行长时间讨论,它大得足以完成一些专门性的工作,能支持中央比较明确的策略。
从20世纪50年代起,随着政府职能的增加,英国有意识地推行了大部制;这一过程在60年代曾加快进行,当时有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大部”(卫生与社会保险部、外结合联邦事务部以及国防部); 70年代末大部制推行工作基本完成,之后进入调整和完善阶段,英国政府的部门数量始终维持在18个左右。
张成福、杨兴坤认为，大部制产生的背景是：应对专业分工与整体协调之间的冲突、缓解权力分散与统一领导之间的矛盾、化解部门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谋求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当代公共事务本身的复杂化趋势和当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有力支持。
大部制具有职能整合、统一领导、运转协调、资源共享、结构优化等特征。
大部制应适应国家发展战略，提升国家战略管理能力；应突出政府管理的重点，强化政府的核心职能；应依事权统一，指挥统一，权责相称，决策与执行分工的原则进行；应明确划分部门权限；应重视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应强化部委机构政策制定的能力。
实行大部制的动因宋世明提出国外实行大部制是多种动因综合作用的结果,可以归结为政治、管理和经济三个层面。
从政治层面看,大部制改革是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在驱动,权力的接受者必须对权力的来源负责,部门扯皮、分割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只有进行部门整合才能让选民满意。
从管理层面看,大部制改革是专业分工与综合协调寻求有机统一的内在驱动。
发达国家通过依法设置各种专业化独立机构来履行执行职能,而内阁则管理执行机构,专门负责决策,从而化解专业分工与综合协调的内在矛盾。
从经济层面看,大部制改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
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政府部门必须根据公共管理的需求进行综合设置。
曾维和则认为国外大部制实施的原因是以下几个方面：1.整合政府机构,加强部门间协调的需要2.调适政治——行政系统,强化中央控制能力的需要3.适应政府职能转变,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我国实现大部制的原因，蔡长昆认为主要包括3个方面：第一，我国面临的经济社会环境的挑战需要实行大部制，大部制是“大势所趋”；第二，大部制特殊的内涵和特征是我国应对行政管理体制缺陷的方案；第三，大部制改革对于我国政府改革具有重要的目的和意义。
大部制的推进过程无论是从大部制改革的背景、还是从行政体制的现实来看，都迫切要求我国推进“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是大部制改革的基本要素，大部制改革的内容则是大部制改革的范围和边界。
对于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杨敏认为“大部门体制改革必须遵循自上而下的改革逻辑：一是按照决策、执行、监督分离的原则对整个政府机构进行重组；二是按照职能有机统一的原则进行整合，继而在大部委内部再实现决策、执行、监督分离”；陈天祥认可这一论点，提出大部制必须按照“转变政府职能以及决策、执行、监管三者适度分离等相关配套措施”的方向推进；毛寿龙特别强调在大部制改革过程中，“政府机构实行决策、监督、执行分开”是基本思路。
学者们还从微观层面对大部制改革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李军鹏认为，我国大部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职能整合和机构整合、内部协调机制的建设、执行制度建设、服务机制建设以及监督机制建设六个方面。
张成福和杨兴坤进一步认为大部制改革中职能整合的前提在于确保国家战略，实现国家核心职能，这需要依照“事权统一、指挥统一、权责相称、决策与执行分工的原则进行”；并依据“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事有权、有权有限”的精神和原则，明确划分部门的权限；在此基础上，优化内部治理结构，强化部委机构政策制定的能力。
可见，这些学者对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内容的讨论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职能整合和机构重组，在组织结构上实现变革；二是决策、执行以及监督三分，将大部门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视为政治体制的变革。
宋世明在大部制改革基本构成要素的论述中对这两个方面进行了综合，他认为大部门体制的实质是一种政府治理模式，包括两个部分：大部门体系和大部门机制，二者有机统一，缺一不可。
大部门体系是由核心化的行政政策中枢及其办事机构、综合化的政府组成部门、专业化的执行机构三个要素形成的政府组织架构；大部门体系应采取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大部门体制改革应该是政府组织架构调整与政府运行机制再造的统一。
在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内容的指导下，学者们开始研究大部制改革的具体路径，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是中央大部制改革的路径，二是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路径。
对于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路径，沈荣华强调中央政府在推行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积极稳妥。
倪星和付景涛以英法经验为基础，重新设计了我国大部制结构。
其设计思路是以我国政府的职能定位为基础，对现有政府部门的宏观职能进行亚职能解析，根据职能行使的效率原则和适应社会发展原则对亚职能进行组合以形成宏观职能，根据宏观职能优化组合形成“大部”，并在此基础上确认了完善部门间协调的机制，健全部内协调机制，明确部门领导间的分工与合作关系的重要性。
由于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复杂性，且受环境条件和历史制度的约束，在没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和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仅凭西方国家的经验实现大部制组织结构的设计是有缺陷的，这说明现阶段学者们对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路径的整体设计缺乏合理性。
相反，地方的实验给学者们一个新的经验基础来研究大部制改革的推进策略，因此，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经验研究对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国家行政学院课题组对成都大部制改革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上文讨论大部制改革的两个思路——决策分权以及结构调整。
彭澎根据广东大部制改革的经验观察，把改革模式区分为三种，分别是：以“行政三分”为重头戏的深圳模式，以“党政联动”为特点的顺德（及珠海）模式和因地制宜、统筹兼顾的广州模式，虽然彭澎并没有对每种模式进行具体的经验研究，但其分类对我国地方大部制改革的经验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与彭澎对大部制改革模式的分类相对应，付金鹏和陈晓原在我国大部制改革的地方经验基础上界定了三种大部制改革模式：职能统合性、规划调型和党政合署型。
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比较和总结了不同模式的相对适用条件：职能统合型大部制是优先考虑的形态；规划协调型大部制可以成为一种补充形态；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党政合署型大部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虽然对大部制改革研究中类型学讨论和探索适用条件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对不同模式的内部机制和边界进行理论分析的研究仍然缺乏，需要更多经验研究加以补充。
李文钊等对乌海市国地税联合办税的大部制实践的研究代表了这一取向，他们认为业务活动属性及机构服务对象的需求是决定机构改革的边界，以及机构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变量。
总之，学者们对大部制改革的思路和内容的研究主要是以前文讨论的两种取向为基础的，这进一步决定了大部制改革的推进策略，特别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的路径推进策略。
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经验给大部制改革研究带来了新的对象，学者们对地方大部制改革的研究也从宏观的原则性论述转向改革模式的类型学讨论，并逐渐过渡到研究部门结构改革的内在变量，这应是我国大部制改革研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大部制的具体实施情况沈荣华认为国外大部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和配套措施，是推行决策与执行分开，设立各种形式的执行机构，对部门内部机构进行重组。
归纳起来，可将部门内部结构划分为5种模式。
1.政策局+执行局模式，以英国为代表。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部门内部分别设立政策局和执行局，政策局负责协助部长制定政策，执行局专门负责政策执行；执行局相对独立，在人事、经费、管理等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部对执行局采取“适距控制”，实行契约管理、绩效管理、项目管理。
英国是这一模式的代表，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荷兰、挪威、瑞典、新加坡等国都有类似的做法。
2. 职能司局+独立行政机构模式，以德法为代表。
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延用传统科层的组织模式，在各部内仍设立职能司局作为骨干框架，同时由直属的独立行政机构，或者由归口管理的独立行政机构，负责相关政策法律的执行。
独立行政机构一般依法设立，由部长直接领导或节制，人员属公务员体系，可相对独立地开展工作。
部属独立行政机构，只负责某个方面的政策法律执行，部门决策并不是完全靠独立行政机构来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