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国外的影响
《孟子》赵译本和其他英译本海外接受状况调查与启示
作者简介：张璐，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翻译学、语言学。
马文丽，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翻译学、语言学。
技、医药及军事等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典籍。
这一系列大型文化出版项目使得中国文化典籍的英译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译者开始翻译中国文化典籍，典籍英译本得到了极大丰富，这些译本不断流入海外市场，对中西方文化交流起到了深刻的作用，成为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方式。
然而，就其传播效果而言，国内译者组织编译的中国文化典籍作品在海外的发行和影响力却似乎不尽人意（王宏，2012：11）。
就其接受现状而言，国内学者对英译典籍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往往集中在英译本的数量上，而很少调查研究中国译者英译本在海外的实际接受情况（李宁，2015：77）。
针对这一现实问题，为弥补先前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以《孟子》为个案研究，探讨其在海外的接受状况。
《孟子》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争辩的情况、对弟子的言传身教以及游说诸侯等内容。
全书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撰而成，共有七篇。
《孟子》不仅是哲学巨著经典，也是文学经典，其丰富的哲学思想与文化内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及教育等各个方面。
入选《大中华文库》的《孟子》英译本是1999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甄陶等人翻译的版本（以下简称赵译本），该译本隶属丛书第一辑。
赵译本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孟子》汉英对照的版本，获得了2001年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本文从海外图书馆馆藏情况、谷歌学术引用频率以及亚马逊网站海外普通读者评价这三大方面对《孟子》英译本在海外的接受情况进行调查，并着重分析了入选《大中华文库》的《孟子》赵译本的海外接受情况，旨在为《大中华文库》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提供一定的借鉴。
2 《孟子》英译本海外接受状况调查《孟子》赵译本自出版以来，在国内影响深远，为国内译者所推崇，那么赵译本的海外传播是否也如此影响深远呢？为了了解此译本的海内外接受效果是否一致，笔者借助Worldcat联机数据、谷歌学术引用频率以及亚马逊书评对不同版本的《孟子》英译本进行调查，并且着重分析了《孟子》赵译本的调查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孟子》英译本在海外的传播以及接受情况。
浅析中法文化交流-以孔孟儒学对法国的影响为例
浅析中法文化交流-以孔孟儒学对法国的影响为例中法文化交流历史悠久，两国文明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这种文化交流中，儒学在法国的影响尤为显著。
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对法国的哲学、教育、文学等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文将对中法文化交流中儒学对法国的影响进行浅析，以期能更好地了解中法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
1. 儒学在法国的传播历史儒学自古以来就居于中国文化的中心位置，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而儒学在法国的传播则始于17世纪。
当时，法国的学者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展开研究，并将儒学的思想引入法国。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的盛行使得儒学的影响在法国愈发显著。
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和孟子的思想逐渐被法国社会吸收和传播，成为法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儒学对法国哲学的影响儒学对法国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法国启蒙思想的兴起时期。
启蒙思想家们倡导理性的思考和个体的自由，与儒家强调的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启蒙思想家们对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的追求，与儒学所倡导的君子之道、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不谋而合。
儒家思想在法国启蒙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法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学的思想也对法国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17世纪，法国学者开始将中国传统文化引入法国的教育领域，推动儒学思想在法国的传播。
在19世纪，法国学者开始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哲学，为法国的东方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随后，法国学者们纷纷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纳入法国的教育体系，使得儒学的教育思想在法国得以传承和发展。
至今，法国的一些高校还开设有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等相关课程，这些都与儒学的影响分不开。
儒学的思想也对法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世纪，法国文学家开始研究中国的文学，尤其是儒家经典的翻译和研究。
法国文学家们受到中国文学的启发，开始将中国的文学元素融入到法国的文学创作中，使得法国文学在风格和内涵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变化。
儒学的思想也影响了法国文学家们的创作理念和审美观念，为法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国外关于传统文化自信的研究
国外关于传统文化自信的研究国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热在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远的日本、新加坡、韩国最为突出。
在日本，东京、京都等地现在有许多研究孔孟思想的学会和研究所。
他们把研究中国儒家思想与日本现代化结合了起来。
1987年，日本文部省资助了一项《东亚比较研究》的大型研究计划。
在第一次会上，项目负责人、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岭雄说：“应在新的现代化论的框架中，重新考虑支持日本人行为方式的儒教性因素的有效性。
”为了把经济搞上去，日本许多思想家企业家主张用儒家伦理精神激励人们。
日本著名的伦理研究所创始人凡山敏雄在会员必读的《人类幸福之路》一书中，就引用了不少中国传统美德的语录。
他用《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语录激励人们不要怕苦难。
用《史记》中的“得时难而失之易”的话，教诲人们爱惜人生，爱惜今日。
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的涩泽荣一，他一生按孔子《论语》精神倡导和实践的企业精神，在日本影响很大。
在他所著的被誉为“商务圣经”的《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说：“《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打算盘是利，《论语》是道德”，主张义利合一，不可分离。
成立于1970年的日本松下电器商学院，处处以儒家经典为学习内容。
该院的研修目标就是《大学》中的“三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即竭尽全力地实践商业道德，至诚无欺地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实现尽善尽美的目标而努力。
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授沟口雄三在去年北京举行的“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说：“现在，人类面临着利己主义还是共生主义问题。
这正是儒学再次崛起的契机，因为儒学才是关注人类最根本问题的思想。
儒学的共生主义正体现在达己必先达人的精神中。
”在新加坡，从80年代就开始推行以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文化再生”运动。
1982年春节，李光耀总理就号召新加坡人民保持和发扬中华民族儒家的传统道德，并把“忠孝仁爱礼义廉”作为政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的“治国之道”。
近代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孟子》的译介-东方哲学论文-哲学论文
近代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孟子》的译介-东方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孟子》在西方的译介、传播已经度过了400多年的漫长历程.十六世纪初,伴随着宗教改革的风起云涌,欧洲文化的全球扩张开始了.大航海时代的发展,最终将那些发愿献身的耶稣会士( Jesuits) 带到了东方和中国.《孟子》最初的徂西之路就是借助耶稣会士之手开辟的.然而,在整个十七、十八世纪,孟子的名字主要仍是在罗明坚( Michael Ruggieri,1543 -1607) 、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 -1610) 、卫方济( Francis No el,1651 -1729) 等来华传教士之间提起,还远没有抵达欧罗巴的大众那里.进入十九世纪,西方译介《孟子》的主体转移到了新教传教士身上.他们的译介活动,既有跟之前耶稣会士一脉相承的地方,亦有随时代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特点.本文以新教传教士柯大卫( DavidCollie) 、理雅各( James Legge) 、花之安( Ernst Faber) 等人为例,考察十九世纪《孟子》在西方的译介与接受情况.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放在宗教思想史的考察方面,研究并解码西人的接受语境、问题意识,以及视域融合的具体表现,并尝试做出自己的价值评判.尽管《孟子》在西方的这段接受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梳理并厘清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认识西方在二十世纪专业汉学( 学院派汉学) 之前对于《孟子》乃至整个儒学的理解方式,探究学院派汉学与传教士汉学之间在思想和思维上的深刻关联,无疑有着重要意义.一、新教传教士之《孟子》译介---走向大众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伴随着早期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使命的衰落,以及新教的传入中国,欧洲译介《孟子》的语言也从古老的学术语言拉丁语转向英、法、德等普通人使用的语种.1814年伦敦出版的一本英文童蒙读物---《东方故事》中收录了一则孟子的故事( Story of Men-cius) [1],讲的是追寻智慧的孟子到一个八十岁的老隐士家中借宿,老隐士因施舍财富给别人而没有得到预期的回报,落得穷困潦倒,而痛诋人类前恭后倨、忘恩负义.孟子跟他说,你既然并不是出于求回报之心而施舍他人,就不能指责他人忘恩负义.他人是否感激是他人的事,谁站出来承认自己有偿报的义务,那么其他人就会赞美他; 而你于此不应再期待什么.隐士听了此话,心为佩服,于是拜孟子为师,学习智慧.这个故事未见于《孟子》,亦未见于其他古典文献,当是《东方故事》一书的编者借孟子之名敷衍故事、宣化德行,但亦可见,经过耶稣会士两个多世纪的努力,孟子在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已经开始小有名气.1828年,英国新教牧师柯大卫( 1791 -1828) 翻译的《中国经典四书》[2]出版.柯大卫时任马六甲英华书院( Anglo-Chinese College) 院长,他曾师从英华书院创办人、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1782 -1834) 学习中文.柯大卫认为,较之四书中的其他三种,《孟子》在风格上更富想象力,更有活力,更重修饰[2]前言 4.而孟子本人是一个有原则之人,就他的本然能力而言似乎已经超越了孔子[2]孟子传: 5.出于传教士的卫教立场,特别是新教的启示观,柯大卫认为孟子跟那些未受到神圣启示( divine revelation) 引导的大众一样,偏离了道德或德性的纯粹原则; 他频繁地向三教九流的人反复灌输那些众所周知的道理,由此自然就跟由无限智慧开出的真理相敌对.不过,跟孔子一样,他并不是用来说明神圣启示非关紧要的合适例子[2]孟子传: 6.至于说孟子编定《诗经》《书经》,死于94岁高龄,则显系无稽之谈.柯大卫译《孟子》时曾读到过汉学家儒莲( StanislasJulien,1797 -1873) 用拉丁文翻译的《孟子》上卷[3],亦参考了一些后世注疏; 他在译文中也加入一些脚注解释中国文史知识,偶尔点题式地比较中、西之礼俗,借古喻今,讽喻十九世纪初的世界.作为传教牧师,柯大卫显然十分困惑于《孟子》中的宗教信仰问题.《孟子梁惠王下》第3章引《尚书》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引文与《尚书泰誓》原文不尽相同) 柯大卫将译为High Ruler,并加注释云:( 也有人将其迻译为Most High God) 被一些中国学者视为表达基督教真天主( trueGod) 名称的最佳中文词.不管究竟为何方神圣,中国人确实对他表现出相当的敬畏.但经过细细思量,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天在表达造物主( the Deity) 意涵时要比其他中文词更为合适.然而,必须承认,至少就此处而言,同样的最高力量归功于,而又一致地归功于天.值得追问的是, 究竟是中国人所谓理( principle) 的人格化( 这principle 即是天) ,还是天就是理.如果这确乎属实,那么和天就是同样的东西,即天主.[2]孟子:19柯大卫认为,儒家似乎对那种盛行于东方哲学中的关乎神圣天命的荒谬观念( 将尘世所有的善恶、自然皆归因于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 一无所知,与之相反,他们一致而明确地认为,人的罪过和不幸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时,他们又声称坚信天命和隐秘的天意[2]《孟子》下第102页注.《孟子滕文公上》第4章提到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某些早期耶稣会士推测这次洪水就是《旧约创世纪》中提到的挪亚洪水,柯大卫对此持一种含糊的态度: 一方面强调二者之异,一方面又不否认二者有相同之可能,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创世纪》编者摩西( Mose) 和中国历史学家们借洪水而宣扬的教导[2]孟子: 80; 在另一处,他又说,挪亚( Noah) 的某个后人很有可能在洪水时来过中国[2]孟子: 92.柯大卫并没有如白晋( Joachim Bouvet,1656 - 1730) 等索隐派( Figurists) 耶稣会士那样遽下结论,这显示了他的谨慎.不过,跟启蒙主义者沃尔夫( Christian Wolff,1679 -1754)①毕竟不同,柯大卫始终认为,强调人类自身的道德本能而不谈神圣启示是根本错误的: 在注解《孟子公孙丑上》第6章的四端、推恩学说时,柯大卫认识到,孟子以为将德性原则发挥到完美的极致,这完全依靠自己,这些人类自身功德和道德能力的推崇者可以获得天国圣人的温和赞许,但与之相比,( 宗教) 人性和神圣启示学徒的专注与精确毫无疑问更为杰出; 前者的理论基础包含了一个根本谬误.[2]孟子: 47对于儒家所宣扬的孝道,柯大卫也有所指摘: 《孟子离娄上》第19章讲曾子、曾元事亲,柯大卫特别指出,我们必须警告那些追慕孟子的人,不能因为受了他的误导,而为了取悦父母或其他人就违背了的神圣律令.[2]孟子: 106在祭礼问题上,柯大卫也表现出困惑.《孟子滕文公上》第2章讲滕文公听孟子话后服三年之丧,柯大卫议论道: 一个人如果受到德性原则的影响,当然会深悲于严父慈母的去世,但是,我们怎么可以想象,一个真正有德的人会那样崇敬他故去的双亲?每个真正文明的人都知道,那种崇拜和敬爱只应隶属于至高无上的.[2]孟子: 74柯大卫《孟子》译本是《孟子》的第一个英语译本,在理雅各的译本后来居上之前,它在英语学界产生了一些影响.例如,美国汉学家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 -1884) 在《中国总论》一书初版中对孟子的介绍,就以柯大卫译本为基础.他认为孟子表现出思想的独创性,目标的坚定性,观点的广泛性,在许多方面还超过孔子,因此必须看作亚洲国家所产生的最伟大人物之一[4],这也参考了柯大卫对孟子的评价.二、朝觐东方? ---理雅各的《孟子》译介及其影响至19世纪四十年代,英、法、德三种语言中都有了《孟子》译本,但经过时间的淘洗,它们仍无法称得上是各自语言中的经典译本.真正经典的译本,是通过汉籍欧译的三位大师级翻译家英国新教传教士理雅各( 1815 -1897) 、法国耶稣会士顾赛芬( Sraphin Couvreur,1835 -1919) 和德国新教传教士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1873 -1930) 之手完成的.限于题旨,笔者在本文中仅介绍理雅各的英译本.跟马礼逊一样,理雅各也是伦敦布道会(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传教士.相比于传教士身份,理雅各更为世人所知的其实是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者这一身份.由他翻译的多卷本中国经典,至今仍被许多西方汉学家和读者视为标准译本之一.杰出的翻译成就为他在专业学术领域赢得了巨大的肯定---他成为西方汉学界最高学术奖---儒莲奖( Prix Stanislas Julien) 的首位获奖者( 1875) ,并在返回英国后担任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直至去世( 1876 -1897) .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仍然服务于传教的目的.不过,这位朝觐东方[5]的新教传教士主张,儒学与东方宗教中的无神论( 如佛教) 和泛神论( 如婆罗门教) 并不相同,它跟基督教之间并非敌对关系.要让西人深入地了解在中国影响既深且巨的儒学思想,则必须从翻译开始.理雅各长年在香港译书,其间曾从一些中国人那里得到过译事上的帮助( 如王韬、等等) ,后在英国鸦片商人Joseph Jardine 及Robert Jardine 的资助下出版中国经典系列.理雅各所译《孟子》初版于1861年[6],之后又有多个不同版本.1870年纽约重排本[7]书前有编者导论,借用理雅各的话介绍孟子生平,以及东汉赵歧( 约108 -201) 对《孟子》的编排、注释,南宋朱熹( 1130 -1200) 《四书章句集注》对孟子的注解,以及明初钱唐( 1314 -1394) 对孟子地位的扞卫; 讨论赵歧较多,似有较多同情.导论称孟子是一个共和主义者( Republican) ,但在引述《孟子尽心下》第14章民为贵,君为轻时,误将理雅各the sovereign the lightest末词印成highest,语意遂为民为贵,君最高[7]XII,差可引人发噱.此版未附中文原文,亦无注释,但书后有完整的术语及主题索引.1875年出版的《孟子其人其书》[8]是一个普及性读本,书前有长篇( 共121页) 绪论( Prolegome-na) ,详述《孟子》其书的历代诠释与地位升降、孟子其人及思想,并与杨朱、墨子、荀子、韩愈等人展开比较.此版仍未附中文原文,但有详细注释及术语、主题索引.理雅各对孟子多有推崇,他认为,孟子完全可以跟他的同时代人柏拉图( Plato,约前427 -前347)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约前384 -前322) 、芝诺( Zeno,约前490 -前425) 、伊壁鸠鲁( Epicurus,约前341 -前270)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前384 -322) 平起平坐,而不必妄自菲薄[8]绪论16.他对孟子的正面评价集中表现在:然而,当我们不打算从孟子那里找寻新的真理时,他天性中的特异面却比他的老师( 按,指孔子)更引人注目,在他身上有股英气.而且他还是一位辩论大师; 当他不好辩( 他曾解释说自己不好辩) 而不得不辩时,他确实表现出辩论大师的风采.我们地欣赏他在推理过程中的精巧微妙之处.比起孔子,我们对孟子更多同情,他离我们更近.他并不是那样令人望而生畏,而是更让人钦佩赞叹.圣人们的教诲传到孟子这里,便从他的心灵中浸染上他的色彩; 而这些教诲正是因为赋予了孟子的特色,才在今天的智识阶层和读者那里获得广泛的笃信.[8]绪论43当然,理雅各亦十分强调《孟子》与基督教教义之间的冲突之处,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论与基督教正统的原罪说之间的对立尤难弥合.针对这个难题,理雅各借十八世纪英国着名神学家巴特勒( Joseph Butler,1692 -1752) 主教的道德主体理论,通过强调其与《孟子》之同,就可以实现为《孟子》辩护的目的了.理雅各的这种做法,自然有其特殊情境之下的实际考虑,但细绎其用心,却跟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适应路线若合符节.当然,理雅各对孟子亦有较多非议,主要表现于:一、孟子自称为师( 人师、帝王师) ,但缺乏灵魂的谦卑( 绪论第52页) ,而缺乏谦卑自然就伴随着缺乏同情心; 他的说教是生硬的( 绪论第71页) .基督教认为人人都有为恶的倾向( 原罪) ,就此而言,神圣全善的基督是无法企及的,人与之间的距离如何夸大都不为过.然而,孟子却对人的原罪毫无认识.孟子为尧、舜、孔子建构了一幅完美无比的形象,但是,孔子自称七十岁方能做到从心所不逾矩( 《论语为政》第4章) ,这本身就了孟子关于孔子的完美想象.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在理雅各看来也是言过其实,强不能以为能.总之,孟子关于言之甚少,整部《孟子》中也没有对表现出自然的虔敬,其理想的人性中并没有包含对的义务。
现代名人对孟子的评价
现代名人对孟子的评价
孟子是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在现代，许多名人对孟子的思想和贡献进行了评价和赞扬。
首先，中国现代著名学者钱穆对孟子的评价非常高。
他认为孟子是儒家学派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深刻而且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钱穆认为孟子的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也对孟子的思想进行了评价。
他认为孟子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
他认为孟子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此外，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胡适也对孟子的思想进行了评价。
他认为孟子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
他认为孟子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最后，中国现代著名政治家邓小平也对孟子的思想进行了评价。
他认为孟子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
他认为孟子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以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支持。
总之，孟子的思想在现代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扬，他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
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孔孟思想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影响
孔孟思想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的影响组长：苏蕊组员:郭倩，汤维，史宏彬，杨天玮，张赫，毛馨纬孔子对古代周边国家的影响：他专门从事教育工作。
孔子收了很多的徒弟，在各个国家都有，教育出了好多贤人，在各个国家都传播了他的思想，他最先开办了学堂，进行讲学，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
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
在教授徒弟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得把他自己的政治思想传播给了他们，他们在各国为官，也就是对各个国家都有了影响。
孟子对古代周边国家的影响：政治思想：在仁政问题上，孟子关注的对象有两个，即居上位君主和处下位的百姓。
他提出仁政的目的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以“仁政”既是统治者平天下的法宝，又是维护百姓利益的重要手段。
为统治者治理天下提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治国之道。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孟子的仁政思想对后世的统治者影响是深远的，西汉初年从刘邦到汉景帝所实行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及唐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等都直接受孟子思想的启发。
唐初政治家魏征依托孟子的“民贵君轻”提出了“君好比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劝诫统治者要居安思危。
这些都是古代各国的政治家通过对孟子的思想的了解，以及升华，并结合了各自国家的实情，在大原则大致相同的接触上，做了相应的改变，最后成为一套适合自己国家国情的统治方案。
民生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行仁政的主张，一切以民心向背为标准。
孟子“为民制产”的主张，更成为历代经济制度的最高理想，如隋唐的均田制。
“民本”思想是孟子哲学中的核心思想。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尽心下》）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劝告统治者重视人民，君与民同忧，同乐。
在现实社会中，孟子的“民本”思想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关于“民本”思想，孟子有具体阐述。
他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其贤，然后用之。
古人对孟子的批判
古人对孟子的批判1、孟子作为儒学道统的重要人物之一备受后代儒林的尊崇；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默默忍受诸多反对者的诋毁。
先秦诸子中，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墨子则以人性若素，无善无恶。
韩非既帅承荀子，当然也主性恶，但他的性恶比苟子更冷酷、更彻底。
在汉代，孟子更成了不少人嘲讽的对象，王充作《论衡》，专辟《剌孟》篇，声称“非孟子之贤，效与俗儒无殊之验也。
”说孟子同俗儒乃是一路货色，没有什么可值得敬重的。
盐铁会议上，孟子更被桑弘羊等人视为“迂腐”的典型。
到唐代，孟子的境况也没有好到那里去。
《贞观政要?崇儒学》记载唐太宗尊崇儒学，大办学校，尊孔子为先圣、夏等二十一人配享孔庙，可是在一长串名单里，孟子却不与其中。
到了宋代，孟子似乎更是霉运临头，很多人居然以骂孟子为时尚。
何涉的《删孟》司马光的《疑孟》、李觏的《常语))、苏轼的《与孟子辩》、陈次公的《述常语》、刘原父的《明舜》等，充斥着贬斥孟子、诋毁孟学的内容；而《艺圃折衷》、《邵氏闻见后录》、《习学记言序目》等宋人笔记中，也不乏诅咒孟子的言辞或故事。
2、北宋非孟派代表人物司马光作《疑孟》批评孟予，其中一大罪状便是孟子不知君臣大义。
孔子一代圣人，鲁定公、哀公皆是庸君，一有召，孔子马上跑过去，而且表现得毕恭毕敬，战战兢兢。
而孟子之所以遭受非议，主要是由于他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立人格，强调“道尊于势”、德重于位，还鼓动臣民与君主讲条件，以君主待臣之道而事君，对于桀纣一类的暴君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敬。
甚至试图与国君分庭抗礼，王有召而不往。
3、宋人李觏在《常语》一书中，列举了孟子的十七条罪状。
主要的观点是：孟子名为孔子传人，实为孔门叛逆，“彼孟子者，名学孔子而实背之者也；孔子之道，君君臣臣也；孟子之道，人皆可以为君也。
”认为孟子所提倡的仁义，同兵家、纵横家的歪理邪说一样，都是扰乱天下的祸首，“孙吴之智，苏张之诈，孟子之仁义，其原不同，其所以乱天下一也。
”孟子在周天子尚存的情况下，居然劝进诸侯行天子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吾以为孟子者，五霸之罪人也。
孔孟之道对现在的影响
孔孟之道对现在的影响首先，孔孟之道是农本经济的产物，作为政治伦理的孔孟之道始终维护农业小生产的生活方式，其对个人要求“安贫乐道”、“何必曰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体现在两千余年以来的政治决策中则是“重农抑末”，轻视（或敌视）商品市场经济。
在孔孟之道所确立的传统经济伦理支配下的中国人，从帝王到平民，在西方列强扣响关防的初期，先是对其发展贸易的要求不屑一顾，继而对其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强迫开放通商口岸的要求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实在是孔孟之道所体现的封闭的农本经济观念对于市场经济的本能反应。
可以说，如果中国社会不能摆脱儒家传统的顽固的“本”、“末”经济观念，脱不掉小农思维的局限性，意识不到商品生产和市场运作方式对于财富积累的重要意义，就不可能走到市场经济的道路。
以孔孟之道的经济伦理，反观近50年一度热闹非凡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我们不得不说，所谓“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结论，不过是想当然的伪命题。
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当权者仍然视商品市场经济为洪水猛兽，长期蒙昧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性，甚至坚持“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决策的依归，以道德而不是以物质作为价值标准，不患寡而患不均，推行孔孟之徒的理想化的乌托邦经济平等主义，终至将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
孔孟之道造就的封闭的小农心态，甚至在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然是强大的惰性力量，其最明显的表现之一，是市场经济“姓资姓社”的争论。
这场争论实质上折射着新旧两种思维。
2000年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现代性改造中的第一个层面的改造——经济市场化改造已展露曙光。
但是，两千余年来孔孟之道的小农经济伦理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中国现代性改造的重大障碍。
对此，人们应有清醒的认识，保持高度警惕。
孔孟之道对中国现代性改造最大的妨害，是它所塑造的政治伦理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目标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