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是如何看待逻辑的——忆与冯友兰先生学术交往的二三事
冯友兰先生的阅读理解题及答案
冯友兰先生的阅读理解题及答案冯友兰成为自体系的哲学家，学术成就非凡，这离不开他的勤奋和毅力。
冯友兰先生思考问题非常投入专注，沉浸其中。
下面由小编为你带来关于冯友兰先生的阅读答案，希望对你有帮助!冯友兰先生的阅读材料冯友兰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专家。
1920xx 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任继愈联大求学时期，冯友兰是西南联大的台柱子，任文学院院长。
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任继愈听过冯友兰的课。
在任继愈的心里，冯友兰是一个讲课特别有条理的老师。
他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非常清晰。
讲课时，冯友兰慢条斯理，要是记笔记快能跟上他讲话的话，那就能记出一本完整的讲义，不用整理就可以出版。
因为冯友兰讲课没有废话。
晚年，冯友兰写书的时候，因为眼睛看不见，就由助手记录下来，然后念给他听，再修改一下就好了。
冯友兰基本上是出口成章，任继愈在这一点上特别钦佩冯友兰。
他说，人们说一个人有才，往往用“出口成章”“倚马可待”之类的词来形容他，比如说汉代的枚乘写《七发》，唐朝的王勃写《滕王阁序》，是当场出口成章写出来的，被传为千古佳话;但那只不过是一篇文章，而冯友兰先生晚年则是“出口成章”地写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并且这些书都是传世之作。
任继愈认为，冯友兰具有独特的抽象概括能力，善于把复杂的事物说得非常简单。
比如说冯友兰讲名家公孙龙和惠施的学说，有许多人都在讲他们二人的学说，但很少有人能够讲得让人一听就懂，更没法讲清楚公孙龙和惠施学说的区别。
冯友兰则超出众人：他把公孙龙的学说概括为“离坚白”，把惠施的学说概括为“异”，很简单的三个字，就把他们的思想讲明白了，区别也讲清楚了。
冯友兰说话非常有趣，非常有幽默感。
在一场哲学年会学术报告中，冯友兰讲朱熹哲学。
冯友兰说，世上的万物都是由“理”和“气”构成的，“理”就是原则，是形式，是结构;“气”是物质，是质料，是材料。
比如说陶瓷茶杯，它有它的形状和结构，这是“理”;但做茶杯要有陶土，这是“气”。
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与学术传承
冯友兰的哲学思想与学术传承冯友兰是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学者和教育家，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他的哲学思想涵盖了伦理学、政治哲学、形而上学、哲学史和文化观等多个领域，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本文将从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和学术传承两个方面进行探究。
一、冯友兰的哲学思想1. 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冯友兰一直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和理解，认为中国文化是特别的，其特殊性在于其对“道”的追求。
他主张中西文化相互补充，不仅仅是互相借鉴。
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诠释，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和研究。
2. “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冯友兰倡导了“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也被称为“温和的理性主义”。
他认为，人类的命运应该由人类自己决定，不应该受到外部力量的控制和影响。
他提倡强调人类本质和人的自由和自主意志，反对一切在人类眼中不道德和不人道的行为和文化观念。
3. “文化国家”的探讨冯友兰提倡探讨“文化国家”的概念，认为，文化是国家的灵魂和统治力量。
他主张“文化国家”不仅仅是政治力量的集合，还包括文化的共识和力量结合。
只有在一个文化国家中，文化才能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共同价值观和文化精神。
二、冯友兰的学术传承1. 建设性的批判哲学的传承冯友兰的批判哲学研究和传承，强调哲学的建设性和批判性。
他认为，批判哲学并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传统，而是试图通过批判和建设性的哲学方法，把哲学从固有思路中解放出来，并使哲学成为许多领域的灵感和支持力量。
这种建设性的批判哲学的传承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 高度重视哲学教育的传承冯友兰高度重视哲学教育，认为哲学教育是推动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
他在世纪之交的美国实践中，积极推动和促进了中国哲学教育和哲学研究的发展。
他不仅仅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而且是中国哲学教育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在中国哲学教育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语冯友兰的哲学思想和学术传承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历史哲学
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历史哲学冯友兰生活在一个充满变革和思想碰撞的时代。
他作为新儒学代表人物，吸取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并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创立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理学体系。
这个体系强调对概念、逻辑和认知的深入探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历史哲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他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
在冯友兰看来，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历史事件的意义和价值却是由主观解释和评价的。
他主张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
冯友兰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必然的趋势和规律，但具体历史事件的发生却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
他强调历史的现实性和超越性的统一。
冯友兰认为，历史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和超越，人们可以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理解，实现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改良。
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历史哲学不仅影响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还对历史编纂、历史事件的分析以及历史教训的总结产生了积极作用。
他的观点启发了人们对历史事实和价值的深入思考，促进了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和精确化。
同时，他的思想也激发了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反思和改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尽管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历史哲学具有很多独特的见解和贡献，但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例如，他过于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而忽略了历史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忽视了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过于强调历史的规律性和统一性。
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历史哲学对中国哲学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指导。
然而，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头脑，对他的观点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理解。
在汲取其精华的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并加以批评和修正，以推动中国哲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创新。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利用历史哲学的研究成果，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现实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
在当今社会，知识与智慧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然而，这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的。
冯友兰[国学大师冯友兰的个人介绍和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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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国学大师冯友兰的个人介绍和经典语录]国学大师冯友兰的个人介绍和经典语录国学大师冯友兰的个人介绍和经典语录国学大师冯友兰人物简介冯友兰(1895.12.04~1990.11.26)，字芝生，河南省南阳市唐河县祁仪镇人。
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
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
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
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1990年11月26日20时45分，冯友兰病逝于北京友谊医院，享年95岁。
国学大师冯友兰作品介绍《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本是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哲学而用英文写就的，后有“法、意、西、南、捷、日、朝、中文译本”，且出版后几十年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之书。
这样一本书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已自不待言，而尤为可贵者，其对于今日中国的读者亦不失为一本教益丰厚的文化经典。
李慎之先生常说：“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其依据之一就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
之所以如此，我想有如下原因：1﹒书小容量大。
与冯先生四百万言的著作相比，二十三万言的《简史》，不可不谓“小”，然而它又是“冯先生的哲学与哲学思想融铸的结晶。
”冯先生在该书的自序里也说，此书是“小景之中，形神自足，非全史在胸，曷克臻此。
”故可谓，“择焉虽精而语焉尤详也”。
2﹒视野开阔。
以一本篇幅有限的哲学史专著，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虽是蜻蜓点水，仍不失哲人洞见。
特别是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怀，颇具“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爱国风范。
冯友兰的文化三说
冯友兰的文化三说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各有所侧重，又相互配合。
如果说《新理学》《新世训》《新原人》《新知言》四书算作新理学思想体系的理论篇的话，那么，《新事论》《新原道》可以算作其思想体系的应用篇。
《新事论》运用新理学的理论观察中西文化差异，研究中国社会发展走向；《新原道》运用新理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概括“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国哲学精神。
通过这两本书，冯友兰提出见解独到的“文化类型”说、“继往开来”说和“道统新续”说。
一、“文化类型”说文化问题是五四以来思想学术界讨论得最热烈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冯友兰在青年时代就十分关心的问题。
他在写出《新理学》一书之后，马上着手运用新理学理论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化的特点，探讨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并形成他关于文化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看法。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撞开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和冲突。
学者们提出各种理论和主张，用以解释中西文化的差异，寻找化解中西文化冲突的方案。
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通西学的严复表示反对，认为此说有“牛体马用”之嫌，解决不了问题。
他对中西之学的差异作了这样的描述：“尝谓中西之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严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陈独秀认为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在于：“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的特征是“意欲向前要求”，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意欲调和持中”。
胡适认为中国是“人力车的文明”，而西方是“摩托车的文明”。
1935年王新命等十教授主张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胡适、陈序经等人则力主“全盘西化”与之相回应。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读后感_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读后感篇一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无从回避的重要人物，冯友兰先生一生于哲学上的研究不可不谓之一波三折。
且不论其晚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而所留下的种种饱受争议乃至批判的篇章，单就先生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任何一位有志于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思想文化的发展的青年，都应当去拜读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一二。
李慎之先生亦曾言：“中国人了解、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是可超而不可越的人物。
” 冯友兰先生曾经书写一副对联以叙生平，联曰“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三史”即《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则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贞元之际”所著的六本书。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哲学简史》成书于“贞元六书”之后，冯友兰的“新理学”、“新儒学”体系已经完成，而又在冯先生经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动乱迫害之前，可以说是其一生哲学研究成就的巅峰时期。
因而《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也理所当然成为了冯友兰先生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
《中国哲学简史》原译名《中国哲学小史》(A Short Hitory of Chinee Philoophy)，是冯友兰先生于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时的英文讲稿，后经整理出版，先后有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南斯拉夫文、日文等译本，并且迅速成为各大学中中国哲学的通用教材，是西方人系统了解中国哲学的重要途径。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本书才由冯友兰先生的学生涂又光第一次根据英文本译成中文出版。
应该说，这本书既是了解中国哲学、进入中国文化的地图，也是触摸冯友兰先生哲学体系的一条捷径。
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
”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史册上，是没有“哲学”二字的。
既然要作“哲学史”，自然需要首先明确什么是“哲学”，然后才有“哲学史”。
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冯友兰回答说：“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
论冯友兰的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及其关系
论冯友兰的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及其关系冯友兰先生的哲学方法论在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他是因学习西方逻辑学而开始研究哲学，所以中国哲学中所缺乏的逻辑分析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
于是他开始主张通过逻辑分析法来阐释中国哲学，他将形上学由中国哲学的生命体证引向了逻辑分析。
然而，通过逻辑分析并不能达到哲学的最终追求，也给不了哲学一个完整的体系。
虽然正是由于逻辑的启蒙让他开始了对哲学的不懈追求，但逻辑分析的有限性也让他意识到了超理性的存在，并由此开始了对新理学的方法的求证。
同时，冯友兰认为哲学的未来是理性主义结合神秘主义，主张中西方各有特色的哲学方法的结合才能构成与未来世界相称的哲学。
一、冯友兰哲学方法的形成与发展我们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阐释哲学，即“照我们的看法，哲学乃自纯思之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之者。
哲学之有靠人之思与辩”[1]6。
思和感是相互对应的，但是，感与思也是不同的。
“我们的知识之官能可分为两种，即能思者，与能感者。
能思者是我们的理智，能感者所谓耳目之官，即其一种。
”[2]3思的含义是对经验进行理智的分析、总括和解释。
冯友兰对命题“思”有两种理解：一是对于平时逻辑中提到的命题内涵的解释，二是平时逻辑中对于命题外延的理解，即“思中行之”的理智的分析和理智的总括。
总的来看，“我们的思，分析则细入毫芒；总括则贯通各时各地”[2]9。
而哲学是靠人的思和辩。
辩就是使用名言辩论。
哲学就是展示出道理，说出来写出来便是辩，而得出这些道理是因为思。
冯友兰虽然承认了“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但是，这里的哲学是可以用逻辑“思”“辩”的，所以，辩依赖于思。
哲学建立在了思的基础上，即所谓的总括和解释是以分析为基础的。
因此，重视分析是冯友兰哲学方法论特色，也是其将逻辑分析法引入中国哲学的表现。
冯友兰在《新知言》中提出：“本书所讲，不是哲学，而是哲学方法，更确切地说，是形上学的方法”[2]864，而“形上学是哲学中底最重要底一部分”[2]863。
13-冯友兰解析
王夫之反驳说：未有弓夭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 无御道。（周易外传卷五）
冯友兰认为，弓夭之理，是本有底。创制弓夭者， 发现其理，依照之以制弓夭。（新理学，贞元六 书，56页）所以，先有弓夭之理，才有弓夭。
1-2 理外于物而有，先于物而存
冯友兰：有某种事物，涵蕴有某种事物之所以 为某种事物者。从此命题，我们又可以推出两 命题。一是：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 可以无某种事物而有。一是：某种事物之所以 为某种事物者，在逻辑上先于某种事物而有。 （新原道，贞元六书，845页）
论证1：有山必有山之理，而有山之理不必有山， 故，山之理可以无山而有。
一切之事物，永远照此规律，变化不已。此即是大化流行， 或大用流行。此亦即是道。……道包罗一切事物，所以谓 之富有；道体即是大化流行，所以谓之日新。（同上书， 78页） 评论：大化流行类似于黑格尔绝对精神不断流行的性质。 强调流行、日新，是冯友兰新理学最为光辉的思想。
4.大全
4-1 大全包含真际与实际
解释：存在是一流行。……存在必继续存在，然 后才不至于不存在。继续就是流行。事实上没有 仅只存在底存在。……所以凡事物的存在都是其 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新原道，贞元六 书，848页）
实际就是事物的全体。太极就是理的全体，所以 实际的存在就是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总一切底 流行谓之道体。道体就是无极而太极的程序。 （同上书，848页）
若就道是无名说，则道家所说之道，颇有似于我 们所说真元之气。（同上书，50页。） 评论：冯友兰所谓的气，类似于柏拉图、亚里 士多德哲学中的质料（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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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晓平，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
①当然，洪谦作为维也纳学派成员的学生也是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人，但其学术成就和影响比起冯友兰和金岳霖来就逊色一些了。
②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236页。
③同上书，第236页。
冯友兰是如何看待逻辑的———忆与冯友兰先生学术交往的二三事陈晓平一、逻辑是哲学家的“手指头”在冯友兰先生晚年，我有幸与他老人家有过三次学术交往。
我们交往的基础是一个共同的学术志趣或理念：以逻辑分析的方法探讨哲学问题。
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分析哲学。
一说起分析哲学的始创阶段，人们就会想到维也纳学派，也会想到英国的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好像与中国学界无缘。
其实，分析哲学在中国早有传人，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冯友兰和金岳霖。
①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谈到他同金岳霖的学术交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当我在南岳写《新理学》的时候，金岳霖也在写他的一部哲学著作。
我们的主要观点有些是相同的。
不过他不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
我是旧瓶装新酒，他是新瓶装新酒。
……我们两个人互相看稿子，也互相影响。
他对我的影响在逻辑分析方面；我对他的影响，如果有的话，可能在于‘发思古之幽情’方面。
他把他的书题名为《论道》。
别人问他为什么用这个题名，他说‘道字有中国味’。
”②看来，金岳霖最终同冯友兰一样，也是旧瓶装新酒：其旧瓶就是中国哲学的术语，新酒就是分析哲学的内容。
换言之，冯友兰和金岳霖都试图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改造和重建中国哲学，这就是他们二人的共同之处。
谈到二人之间的区别，冯友兰引用金岳霖的话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
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③此话不假，我们读他们两人的书就可知道，观点接近，但风格迥异。
这两位当代中国哲学家相互促进、取长补短，早在20世纪30年代，共同开创了中国分析哲学的先河。
用现在时髦的话说，他们的哲学是与世界哲学接轨的，并且具有中国特色。
哲学分析Philosophical Analysis 第１卷第4期２０１０年12月Vol.1,No.4Dec.，2010162··关于逻辑学与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关系，冯友兰这样谈道：“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的结论。
中国有个故事，说是有个人遇见一位神仙，神仙问他需要什么东西。
他说他需要金子。
神仙用手指头点了几块石头，石头立即变成金子。
神仙叫他拿去，但是他不拿。
神仙问：‘你还要什么呢？’他答道：‘我要你的手指头。
’逻辑分析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
”①一言以蔽之：逻辑是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也是中国哲学最需要向西方哲学学习和吸取的东西。
由于冯友兰先生十分看重逻辑对哲学的作用，所以，当我写信指出他的某些论证存有逻辑问题的时候，立即引起他的重视。
对此，冯友兰先生的高足、《三松堂全集》的总编纂涂又光先生有所见证。
涂先生在为拙著《面对道德冲突》所作的序言中写道：“我与陈君相识，盖谨遵冯友兰先生吩咐。
冯先生于1989年8月给我的信中提到，武汉大学陈晓平同志对新理学论文中‘有山是山，必有山之所以为山者’的提法质疑，此提法是有问题，已函告他，说你在华中理工大学，请他找你讨论，望接谈。
不久又在来信中提到此事。
”②记得二十多年前我所读的冯先生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哲学简史》。
③此书不仅阐述中国哲学史，而且阐述冯先生自己对哲学及其方法的主张。
全书高屋建瓴，言简意赅，清晰透彻，令我顿开茅塞，赞叹不已。
例如，书中对无所不包的“宇宙”亦即“大全”这个哲学概念作了这样的逻辑分析：由于宇宙是一切存在的全体，所以一个人思及宇宙时，他是在反思地思，因为这个思和思的人也一定都包括在这个全体之内。
但是当他思及这个全体，这个全体就在他的思之内而不包括这思的本身。
因为它是思的对象，所以与思相对而立。
所以他思及的全体，实际上并不是一切存在的全体。
可是他仍需思及全体，才能认识到全体不可思。
人需要思，才能知道不可思者；正如有时候人需要声音才能知道静默。
人必须思及不可思者，可是刚一要这么做，它就立即溜掉了。
这正是哲学的最迷人而又最脑人的地方。
④由于“宇宙”或“大全”既可思而又不可思，既可言说而又不可言说，所以，对它的研究就既需要“正方法”又需要“负方法”。
冯先生所说的正方法就是对哲学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清楚地说些什么，所谓负方法就是在此分析之后保持沉默，通过体悟达到哲学的彼岸。
这就是冯先生所倡导的“始于正方法而终于负方法”，也是他对中西方传统哲学方法的高度提炼。
对此，冯先生谈道：在中国哲学史中，正的方法从未得到充分发展；事实上，对它太忽视了。
因此，中国哲学历来缺乏清晰的思想，这也是中国哲学以单纯为特色的原因之一。
由于缺乏清晰思想，其单纯性也就是非常素朴的。
单纯性本身是值得发扬的；但是它的素朴性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8—379页。
②陈晓平：《面对道德冲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
③涂又光根据1948年英文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④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88页。
冯友兰是如何看待逻辑的———忆与冯友兰先生学术交往的二三事163··哲学分析2010年第4期必须通过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
清晰思想不是哲学的目的，但是它是每个哲学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训练。
它确实是中国哲学家所需要的。
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中从未见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
只有两者相结合才能产生未来的哲学。
①冯先生提倡中国人学习西方哲学，但主要不是学习它的现成结论，而是学习其中的逻辑分析的方法；借助于逻辑分析方法来整理、改造中国的传统哲学，使之清晰化和系统化。
冯先生本人就是沿着这一途径发展的。
在其第一部哲学专著《新理学》(1939年)中，他力图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建立一个纯形式的形而上学体系，用以把中国哲学最重要的概念有机地包含进去。
然而，用文字写出的哲学只是用正方法来研究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全部。
只有在读完文字哲学之后还能够超越它，那才是真正读懂了哲学。
其超越部分需要用负方法即体验或顿悟，也就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显示”。
我们不禁想起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的一句名言：“凡可说的说清楚，说不清楚的保持沉默。
”或许，冯友兰关于正方法和负方法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维特根斯坦这一思想的影响。
正是在这一点上，冯友兰与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心有灵犀”，致使连维也纳学派的成员都难以交往的维特根斯坦居然同冯友兰交谈了一个下午。
冯友兰回忆说：“我想起1933年我在英国，到剑桥大学去讲演，碰见了维特根斯坦。
他请我到他住的地方去吃下午茶，颇觉意味相投。
当时没有谈什么专门问题，但是谈得很投机。
我觉得他也是对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问题有兴趣。
不过维也纳学派把哲学当成一种语言或科学方法论的问题，而我则认为它讲的是哲学。
为要说明这个意思，就写了一点东西。
”②这是冯友兰创立“新理学”的动机之一。
顺便提及，如果说，冯友兰、金岳霖和洪谦这三位中国分析哲学的先驱之间有何区别的话，那就是，前两位试图以分析哲学的精神和方法重建中国哲学，而后者只是在中国传播西方的分析哲学，甚至只限于传播维也纳学派；换言之，前两位的学说是中国的分析哲学，后者的学说是在中国的西方分析哲学。
二、与冯友兰先生的学术交往我对冯友兰的纯形式的形而上学体系颇感兴趣，但由于当时手边没有《新理学》，便仔细阅读他的一篇论文《新理学在哲学中之地位及其方法》。
③冯先生的形而上学包含四组命题，分别关于“理”、“气”、“道体”和“大全”这四个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
第一组核心命题是：有某种事物，涵蕴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
简言之，有某物必有某物之理。
冯先生认为，这个命题可以从一个纯形式的逻辑命题“如果甲，则甲”套出来，因而它也是一纯形式的命题。
按此说法，“有某种事物”与“有某种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394—395页。
②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54页。
③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64··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是相同的概念，故可用同一个符号“甲”来表示。
但是，冯先生又说，“有某种事物”之有的意义，比“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之有的意义要多：前者是实际的有，是于时空存在者；后者是真际的有，是虽不实在于时空，而亦不能说无者。
按此说法，“有某种事物”与“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不是相同的概念，故不能从“如果甲，则甲”套出来。
于是，我给冯先生写信，指出他的这两种说法之间的不协调性。
此信是1989年6月13日写的，冯先生于8月16日给我回信，其中谈道：你所提的问题很好。
我的那篇文章的提法，确实有问题。
“某种事物”和“所以为某种事物者”的意义并不相等。
其间的关系，是一个名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
一个名，有外延，必有内涵；有内涵不必有外延。
所以，可以从其有外延推知其有内涵。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说法，详载《新原道》第十章和《新知言》第六章。
冯先生在信中还提议我与《三松堂全集》的总编纂涂又光先生联系。
涂先生看了冯先生给我的回信觉得颇有新意，经他推荐，连同我的信一道发表在《中州学刊》1990年第4期上。
我按照冯先生的指点，仔细阅读他的《新原道》和《新知言》，并且产生了一些新的看法。
冯先生在《新知言》第六章中，把“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中的“有某种事物”改为“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
在我看来，这并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改进，而是其形而上学的出发点的改进。
因为，“有某种事物”断定了某种事物的存在，因而对于实际有所断定；而“某种事物为某种事物”却没有断定某种事物的存在；后者实际上就是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甲是甲”，其真实性与甲的存在与否是无关的。
如果我们把可以言说的语言世界称为“真际”，把既可说而又不可说的世界称为“道际”，那么冯先生修改后的形而上学体系就不是他所说的从实际出发，而是从真际出发；相应地，不是他所说的从实际推出真际，而是从真际推出道际。
我的这一看法更符合冯先生对形而上学的一般要求即：于实际不作断定，要“空灵”而不要“拖泥带水”。
然而，冯先生自己却似乎只把这一改进看作技术上的，而未看作是出发点上的，因此他仍然沿用以前的说法，即“形而上学的工作，是对于经验，作形式底释义”。
这就是说，形而上学的出发点仍然是经验的实际，而非超经验的真际。
我不同意冯先生的这一提法，尽管我赞同他对其形而上学体系所作的改进。
于是，我第二次写信给冯先生，谈了以上看法以及对其形而上学体系的进一步改进。
此信写于1990年7月18日。
十几天之后，收到冯先生的回信。
信中说他的脑力突然衰退，不能作深入的思考；建议我发表那些看法，不要有所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