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精品

【关键字】化学、活动、历史、地理、方法、环节、条件、前提、成就、行动、传统、认识、问题、矛盾、系统、机制、自觉、深入、整体、现代、合理、统一、发展、建立、提出、研究、规律、网络、内涵、意识、理想、思想、成果、地位、根本、精神、基础、需要、体系、载体、方式、作用、标准、结构、主体、反映、关系、化解、分析、凝聚、把握、形成、制约、丰富、满足、坚持、指导、解决、适应、实现、深化、多方面、多层次、时代性、民族性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孙正聿【专题名称】哲学原理【专题号】B1【复印期号】1997年03期【原文出处】《教学与研究》(京)1997年02期第5-11页【作者简介】孙正聿，1946年生。

哲学博士。

长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

邮政编码：130012。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在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必须全面而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关于辩证法的基本命题及其所蕴含的深邃思想，在这些基本命题的相互规定中去理解辩证法，特别是要从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的统一中去理解辩证法，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辩证法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才能真正理解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才能使辩证法理论获得既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的理论内容。

一、在辩证法经典命题的相互规定中理解辩证法辩证法究竟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我们可以概括出5个主要的基本命题：命题1：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恩格斯）；命题2：辩证法是毫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列宁）；命题3：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列宁）；命题4：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命题5：辩证法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恩格斯）。

按照上述顺序排列这5个基本命题，主要是基于对辩证法的通常解释。

这就是：通常把命题1作为关于辩证法的标准定义，并把命题2当作命题1的某种强调和补充，因而在同等意义上使用这两个命题去定义辩证法；自80年代以来，命题3日益受到我国哲学界的普遍关注，但却由此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关于辩证法的理论性质的争论；命题4是理论界长期以来经常引证的关于辩证法的重要论断，但并没有在“本质”的意义上去阐释辩证法的批判性；至于命题5，不仅在阐释辩证法的“本质”的层面上极少涉及，甚至在探讨辩证法的具体问题上也较少有人问津。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关于辩证法的定义，或关于辩证法本质的概括与解释，基本上是以命题1取代了其他命题，即仅仅是把辩证法定义和解释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在我看来，关于辩证法的这种通常解释，造成了以下几方面不容回避和亟待反思的理论后果：其一，离开辩证法经典命题的相互理解而孤立地把辩证法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内容归结为命题1，不仅造成对辩证法本身的片面性理解，而且也造成对命题1的庸俗化解释；其二，由于孤立地把命题1归结为关于辩证法的定义，因此也就离开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把辩证法归结为具有最大普适性的对象性理论，这不仅割裂了辩证法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而且往往由此把辩证法当作列宁所批评的“实例的总和”；其三，由于把批判性仅仅归结为辩证法的理论功能，而不是把批判性理解为辩证法的本质，因而总是离开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去定义和解释辩证法理论，这不仅扭曲了辩证法作为哲学理论的反思的特性，而且往往由此把辩证法当作某些知识性的现成结论；其四，离开辩证法理论的认识史基础去解释辩证法，不仅使辩证法失去了它的深邃的理论内容和深厚的历史感，而且往往造成把辩证法当作到处套用的简单公式；其五，由于仅仅把辩证法归结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因此，人们往往把辩证法理论进一步发展归结为从科学成果中提炼某些具有“最大普适性”的范畴，或者是以某些新的实例去论证已有的结论，这就阻碍了人们以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深切的思索去发展辩证法理论。

因此我认为，在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理论，需要全面地和深入地探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关于辩证法的基本命题及其所蕴含的深邃思想，并在这些经典命题的相互规定中重新理解辩证法。

二、从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的统一中理解辩证法探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关于辩证法的基本命题，首要的是回答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

离开哲学基本问题而把辩证法直接地归结为具有最大的普适性的对象性理论，这既是对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定义（命题1）的庸俗化解释的根源，也是由此而形成的对辩证法理论的全部误解的根源之所在。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在对哲学基本问题的通常解释中，是把辩证法排斥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外的。

按照通常解释，哲学基本问题被分解为关于思维和存在“谁为第一性”（何者为本原）的“本体论问题”，以及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思维能否认识存在）的“认识论问题”。

辩证法则变成与哲学基本问题无关的另一类问题。

作为这种理解的逻辑延伸，辩证法被分别地解释为与“本体论”和“认识论”相联系的理论形态和理论内容：其一，与“本体论”相联系的辩证法，即关于客观世界矛盾运动的“客观辩证法”（包括“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其二，与“认识论”相联系的辩证法，即关于人类认识和人类思维矛盾运动的“主观辩证法”（包括“认识辩证法”和“思维辩证法”）；其三，作为“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总和，辩证法则被解释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

对此，我们应当提出的问题是：1.能否把“客观辩证法”视为离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关于“存在”的辩证法？2.能否把“主观辩证法”视为离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关于“思维”的辩证法？3.能否把“关于普遍规律的学说”视为离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关于“整个世界”的辩证法？让我们具体地探析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是怎样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的。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既批评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而没有从人的感性活动、人的实践和“主观方面”去理解，又批评唯心主义“只是”抽象地发展“能动的方面”，而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的本身。

其结果，近代的唯物主义变成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却成了“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和自我认识的辩证法，即唯心主义的辩证法。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提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

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据此，恩格斯一方面指出18世纪的唯物主义只就这个前提的“内容”去研究这个前提，而没有从“形式”方面去研究这个前提，另一方面则指出近代的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还从形式方面去研究了这个前提”。

对此，恩格斯作出的评论是，尽管“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在黑格尔哲学中“采取了唯心主义的头足倒置的形式”，但却把思维过程同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联系起来了。

在《哲学笔记》中，列宁更为尖锐地提出，“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么这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维同存在没有联系。

如果有关，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

”列宁认为，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就是“关于辩证法及其客观意义的问题”。

在批评普列汉诺夫把辩证法“当作实例的总和……而不是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时，列宁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对于这个论断，列宁又特别强调地指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上述论断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必须把辩证法同哲学基本问题统一起来，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定义和解释辩证法理论，真正揭示辩证法理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作为哲学世界观的辩证法理论，它内涵着两条基本原则，即“发展原则”和“统一原则”。

它的“发展原则”是关于思维和存在如何统一地发展，它的“统一原则”是关于思维和存在如何在发展中实现统一。

离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去讲发展，也就是离开世界观的内在矛盾去讲发展。

这样的发展观只能是哲学基本问题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古代的朴素辩证法理论。

恩格斯说，在古希腊哲学中，“辩证的思维还以天然的纯朴的形式出现”，这种经验层次的朴素辩证法，只是描述表象意识中的对象事物的流变，而没有自觉地反省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无法在“概念的逻辑中”去表达事物运动的本质。

对此，人们是普遍承认的。

但是，人们却往往忽视了问题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即：这种经验层次的朴素辩证法，只能抽象地承认思维统一于存在或存在统一于思维，而不可能具体地说明思维与存在的矛盾统一，也就是不可能“自觉地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使之“获得完全的意义”。

这表明，辩证法理论的成熟（或者说自觉形态的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的明朗化（或者说自觉地提出哲学基本问题）是基本同步的。

近代哲学的所谓“认识论转向”，就在于它自觉地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提出了辩证法理论的“发展原则”与“统一原则”的融合问题。

近代的唯物论哲学和唯心论哲学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然而，正因为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只限于”证明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起源于感性的经验，所以只能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解释为思维对存在的消极、被动、直观的反映。

由这样的“统一原则”所决定，在旧唯物主义“发展原则”中，也只能达到对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肯定，而不能从“形式”方面去研究思维的概念运动与事物自身运动的统一。

与此相反，正因为唯心主义“只是”从形式方面去研究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只是”抽象地发展了思维对存在的能动性，所以只能把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解释为思维的自我运动和自我认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片面的“发展学说”：一种是在经验层次（以及实证科学层次）上描述和说明“存在”（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旧唯物主义的“发展学说”，它描述了事物的运动而没有反省思维（概念）的运动；另一种是在思维的层次上描述和说明思维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学说”，它反省了思维（概念）的运动，但却只是“抽象地”发展了思维的能动性。

这两种片面的“发展学说”，或者只是从思维的“内容”去理解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或者只是从思维的“形式”去理解思维与存在的统一，都没有从思维的内容和形式的现实统一中去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而也无法形成关于思维和存在的现实统一的“发展学说”。

因此，只有把“发展原则”与“统一原则”联系起来，把存在的运动与思维的运动联系起来，也就是把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联系起来，才能构成作为“发展学说”的辩证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