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文学上海_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

“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陈惠芬内容提要　近十年来描写上海的作品,构成了“文学上海”的文化现象。

有关的描写以“纪实”与“虚构”的方式,将“既有”的城市经验与个人“传奇”结合起来,提供了人们想象上海的“依据”,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人们的想象。

有关作品的“历史感”并没还原出一个“实存”的上海,而对“上海神话”的迷恋则阻隔了对于未来真正丰富有力的想象。

20世纪的最后十年,在未来上海的城市记忆中,想必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年代。

在这一时刻里,上海不仅以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再度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而且孜孜以求着自我身份的建构。

上海的城市身份建构在20世纪的90年代初成了一个迫切而显要的问题,不仅是因为上海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一个现代都市,至今不过百多年的历史,所积累的经验不足,而且在于,其时的上海,正处于一个“空前绝后”的转型时期。

“空前”在于,长期的封闭造成了城市在物质和“气质”上的匮乏,都市的经验和灵氛几近于湮没;“绝后”乃是,从“大上海沉没”到重新进行结构性调整,虽然向“国际化大都市”攀升的目标已定,而其间的“缺口”与引发的“震荡”却不谓不大,“兴奋”的同时,迷茫和焦灼也不请自来,正在为之努力和付出代价的未来是怎样的?上海这张昔日的旧船票还能否赶上时代的新航班?都是未知的“后事”,认同的问题因此凸现出来。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认同”就是解决“我是谁”、“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的问题,是对自我“生存的方向性和连续性”①的清晰的主观意识,是必需的自我和社会心理统一的能力———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是怎样实现或寻求这种“统一”的呢?班纳迪克・安德森说,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有赖于“想象的共同体”的催生。

在一个有效的时空范围内,虽然人们未曾谋面,但某种共同体的“休戚与共”感却仍可以通过传播媒介———特别是想象性的如“小说”与“报纸”这样的“文艺”方式构建出来②。

哈贝马斯也曾认为,18世纪英国民众讨论甚至参与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事务的公共领域得到空前的发展,而文学即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这一时期被看作是早期现代英格兰文化的形成时期,其时,全社会正“忙于全面的构建———从民族国家……到文学市场和商品文化,到交通要道和现代主体”③。

某种意义而言,这也为认识“文学上海”提供了一个角度。

(一)90年代描写上海的文学大都不是从・041・“当下”写起,而是“时光倒流”式的追念。

对某一段消失的历史中繁华景象的追寻占据大部分篇幅: 这个长故事要从旧上海开始说起。

繁华如星河灿烂的上海,迷沉如鸦片香的上海,被太平洋战争的滚滚烈焰逼进着的上海,对酒当歌、醉生梦死的上海。

那个乱世中的上海,到了现在人的心中,已经包含了许多意义,抱着英雄梦,想象自己一生的人,在那里面看到了壮怀激烈的革命;生活化的人,在里面看到了盛宣怀华丽的大客厅和阳光灿烂的大浴室;向往西方的人,在里面看到了美国丝袜,法国香水,外国学堂,俄国芭蕾舞;就是街头小混混,也在里面找到了黄金荣桂子飘香的中国式大园子……一个新音乐制作人,曾在淮海路街口摇着他那一头长发说“上海的三十年代好啊,那时候,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想要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去做。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就是开始在如今是如此时髦的年代里。

这是陈丹燕《张可女士》④一文的开头,她意图通过这样的表述显示人物所具的历史感,以及作品本身对当今“如此时髦的年代”的疏离。

而《上海的风花雪月》从“上海法国城”一路追溯到“1931’S咖啡馆”、外滩的三轮车、张爱玲的公寓,几乎“囊括”和“复活”了如今正变得时髦的年代的一切“有意味”的“内容”。

事实上,在有关老上海的怀旧中,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三部曲”并非始作俑者,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即已出版了素素的《前世今生》,这本小书某种程度上开了以文学的方式重写“上海繁华”的先河,而《上海的风花雪月》却是最具“时代”效应的。

出版方曾将它的畅销归结为“幽雅的外表,略带感伤、怀旧的内容和轻松流畅的笔调”,而对于陈丹燕来说,或许并非仅是出于“时髦”,而确有某种“生命感”的投入。

她曾多次说到“断裂”和“匮乏”对个人成长的影响,在最近出版的《木已成舟》中,她这样表达:“在我成长的时代,中国的门和窗全都被关死”,“有时候我想,就是因为我这样长大,才会……如此热衷吧”,说的是如何把漫长岁月中接触到的有关欧洲的碎片,“一点一点修补成了精神的故乡”⑤,移来说明她对昔日上海的热情也同样是合适的。

作为城市的“外来户”⑥,陈丹燕对上海曾有着双重的匮乏感,一是她“荒凉”的青春岁月也正是上海处于封闭的年代,二是因为“外来”的“革命家庭”,虽然作为城市的“征服者”,却不能不感到和既定“社区”的隔膜。

杨东平曾比较“大军入城”的不同,进入北京的军队干部或其他新移民大都以“大院”为聚集地,而上海的南下干部则分散在传统的居民社区里⑦。

南下上海的干部分散地进入的社区,大都是有着昔日繁华感痕迹的“优雅”社区。

在这样的区域里,“本土”与“外来”、不同阶层、文化乃至阶级间的“较量”往往表现得复杂而暧昧。

“外来”的“革命者”无疑有着政治乃至物质上的优势,而“既定的社区”似乎也秉持有一份“与身俱来”的“优越”。

“悠久”的历史、“繁华”的底蕴,虽并不形成与外来的“对抗”,却足以构成“距离”,给初来乍到者以“文化之根悬浮”的压抑感。

然而,陈丹燕对于“匮乏”的反应并非只具个人成长史的意义,毋宁说她的敏感和渴望,将群体、一代人的遭际与当下的社会心理“突出”地呈示出来了,唯其如此,其作品才畅销一时,类似的描写也才风行一时。

昔日上海作为“繁华”的代名词,几乎・141・“文学上海”与城市文化身份建构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状况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和批评,认为历史上的上海其实是一个多面体,将目光只是定格于二三十年代以及繁华的大马路、老洋房、咖啡馆,不免将上海片面化了。

而在我看来,值得注意的,或许主要的还不在于,在这样的“注目”中,上海的历史是否被简化或片面的处理了,而是它刻意制造出的那种“历史感”和其中的“寄寓”。

作为一种历史的“记忆”,“文学上海”中的有关描写却大都采取了“纪实”的手法,且越来越“较真”。

如果说素素的《前世今生》对晚清妓女、上海女学生、女明星以及摩登太太们时尚生活的“纪实”还不过是“纸上得来”,来自某些老上海历史/轶闻、掌故的“散文化”,而到了《上海的风花雪月》等作品中,则衍化成了某种“现场”的“寻访”。

恰如一些推介文字所言:“陈丹燕以一个探寻者和怀旧者的姿态徜徉于上海的百年历史中,寻访散落在街巷中的历史遗迹”,“在张爱玲、张学良、颜文梁等历史名人住过的老房子里,遥想他们的人生往事,慨叹于无尽的世事沧桑……”⑧;陈丹燕自己也说:“这本书写得比较辛苦,从1993年开始,到1998年的春节后结束,总也有四年之久,为了这本书的写作,请教了多少人,采访了多少人……已不太能够一一回想起来。

”⑨在晚近出版的程乃珊的《上海探戈》里,作者更是凭借着“老上海后裔”的身份,信心十足地挖掘和“复活”着一个被历史的烟尘掩埋的“如假包换”的“真上海”。

作者在“前言”中这样交待:“为了令这本书更具魅力,我四下寻觅有关老上海的生活旧相片。

历经‘文革’,我家的私人相片本几尽毁灭,好在香港的亲友家尚存一些旧照片,另外,承蒙我的忘年交、美藉华裔二战退伍军人吉米钟慷慨借出许多他珍贵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前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将军的儿媳余墨卿女士也借出她珍藏的‘文革’中劫后余生的照片……”⑩。

而现居香港的某上海作家的《豪门旧梦》则被冠以了“一个上海老克拉的回忆” λϖ。

“亲临现场”的采访,“前朝人物”老照片的佐证,“上海老克拉”身份的出示,无非都是为了“历史感”的营造,以示其“真”和“栩栩如生”。

然而,按照詹明信对怀旧电影的分析,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逻辑的重要症候,怀旧就其本质而言,是作为“对于我们失去的历史性,以及我们生活过正在经验的历史的可能性,积极营造出来的一个征状”λω,简言之,也就是历史感匮乏的表现。

那么,有关上海繁华的描写,在多大程度上是历史的“真实”再现呢?说起来,相关的描写似都有着某些可追寻的遗迹,有名有姓的人物,音容宛在的照片和富有象征的纪念物……以至存活于今的证人,然而,证人和纪念物的存在同时也提示着它所纪念的人和物/事的消失。

唯其“斯人”已逝,追忆才成为可能。

事实上,相关的描写在努力营造出一种历史的“真实感”的同时,也不由自主地裂解着这一历史的“在场”: 真正经历了十里洋场的上海老人,住在老公寓里,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牙医生,下午三点在瘸了一条腿的小圆桌上慢慢喝一杯奶茶、吃用茶泡软的沙利文小圆饼干的老人,却笑了一下说:“70年代的人,用什么来怀旧呢?他们又知道什么?”八十岁了的永安公司郭家小姐,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在30年代开着自己的美国汽车的上海名媛,在她桌布老化发硬了的小圆桌前,摇着一头如雪的白发,说:“那个时代早就结束了,不会再来了。

”λξ甚至昔日的三轮车夫也认为,“从前”已不可再现。

站在外滩的东风饭店前,重操“旧业”为人踏车兜风的老人对车上的年轻・241・文学评论　2003年第3期女性说:“从前这里是最高级的地方呢,上海最有钞票的人去开销的地方,出出进进的全都是头面人物啊。

”当车上的人说:“那,你现在高兴了,想去就去”,老人却说:“有什么好高兴的,进去的是那个地方,可不一样了啊。

从前是什么气派……” λψ这里有着对于旧上海繁华的近乎神话般的迷恋,即便是在一个昔日的受压迫者的头脑里;而正是这种“迷恋”,宣告了“再现”的虚幻。

那么,明知历史的“不可复现”,却努力“纪实”出一种历史的“在场”感,其中有着怎样的认同的危机和吊诡呢?对于“在场”的希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感“匮乏”的必然反应。

如同一个弗洛依德意义上的“游戏”,对于“永失的母爱”———母体(子宫)曾有的温暖和安全感的永远的失去,需要以一种象征的方法“找回”,才能获得心灵的安宁,所以“所有的故事都讲述一个俄狄浦斯情结:重回母亲子宫”。

而按照拉康的说法:“故事起源于匮乏,故事中必定有某种事物丧失或者不在,这样叙述才能展开;如果每件事物都原封不动,那就没有故事可讲。

这种丧失是令人痛苦的,但是它也令人激动。

欲望是被我们无法完全占有的事物刺激起来的,这是故事给人满足的原因之一。

” λζ上海曾经的匮乏似也需要一种繁华的“重现”与“在场”来“弥补”;而正是在这里,显出了时代和相关描写的一个深深的悖论:一方面,匮乏和“断裂”被认为是上海历史上的一个明显的“诅咒” λ{,由于“断裂”,上海的繁华、现代性被打断了;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昔日的繁华是一个有着不可言说的神秘的超时空存在,是不能被任何力量摧毁的,一旦需要,就能重新找回。

这一悖论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们的认同困难:究竟何种才是“真确”的“史实”呢?“在场”也是消费主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