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论要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语用学的由来

语用学，译自英语的Pragmatics一词，Pragmatics则源于希腊语Pragma。“Pragma-”这个拉丁词根具有“做、行动”之类的意思，从广义上说，Pragmatics一词意指对人类有目的的行为所作的研究，因此，把Pragmatics一词译为“行为学”也许更恰当。但是，把Pragmatics 一词用来指对有目的的语言活动所作的研究，则是对这一词语的狭义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把它译为“语用学”就很合适了。

大约从70年代初期开始，语用学这一术语以及相关的概念便日益频繁地出现在语言学家的论著中，但是直到1977年在荷兰正式出版发行了《语用学杂志》以后，语用学才作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兴学科而得到确认。

那么，什么是语用学？它主要研究什么语言现象呢？为了便于入门，我们先看两个具体的实例。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他在MIT作关于中美贸易的演讲，开场白是：“1947年我在清华上学时，清华被称为中国的MIT。教科书大部分来自MIT。……我当时就憧憬有一天能来MIT学习，拿一个学位。但是，校长先生请不要误会，我绝对不是要个荣誉的学位。……如果我要拿学位，一定要经过考试、答辩。”这段话从语用学角度讲，意义很丰富，特别是后一部分。他为什么这么说，原因有

好几个。其中一个原因是，如果他不说这句话，有人就真有可能给他弄个荣誉学位。为什么他明明说的是他曾经想来拿个学位，却有可能会被理解成他现在想要个荣誉学位?这就是语用学要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电影片段。画面上是一对恋人，男孩对女孩说“你不戴眼镜的时候很漂亮”，女孩马上接茬“那我戴眼镜的时候一定很丑了”。男孩觉得很委屈，女孩却坚持他就是这个意思，虽然他嘴上没有这么说。

这两个例子揭示的现象，英语称为meaning more than one says。汉语可以叫作“意会大于言传”，或者叫“言外之意”。语用学就是要研究为什么人们说话能够意会大于言传，言外之意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语用学作为语言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就是要研究语言运用的规律。

语用学虽然是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但是它所涉及的内容却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解释篇》中就说过：“如若没有动词，那就既不会有肯定命题，也不会有否定命题。因为‘现在是’、‘将来是’、‘过去是’、‘生成’等等用语，都符合动词的定义。而且，它们除了具有自身的独特意义之外，还与时间有关。”（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这表明，亚里士多德认为具体的命题如要有真假可辨，有确切的内容、所指，则必须置于一定的时间语境之中。

在我国古代，学者们对语用问题也有论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说

过：“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论语·卫灵公》）这句话就和格赖斯（H.P.Grice）会话合作原则中量的准则具有相近之意。再如《易经》，众所周知，易经是一部占筮的书，而占筮的过程就是推理的过程。为了帮助人们进行占筮推理，《易经》写出了极富哲理的卦辞和爻辞。占筮者就是根据卦象和爻辞，结合问卦者的背景知识，来预测事件的吉凶祸福。这种推理，实际上就是语用推理。所谓语用推理就是在语境上操作的推理，它的推理过程是依赖语境的。因此，说易经是人类最古老的一部关于语用推理的书，当无疑义。

辩学是中国古代语用学研究的最高成就。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辩论之风盛极一时，雄辩家层出不穷，诸如邓析的“刑名之辩”、墨子与公输般的攻守之辩、儿说、公孙龙的“白马之辩”、惠子和庄子的“濠梁之辩”等精彩的辩论实例比比皆是，以论辩推理为主要内容的语用推理的研究不断深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辩学理论。李先焜认为，名家“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符号学家”，“公孙龙著作中包含有丰富的符号学内容，其价值并不亚于古希腊的一些符号学家的著作”。名学乃研究名、实（形）关系的学说。名实关系，亦即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明显地属于符号学的语义学理论，但由于“名”又是同“言”相联系的，因而又具有语用学的性质。

先秦诸子中，名墨二家对名实关系的研究成就最为显著。从符号学的观点看，他们的名实理论与现代语言学的指称论十分相近。名就是表达概念的语词，用来指称事物，名称和所指对象之间存在一种对

应关系，但是，这种对应关系并不具有必然性，而是具有约定俗成性，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语言的使用者。这正是语用学的主要研究课题。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名实之辩进一步发展为言意之辩，或曰言、意、象关系的论争。言是言语，意是意思，象为“形于外者”。人们一般地认为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墨家、荀子诸人都持“言尽意”的观点。但是易经就说“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庄子也说意“不可言传”，主张“得意忘言”。到了魏晋，荀粲认为言不尽意，段融认为象也不能尽意，王弼则主张“得意忘象忘言”。稍后的欧阳建则针锋相对地著《言尽意论》反对“言不尽意”之说。言意之辩涉及交际中的表达和理解问题，属于语用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汉魏以来，佛教在中国传播，并逐渐形成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就有“禅不可说”之说，佛学家们普遍认为禅悟是逻辑的反面，可以说是“言不尽意”论的极端。所谓禅悟之谜，实际上是个表达和理解的语用学问题。

言意之辩也贯串于中国古代文论和诗话之中。一般说来，修辞和写作均属于表达，阅读属于理解。表达从意到言，有一个推理过程；理解从言到意，也离不开推理，这里所说的推理当然是指语用推理。因此，在古代文论和诗话中也存在许多饶有趣味的语用学问题。

先秦诸子百家的语用学理论以名家最为突出。例如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就是一个语用学问题，并且是一个纯符号学的语用理论问题，只是象黑格尔所说，“古代的哲学家喜欢使思想上的困难穿上

一层感官表象的外衣”。《墨经》里的语用理论，也属于纯符号学的语用理论，只是略带有应用语用学的色彩。例如《小取》开篇：“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这“审治乱之纪”，明显地是为墨家治天下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儒家的“正名”是为了“正政”，即恢复周礼的名分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法家的学说可以说是法术的应用语用学。先秦以后，除东渐的因明和西方逻辑以外，理论语用学研究甚少，更多的是应用的语用学。

中国古代在逻辑形式或语形学的研究上，虽然比不上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斯多噶的命题逻辑，但却有着鲜明的语用学特征，体现了大逻辑的传统。但是，限于种种条件限制，古代中国，自然不会有系统而完整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语用学理论。

现在一般认为语用学这一概念是美国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和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在20世纪30年代先后提出的。

1938年莫里斯在《符号理论的基础》一书中勾勒出了一门符号学的概貌。在这门符号学内部，莫里斯把符号学分为语形学（syntagtics）、语义学（semantics）、语用学（pragmatics）三个部分。他在1938年《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是这样定义三个术语的：语用学研究“符号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研究“符号和其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语形学研究“符号相互间的形式关系”。后来，他又根据当时的行为主义符号理论，在《符号、语言和行为》（1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