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诗歌创作的几个特点

李白诗歌创作的几个特点
李白的诗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辞采高华，有关它的思想性和艺术特点，介绍的著作颇多，从教材中也了解不少。

本书仅就以下几个方面介绍李白诗歌创作的特点，以助于更好地从本质上把握李诗。

（一）继承和发挥比兴言志的诗歌优良传统
一说到李白的诗，人们几乎都知道李白善于用丰富的想象，神奇的幻境，以景寓情，借物寓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前人评论李白的诗，也有“凡所著述，言多讽兴”（李阳冰《草堂集序》），“连类引义，尤多讽兴”（胡震享《李诗通》）的说法。

这其实说的就是李白诗歌比兴言志的一大特色。

比兴言志，源于《诗经》、《离骚》，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优良传统。

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

比兴言志，就是用比兴的手法，创造出各种生动的形象，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表现方法。

比兴言志不仅是诗歌创作的形象思维问题，更重要的是强调了诗歌寓褒贬，别善恶的美刺作用，使诗歌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初唐时期，齐梁“彩丽竞繁，兴寄都绝”的浮靡文风尚存，陈子昂倡导风雅，扫荡齐梁颓波。

李白更以恢复古道为己任，从而开一代诗风。

了解了李白诗歌比兴言志的特点，就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准确地把握李诗的思想内容。

李白笔下常常出现高山大川、风花雪月、香草美人、神仙幻境，这些看起来远离社会现实的事物，正是作者丰富的比兴手段，寄托着诗人复杂而强烈的思想感情和追求。

他在《大鹏赋》、《临路歌》中以大鹏的形象或表现凌云壮志，或表达理想摧折的不幸。

他的《蜀道难》并不是山水诗，而是写报国无路，世路坎坷。

《梦游天姥吟留别》并不是游仙诗，而是写理想破灭的苦痛，远离朝庭的决绝。

他的《长相思》并不是一首凄艳动人的爱情诗，而是对君臣遇合的期待，实现政治理想的苦恋。

由此我们可以弄清楚李白《碧荷生幽泉》（《古风》其二十六）、《燕赵有秀色》（《古风》其二十七）等一大批作品中相思倾慕的真正含意。

同样他的咏物诗《南轩松》、《松柏本孤直》（《古风》其十二）、《天马歌》不是写物而是写人，《妾薄命》、《怨歌行》等闺怨诗大多是李白的幽怨，《越中览古》、《登金陵凤凰台》等作品吊古实为伤今。

李白的这些作品往往是
在婉丽的比兴中蕴藏着深刻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思想感情，这一部分诗歌几乎包括了李白的所有重要作品，把握李诗比兴言志的特点，也就基本把握了李白。

（二）创造性地学习乐府民歌
李白的诗歌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对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分不开。

特别是创造性地学习乐府民歌，开拓了自己诗歌发展的道路，形成了自己诗歌独有的风格。

在李白全部九百多首诗歌作品中，乐府诗就占了一百四十多首，他几乎运用过所有的乐府古题。

李白从在故乡接触巴蜀民歌，习作《巴女词》起，就开始了学习民歌自拟新作的创作过程。

他每到一地，就学习当地民歌，到荆州就写《荆州歌》，到江夏就写《江夏行》，到越中就写《越女词》，到襄阳就写了《襄阳歌》、《大堤曲》。

不仅如此，他还向古代民歌学习，从汉魏六朝乐府中吸取养料，从简单模仿到创造性地运用乐府民歌。

李白继承了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学习乐府民歌而创新作时往往借古题写时事。

如《豫章行》，传统内容为伤别离，叹寿短等，李白《豫章行》却展示了安史之乱带给社会的动乱，人民的苦痛，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和现实性。

南朝乐府《丁都护歌》，虽“其声哀切”，不过是诉相思之苦。

李白的《丁都护歌》描写劳动者惊心动魄的苦痛，作者而为之掩泪发千古之悲，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闪烁着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

即使是沿用传统题材，李白的创作也开拓了古辞的境界，升华了古辞的思想内容，如《乌栖曲》，古辞写男女昼夜欢娱，李白用以写吴宫中淫乐不休的生活，含蓄地揭示了穷奢极欲必然败亡的寓意。

《远别离》等题目的传统题材是游子思妇，李白的《远别离》则寓含“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的讽意，成为一首政治诗。

李白创造性地继承乐府民歌还表现在对古辞的思想内容和体例都有重大改变上。

如南朝乐府《子夜歌》和《子夜四时歌》，前者多写女子对情人的思念，后者为四时行乐之词。

李白的《子夜吴歌》把此诗分为春、夏、秋、冬四时，主要写妇女对征夫的思念，表达人民渴望和平与幸福的心声，达到了同类题材的最高境界。

又如《长干行》为南朝乐府民歌旧题，原为四句，李白则制成长篇歌行，阐述了一个真挚动人的完整爱情故事。

再如《长相思》，古辞写游子思妇之情，多以三、五、七言交替。

李白的《长相思》在三、五、七言间杂中又插入散文对句“上有青冥之高天，下有渌水之波澜”，最后以两句三言“长相思，摧心肝”作结，犹如长叹，句式的变化与感情的起伏具有一致的节奏，并以之反映渴望君臣遇
合，理想实现的主题。

但李白创造性地学习乐府民歌的最大成就还是在歌行体创作方面。

歌行或名歌，或名行，或名歌行。

是从古歌谣、古乐府发展起来的一种诗歌形式，胡应麟说：“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复杂，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诗薮》）。

可见歌行就是古代诗歌中的自由体。

唐代逐渐盛行，但并未形成气候。

李白首先赋予歌行刚健和自由；以比兴言志的传统，使之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以汪洋恣肆、纵横捭阖的笔法，使之具有宏大的气魄和澎湃的波澜；他以丰富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瑰丽的辞采，使之有了空前丰富的艺术形象；学习六朝乐府和当代民歌，赋予它“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的动人的音韵和鲜活的语言；再以李白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情感因素来驱动，它就成了极好表现李白狂放个性和无双诗才的最好形式。

李白以此形式创作了一系列惊风雨、泣鬼神的诗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他继往开来的辛勤艺术创造，终于奠定了他在中国诗坛的地位。

（三）多样统一的李诗风格
谈到李白诗歌的风格，一般的说法都是豪放飘逸。

但这种说法很难概括李白全部诗歌的风格。

就我们所知而言，李白诗中固然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这样豪迈奔逸的诗歌；也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这样幽愤难抑的名篇；有《山中问答》、《独坐敬亭山》这种超尘脱俗、闲适自得；有《峨眉山月歌》、《巴女词》这种流转自然、朴素清新；有“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的澹荡潇洒；还有“掩泪悲千古”（《丁都护歌》）的沉郁悲苦……所以无论是说豪放飘逸或清新俊逸，都觉尚有不足之处。

豪放飘逸作为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应该肯定，但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李白不同诗歌表现出的不同风格。

其实，古人早已注意到此，唐人任华说李白诗“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杂言寄李白》）。

宋人朱熹说：“李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底”（《朱子语类》）。

他们的评价揭示了李白诗中的两大审美范畴：壮美和柔美。

凡所抒写怀抱、抒发幽愤、抨击时政、张扬个性的大都属于前者，如大家所熟知的《蜀道难》、《将进酒》等作品。

但须注意的是，李白这类
作品往往是豪中见悲，在豪逸的言辞下是深沉的悲慨。

如（《宣州谢月兆楼饯别校书叔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这类作品常多是歌行体，因而篇幅较大，常采用极度的夸张、丰富想象，充满了强烈的情感因素。

李白的重要作品大多在这一类中。

李白诗歌中凡是描写人性美、自然美，如羁旅客愁、人生哲理、相思相恋、水光山色的诗歌多属优美范畴。

由于这一类诗歌题材范围广，所以名篇较多，如《静夜思》、《渡荆门送别》、《把酒问月》、《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这类作品多为律诗、绝句，或乐府民歌的短小篇章。

语言大多清新流转，很少使用夸张一类表现手法。

李白的这两类作品交相辉映又互相联系。

这种联系在艺术上讲就是前人所说的“奇”，李白的诗歌无论是豪迈奔放的壮美，还是清俊超脱的柔美，都有出人意外的独特艺术魅力，从《蜀道难》的“奇之又奇”到《独坐敬亭山》“想落天外，妙绝古今”，莫不如是。

而思想性格决定艺术个性和诗歌风格，太白诗歌之奇又源于“气”，前人之述颇多：“气骨高举”（吴融），“高气盖世”（苏轼），“太白以气为主……子美以意为主”（王世贞）等等。

这个“气”就是李白的思想性格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李白一生都在为实现政治理想而努力，同时又念念不忘归隐江湖，李白一生都渴望经世致用，同时又追求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有了昂扬奋发、豪迈飘逸、旷达超脱；当主观愿望与社会现实产生冲突，就有了李白抒发幽愤的豪纵悲壮；当他亲近自然，接触社会，从中获得情趣和愉悦，就产生了一系列清新俊逸、淡远闲适的优美诗篇。

了解李白诗歌多样统一的风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感受其非凡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