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操高陵之争谈考古学公众化

兰台世界2012·5月下旬的某些内容，在绘画史学和鉴定学上有着重要的价值，是鉴赏家考评古代画迹的祖本；《宣和画谱》，20卷，主要版本有《学津讨原》本、《津逮秘书》本；《东图玄览编》，4卷，明詹景凤撰，成书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本书原有明抄本，字多讹误，今本加以校勘，1947年由故宫博物院据明抄本整理，铅印出版，后有启功跋；《珊瑚网》，48卷，明代汪珂玉编撰，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本书原无刊本，辗转传抄，后来《适园丛书》以何梦华钞藏本、嘉业堂藏本等互为校勘，遂成适园丛书本，成都古籍书店1985年重新出版，共上下两册，是根据1936年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影印；《墨缘汇观》，6卷，清安岐编撰，该书所记书画作品始于魏晋，终于明末，颇多历代闻名的书画巨迹，本书曾于光绪元年（1875）由南海伍氏刻入《粤雅堂丛书》，今所见版本为北京琉璃厂翰文斋于1914年出版的活字排印本。

四、绘画技法和史传1.绘画技法。

绘画技法有《传神秘要》和《小山画谱》两种。

《传神秘要》，肖像画技法论著，1卷，清蒋骥撰，主要版本有《蒋氏游艺秘录》本、《借月山房汇钞》本、《泽古斋丛钞》本、《四铜鼓斋论画》本；《小山画谱》，花卉绘画技法理论著作，2卷，清邹一桂撰，主要版本有《粤雅堂丛书》本、《昭代丛书》本、《借月山房世钞》本、《泽古斋丛钞》本、《翠琅玕馆丛书》本、《四铜鼓斋论画》本。

该书是一部更倾向于技法的著作，对它的研究，无论是对清代画论和绘画史的梳理，还是对当今中国花鸟画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绘画史传。

《无声诗史》，姜绍书撰，中国明末清初画史著作，7卷，主要版本有《述古丛钞》本、《翠琅玕馆丛书》本。

该书据黄庭坚“淡墨写出无声诗”的诗句取名，名为画史，实则传记，而且作者对画家的记述除征引《吴郡丹青志》外，多是直接见闻，对研究明代画史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类书和丛书1.集中国古代书画之大成的类书。

类书，我国古代一种资料性的参考书，多系大型的。

是从多种古籍中辑录成语典故、诗、赋、文章，甚至整部著作，按类或按字韵等编排，以备查检。

《佩文斋书画谱》，是中国清代书画类书。

该书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孙岳、宋骏业、王原祁等按照“考索群籍，取其可征信者，兼收传采”的原则纂辑，条条皆注明出处，康熙四十四年成书，共100卷，书中共征引经、史、子、集、野乘、山经、地志、释典、道藏等各类古籍1844种，是中国古代集有关书画著作之大成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类书，对研究中国古代书画史论有着重要的作用。

2.开创美术文献之先河的丛书。

丛书，又叫丛刊。

选编若干书组成一套出版，这种成套的书叫丛书。

有综合性的，也有专科性的。

绘画古籍美术论著丛书仅《美术丛书》一套，共40辑，近人邓实、黄宾虹合编，初刊于1911年。

该丛书囊括了我国历代的画论、画法、画史、书法、书史等文献资料以及磁铜玉石、雕刻摹印和少量词曲传记杂记等，开创了20世纪系统整理古代美术文献之先河。

参考文献[1]艾中信.中国美术大百科全书(美术)[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2]黄卓越.中国大书典[M].北京:中国书店,1994.[3]冯其庸.中国艺术百科辞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本文为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课题号为：L11AYY001。

★作者段伟为渤海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2009年12月，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外界公布，在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村发掘的一座被推定为是东汉末年著名政治人物曹操的墓葬。

围绕曹操高陵的考古发掘，新闻媒体、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普通大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本文对这一争论谈点对考古学公众化的看法。

一、曹操高陵的考古发掘及真伪之争曹操高陵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曾多次被盗[1]。

2008年12月，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该墓平面为甲字形，坐西向东。

虽被多次盗掘，仍残存一些重要的随葬物品。

残余器物250多件，分为金、银、铜、铁、玉、石、骨、漆、陶等多种质地。

器类中引人关注的是刻铭石牌的出土，此次出有石牌59块，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格虎短矛”等内容。

2009年底，河南省文物局、安阳市和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在北京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向外界公布：经权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据考古发掘资料现场考证证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阳县西高穴村发掘的一座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

发布会后，各方就墓葬发掘的情况、墓中的随葬品、墓主人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既有肯定的观点，也有反对的观点，更有学者保持谨慎态度，持中立观点。

下面就各方观点综述如下。

1.肯定方：这一方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和安阳市的专家、学者[2]。

他们主要从考古发现情况，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的时代特征等，并结合文献记载，认定此墓为魏武王曹操墓，即文献记载的高陵[3]。

这一方是综合曹操高陵发掘的各方面的信息，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相结合的方法对墓葬性质和墓主人身份作出科学、有价值的判断。

2.否定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公开指出，这个墓是反复盗挖过的，留存的直接证据很少。

曹操是非常多疑的，史书上记载他的墓有72冢。

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认为刻有“魏武王”的石碑与石枕并不是考古的正规发掘，而是从盗墓者手中缴获的。

著名历史学家袁定基也对曹操墓真实性提出8个疑点：墓内为何有玉；为何匆忙公布，且公布后很快算出经济开发价值；是否违反考古界由曹操高陵引起的争议，让公众和考古学家双赢。

一方面，公众走近了考古学，获得了考古学的有关知识；另一方面，考古学家也走近了公众，让外界对考古学家们单调、寂寞的事业有所了解。

曹操高陵争论考古学公众从曹操高陵之争谈考古学公众化□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胡洪琼摘要关键词………………………………………………………………………………………………………………………………………………………DANG'ANJIEDU36对发掘对象深入研究惯例；证据是否太少；怎么会有“魏武王常所有格虎大戟”这种东西；凭什么证明是1800年前的；盗墓贼如何知道曹操墓的位置的；考古队的运气太好了。

另外，很多网友对曹操墓真伪也提出质疑，这里不多赘述。

3.中立方：一些较谨慎的专家、学者多持中立观点，如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齐东方教授认为七十二疑冢只能做参考，虽然网友可以随便猜想推测，但一切判断要以发掘为依据。

著名文物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表示，曹操墓关注的重点应是继续寻找被盗文物，并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不要把精力放在旅游开发上。

除了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等专家、学者关注之外，各类新闻媒体、普通大众也从各种渠道关注曹操高陵的发掘进展以及真伪之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普通大众对考古学的关注。

二、学术界对考古学公众化的研究和认识1.国内公众考古学研究。

目前，国内关于考古学公众化方面的研究文章主要有陈淳的《普及考古知识的可喜尝试》[4]，崔玉范的《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一个途径》[5]，李琴、陈淳的《公众考古学初探》[6]等。

另有一些考古学家或考古研究机构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着这样的工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设置有公共考古中心等机构，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设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建有中国公众考古网，设立公众考古与艺术中心。

一些传媒也在公众考古方面起到导引的作用，如全国各地重大考古发掘现场的直播、信息的发布等。

2.国外公众考古学研究。

公众考古学作为近年来流行于欧美的新的考古学理念，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并在许多国家的文化遗产和考古遗址的保护中取得了明显成效。

下面以美国和日本为例谈谈考古学公众化的发展。

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的发展得益于联邦及各州政府领导的支持、考古学界与教育界之间、专业机构与业余组织之间的紧密合作。

如政府文化资源管理部门在公众教育方面作出了贡献，这些部门有美国国家公园管理署以计算机数据库的形式收集包括各州和联邦机构、博物馆、私人团体、历史学会和其他学术机构有关考古与教育机构方面的信息。

另外，美洲考古协会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公众考古教育计划，向学校教师提供书籍、组织研讨会以及提供展品等手段，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

总之，美国的公众考古学的发展得益于政府部门、考古界专业团体以及其他业余团体的合作[7]。

日本民众与考古学的互动，如著名考古学家也写通俗考古读物，书店里的考古书籍面向一般读者，一些考古大家经常在媒体上露面，宣讲考古学的成果。

用考古资料撰写图文并茂的书籍。

满足公众日益兴起的对考古学的关心，并为将来准备踏上考古之道而正在热心探索中的学生们解惑。

日本在考古学公众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有：（1）考古学家走出去，介绍自己的发掘工作。

（2）各级考古部门有义务向自己所在的社区、学校进行考古互动的活动。

最为常见的形式是指导学生进行考古试验，比如烧制陶器，模拟考古等。

让公众在参与中了解什么是考古学。

（3）众多知名企业设立专项基金，支持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与国外相比，我们目前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有相应的体制做保障。

同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这是一项关系到学科发展与走向的重要事业，更关系到公众对于文化遗产这个文化软实力的认知程度。

三、由曹操高陵之争谈考古学的公众化1.普通民众对考古学的认知。

普通民众都有进行某种方式考古的需求，不管是作为整体的民族、国家、社会，还是作为个体的人，人们需要了解自己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而了解过去，特别是无文献记载的历史，考古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考古学存在着公众化的需求。

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般民众对于物质以外的精神生活关注程度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一般民众不再满足于吃饱穿暖这样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是以猎奇的心理想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甚至人类的发展历程。

这一点从最近十几年间，各种传媒以考古为题材的各类电视节目、书籍、网络报道吸引眼球的程度就可窥一斑。

此次，由于曹操特殊的历史地位，从而推动全民热议的浪潮。

可以预见，这种民众对于考古知识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还将会持续升温。

显然，民众需要了解考古学知识，而从考古学自身的发展来看，也需要在公众中得到普及。

公众把考古当成挖宝，发掘就是挖墓的看法，不仅仅是公众自身造成的，考古学家在其中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考古学是一门科学，专业性强，但这种专业性从来不是绝对的。

回顾考古学的发展史，其最初诞生，是业余考古学家甚至可以说是文物爱好者贡献的结果，在摸索了大约将近一个世纪之后，考古学才逐步成熟。

业余的考古学家曾经做了专业考古学家的祖师爷。

如果考古学处于学科金字塔的顶端，那它也需要社会与非专业的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