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隋唐两朝都要讨伐高句丽

为何隋唐两朝都要讨伐高句丽
为何隋唐两朝都要讨伐高句丽

为何隋唐两朝都要讨伐高句丽

我国不同朝代都有异族侵略之患,只不过程度大小不同,那么在他们强大之前是否有必要把它掐死在萌芽状态呢我相信这样一个原则,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没有绝对的公理和正义,永恒不变的只是国家利益。

但并不是所有政治家都能理解并遵循这一原则,甚至包括中国近现代的一些精英领袖们,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犹如孩童般的天真,哥们般的义气,愚夫般的鲁莽。

这一点,他们还不如我们的先祖,强盛隋唐时代的伟大君王,具备高强的洞察力和不懈的斗志。

1 、稍懂中国史的人都知道,在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东北的辽河以东和朝鲜北部,存在着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高句丽。这个神密王国,隋唐之前一直占据着中国边陲史的重要部分。其国土包含中国现在的辽宁大部、吉林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当时人口约有3 00万。从西汉到北周,历代王朝都与之保持着友好关系,高句丽也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到了北齐时期,北齐皇帝封高句丽统治者为"高丽王",高句丽才将"句"字去掉,称"高丽"。可是自隋朝开始,一直到唐朝,自隋文帝开始,一直到唐高宗,中国封建鼎盛王朝几个英名垂史的皇帝就像着了迷一样,始终把攻打高句丽摆在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位置,并做为国家一项长远的战略方针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尽管多次遭遇失败,甚至可能导致国破家亡,可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们却始终没有放弃一个战略目标,发了疯似地攻打高句丽,历经四代,历时七十余年,先后出兵十余次,最后终于将这个王国消灭。

征高句丽之战,历来被史家们咒骂为“不恤民力,劳师远征”,甚至被骂为“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是隋唐封建贵族对弱小国家赤裸裸的侵犯!更多人认为这是“毫无必要的征讨”。

果真如此吗?

翻开隋唐史,征高句丽之战占据着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地位,自隋文帝开始,中国就将征讨高句丽做为国家的一项长远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执行,尽管多次面临失败,尽管可能导致国破家亡,可一代又一代的隋唐政治精英们始终没有放弃一个战略目标:消灭高句丽。

让我们先看看隋唐时代让全体中国人付出高昂代价的征高句丽之战吧!

公元589年,隋文帝在灭陈统一全国后,就将征高句丽做为一项战略任务提了出来,他在给高句丽的诏书中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

公元598年,高句丽王率骑兵万余进扰辽西,隋文帝即命汉王杨谅、上柱国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周罗喉为水军总管,率大军30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汉王杨谅率陆路隋军出山海关,时逢雨季,道路泥泞,粮草供应不上,军中疫病流行,虽勉强进至辽水,已无力战斗;水路隋军由周罗喉率领,自东莱出海,直趋平壤城,在海上遇大风,船多沉没。于是水陆两路被迫退还,死者十之八九。这时,高元害怕把事情闹大了,连忙派使者前来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文帝罢兵,待之如初。

隋炀帝杨广继位后,更是念念不忘高句丽之患,一直在寻找借口讨伐高句丽。大业七年,即公元611年,隋炀帝以以"高丽本为箕子(商纣王叔父)所封之地,今又不遵臣礼"为由,下诏征讨高丽,命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到涿郡集中。大业八年(612年)正月,全国应征的士卒全部到达涿郡。全军共计113.38万人,号称200万,统由炀帝亲自指挥。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相连长达千里,声势浩大,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三月,隋军进至辽水西岸展开。高句丽兵依辽水据守,数日后隋军浮桥接成,依次渡河,歼灭东岸的高句丽军万余人,乘胜进围辽东城,辽东城久攻不下。六月,隋炀帝亲至辽东城督诸军攻城,同时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九军共 30.5万人,越过高句丽诸城,向鸭绿水挺进,与水军配合攻打平壤。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采取诱敌深入的计策,边打边退,引诱隋军,致隋军疲于奔命,宇文述见将士疲惫已极,且军中粮尽,平壤城又坚固难拔,遂被迫还师。高句丽军乘其后撤,从四面抄击隋军。宇文述等且战且退,至萨水被高句丽军半渡击之,诸军皆溃,退至辽东城时仅余2700人。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水军经海道入大同江,在距平壤60里处击败高句丽军,乘胜以精甲4万攻城,遇伏大败,还者不过数千人。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以惨败告终,数十万隋军将士的生命葬送在辽河以东,高句丽得胜后,将数万中国士兵的尸体筑成“京观”,用恐怖的手段来威吓中国人。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不甘心第一次征高句丽的失败,从洛阳出发,再次御驾亲征高句丽。但是负责督运粮草的杨玄感见"百姓苦役,天下思乱",趁机在黎阳起兵反隋,全力攻打洛阳,严重威胁了隋王朝的腹地长安。由于后院起火,隋炀帝被迫撤军,高句丽乘势追击,隋军伤亡惨重。隋炀帝第二次攻打高丽失败。

大业十年(614年),隋炀帝不顾国内危机四伏,再次亲征高句丽。此次隋军获得胜利,在平壤附近,隋朝的水军打败了高句丽军队。高丽王高元大为恐惧,谴使请降。炀帝见国内

农民起义烽烟四起,无心再战,班师回朝。隋炀帝第三次攻打高丽宣告结束。

隋炀帝狂征高句丽给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广征丁夫,糜费巨大,加上修运河等工程,严重耽误农事,造成大量壮丁死亡,以致出现“男丁不足,役使妇人”的可怕局面,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山东有一个自称“知世郎”的王薄,利用人民反战的情绪,作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鼓动百姓起事造反,天下大乱。

隋实际上间接亡于征高句丽之役。

唐朝的天下是由太宗世民打下来的,作为一代明君,深知隋亡的原因。太宗继位后,接受隋灭的教训,行事处处小心谨慎,终生未犯大错,天下出现少有的治平景象。可唯独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英明的唐太宗却和暴君杨广如出一辙。贞观十九年(645年),太宗以高句丽欺新罗为由,诏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太子詹事、左卫率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六军从洛阳出发,御驾亲征高句丽。唐军渡辽水,在初胜后,却在安市城碰到顽强阻击。由于守军殊死抵抗,使唐军至九月仍未攻克。时近深秋,草枯水冻,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被迫班师,数万将士殒命沙场。

但唐太宗并不因此次失败放弃征服高句丽的目标,他多次训命边关进扰高句丽。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接受大臣建议,派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300 0人与营州都督兵一起从陆路方面对高句丽进行小范围的不间断攻扰,"使其民不得耕种"。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太宗看到高句丽"困弊",准备明年发大军三十万一举消灭高句丽,命四川等地伐木造船,以备征高句丽之用,结果造成山民暴乱,最后动用了数万大军,费了几个月才将起义镇压下去。但是由于到了第二年唐太宗病死,征讨高句丽的战事暂时停止。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更是将最后消灭高句丽提上了日程。高宗虽然没有太宗的雄才大略,却是逢上历史的最好机遇。

永徽六年(655年),高句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犯新罗北部。新罗求救于唐朝,唐高宗派遣程名振、苏定方等发兵攻打高丽,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

乾封元年(666年),高句丽内乱,泉盖苏文死后,世子男生代为莫离支(相当于丞相),但为二弟男建所逼,降于唐。唐高宗借此机会,以李绩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统帅诸军,分道合击高句丽。公元668年春夏,各路唐军推进至鸭绿栅,高句丽各城守军或逃或降。唐军进至平壤城下,九月十二日,高句丽僧信诚打开城门,唐军冲进城中,俘男建,高句丽亡国。唐朝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

总章二年(669年),高句丽民众起兵反唐,唐高宗派兵镇压了反叛以后,下令把38200户高丽人迁到国内,只留下一些贫弱者守安东。

咸亨元年(670年),高句丽酋长立安舜为主,起兵反唐。唐高宗派高侃率兵前去征讨镇压,安舜逃跑。此后,高侃等不断用兵高句丽,高句丽、百济灭亡,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归安东都护府管辖。

2、读遍这些历史,我总在想一个问题:在六七世纪的东亚政治格局上,相比中国来说,高句丽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小国,它却为何让隋唐的皇帝们如此牵肠挂肚,动员中华之物力,非欲除之而后快?难道隋唐的君主们真的只会欺软怕硬,专打弱小国家?按照很多人的描述,征高句丽只是封建君主们“私欲”膨胀的结果,是对弱小国家的欺侮,如果是这样,有几点是解释不清的:

一是为什么自隋以来,连续几个政治观点、思想作风、行为方式都有很大区别的中国皇帝独独在高句丽一事上观点认同?隋代以前,中国已经历了三百年的分裂动乱,国家刚刚重新统一,中华民族处在伟大复兴的关健时刻。而在这个时候,隋唐君主们都将高句丽做为国家的重大威胁提了出来,前仆后继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征讨,这不值得让人深思吗?风流倜傥、才学过人的隋炀帝任性好斗,为征高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史书上的唐太宗充满理智与自信,满口“君舟民水”,却也不惜冒“水覆”之险亲征高句丽。唐高宗呢,一直是文弱书生,却在征高句丽一事上,象个斗劲十足的公鸡,发誓一定要完成“父志”。

二是征高句丽是不是象一些人描述的那样是欺软怕硬,欺负弱小国家?纵观六七世纪的东亚,象高句丽这样的“弱小”国家并不止一个,朝鲜半岛上还有新罗、百济,东北后有渤海,南有南诏,至于北方和西面诸国,就更多了。可为何隋唐的君主独独盯着高句丽不放,一定要将其置于死地?有人说,高丽和中国接壤,其实不然,新罗统一半岛后,唐朝并未对其采取什么大的军事行动,终唐之世,相安无事。

三是征高句丽之役是不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毫无意义”,是完全多余的,中国最终也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不错,表面上看是得不偿失的。征灭高句丽让六七世纪的中国付出了

巨大的代价,无数年轻的生命葬送在沙场,间接死亡的人就更多。灭高句丽后不过十余年,唐军又不得不从朝鲜半岛撤军,领土多让于新罗。征高句丽的实际效果表面上是看不出的。

3 、上面三个疑问,归结到最终一个问题,高句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隋唐君主不倦征伐的根本原因到底在哪里?遗憾的是,大多数史书对于征伐的原因都是从表面上一带而过的,无非就是“不顺天命”、“不臣之礼”等等表面的冠冕之词,没有涉及征伐的深层次原因。但是唐太宗的一席话令人深思,贞观十九年,在出征前,太宗谓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后嗣因士马盛强,谋臣导以征讨,丧乱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忧也。”好一个“不遗后世忧也”!太宗这句话勘称经典,道出了征伐高句丽最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史书虽对征高句丽一事起因记载不详,但观察秋毫,主要原因在于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已发展成为东亚一个强大的地区性王国,对中华的复兴构成了最直接最危险的威胁。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对于隋唐,犹如前三世纪迦太基对于罗马,十七世纪满清对于明朝,十九世纪日本对于中国,二虎不可兼存,隋唐要想兴盛,必除高句丽不可。

一、六七世纪的高句丽决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强国,而是已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已具备与中国争夺东亚霸权的潜力。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句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季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一地级市大,人口也少得可怜。与其说是建国,不如说还只是一个部落领地。可是高句丽的领导人和其它民族不同,善于经营,长远筹划,能够立足根据地,稳扎稳打,逐步扩大地盘。对于中原王朝,采取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策略,如果中国出现内乱,则乘机侵占土地,增强实力。经过500年的不懈努力,至六世纪,高句丽王国经于占领了汉代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土地,隔辽河与中国相望,并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大大增加。高句丽和唐太宗作战时,一次能调动军队十五万,可见其已不是一般的国家,加上六世纪东北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耕作,分析其人口应在500万左右,常备军应在50万人左右。六世纪,高句丽已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中国的复兴。

二、高句丽的国家结构兼有农耕和游牧两个国家形式,组织严密,国家军事潜力大,兵民不分,战斗力强。根据分析,高句丽主体上应是农耕民族,高句丽人依山筑城,垦田游猎,以农耕为主。但其又带有很强的游牧民族特点,秋冬之季是其狩猎季节,加上不断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游牧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样,高句丽在军事上,对农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骑射都能吸收其优点,为其国家军力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在隋唐征讨战争中高丽军队进能远攻,退能守城的原因所在。相比较突厥

这样纯粹“马背上的国家”,高句丽国家组织稳定,有正常的经济基础,军事潜在威胁也就更大。有了这样强大的国家军事组织,高句丽也就具备了与中原政权相对抗的实力。

三、在意识形态上,高句丽保持着部落的纯朴民风,并未完全接受儒家文化。大家切莫将高丽和后来的朝鲜王国并论。朝鲜王国是一个典型的儒家文化古国,而高句丽则不是。史载“高句丽礼灵星及日、箕子(中国商王室成员,商朝灭亡后逃至朝鲜半岛建国)、可汗等神。国左有大穴曰神隧,每十月,王皆自祭。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局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可见,高句丽的民风是原始淳朴的,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别,虽也有中华血统,但又混合了西北少数民族的血统与彪撼。儒家文化讲究仁义,接受儒化的国家侵略性和危险性就会减退(除日本变异的儒学外),但高句丽则没有,因为中国商王朝时儒学尚未形成,故高句丽虽奉中国的商王室箕子为祖先神之一,却不认同儒家文化,反而受西北异族文化影响较深,由于文化上的不相认同,高句丽对中国的威胁也就更大。

四、六七世纪的亚洲国家关系上,高句丽的结盟和征伐已对中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六世纪,高句丽已在东北亚兴起,周围各国纷纷臣服,回纥等善战的游牧民族都已为其所用,就连强大的突厥汗国也已和高句丽结盟,不断侵扰中国的北部边境,相对于国家发展仅是雏形,极不稳定的突厥,高句丽是起主导作用,威胁更大。在朝鲜半鸟上,百济已成为高句丽的盟友,而另一个国家新罗则面临着高句丽、百济和日本三方的威胁,国家时刻都在生死存亡中。这时,高句丽的战略目标是:在朝鲜半岛,制定先消灭新罗,最后消灭百济,统一半岛的计划,不断加强对新罗的攻势,这是高句丽首要的战略计划。在北方,进一步巩固东北亚的根据地,慑服各族,对突厥采取结盟利用战略,分化突厥和中原王朝的关系,挑起战争,以收渔利。对中国,首先积极备战,第二采取表面上绥靖政策,不断进贡予以麻痹,第三挑动中国河北一带的地方势力和军阀们对抗中央(如北齐贵族等),破坏中国的统一,第四不断小股部队侵扰,削弱中国边防。

相对于高句丽来说,早已儒化的新罗国危险性较小,新罗一直也和中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这一点,隋唐君主们都是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唐太宗听说新罗被高句丽围攻告急时,下定决心要干涉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隋唐时代对高句丽大加讨伐的真正原因。这只能归纳为一句话:没有征高句丽战争,就不会有中华隋唐的兴盛。隋唐时代百万中华将士的鲜血不会白流。

现在大家都知道强大的罗马帝国是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殊不知在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兴起时,在地中海对岸北非境内,还有一个和罗马同时兴起的王国:迦太基,这个国家同样兴盛强大。面对同时兴起的两个国家,地中海只要一个,虽然残酷但却是现实,于是,按优胜劣汰的原则,罗马和迦太基展开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三次布匿战争。有好几次,迦太基的军队都打到罗马城下,但罗马上下同心,同仇敌忾,最终战胜了迦太基,将迦太基城夷为平地。每当读起这段历史时,我就会想起隋炀帝浩浩荡荡的征高句丽之战,这位才华横溢但冲动不已的君王,面对横尸遍野,天下沸腾,万人骂名,在辽河边恐怕也感慨无人知已了。

一将成功万骨枯,那一国成功呢?恐怕也是万国枯吧?高句丽国的崩溃铸就了隋唐的辉煌。同样,大英帝国的兴盛不也是征讨的结果吗?没有满清四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日本也不会有战胜西方列强称雄亚洲的资本。美国的强盛呢,其中自然也少不了掠夺和奴役。整个一部大国的强盛史,就是一部血淋淋的杀戮史。这很残忍,但只有强者才能得到尊重,要想得到尊重,必须遵循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法则。

隋炀帝为何三征高丽

浅析隋炀帝为何三征高句丽以及影响众所周知隋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里隋朝创建了三省六部制改变了秦汉以及东晋南北朝的三公九卿制度。在选拔人才上创立进士制度进而打破了从汉以后九品中正制形成的门阀垄断,而开创大运河更是亘古至今的伟业。然隋朝的灭亡则起源于一场战争:高句丽之战 为何要进行高句丽之战根据一些部分书籍和一些评论文章的说法有了一下几种。一、隋朝时期的高句丽已经不再是一个游牧民族,而是成长为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具有完整的军事与政治制度,对隋朝的边镇幽州产生巨大的威胁力量①。二、高句丽随着自身力量的增加开始征伐四方吸收了回纥的善战民族更与强大的突厥汗国建立军事联盟。不断地侵扰隋朝北部边防,相对于国家制度发展不全,内部存在极不稳定因素的突厥,使得高句丽起主导作用对隋朝的威胁更大②。三、隋炀帝时期喜欢征战四方,开拓疆土早已将高句丽看成隋朝的一部分再加上高句丽对隋朝有所不敬故称为征伐高句丽理由对此发动举国之战③。 但是隋书这本正史对这场战争的原因却记载不详,为何发动这场倾国之战,且当时高句丽不过拥有辽东大部和朝鲜半岛一半的地盘能够动用的军队力量不过十几万人。隋炀帝只需派二十万军队加上几员大将即可平定。但是其为何要御驾亲征,倾百万军队征发三百万民夫借用京杭大运河调天下兵器粮食为战争准备。甚至因此不惜民夫死伤,但为何打仗时却是皇帝制定作战计划,将军队进行规定作战在死

伤惨重瘟疫爆发时不下令撤退,第一次战争失败后没过几月有再次发动甚至根本不是为了赢得目的去打仗。这绝不是隋炀帝的军事无能如果无能杨广不可能成功灭陈,也不可能是粮草问题,因为早在高句丽之战的前两年就已经开始沿运河两道建立粮仓用来备战。但为何如此我有了如下观点:高句丽之战是隋炀帝对关陇门阀和六镇胡人④的阴谋,为什么这样说呢?这要从隋朝的建设说起,隋朝处在特殊的变革时代,自永嘉之乱以来,南朝北朝更迭纷纷,终无一朝善始寿终,原以为魏能长久,但仅百年又被周齐所代,昔日孝文帝也思改革,却误入歧途,以致门阀之风再起,宇文泰建关陇门阀,得以最终立国。可它还是毁于门阀之手,天下毒瘤,莫过于门阀,门阀之毒又莫过于关陇,导致数百年的天下分裂,无数短暂的朝代更迭,形成胡强汉弱的社会格局⑤,一江南北的敌视对立,与朝廷鼎足的门阀世家,根深蒂固的九品中正,与皇权比肩的关陇权贵,虎视眈眈的突厥强胡,此起彼伏的边患动乱等等。虽然隋文帝借助关陇门阀登上皇位,加上几年的征战统一了天下。也正是因为借助关陇门阀统一天下,但杨坚与杨广父子二人深知关陇门阀的危害,为了在短时间的消除关陇门阀对朝廷的影响隋炀帝采取迁都洛阳之策,既防范河北地区的六镇势力而且打压了部分关陇门阀的官员,官吏体制上进行改革⑥扶持南方和河北地区的士族,建立江都营造南方,为了使得以后的南方能够敌过北方从而开创了京杭大运河。但是关陇门阀手中掌握的府兵却是对国家的致命威胁,然高句丽之战为隋炀帝找到了合适的理由来消弱这些府兵⑦。早在高句丽之战之前隋炀帝已经开始向江都转移国库兵粮,而在

高句丽历史概述

高句丽历史概述 高句丽,建国于公元前37年,灭亡于公元668年.中经二十八代王,历时705年,与我国中原地区的西汉、东汉、魏(三国)、西晋、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北朝的前燕、前秦、后燕、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及隋、唐诸王朝同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在我国古代历史上众多的地方民族政权中,可谓存续时间最久者。 高句丽,本来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但由于在其势力扩张的历史演变中,疆域延伸到了朝鲜半岛,进而成为朝鲜半岛历史上三国鼎立(新罗、百济、高句丽)时代的重要角色,从而在阐述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地方的历史发展时必然要涉及到高句丽的历史,使高句丽研究倍受中、朝、韩及俄、日等国学术界的关注。现将有关高句丽的基本情况简介如下: 高句丽的名称与族源 高句丽,又称高丽。其名称的由来及含义,迄今尚无定论,有说系“山高水丽”者,有说系“高大黑马”者,也有说是“高城”、“铜马”者,莫衷一是。 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早在高句丽立国之前,汉“武帝灭朝鲜,以高句丽为县,使属玄菟”;“至(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丽”。这里所说的高句丽、句丽在今辽宁新宾一带,曾是汉代玄菟郡的属地,该地的早期居民貊人也被称做高句丽人。 另据《汉书?地理志》载“玄菟、乐浪,(汉)武帝时置,皆朝鲜、涉貊、句丽蛮夷”,此处朝鲜与句丽并称,说明古朝鲜与高句丽当时是两个不同的部族群体。《后汉书?高句丽传》也指出,高句丽南与朝鲜相接。说明高句丽当时并不领有古朝鲜,古朝鲜也不包括高句丽。 高句丽的族源应是秽貊族系。高句丽是秽貊族系的一支。高句丽的王族,出自夫余,夫余是秽貊族系的另一个分支。故史书称高句丽是“夫余别种”。夫余活动在今吉林、长春及其周围地区,高句丽则主要分布在今浑江流域。高句丽国的主体民族应是吉长地区的涉貊族系(夫余)和浑江的涉貊族系(高句丽)的后裔。 高句丽建国 高句丽的始祖是朱蒙。朱蒙,即东明,又称朱明、邹牟。朱蒙原是夫余王的儿子,母亲为夫余王的侍婢,属于庶出。朱蒙自幼善射,百发百中,又智勇多谋,因而遭到嫡长子等人的妒忌。为躲避谋害,22岁的朱蒙于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从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夫余国率人南逃至卒本川,(今辽宁桓仁境内),建国称王,史称卒本夫余。因卒本川一带系西汉王朝所设玄菟郡管辖下的高句丽县属地,县内居民主要为高句丽人,故后定国名为高句丽。 朱蒙立国后,公元前32年,首先以武力灭掉在今长白山东南部的荇人国,接着又溯浑江而上,统一了沸流部,即涓奴部。朱蒙所居之地卒本川,则为高句丽后来的五部之首桂娄部。公元前28年,朱蒙又向东发展,灭掉北沃沮,在其地建立城邑,纳入高句丽势力范围。至此,高句丽政权初具规模,高句丽的历史亦从此开始。 高句丽的都城 高句丽的都城共有五处,三处在今中国境内,两处在今朝鲜境内。 1.纥升骨城 朱蒙自夫余避祸南逃,于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在卒本川建国称王。公元前34年,筑纥升骨城,以为王都。此为高句丽的第一个都城。纥升骨城,学术界大都认为系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的五女山城。高句丽在此定都计40年。 2.国内城

高句丽民族服饰研究

高句丽民族服饰研究 摘要:高句丽是汉唐时期建立于我国东北部及西北朝鲜地区的一个地方民族政权。高句丽历史研究在东北地方史、民族史、汉魏六朝、隋唐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高句丽服饰研究是高句丽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全面认识高句丽人的生产、生活,乃至社会发展。20世纪以来,有关高句丽服饰研究成果日益丰富,中外学者相关论著多达百余篇。本文将展开对于高句丽民族服饰的研究。 关键词:高句丽民族服饰研究 一、服饰的形制类别 从过往的文献中的记载来看,高句丽的民族服饰种类是非常繁多的。被记录的服饰中就已经有很多是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的,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未被记载的史迹以及其中对于高句丽民族服饰的描述还有更多。现今人们对于高句丽服饰的了解与分析主要来源于高句丽古墓壁画的发现。从当下考古学家及相关学着了解到的信息来看,高句丽民族服饰从形制类别上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四种:头衣、体衣、足衣及饰物。 1.头衣 头衣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帽子、头巾以及戴在头上的相关衣物。高句丽的头衣种类很多,见于文献记载的几种常见类型为帻、折风、冠、巾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社会,对于不同等级、阶层的人所佩戴的头衣是有不同规定的。梁元帝《职贡图》有云:“贵者冠帻而无后,以金银为鹿耳,加之帻上;贱者冠折风,穿耳以金环。”[1] 古时佩戴冠巾的通常都是贵族阶层,但戴冠的同时需要留出全发,帻就是用来罩在头上束发的头巾。折风是用于防止冠物脱落的一种高句丽时代特有的头衣,折风的使用贯穿与高句丽的整个历史以及不同的统治地域,是当时最为普遍也最为常用的一种头衣。文献中对于高句丽冠的描述的文字最早出于《周书·高丽传》:“其冠曰骨苏,多以紫罗为之,杂以金银为饰;其有官品者,又插二鸟羽于其上,以显异之。”[2]从这段文献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当时冠的基本特点以及佩戴方式。巾也是高句丽时期头衣的常见类型,巾为黑色,多为男子佩戴,从很多高句丽时期的古墓壁画中都能够看到当时的狩猎者会佩戴这种黑色的头巾。 2. 体衣 高句丽时期的体衣种类也很多,但总体而言可以大致归为两类:着于上身的通常被称为衣,着于下身的则被称为裳。体衣中的衣常见类别有襦、半臂、袍等,裳则大致分为裤、裙等。襦是当时十分常见的一种短衣,长度通常到达臀部,但从很多古墓壁画中我们看到贵族妇女所着的襦通常会更长一些,一般会到达大腿处。半臂是当时为妇女所穿着的一种短袖襦,在当时并不太常见,倒是到了汉代半臂才更为普及,为很多妇女的普通穿服。袍一般是指有棉絮的内衣,通常是穿在里面的衣服,在高句丽时期只有女子才会着袍,并且通常都是长袍。袍的特征也非常明显,大部分都是交领,长度能够到达小腿处。高句丽时期人们着的裤多为穷裤,所谓穷裤就是一种有前后裆的裤子,这种裤子在当时男女都会穿着。值得注意的是裤子的宽窄程度通常象征着穿着者身份的高低,贵族所着穷裤裤腿会更为宽大,侍者贱民等的裤腿则要窄的多。裙是高句丽女子的一种传统服饰,通常男子是不会穿。在当时裙的款式主要有两种:一种衬于长袍之下,能够看到的只剩下裙下摆,另一种则为与襦搭配的裙,这种裙长通常只到胯部。 3.足衣

高句丽五部研究(一)

高句丽五部研究(一) 【摘要】中、朝史书对高句丽五部的名称记载不同,但可以发现两种史料间的对应关系。高句丽五部以夫余人为主,融合了秽貊及部分汉族。各部的部长都不止一人,且地位不是平等的。在高句丽建国之初,五部的部长拥有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力,既是领主,也是中央官。随着对外扩张中高句丽国家机构的完善,五部的部长渐演变为地方官,形成五耨萨制,各方面权力受到制约。五部也不再强调部族的意义,而是成为行政区划概念。 【关键词】高句丽;五部;秽;貊 AStudyoftheFiveBusofGaoGouli Abstract:ThereliesdifferentbetweentheChineseandKoreanhistorybookonthenameoftheFiveBusof GaoGouli.Butwecandiscovertheonetoonerelationshipbetweentheretwohistoricalmaterials.Fuyup eoplewhichintegratewithHuimoandsomeHansarethemainpartoftheFiveBusofGaoGouli.Theheadso ftheseFiveBusaremorethanonepersonwhosestatusareunequal.AttheearlyperiodofthefoundingofG aoGouli,theministerswhoarebothlairdandofficialsofthecentralgovernmenthadpowerssuchasadmi nistration,military,judiciary.WiththeimprovementofthestateinstitutionsofGaoGouliinthecourseofe xternalexpansion,theheadsevolvedintothelocalofficials.TheFiveRusaswasformed,thepowerswerea lsorestrained.FiveBusbecomeaconceptofadministrationaldivisionsinsteadoflayingemphasisonthesi gnificanceoftribes. Keywords:GaoGouliFiveBusHuiMo 高句丽以五部为基础建立自己民族的政权,随着政权性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五部进而与中原五方土观念相结合,形成“五褥萨”制。后来渤海、辽、金实行的五京制,当出于对此制度的仿效与继承。 (一) 最早记载高句丽五部的中国史书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本有五族,有涓(《后汉书·东夷传》作消)奴部、绝奴部、顺(《南史·高句丽传》作慎)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史略》、《东国通鉴》等书中,除有一次出现消奴部的名称以外,竟无一提及,当是存在着译音用字上的不同。《通典》谓五部“皆贵人之族”,故高句丽五部当在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国相有椽那部的明临答夫、沸流部的阴友、贯那部的弥儒、桓那部的于支留,可见,椽那部、贯那部、沸流部、桓那部都应在高句丽的五部之内。朱蒙自夫余迁至卒本川,“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沸流国王“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1],可见,沸流国王松让原是沸流水一带的统治者,在朱蒙迁徙至此地后降于朱蒙,其部改称多勿,琉璃明王“纳多勿侯松让之女为妃”,可以证明这一点。多勿部当即《三国志》中“本涓奴部为王”的涓奴部,随朱蒙自夫余迁徙来的部众居沸流水上,就是后来的沸流部,即《三国志》中取代涓奴部的桂娄部。《三国志》中还提到“绝奴部世与王婚”,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常与王室通婚的是椽那部,中川王后即椽氏,椽那部的明临笏睹曾尚公主,公元190年,于畀留、左可虑“缘以王后亲戚执国权柄”,后“与四椽那谋叛”,都可以证明椽那部即绝奴部。“灌”与“贯”音同,贯那部即是灌奴部,则桓那部即顺奴部。中国史书中所记五部即朝鲜史书中的多勿部、沸流部、椽那部、贯那部与桓那部。 据《三国史记》可知,五部的每一部都下辖数部。如前边提到的左可虑“与四椽那谋叛”,可证椽那部下分为四部。故国川王皇后于氏为“后提那部于素之女”,即指隶属于后部的提那部,后部即绝奴部,也就是椽那部,可知,椽那四部中有一部名字是提那。公元72年贯那部征藻那部、公元74年桓那部征朱那部,应都是将被征服者并入本部内,保持其部名不变,分别成为贯那部与桓那部的组成部分。 (二)

韩国、高句丽的由来与传说

高句丽的由来与传说 高句丽:并未远去的鼓角争鸣 在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奇异的故事: 一个不堪日照的女子,曾经拼命躲避阳光的照射,可她越是躲避,那缕直勾勾的阳光就越是不依不饶,最终她还是被阳光“逐而照之”,并因此有孕在身。几个月后,她产下一卵,刀砍而不破,直到有一天放在温暖的地方,才有一个男孩破壳而出。这个生来“骨表英奇”、后来被称为“朱蒙”的男孩就是高句丽的开国之王。 不知是出于历史的风云际会,还是出自外人的误解,抑或是源于诸多印象的叠加,“高句丽”这三个不搭界的字,已被后人定义成具有多重含义的历史解读。它既是这个王国的名字,又是这个王国中占主体地位的民族的名称,同时高姓还是这个王国国王的姓氏。如果先拆开分析再连续地理解这三个字,它又有“建筑于高山上的城堡(即山城)”之意。难道这就是这个处于长白山深处的王国及民族独有的生存方式和性格特征吗 由于这个民族几乎没有留下可以传承的信史,今天的我们只能从二十四史等史书中去寻找有关它的只言片语,可由于当时信息传播的滞缓,史官在述及这段历史时,往往带有极大的偏见和疏漏,以至于后人以讹传讹,想当然地把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与朝鲜半岛上的历史古国—高丽—混为一谈。 而实际上,高句丽兴起于公元前37年,彼时汉武大帝驱动金戈铁马荡平四夷不久;高句丽被灭是在公元668年,此时离不断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兴师问罪的贞观皇帝去世也仅有20年。由此不难发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两个帝王,先后为高句丽的兴、亡奠基,所以在这个王国的血液中就始终流淌着向中原王朝俯首称臣的基因,于是定期拜谒、纳贡也成了他们一项不成文的基本国策。 但这一切在公元668年那个料峭的寒冬戛然而止,来自中土大唐的名将薛仁贵、李绩统率大军,直捣平壤,将高句丽这个顽挺了700余年的王国从地理版图上一抹而掉。可谁也不曾想到,250年后,一个叫王建的三韩人在开京(今朝鲜开城)被部下“黄袍加身”,建立了一个名为“高丽”的政权,正是这个带有复兴“高句丽”意味的名号,引发了1300多年后东北亚地区两个国家绵延不断的历史争议。 ……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荣维木 2013-04-17 14:35:19 来源:《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 摘要:本文对近十年来国内抗日战争研究的状况进行了评述,主要包括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政治、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战时社会经济、战时中国外交和战争遗留问题等方面,并对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进展、学术前沿以及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抗日战争研究学术前沿述评 作者简介: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副主编。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仅有的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的民族解放战争。战争期间,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各个政治派别之间、在各个民族之间、在国内人民与海外同胞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表现出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比近代以来任何一次外敌入侵造成的损失都要惨重。另外,受到战争影响,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对比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在战争结束时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并且这种变化最后促成了中国近代历史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告结束。所有这些表明,抗日战争历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而它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对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一方面,由于中国显著加快了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作为促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民族复兴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右翼掀起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的恶浪,以及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声音出现,也促进了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和日本侵华历史研究的深入。本文就近十年来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前沿成果做如下评述。 一、日本侵华政策与侵华罪行 关于日本侵华研究,以往多注重实证方面的研究,而近年来开始有人做理论方面的探讨。针对有人认为日本存在军国主义而不存在法西斯主义,有学者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不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在日本兴起,而且它“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政治,更提出了一系列侵略理论,强化了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政策,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作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既有对传统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也有“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述,以及军部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所确认的指导思想,表现五花八门,极富于诡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与丰富性”。[1] 还有学者提出:“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有许多侵略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用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2] 这些研究,对于人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以及日

辽宁省高句丽时期遗址布局分布与地形关系研究

Open Journal of Nature Science 自然科学, 2016, 4(4), 428-435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16 in Hans. https://www.360docs.net/doc/628751494.html,/journal/ojns https://www.360docs.net/doc/628751494.html,/10.12677/ojns.2016.44052 文章引用: 孙诗航, 肖龙, 金石柱. 辽宁省高句丽时期遗址布局分布与地形关系研究[J]. 自然科学, 2016, 4(4): 428-435.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ribution and Terrain of Koguryo Period Site in Liaoning Province Shihang Sun, Long Xiao, Shizhu Jin *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Faculty of Science, Yanbian University, Yanji Jilin Received: Oct. 28th , 2016; accepted: Nov. 15th , 2016; published: Nov. 18th , 2016 Copyright ? 201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https://www.360docs.net/doc/628751494.html,/licenses/by/4.0/ Abstract The article refers Koguryo site to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Liaoning province to the research field. It collects 115 Koguryo sites by arranging history literature, viewing a set of heritage maps and di-vides 115 Koguryo sites into several catagories which are plain city, settlement site, tombs site, mountain city and other five types. It also analyzes different types of Koguryo sites in the aspects of elevation, slope, slope to in a simple way and finally overlaid analyzes all data in the method of space analysis. Here are the conclusions based on the site analysis: 1) in terms of elevation: eleva-tion ranging from 100 to 300 m is the best place to live in Koguryo, which distributes 68 settle-ments and accounts for 59.13% of the total settlement; 2) in terms of slope: there are 95 of the 115 sites as the main residential area in Koguryo within the gradient of 9?, accounting for 82.61% of the total site; 3) in direction: the ruins on the East, Southwest, Southeast, and West point distribu-tion are more concentrated, there are 73 sites, accounting for 63.48% of the total sites. Keywords Koguryo Relics, Spatial Distribution, Liaoning Province, Elevation, Slope, Slope Direction 辽宁省高句丽时期遗址布局分布 与地形关系研究 孙诗航,肖 龙,金石柱* Open Access * 通讯作者。

高句丽五部研究

【摘要】中、朝史书对高句丽五部的名称记载不同,但可以发现两种史料间的对应关系。高句丽五部以夫余人为主,融合了秽貊及部分汉族。各部的部长都不止一人,且地位不是平等的。在高句丽建国之初,五部的部长拥有行政、军事、司法等方面的权力,既是领主,也是中央官。随着对外扩张中高句丽国家机构的完善,五部的部长渐演变为地方官,形成五耨萨制,各方面权力受到制约。五部也不再强调部族的意义,而是成为行政区划概念。 【关键词】高句丽;五部;秽;貊 astudyofthefivebusofgaogouli 高句丽以五部为基础建立自己民族的政权,随着政权性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五部进而与中原五方土观念相结合,形成“五褥萨”制。后来渤海、辽、金实行的五京制,当出于对此制度的仿效与继承。(一)最早记载高句丽五部的中国史书是《三国志·魏书·东夷传》:“本有五族,有涓(《后汉书·东夷传》作消)奴部、绝奴部、顺(《南史·高句丽传》作慎)奴部、灌奴部、桂娄部。本涓奴部为王,稍微弱,今桂娄部代之。”朝鲜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东国史略》、《东国通鉴》等书中,除有一次出现消奴部的名称以外,竟无一提及,当是存在着译音用字上的不同。《通典》谓五部“皆贵人之族”,故高句丽五部当在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高句丽国相有椽那部的明临答夫、沸流部的阴友、贯那部的弥儒、桓那部的於支留,可见,椽那部、贯那部、沸流部、桓那部都应在高句丽的五部之内。朱蒙自夫余迁至卒本川,“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沸流国王“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都,封松让为主”[1],可见,沸流国王松让原是沸流水一带的统治者,在朱蒙迁徙至此地后降于朱蒙,其部改称多勿,琉璃明王“纳多勿侯松让之女为妃”,可以证明这一点。多勿部当即《三国志》中“本涓奴部为王”的涓奴部,随朱蒙自夫余迁徙来的部众居沸流水上,就是后来的沸流部,即《三国志》中取代涓奴部的桂娄部。《三国志》中还提到“绝奴部世与王婚”,考之《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常与王室通婚的是椽那部,中川王后即椽氏,椽那部的明临笏睹曾尚公主,公元190年,于畀留、左可虑“缘以王后亲戚执国权柄”,后“与四椽那谋叛”,都可以证明椽那部即绝奴部。“灌”与“贯”音同,贯那部即是灌奴部,则桓那部即顺奴部。中国史书中所记五部即朝鲜史书中的多勿部、沸流部、椽那部、贯那部与桓那部。据《三国史记》可知,五部的每一部都下辖数部。如前边提到的左可虑“与四椽那谋叛”,可证椽那部下分为四部。故国川王皇后于氏为“后提那部于素之女”,即指隶属于后部的提那部,后部即绝奴部,也就是椽那部,可知,椽那四部中有一部名字是提那。公元72年贯那部征藻那部、公元74年桓那部征朱那部,应都是将被征服者并入本部内,保持其部名不变,分别成为贯那部与桓那部的组成部分。(二)五部构成后来高句丽民族的主干,从五部的由来中可以看出高句丽族的起源。沸流部的主体部分是随朱蒙迁徙的夫余人。朱蒙自夫余国出逃带走相当数量的民众,所以夫余王带素说他“诱我臣逃至此,欲完聚以成国家”。但沸流部成员也有一些是后来加入的,“朱蒙行至毛屯谷,遇三人,其一人着麻衣,一人着衲衣,一人着水藻衣。……俱至卒本川”[2],定居卒本川以后,“四方闻之,来附者众”[3]。夫余国内民族分两大系统:秽貊与夫余。《后汉书·东夷传》中说夫余国“本秽地”,《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说夫余:“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论衡》、《魏略》记载的夫余始祖东明自橐离国出逃的故事,皆可证明夫余国土著为秽貊,统治者为夫余人。据《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朝鲜史书,夫余王金蛙的七个儿子“常与朱蒙戏”,朱蒙属于统治者夫余人无疑。朱蒙与“乌伊、摩离、陕父等三人为友”,一起南迁。陕父在朱蒙之子琉璃明王时“去之南韩”。乌伊与摩离在公元14年“领兵二万西伐梁貊,灭其国,进兵袭取汉高句丽县”,此时距朱蒙南迁已51年,乌伊、摩离即使与朱蒙迁徙时仅20岁,至此也已70多岁了。高句丽前三位王中,朱蒙享年40岁,其子琉璃明王约56岁,大武神王最高寿,也只61岁。乌伊、摩离70多岁仍健在,并能领兵远征,是很令人怀疑的。此三人名字也不见于中国史书,《魏书·高句丽传》:“朱蒙乃与乌引、

隋唐时期统一高句丽收复辽东的战争

隋唐时期统一高句丽收复辽东的战争 隋唐时期统一高句丽收复辽东的战争 辽东或称辽左、辽海,泛指今辽河流域及其以东广大地区。自战国燕置辽东郡始,辽东地区一直处于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成为其领土重要组成部分。5世纪初,前汉末年兴起于浑江中下游一带的高句丽逐渐强大,趁中原王朝衰弱之机,逐渐占有辽东地区。在汉代郡县区域内发展起来的高句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和南北方的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上,接受中原王朝的封号,为其藩附;在经济上,向中原王朝纳贡。隋朝建立后,用兵东北,意在收复高句丽地方割据政权统治下的辽东。隋朝灭亡后,唐朝初年继续用兵辽东。这是隋唐统一全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是符合历史的发展趋势。然而,有些中外历史著作对隋唐收复辽东的行动多有非难,他们或因人废事,或因事非人,或抱有某种目的,借史地研究为其现实目的服务。为此,全面论述隋唐时期用兵辽东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隋文帝收复辽东 隋王朝建立后,文帝晋授隋句丽王汤为大将军,改封高

丽王,朝贡使节年年不断,继续保持着臣附关系。文帝开皇九年(598年),隋灭南朝的陈,在结束自三国以来分裂局面实现全国统一的进程中向前迈进了一步。实现全国的统一,结束近400年来的割据局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隋朝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收复被高句丽占据的辽东地区势 在必行。这种统一的趋势,高句丽王汤也有所认识。为了阻挡隋对全国的统一,在陈灭亡以后,高句丽也积极备战,“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①。对藩属隋朝的靺鞨、契丹等少数民族,加以“驱逼”、“固禁”,并以财货收买弩手,整修兵器,阻挡隋朝使者到东北地区行使使命,破坏东北与中原地区的正常往来,“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破坏生产。隋文帝警告高句丽王:不须“遣人密觇消息”,要“守藩臣之节,奉朝正之典,自化尔藩,勿忤他国”;并以陈朝的下场告诫高句丽说:“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衍,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②。高旬丽不但不听从文帝玺书劝告,反而变本加厉,主动向隋朝进攻。开皇十八年(598年)二月,高句丽王高元“帅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挑起了隋朝收复辽东讨伐高句丽的战争。 高句丽王高元进犯辽西,被营州总管韦冲击垮。文帝闻知此事大怒,派汉王谅、王世积为行军元帅,率水陆30万人讨伐高句丽。598年6月,隋师到达辽水,高句丽元“惶

高句丽是朝鲜还是中国

高句丽究竟是归属于古代中国还是古代朝鲜一直以来都是中朝之间争论的一个焦点。尽管韩国方面一直声称高句丽和古代朝鲜的王氏高丽有传承关系,事实上,由于长期缺乏系统的研究,中国史学界也是近年来才认识到这一严重的历史错误,并对其进行纠正。而且最初高句丽也是在中国境内,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地方行政组织。 高句丽是朝鲜还是中国 高句丽,史书中记作“高句骊”,简称“句丽”或“句骊”,是公元前1世纪至7世纪时期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代民族。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在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国,故称高句丽。 在过去的很长时期里,由于中国学术界对高句丽的历史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而将高句丽与三韩人王建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混淆,也正因此,使高句丽被不少中国学者误认为是韩国古代国家。 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者对高句丽历史研究的深入,中国史学界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历史判断错误。为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中国史学界已出版了大量有关高句丽的历史专著。如刘子敏先生的《高句丽历史研究》、耿铁华先生的《中国高句丽史》、马大正等先生的《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杨军先生的《高句丽民族与国家的形成和演变》等等。 在中国史学界,“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建立的王国,与位于现在韩半岛上的王氏高丽(建立于公元918年)是两个除了名称,在主体民族等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国家”的历史观点已成为共识。但是,韩国的学者对此持有异议。韩国历史学者多认为高句丽只属于本国历

史与中国无关,他们认为高句丽人创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明,曾建立了与古代中国平起平坐的大帝国。其代表著作有徐炳国所著的《高句丽帝国史》与申滢植所著的《高句丽史》。高句丽是现在哪个国家 最初的高句丽国家的统治中心在今天中国吉林省的集安与辽宁省的桓仁一带,与韩半岛的关系不大。 据日本学者田中俊明的统计,公元32年至666年的643年中,高句丽向中原历代王朝朝贡总计205次。其中,32~423年的391年时间里,朝贡仅有17次,平均23年才发生一次。而423~666年共朝贡188次,平均1.3年一次。(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高句丽的历史前期,其隶属于汉王朝的隶属性十分强,并不需要向中原王朝朝贡,在早期,其甚至不具备这样的资格。而在东汉末年以后,中原处于分裂中,此时高句丽政权已初具规模,但中原的混乱使其没有朝贡的具体对象而不需要经常性的朝贡。后期由于北魏这样的北方中原强大政权的建立,出于政治与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高句丽遂大大增加了朝贡的频率与次数。) 虽然高句丽内部政治组织在向国家演进,但在其步入国家之初,其性质却仍是中国地方行政组织。从南北朝至隋唐,中国历代王朝对高句丽的封号总是带有地方行政机构长官的性质,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前燕就已经封高句丽王为营州刺史。自此之后,历代高句丽王一直承袭着都督营州诸军事、都督营平二州诸军事、都督辽海诸军事等具有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自435年以后,历代高句丽王还经常带有领护东夷中郎将、领护东夷校尉的头衔,表明中原朝廷授予其代表中央政府管辖东北各少数民族的权力。这一切,都明显反映着高句丽政权作为中国中央王朝地方行政组织的特性。此时的高句丽绝不是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家。 随着高句丽国家的发展与成熟,高句丽作为中国的地方政权,独立性也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对高句丽政权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自6世纪末期开始,中央已不再授予高句丽王具有地方行政管辖权的官职,而是改授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等散官与勋官,这表明中国中央王朝对作为其地方政权的高句丽的独立倾向十分不满,已开始不再授予其管辖东北各地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这种矛盾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隋唐与高句丽的战争。 隋唐征高句丽,是中国中央政府对试图独立的地方政权的征讨,是古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战争。 韩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与高句丽之间长期混战,相互之间的疆域伸缩变化也比较大。唐王朝先后灭亡百济和高句丽,在百济故地设熊津等5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最终确立了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韩半岛的羁縻统治体系。

唐灭高句丽之战

唐灭高句丽之战 唐灭高句丽之战是7世纪, 发生在高句丽和唐与新罗联军之间的战争,历经唐太宗和唐高宗两位君主。由于唐与新罗联军的长年征战,加之高句丽内部发生纷争与长年饥荒,高句丽最终被唐与新罗的联军击败。 一.背景: 隋炀帝对高句丽的连年征战使得隋国力锐减,民心丧失,这是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618年,唐高祖建立唐朝后,就努力与高句丽荣留王修好,双方于622年交换战俘。624年,荣留王接受了唐的年号。唐高祖册封荣留王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与此同时,唐册封百济武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新罗真平王为乐浪郡王、新罗王。 626年,李世民随后继承皇位成为唐朝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在唐太宗在位的大多数时间里,唐与高句丽大致维持着友好的关系。唐太宗试图在朝鲜半岛的三个政权之中保持主导地位。626年,唐太宗登基不久就派朱子奢到朝鲜谴责朝鲜三国之间的相互争斗。631年,在得到高句丽荣留王的同意后,唐太宗派特使到高句丽重新安葬阵亡的隋兵。但唐太宗对于高句丽还是没有放弃征服策略。唐太宗李世民认为高句丽据有的“辽东”(当时的“辽东”的概念略同于汉朝四郡的范围,即中国东北辽河以东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部)[4] 为“旧中国之有”,而今“九瀛大定,唯此一隅”,决心将对高句丽的征伐作为中国统一战争的最后部分。 641年,唐太宗派陈大德出访高句丽。陈大德在高句丽访问期间,遇到了许多在高句丽安顿了下来原隋朝兵将。回到长安后,陈大德将这一情况禀告了唐太宗。唐太宗于是萌生攻打高句丽的想法,但又很快打消了这一念头,说是为免使山东人劳累。 642年,高句丽荣留王打算处死暴力而凶残的渊盖苏文。渊盖苏文闻讯后,设下陷阱邀请荣留王和他的大臣视察他的军队并设宴款待。在宴席上渊盖苏文杀死了荣留王的大臣,继而弑杀荣留王,并立其侄子高宝藏为王。渊盖苏文自封自己为“大莫离支”,控制高句丽军政大权进行摄政。唐朝得知这一消息后,亳州刺史裴庄曾建议攻打高句丽。但唐太宗却说他对荣留王的去世表示悲哀,但以乘国丧攻打高句丽并不合适。不过,643年唐太宗又开始考虑对高句丽动武,并想下令先让契丹和靺鞨偷袭高句丽。唐太宗的内兄长孙无忌对此表示反对,建议唐太宗先与高句丽假装为好,后趁其不备攻之。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册封高句丽宝藏王为辽东郡王、高句丽王,授予“上柱国”的称号。但背后,双方都明白最终不免一战。高句丽花费了巨大人工物力,在沿唐边境修筑了高丽长城,自夫余城(今吉林四平市以西)至渤海,长千余里,十六年修成。 643年,新罗善德女王传书说百济联合高句丽攻打新罗,并请求唐援助。唐太宗于是派相里玄奖到高句丽下令高句丽和百济停止攻打新罗。相里玄奖到达高句丽都城平壤时,渊盖苏文正在与新罗交战。得知相里玄奖的到来,渊盖苏

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

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 高句丽疆域沿革考辨 高句丽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它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而它的疆域的扩展自然也有一个变迁过程,因此,对高句丽疆域的沿革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对深入了解高句丽历史来说是颇为重要的。 一、高句丽五部疆域的形成 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在朱蒙建国前曾有过“句丽国”,这个“句丽国”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时就曾“居住过五个血缘集团(五族)”,而“随着他们进入阶级社会便被强大的涓那部统一,编成为五个地方行政单位(五部)”,“高句丽是继承句丽的国家”,因此所谓“句丽国”的领域也就在初期高句丽的领域范围之内,“其地区相当于以现在浑江流域为中心,包括鸭绿江中游、太子河上游、浑河上游、伊通河流域的今日中国辽宁省桓仁县、新宾县、清源县和吉林省柳河县、通化县、集安县、临江县以及我国(指朝鲜)的慈江道一带”。1笔者认为,所谓“句丽”应是“高句丽”的简称,将其说成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不同的政权乃是毫无根据的。至于将“五族”与“五部”看成是不同的两个概念,乃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更不值一驳。需要认真讨论的是关于“五部(族)”领域形成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前述高句丽五部的范围既不是朱蒙建国前的高句丽民族的分布区,也

不是朱蒙建国初期的疆域范围。实际上,高句丽五部领域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关于这一点,学界尚未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关于“五部(族)”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和《三国志》的《东夷传》,彼时五部业已形成,范晔和陈寿所云“五部(族)”是既成事实的情况,对其变迁情况只是提到了原本涓(消)奴部为“王”、为“国主”、后来由桂娄部取而代之一事。显然,上述二史的相关记载是颇为模糊的。正因如此,所以使学界在理解问题时歧义频出。对此,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所提供的某些史料,可以帮助我们从微观的角度去探求五部形成的奥秘。金富轼《高句丽本纪》(下简称《丽纪》)云:“(朱蒙与三贤)俱至卒本川(《魏书》云至纥升骨城),观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欲都焉,而未遑作宫室,但结庐于沸流水上居之,国号高句丽……四方闻之,来附者众。其地连??部落,恐侵盗为害,遂攘斥之,??畏服,不敢犯焉。王见沸流水中菜叶逐流下,知有人在上流,因以猎往寻,至沸流国,其国王松让……曰:‘我累世为王,地小不足容两主,君立都日浅,为我附庸可乎?’……二年(公元前36年)夏六月,松让以国来降,以其地为多勿部,封松让为主。”《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下简称《济纪》)又云:“(朱蒙)自北扶馀逃难,到卒本扶馀。扶馀王无子,只有三女子。见朱蒙,知非常人,以第二女妻之。未几,扶馀王薨,朱蒙嗣位。”

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亲缘关系

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亲缘关系 摘要:高句丽族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我东北鸭绿江流域,公元前37年建国,公元312年势力抵达今天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公元668年灭亡。本文主要从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历史沿革,高句丽的族源,高句丽政权的建立及与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高句丽灭亡后高句丽的流向,四个方面来论证高句丽族是我国东北古老的少数民族,其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地方政权。 关键词:高句丽,高句丽族源,高句丽政权,高句丽族人的流向 (一) 在高句丽政权的归属方面,大体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有人认为高句丽政权是中古代的一个地方政权,一是有人认为高句丽是朝鲜的一个地方政权。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是目前研究高句丽问题经常遇到的问题,不同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但是,在研究高句丽的有关民族问题时,首先应该明确在高句丽政权建立之前我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某些历史地理情况。其具体内容如下: 1.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 自有文字时起,东北作为一个地区就已载入典籍。最早把东北载入典籍,当推《尚书·禹贡》,把远古中国划分″九州″,其中″冀州″,已涵盖今辽宁省西部地区;″青州″则把今辽宁南部主要是辽东半岛置于州的辖境之内。相传″九州″为禹治水后所设,而舜又析″九州″为″十二州″,其中分冀州″东北″为幽州,即辽宁北镇以西地区简称辽西;分青州″东北″为营州,即今北镇以东地区称辽东。辽西东之分,大抵以今辽河为限隔。除《禹贡》,还有《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及《吕氏春秋·有始览》等书,都做了相类似的记载。其实,所谓″九州″、″十二州″之设,反映了当时春秋战国之际或稍晚人们的地理概念。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在人们的地理概念中,已把今辽宁省境分别概括在冀州、青州、幽州、营州的辖境之内。 据《史记·五帝本记》载:早在舜时,北方朝贡的民族有″山戎、北发、息慎″。息慎即肃慎,在尧舜时代就居住在白山黑水之间。所以,周继承了尧舜时的遗产,称:″隶慎、燕、毫,吾北土也。″周时,肃慎继续朝贡,孔子曾亲眼见过其贡品――楛矢石砮,并为陈国惠公做了鉴定。《山海经·大荒北经》也有关于肃慎的记载″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即今长白山,肃慎族居于长白山地区又得到了确证。以上所证,已超出冀州等四州的地理概念,把它扩展至白山黑水即相当今之吉林、黑龙江两省之境。此时,因无明确的行政区划,仍以方位″东北″代称本地区,同时,又把民族作为地区的代名称。 东北正式有了本区域名称,是到了战国时期,与燕国在此设郡联系在一起。燕国处北方,经常遭到强敌东胡的内侵。昭王时,始筑长城,几乎把现今辽宁省全境括在长城以内,设郡以辖其地。据《史记·匈奴传》载记甚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辽西与辽东两郡及右北平郡的部分均在今辽宁省境。襄平即今辽宁省辽阳市,就是当时辽东郡的首府。这是有史以来,首次在辽宁也是在东北地区建制设郡。自此,辽即成了今辽宁地区的代名称,历代相沿不变。有时也把辽泛指为东北地区,但它真正含义,还是限指辽宁地区。秦结束了战国长期纷争的局面,第一次实现了大统一。为防御匈奴,集燕、赵长城之大成,将各段长城连为一体,如《史记·蒙恬传》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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