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文化与翻译

全球化、文化与翻译朱耀先
“全球化”是近几年来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尽管目前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仍然众说纷纭，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定义。

解构哲学家J·希利斯·米勒认为，“全球化既是己经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许到完成还非常遥远。

我们大家一直都在全球化，今天人们都感到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一个双曲线阶段。

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可以确证它是一个独特的决定因素”。

有全球化研究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过程，而且此过程至少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时间算起。

此外，还有的全球化研究者认为，从时间上分析，全球化的上限可追溯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中限应以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为界，下限当以20世纪60—70年代又一轮高科技革命后新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出现为标志。

就语言学层面而言，全球化应以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的诞生为标志。

不管怎么说，全球化都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重要态势，其覆盖面之广、渗透性之强、影响力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这种发展迅猛的态势已经给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

它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藩篱，把世界各个角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各国的经济技术联系更加密切、政治接触更加频繁、文化交融更加增强。

因此，可以说，全球化作为一个席卷世界的浪潮，已经波及到并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文化全球化（cultural globalization）是指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的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

当然，文化全球化也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信息化在文化层面上的集中反映和体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不过，在当前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中，全球化问题牵动着中国学术界的神经，人们需要提防文化全球化中的陷阱，警惕两种趋势：一是以文化全球化来取代文化多元化、民族化、本土化，也即推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主张用西方文化统治全球，其实质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

这样只能导致民族文化的丧失和缺席。

文化的多元化首先是由文化的民族性决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是由具体民族所创造的，体现着民族的生命本质和特点。

离开文化的民族性，也就没有文化的多元化。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认为，“随着愈来愈互相依赖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语言和文化特点的复兴即将来临。

简而言之，瑞典人会更瑞典化，中国人会更中国化，而法国人也会更法国化。

”二是过分强调文化的民族化、本土化，也就是坚持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主张要维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彻底否认文化全球化，一味排斥外来文化的影响。

这种倾向很容易滋长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其结果必然导致对外文化学术交流的停滞，甚至倒退。

民族文化如果止于“近亲繁殖”，必然走向衰微；封闭与阻塞只能导致民族文化的贫乏化和枯萎。

面对文化全球化大潮的冲击，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全球化决不是要削弱和消解各民族文化，更不是让一方现代文化称霸于世，而是建立在文化多元化基础上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沟通、融合、互补。

文化全球化的目的是“让世界成为一座百花园”，使世界各民族先进文化万芳竞秀、彼此借鉴、繁荣昌盛。

随着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广泛交流，“地球村”、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此背景下，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其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彰显。

人类自有文化就有交流，文化交流离不开翻译。

翻译与文化有着血肉联系。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渊流长，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季羡林先生所说，“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
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

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四次翻译高潮。

第一次翻译高潮是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也是印度文化伴随着佛教的输入，与中国儒学、道家学说的逐步结合；第二次翻译高潮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也是西方文化伴随着天主教、基督教的输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第三次翻译高潮是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文化的输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大的变革；第四次翻译高潮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大潮，也是西方现代科学和文化的输入，使我国文化更为丰富多彩，这次翻译高潮无论从规模上、范围上，还是从质量水平上都远远超过了前三次。

正是有了以上四次翻译高潮和外来文化的大输入，中华文化与外来文化高度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现代文化蔚为大观、生机勃勃、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如上所述，正是通过翻译和借鉴，才使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强大的吸纳力、融合力和整合力。

西方国家在二千余年的翻译史中，其译事活动同样纷繁交递，翻译理论精彩纷呈。

西方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的翻译高潮出现在公元前四世纪末，当时优秀的古希腊文化对罗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古罗马从而开始了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

正是古希腊的哲学、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及其蕴含的理性价值，开启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线索。

而古希腊文化本身就是在吸收和融合了古代埃及、古代爱琴海地区、古代叙利亚地区诸上古文化的养分后才形成的。

关于这一点，英国哲学家罗素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

希腊学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正是通过多次大规模地学习、翻译和借鉴，才实现了欧洲各民族文化之间以及与中国、印度等东方文化之间的高度融合，使西方各民族得以扩大精神视野、丰富知识宝库、更新价值观念、增强创造激情，博采众长，从而把西方文化铸成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实体。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价值，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

不同文化需要沟通，而沟通离不开翻译，跨文化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的本质实际上就是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

在跨文化翻译中，翻译策略的选择可以说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反映着和折射出翻译主体——译者的文化意识、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同时，也体现着译者的翻译目的和时代精神，深深地打着时代的文化烙印。

这一点我们从中外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的实践和理论中可以找到佐证。

翻译策略和方法的选择并非一种简单的技巧问题，它与翻译的目的或者说翻译所承担的神圣使命息息相关，更是译者的文化取向使然。

因而，将翻译和翻译研究置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文化研究中进行探讨和思考，拓宽学术视野，扩大译者的创造空间，拓展翻译研究的疆域，对翻译学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事实，一种发展趋势，无论人们承认与否，它都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时代，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杂合是必然的。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纽带，它只有以开放的精神和态势，整合异质文化，借鉴外来文化，才能充满生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翻译是开启跨文化交流的一把钥匙，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策略体现着翻译主体的文化选择和文化态度。

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经典儒家精神“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在跨文化翻译中，努力做到既要认同世界文化的共性，又要保护民族文化的个性，与时俱进，接受全球化时代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