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名记者

民国初年，报纸之论调，虽以事杂贡庞为病，然朝气甚盛寸上足以监督政府，下足以指导人民。

他们在从事报业活动的时候，也参与了鸦片走私和商业贸易活动，有的还参与了搜集情报的特务活动和战争活动。

这些报刊虽为宗教报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教色彩逐渐减少，新闻成份特别是商业新闻、政治新闻逐渐增加。

但是这些新闻也都披着宗教外衣或者蒙有文学的面纱。

这一阶段的近代报刊与古代报刊已有较大的变化。

首先它已不是官方文件汇编，而有编者自己的言论，消息相通讯，还有编者译自其它报刊上的材料，及外边的来稿，品种较多，写法不一，内容广泛，体现了西方资产阶级某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这都说明，中国古代封建传统报刊的模式已被打破，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开始了。

第三节近代报刊的初期发展和国人自办的汉文报刊鸦片战争之后，原来一直在我国大门外徘徊、窥视、侦察的外国传教士、商人一批又一批地向中国涌来，从1842年列19世纪末，他们先后在我国办了170多种报刊，相当于鸦片战争前的lo倍。

这时国人虽然也尝试办报，但为数很少，几乎全部夭折。

当时外国人垄断了我国近代的新闻事业，决定着所传播的新闻内容。

在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汉文报刊有《万国公报》(宗教报刊)、《上海新报净、《申报》、《新闻报>>(商业报纸)。

此时还有一张1850年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刊《字林西报》，直到1951年3月31日因造谣诬蔑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严重警告而停刊，先后出版101年。

它是在我国出版时间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家外文报纸。

而国人自办的汉文报纸则始于伍廷芳的《中外新报》。

这里只能对几张影响较大的汉文报刊作个简要介绍。

》《万国公报》是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初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国土上的一块重要宣传阵地。

它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中国教会新报》。

它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年)创办的汉文周刊，每期5张，约7000字，一年50期。

林乐知(YoungJohoAllen)，是他的中国名字，别号章荣。

1860年偕夫人、女儿到我国，先后在上海、苏州等地传教，曾在上海广方言馆中教授过自然科学和外国语文。

1868年任汉文《上海新报》编辑。

《教会新报》完全是他自筹资金、自己编辑，自己发行，由美华书馆承印。

销售“北至盛京牛庄，东至日本国，南至粤东之南三千里之新加坡，以及十八省”，自称总发行数“多至五万本”(此数可疑)。

林乐知在创刊号撰文说明办刊宗旨和方法：“兹特欲创其事，俾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相亲爱，每礼拜发给近闻一次，使共见共知，虽隔万里之远，如在咫尺之间，亦可传到外国有中国人之处”其内容除“教会中事外”，“仍可讲论各种学问，即生意买卖，诸色正经事情，皆可上得”。

林乐知曾把该刊内容，分成教会近闻、中外政事近闻、杂事近闻、格致山近闻等栏目。

载有大量评论时政的文章，大多出自林乐知之手。

1874年9月5口《中国教会新报》改名《万国公报》。

该刊在改名的第301册印有说明文字：“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各国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

”《万国公报》虽有教会活动的报道，但已是一家以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刊物。

内容大体分为五类：(一)政事类，主要摘录《京报》上的谕旨和奏折等；(二)教事类，专载圣经和宗教消息；(三)中①恪致，清朝末年对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部门的统称。

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 1887年同文书会(广学会前身)在上海成立，1889年《万国公报》复刊。

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成了英美在华设立的最大宣传机构广学会的机关报。

它的内容已有更明显的变化，第一号刊登的《兴复万国公报序》阐明了该报的内容和目的：“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的断裂，从而使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失去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和信仰依托，不得不沦为不伦不类的“伪西方人”。

对五四运动的叙述和解释，除了革命化范式，还有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范式是从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角度审视五四运动，由此将五四运动归结为现代化三个阶段的最后一波。

其中，第一个阶段的代表是洋务运动，此时现代化的目标在于“器物”层面。

这个阶段的中国人认识到，自己在“器物”或物质文明方面落后于西方，结果一次一次地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其中最明显的自然是洋枪洋炮、船坚炮利等。

为此，中国必须在器物方面奋起直追，励精图治，于是形成所谓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着力点主要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科学技术等层面，如开矿山、建工厂、引进新的科学技术等。

可惜，洋务运动经过甲午一战而彻底破产。

中国虽然经营多年的现代化，最后居然还打不过小小的日本，这就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从而引发第二波的变革。

到这个阶段，人们发现中国的落后不仅在于器物层面，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科学技术等方面不如人，而且也在于更深层次的社会制度方面，如果没有现代化的制度，那么再好的技术和器物也同样无济于事。

I；L女D，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北洋水师的实力并不比日本弱，甚至是一支令日本谈虎色变的劲旅，但结果还是一败涂地。

经过反省，人们发现原来中国的问题并不在器物方面，而在制度方面，中国不仅需要器物的现代化，同时需要或更需要制度的现代化，于是就产生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其实就是着眼于上层建筑的变革，着眼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问题。

不过，戊戌变法还属于渐进改良，意在以旧容新，旧瓶装新酒。

具体说来，戊戌变法以及类似的政治改革，最终是希望在中国施行君主立宪制度，既保留君主体制，同时推进宪政民主。

但是，这种渐进式改良很快就被辛亥革命等激进运动所取代。

辛亥革命和戊戌变法一样，也属于上层建筑方面的现代化天崩地坼清末民初烫尚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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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_口一运动，只不过它是以新替旧，用全新的制度完全取代传统的制度，是翻天覆地的革命。

尽管如此，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还都处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归根结底都着眼于上层建筑的变革。

辛亥革命后，建立了全新的制度，君主制的清廷成为共和制的民国，按说应该万事大吉天下太平了，可事实上人们发现，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而且，这些新的问题更为糟糕、更为严峻，如袁世凯登基、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混战，等等。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横滨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地说，看来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和文化观念问题。

于是，他决心回国后二十年不谈政治，而致力于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思想和灵魂。

总之，民国初年一系列始料未及的情况和局面又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由此发现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屡屡失利的病根，既不在器物方面，也不在制度方面，而在思想意识方面。

与之相应，西方的强大也不仅仅在于船坚炮利与制度先进，而更在于一整套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文化传统。

由此一来，就形成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冲动，其代表就是五四运动。

换言之，五四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文化变革，所谓“科学”、“民主”就是这场文化运动的关键词。

这种三段式的解读，同样有其简单化的弊端。

比如，如果不去深究的胡适话，就会把它当作一套刻板的程序，仿佛第一阶段在进行科学技术的改进，第二阶段在进行法律制度的变革，第三阶段在进行思想文化的启蒙。

事实上，情况远非如此单一，三者不是此起彼伏、承前启后而往往是同时并举、相互交织，只不过每一个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拿五四运动的所谓文化启蒙来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人事实上一直都没有停止这种工作，一直都在对所谓传统文化进行质疑、颠覆、改造，特别是知识精英一直在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一方面贬斥传统，一方面崇尚新潮，而且表现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决绝，这在五四诗人郭沫若的诗作里表露得淋漓尽致，如《女神》(1921)：我便是你。

五四运动：第三次办报高潮'13⑨李彬著.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7.李彬著.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7.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新政、19世紀90年代末的戊戌新政和20世紀初的清末新政是中國近代史上劃時代的重大事件。

洋務新政是晚清時期的第一次改革運動。

它以“師夷智”、“求強”、“求富”為口號，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作為綱領，一手護“中體”、一手抓“西用”，即使如此，它還是充當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其最大的成果并不是生產出了堅船利炮，而是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播下了現代文明的種子，極大的促進了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湖南近代教育正是在此時開始萌芽，并為戊戌新政期間湖南近代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戊戌新政期間，當時湖南無論是主政的官員陳寶箴、江標、黃遵憲、徐仁鑄等，還是本籍的士紳歐陽中鵠、熊希齡、譚嗣同、唐才常等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并產生出動力，使得湖南新政蓬勃發展，湖南近代教育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成為當時“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清末新政期間，清政府調整施政方針，正是由于中央大規模的改書院為學堂的政令發布，以及新式教育行政機構的設立，使湖南近代教育取得很大的發展，從而為民國初年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通過研究晚清新政和湖南教育發展的互動關系，可以看出，政治經濟社會的改革對教育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同時改革的性質以及改革中的各種社會力量的斗爭也會對教育發展產生影響。

第一节资本主义商业报刊及其方针一、商营报刊：民族资本主义的写照1．商营报刊：以民营为主导20世纪初，中国风云突变，各种思想潮流、政治派别纷纷登上报坛，但许多报刊随着动荡的时局而昙花一现。

唯有一干报刊，相对独立于政治、流派之外，不参与种种时局纷争，只一心地做商业性经营，以盈利为目标，这就是中国正在兴起的民营商业性报刊。

它们为数不少，经济上占据当时报业市场的大半壁江山，到20年代，这些报业已经是实力雄厚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其运营管理已经相当完备，到30年代前后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形成的，最先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出现，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间近代企业出现，虽寥若晨星，经营也多不顺，但中国商业资产阶级已初步形成。

④相应地，70年代出现了少量私营报业，只是尚不具备让报业完全资本主义化的土壤。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放弃国家资本主义控制产业的政策，转而倡导私营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工业化也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商营报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中涌现的。

20世纪前十年中，据《东方杂志》、《大公报》历年调查，民办商业报刊数量多，在整个报业中的比例占主导地位，如《大公报》1905年的统计，正在出版的中文报刊152种中，商、官、外资分别为98、11、43种，民族商业性报纸占三分之二。

⑧而外资报刊之后明显减少，商业报纸中民族资本几乎一统天下。

当时民族商业报刊规模都比较小，这与当时私营资本主义的水平相一致。

①陈力丹．论中国新闻学的启蒙和创立．http：／／www．chuanmei．net ／article／articleshow．asp?ID=550②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辛亥革命是个新起点，1912—1927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长足进步，这一方面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物资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民族资本、市场、技术、经营方面积累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