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继华 在神话和科学之间追寻历史诗意

在神话和科学之间追寻历史诗意文章来源：中华读书网文章作者：胡继华发布时间：2008-12-25 字体： [大中小]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过，诗人年迈就靠近了哲学的墓地。

美国加州大学校际教授、史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海顿·怀特（Hayden White, 1928--）戏仿诗人之笔，做出了这么一个断言：当伟大的历史著作过时，必在艺术之中获得新生。

海顿·怀特专治19世纪欧洲历史和历史理论，建树甚丰而名重学界。

但他却不是就历史而言历史的过分职业化学者，而是持之以恒地努力，力求破界和上行——打破历史的界限、向“元历史”话语层面超越。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他一口气写了《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1973）和《话语转义学》（Tropes of Discourse, 1978），展开了他的“历史诗学”这一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学说。

他的学说不仅受到来自历史学业内人士的关注，而且引起了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范式变革。

眼下的这本《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精选了海顿·怀特的13篇核心论文。

通读本书，当对他所开创的后现代历史诗学（叙事学）获得一个基本的认识。

怀特提出他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当然有他的语境地平线。

后现代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像阳光和空气一样不可躲避的以太，任何一个关心思想的事情的人都无法不在它的普遍淹含之中。

按照利奥塔、詹姆逊、哈桑等人的描述，后现代意味着宏大历史话语的合法性受到了普遍的怀疑、经验深度的弥平导致意义的隐蚀、形而上学的追寻下降到充满悖论的反讽。

在以总体性为鹄的的单数历史被质疑之后，建构一套“元历史”是否可能？当在一个只有拼凑模仿、欣喜若狂和自我毁灭的“景观社会”中，历史也必须遭遇淡灭的命运；在事实的数据整理、事件的情节编排之后去追寻历史性——即历史话语的深层结构，岂不是西西弗斯式的痛苦劳作？在形而上学自我降格，“反讽”呈现出话语自我消费与自我毁灭的悖论深渊的处境之中，怎样去诠释那个狡计百出、身位变幻的历史“真实”？就是在这样一种语境地平线上，怀特的理论探索显示了一种伦理关怀和政治抱负：重构被怀疑论的魔眼穿成千疮百孔的“元历史”，在神话和科学之间寻觅作为历史话语深层结构的诗性，在审美（叙事形式）、认识（阐释策略）和伦理（意识形态）的多重观念构造活动之中、在文化语境和文本的互动中获取历史的“真实”。

就历史学事业而论，从19世纪第一个十年起，“历史问题”，即历史的真实与纯净受到了主观的污染，意义成为问题，这总是让思想家不胜苦恼。

历史，和人文科学一样，无法摆脱19世纪自然语言的约束，以致历史的书写无一例外地被创造性阐释左右。

这一时代的历史大师采用自己所偏爱的模式撰写历史，选择特定的世界观作为立场来评价自己撰写的故事。

这样，历史大师们就在一个难以走出的困局之中不可自拔：历史不可能是严格的科学，也不是纯粹的艺术，既不是思想，也不是神话，那么，历史究竟是什么呢？怀特通过对十九世纪欧洲的展开历史想象，指出历史话语跌落到“反讽”，深刻地显示了启蒙时代以来的历史危机，也终结了19世纪的历史思维。

那么，什么是“反讽”？反讽，是一种通过滥用语词来显示内在的裂变、荒唐和困局的修辞策略，其基本样式是在表面上用肯定的言辞含而不露地表示深层的否定意图。

比如说，福柯的反讽在于，以“语言”为主角撰写了一部断裂的历史——一部无人和无名的人文科学历史。

渊源于19世纪的历史意识的危机，其最重要的表征是历史意识跌落到反讽之中。

利奥·斯特劳斯警策地断言：“历史主义的顶峰就是虚无主义”。

这与怀特的暗示几乎不谋而合，其中隐含着深长的意味——必须“拒绝这种反讽的视角，按照我们的意志从另一种反反讽的视角看待历史”。

超越这种反讽的历史观，海顿·怀特在后现代语境地平线上设定了一种理想的精神风景：“以最适于自身道德和审美向往的意识形态建构历史进程的叙事”，“重新建立它与伟大的诗歌、科学和哲学关怀的联系”。

怀特重构历史话语，建立后现代的历史叙事学，有他的核心命意。

在怀特看来，“历史”是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历史意识”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历史知识”是人文和自然科学光谱之中的一个独立自治的领域。

历史的书写或者“历史修撰”涉及到事实性数据和文本性结构两个方面，而后一个方面对于历史思维则更为根本。

怀特给历史学家规定的使命是穿越叙事结构的表层，追寻历史想象的深层结构。

历史学家的作为就是进行这样的追寻，他终于发现：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语言。

“历史文本的深层结构是诗性语言”这一命题具有三层意思。

第一，历史叙事具有一个比喻的维度。

比喻，在这里不是一种修辞手段，或者是历史文本引起的一种情感效应，从根本上说，它是历史话语的深层结构，即“诗性的智慧”，而诗性就是历史意义的最幽深的渊源。

第二，历史追思有一个想象的维度。

历史学家追寻过去，描写消逝了的过去，往往带着审美主义的眼光和创造精神，从而让死者复活，再现昔日文化的神秘色彩。

所谓历史书写，就是将历史事件叙事化；而所谓叙事化，就意味着给褪去了神话色彩的过去再度点染神话色彩。

第三，历史解释具有一个虚构的维度。

历史解释处理的是作为语言构成物的文本形式，因此，通过对历史话语的修辞性进行分析，就是接近深层结构的途径。

这种对历史话语的修辞分析，表现了历史意识的自反性——也就是说，一切解释都无一例外地作为自我解释。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学家的作为了——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家Tiresias酣快淋漓地畅饮血汁，让过去了的文化恢复了生命和体温。

过去就被建构成一个预言，一个像神话一样激励着生命去冒险的预言。

从深层的诗性这一艺术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理解斯宾格勒的历史了。

斯宾格勒极力以古代历史的衰落为殷鉴，告诫现代人必须面对“文化”向“文明”的堕落，度过萧飒枯寒的严冬，使文化的凤凰从战争遗留的灰烬之中再生和腾飞，再次上演强者的戏剧，支撑人类伟大遥远的未来。

如果我们相信弗莱的命题——一切文学都是虚构，都是神话的变换，那么，我们同样也应该认真对待怀特的历史诗学——历史话语都是修辞的想象，是阐释的虚构。

一切历史叙事，都是被拓展了的隐喻象征结构，一直在神话世界和科学世界两大板块之间寻觅其合法性根据。

作为生长在后现代语境地平线上、以诗意的深层结构为探索目标的历史叙事学，也体现了一种政治—伦理的转向。

在我们看来，这是海顿·怀特历史诗学的文化蕴涵所在。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头20年间，欧美人文学科以“语言论转向”为契机经历了一次深刻的范式转型。

就文学批评理论而言，关注的中心从作者意图、社会文化历史和作品的内在意义转向了作为语言结构的文本自身。

形式主义、新批评和早期结构主义，都在相当程度上具有“文本本体”崇拜的倾向，这一倾向持久地延续在后结构主义文本批评之中。

一心关切于语言，用“意图迷误”和“感受迷误”两把利刃一举割断了文本与作者、文本与读者、文本与世界之间的血脉关联，文本就像水上浮萍，无根飘荡，成为自由嬉戏的伟大能指。

这就是“语言论转向”之后文学批评的困境所在。

上个世纪70年代以降，欧美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理论的发展、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的崛起、后结构主义文本迷恋的厌倦、后现代向历史的回归，各种思潮交汇而酝酿着“文化的转向”。

这一转向已经成为气候，对于久攻文本堡垒而从未取得拔城战绩的文学批评，向文化历史回归实在是一种福音。

以“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文化”为理论生长点的“历史诗学”（或者文化诗学），显然就具有走出文本膜拜的误区，把战场移向文化历史的意图。

海顿·怀特在这一方向上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就展示了“后解构世界”中历史回归的图景。

但是，怀特的策略是将历史修辞化、把想象化入历史、让历史在艺术之中再生。

这又在“文化转向”的理论方向上推进了一大步，“政治—伦理的转向”已经初露端倪。

具体论说这一转向，自当专文立论，但我们现在起码可以在怀特的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之中读出相关于这一政治—伦理转向的一些踪迹。

综观海顿·怀特的学说，不难辨别，他起码强调了三点：首先，历史书写之中意识形态。

历史叙事就是解释，而解释包含着想象和虚构。

“通过意识形态的含义进行解释”，就势必引进一种强势的立场。

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这么一些强势的批评立场，它们都必然暴露了历史学家的政治—伦理关怀。

其次，话语转义之中的伦理预设。

怀特通过对十九世纪欧洲历史意识的考察，指出历史意识跌落到了反讽，从而显示了历史意识的危机。

为什么呢？因为，所谓成熟的转义摈弃了作为深层诗性的“幼稚的”转义，在一定程度上遗忘了人类思维的起码尊严。

要恢复幼稚的甚至是野性的深层思想，就是善待人的智慧，对在历史之中蒙受屈辱的“野人”表示友善，体现出最基本的伦理关爱。

复次，历史话语建构之中的形而上承诺。

如何讲述历史？讲述历史就是以叙事结构来编排故事情节，就是采取形式的策略论证这种编排，就是根据意识形态的含义来解释。

历史话语，最终要穿透显白的文本，通往隐微的真实。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实呢？诗性的，虚构的，想象的真实。

无论采取哪一种解释策略，运用何种转义，历史话语都承诺了形而上的真实。

这就是带着道德关怀、充满审美向往和蕴涵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在展开历史建构时所做出的承诺。

意识形态、伦理预设和形而上承诺，一度在后现代语境之中受到空前的质疑而被解构，在声名狼藉之后，再次降临到“后解构的世界”，给人类精神以不朽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