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章学诚对鲁迅的影响
二章之间——章太炎的章学诚论评析
师耶？ ”［ ７ ］ ５ ５ － ５ ６ 在 １ ９ ０ ８年 《 与人论国学书 中言 ： 文史通义 “ 实斋虽少谬语 ，然其用只在 方志，内篇 易教 以佛书本
于义 、文 ，诞妄实甚。 ”［ ７ ］ ３ ５ ４ 这就是讲 ，章学诚学术精专者
收稿 日期：２ ０ １ ３ —０ ６ 一ｌ ２
者在著作中论 及章学诚 ，并对其肯定 。作为 ２ ０世纪以来首
位研究清代 学术 的章太炎也不例外的在著作 中谈到章学诚 ， 只是对 章学诚论述值得深思 。
学诚为 文史 校雠 诸通义 ，以复歆 、固之学，其卓约
过 史通 。 ”［ ６ １ １ ４ ９ 到了 １ ９ １ ４年 检 论 ・ 清儒 中 “ 过”字
只在方志学 ，其 文史通义 ・ 易教 ＞ ） 中也是错谬很多。然后 逐一列 出了 文史通义 中的诸 多错误 。在 １ ９ ０ ８ 年 原经
中指 出章学诚治学 ， “ 不参始末 ， 专 以私意揣 量 ， 随情取舍 。 ”
作者简介：刘海静 ，女 ，河南新乡人 ，河南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 学院副教授 ， 博士 ， 主要从事于 中国近现代思 想文化
批评态度。这主要是 因为章 太炎通过对章学诚 的批评来批驳 当时学界 “ 其病多在 汗漫”的 学风；章太炎因为反 清而对章学诚 所提倡的正统史观批驳 ；章 太炎推崇戴震 ，故不满于章 学诚对戴震的批评 。 关键词：章太炎；章 学诚； 学术风尚；史观
中图分类号：Ｋ ２ 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 ６ ７ ３ － ２ ２ １ ９（ ２ ０ １ ３ ）１ ０ － ０ ０ ０ ４ — ０ ３
第３ ４卷 第 ｌ ０ 期
２ ０ １ ３ 年 １ Ｏ 月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Ｊ ｏ ｕ ｒ ｎａ ｌ ｏ ｆＨｕｎ ａ ｎ Ｕｎ ｉ ｖｅ ｒ ｓ ｉ ｔ ｙ ｏｆ Ｓ ｃ ｉ ｅ ｎｃ ｅ ａ ｎｄ Ｅｎｇ ｉ ｎｅ ｅ ｒ ｉ ｎ ｇ
论章太炎对鲁迅创作风格的影响
论章太炎对鲁迅创作风格的影响论章太炎对鲁迅创作风格的影响1. 介绍章太炎和鲁迅的背景和关系章太炎和鲁迅都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化人物。
章太炎是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之一；而鲁迅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虽然章太炎比鲁迅年长15岁，但两人在思想、文学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很深的交集和影响。
在鲁迅求学期间，他曾拜访过章太炎，向他请教学问和文学创作。
鲁迅还在《杂文自序》中明确提到，章太炎是他受过影响的重要老师之一。
2. 章太炎的影响2.1 形成鲁迅独特的写作风格章太炎是一位思想深刻、文笔优美的文化人物，他的著作兼具散文和诗歌两种文体。
鲁迅在章太炎的影响下，对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启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
与章太炎类似，鲁迅在文学创作中，注重用现实主义的眼光去观察社会，呈现人性的黑暗面。
他的作品兼具文学性和现实性，情感真挚、语言朴实。
这些特点都与章太炎的作品有着某种相似性。
2.2 影响鲁迅的思想和世界观章太炎在思想、哲学和政治等方面有着非凡的造诣，对鲁迅的思想和世界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鲁迅年轻时，他经常深入研读章太炎的作品，对其所倡导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等理念深有感触。
这些观念在鲁迅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示，也成为鲁迅思想和世界观的一部分。
3. 鲁迅如何将章太炎的影响落到实处鲁迅虽然受到章太炎的重要影响，但他并没有照搬章太炎的思想和作品，而是将其加以吸收和创新，落实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比如，在《狂人日记》中，鲁迅运用了章太炎笔下“狂人”的形象，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矛盾和异化现象的深刻关注和批判。
又如，在《呐喊》中，鲁迅的语言风格受到了章太炎的影响，用极其朴实的语言揭示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与残酷。
总的来说，章太炎对鲁迅的思想、文学和世界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鲁迅的文学创作更具有道德和社会意义。
鲁迅在追求文学自我形态上不断探索跟展现出自身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章太炎与其时代思想和文学体系构成的脉络密不可分。
名人学者对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
名人学者对鲁迅的一些个人评价鲁迅，原名周树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作家、思想家、文化评论家，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尖锐的批判精神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透彻的剖析，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发展。
以下是一些名人学者对鲁迅的个人评价。
1. 钱钟书：鲁迅是以触不可及的人对着已经过去了，所以大师。
他的创造力和挑战力，是任何一位大师都远远不及的。
2. 陈寅恪：鲁迅的学问深而广，凡有所为者，必先须有一定的类似鲁迅的胸襟和世界观，这类似的意识始于对鲁迅的鉴赏。
3. 徐志摩：鲁迅是反叛的代表，他在反对世俗中生根、发芽，最后变成一片广大的恶浪，象一系列悲剧集合起来。
4. 丁玲：人民需要这位英勇者。
5. 沈从文：我曾认为他是个神，一个启示，一个方法，一个榜样，一个圣洁无暇的偶像。
在鲁迅以后的伟人身上，尤其是在毛主席的身上，还能看到他的风采，他的追求。
6. 茅盾：鲁迅的《朝花夕拾》是最伟大的散文集，必与《红楼梦》以及《红岩》、《解放前夜》等同列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作品。
7. 金岳霖：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奇才，他的文学成就在中国作家中库存量最多的。
8. 胡适：鲁迅为自由与正义的拥护者。
9. 张大千：鲁迅的行人即是行路者，越走越宽，最后走进人的心坎上。
10. 傅雷：鲁迅的形象对我这一代人有太重要的影响，远远不是另一个作家所能相比的。
11. 郭沫若：鲁迅的目标是革命，其性格是属于革命性格。
12. 曹禺：在我认识自己，找寻我的道路的时候，鲁迅先生给我启示了一条可随之迈往前进的康庄大道。
13. 茅盾：我们也不负对鲁迅的敬爱与追思。
这些名人学者的评价都充分显示出鲁迅在文学、思想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影响力。
他以其独特的思考方式和批判精神，为后来的文化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借鉴，同时也为中国社会和国家意识的觉醒作出了巨大贡献。
鲁迅的著作和思想对于现代中国依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论章学诚的文章学理论及借鉴意义
论章学诚的文章学理论及借鉴意义周虹（杭州二中白马湖学校）一、创作宗旨：文以明道，经世致用章学诚的文章及其写作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和《章氏遗书》中。
“文章”二字在章学诚的著作中几乎随处可见。
章学诚认为，写文章必须首先明确写作目的和宗旨。
他多次在文章中直接使用了“宗旨”一词，这在古代是很了不起的。
他说，古代经典文章“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
他批评当时许多作文之士，“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尽无谓”，“求其所以为言者，宗旨茫然也”。
立言宗旨，未见有所发明”，特别是当时的乾嘉考据学完全是“不求宗旨”、脱离实际的无用之学：“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
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
”在《诗话》中，他又批评“诗话论诗，全失宗旨”。
章学诚所反复强调的文章写作“宗旨”，概括起来就是“明道经世”四个字，即文以明道，经世致用。
章学诚所言文章创作要探求的“道”，是存在于具体事物中的变化发展之道。
他专作《原道》上中下三篇文章，反复阐述“道不离器”“义理不可空言”。
在《匡谬》中，他甚至提出了“盈天地间惟万物”的著名唯物论观点。
正是从“道不离器”的哲学思想出发，章学诚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六经皆史”理论，认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未尝离事而言理”。
写文章搞创作，就是要探求蕴藏在万事万物之中的“道”，“求其是”，“思其所以然”。
《原道（上）》云：“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
”《答沈枫墀论学》又云：“文求是而学思其所以然。
”《与史余村简》也说：“文求其是耳。
”《朱陆》则反复强调：“学求其是”“实,学求是”。
章学诚所言文章创作要探求的“道”，更是指与现实密切相关的、“有补于世”、可以“救世扶偏”的具体方略。
《与史余村》指出：“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为哉？”《俗嫌》又说：“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
个体精神之“诚”与鲁迅的“中国的人生”——晚清思想对“诚”的论述与鲁迅的文学人物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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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六体”争议考析
尚书》“六体”争议考析一、引言长期以来，学界提及《尚书》的文体分类，大多离不开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引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所云：道其常而作彝究者谓之“典”，陈其谋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
这一解释代表了学者对《尚书》“六体”的最普遍看法。
史实表明，《尚书》的“六体”说一直存在异议，诸多经学家与史学家参与了“六体”讨论。
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梳理与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争议存在的原因并归结相应的学术意义。
二、“六体”争议考述最早对《尚书》体式进行正式分类的文字出现在《尚书大序》：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
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几百篇，所以恢弘治道，示人主以轨范也。
豫章内史梅赜献《古文尚书》，时间为东晋元帝间。
梅本《尚书》经宋人献疑、清人考证，终证为伪，其中新增的25 篇经文及其注解和序文皆为伪造。
《尚书大序》非孔安国之作已成定谳，所以“典”、“谟”、“训”、“诰”、“誓”、“命”并列提出的时间是东晋初年。
随着梅本《尚书》正统地位的确立，“六体”说的地位也得以确定，“六体”之名成为治《书》者为《书》篇分类的一种标准，每每以这六种名称对《尚书》篇章予以“归类”。
然因《尚书大序》提出“六体”却并未明确给各篇归类，所以如何归类，要不要归类，便成了一个欲说还休、欲休还说的问题，由此带来一直延续至今的不同评判与争议。
隋陆德明首先尝试解决《尚书大序》未给各篇定类的问题。
他于《经典释文》中将“六体”区别为正、摄两种，凡以典、谟、诰、训、誓、命之名命名者为“正”，不以上述之名命名但内容可归纳入六体之内者称“摄”。
陆德明试图以“正”、“摄”解释“六体”，说明其时“六体”已经带来归类不明的问题，但他的“正摄”方法也只是一种构想，并未实际解决“六体”名与《尚书》篇名不对应的问题。
章学诚方志思想对同乡后辈学者的影响
章学诚方志思想对同乡后辈学者的影响∗沈松平摘 要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修志流派中方志新派（或称撰著派㊁文献派㊁历史派）的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我国方志学学科的奠基人㊂其方志思想对身后的学者产生过一定影响，代有 传人 ，其中绍兴或越地的学者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如李慈铭㊁蔡元培㊁寿鹏飞等㊂即便是在民国成为 显学 之前也是如此㊂关键词 章学诚 方志思想 同乡后辈学者章学诚（1738 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绍兴上虞道墟人，中国古代修志流派中方志新派（或称撰著派㊁文献派㊁历史派）的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我国方志学学科的奠基人㊂①他所处的乾嘉时代，考据学已成为时代精神，在方志新派与旧派（或称纂辑派㊁考据派㊁地理派）的流派之争中，方志旧派占据绝对优势，其体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推行，而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方志新派的主要特点，如认为方志是历史书，主张方志分立三书，套用史书的写法来修志，强调无一语不出于己，重视当代文献和地方档案，强调方志的实用价值，长于史裁而短于考据，不以征引见长，等等，不为当时的主流学风所接受，以至于曲高和寡，知音难觅， 撰著一派，则惟实斋为集成之祖，因此遂树无数之敌，到处皆受弹射以去 ②， 当时人务反章氏修志之种种，可见方志学新派撰著家初倡时，大不容于世口矣！ 此章氏孤行修志之高作，率绝迹于世之总因欤？ ③事实也的确如此，章学诚受湖广总督毕沅之邀在武昌修‘湖北通志“时，曾指㊃901㊃∗①②③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课题 越地方志发展史 （项目编号：16JDGH113）研究成果㊂章学诚是我国方志学学科奠基人这个说法，也有少数人提出不同看法，如傅振伦认为中国方志学的创立者应是民国时期的李泰棻，其标志是1935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方志学“一书，见傅振伦‘方志学的创始人究竟是谁“，‘方志研究“1993年第6期；王广荣则认为直至民国，方志学学科也没有诞生，见王广荣‘章学诚有没有创立 方志学 “，‘河北地方志“1997年第3期㊂王葆心：‘清代方志学撰著派与纂辑派争持论评“，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史志文萃编辑部1986年版，第120页㊂王葆心：‘清代方志学撰著派与纂辑派争持论评“，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选“，第135页㊂导过湖北的荆州㊁麻城㊁广济㊁罗田，湖南常德等几部府县志的总纂或裁定体例，但后来不仅‘湖北通志“未能刊印，章学诚帮助裁定的这几部府县志的体例和篇目，也几乎无一不受到当地士人的强烈抵触㊂后来正式刊印的乾隆‘荆州府志“㊁嘉庆‘常德府志“㊁乾隆‘广济县志“，章氏体例几乎都被窜改㊂乾隆‘罗田县志“虽未刊印，但体例也遭窜改㊂‘麻城县志“为章氏总纂，书成未及刊印而版毁，仅遗未校定之本， 至光绪初修志时犹存㊂其时纂‘麻城县志“者， 因不满章书之故，并仅存未校之红本，但供取材，而不用其书焉㊂是章氏之方志学，至光绪初，犹被攻诘，此新派修志之所以终难推拓于时人也 ①㊂周震荣（乾隆年间任直隶永清知县）在‘书庚辛之间亡友传后“提到章学诚在修志上对张维祺（时任直隶大名知县）㊁周棨（时任直隶获鹿知县）的影响②，章氏本人也在‘文史通义“中提及王维屏（时任湖北石首知县）接受了他的方志思想③㊂但是如果细究一下这一时期推崇章学诚的学者的背景，不难发现，其中多为章学诚的亲属及师友，抑或与章氏及其家属有较密切联系者，可见这一时期，章学诚虽非湮没无闻，但始终未能进入学术地图的中心㊂他本人也在穷困潦倒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处于默默无闻㊁少为人知的状态㊂直到进入民国后，经胡适（1922年完成‘章实斋先生年谱“④一书，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梁启超（1924年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对章学诚的推崇，章氏之学才瞬间成为显学，章学诚本人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章氏旦夕间变为中国史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 ⑤㊂在此之前，章学诚属于被忽视的学者，而在此之后，则一跃成为与戴震齐名的清代学术界著名人物，他的学术地位也一直居高不下，始终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人物，以致当时的西洋史学者何炳松担心 章学 过热，怕读者会因此看不起西洋史家， 我以为章实斋的学说，固然值得我们的研究，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程度已经足够了㊂我们似乎不应该过分的热心㊂我以为过分了就有 腐化 的危险㊂现在我们中国人有下面这种风气：就是凡是我国原有的东西，不管好坏总要加上一个很时髦的 国 字来做保镖的武器㊂ 我们倘使把章实斋的史学鼓吹得过分了，那不但要使章氏和我们自己都流入腐化的一条路上去，而且容易使得读者看不起西洋史家近来对于史学上的许多重要的贡献 ⑥㊂方志学产生于清代乾嘉时期和章学诚是中国方志学奠基人的说法在民国以后遂深入人心，章氏之学俨然传统方志学的标杆，民国的方志学者，无论是继承或者批评㊁扬弃传统方志学理论，都言必称章氏之学㊂如吴宗慈在‘修志丛论“的前言中说： 章学诚氏在方志学史上创一代宗风，虽时代不同，未能刻舟求剑以从事，第㊃011㊃①②③④⑤⑥王葆心：‘清代方志学撰著派与纂辑派争持论评“，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选“，第134页㊂（清）周震荣：‘书庚辛之间亡友传后“，‘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㊂（清）章学诚：‘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文史通义校注“卷八，外篇三，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61页㊂民国学人为章学诚作的年谱主要有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的‘章实斋先生年谱“，陶存煦的‘胡适姚名达 章实斋先生年谱⓪举正“，吴孝琳根据孙次舟‘章实斋著述流传谱“订补的‘章实斋年谱补正“㊂杜维运著：‘清代史学和史家“，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7页㊂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何炳松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㊂原则所存，实为现今修志者所不能外㊂平日阅‘章氏遗书“时，其关修志讨论，偶有意见出入，辄随笔纪录㊂ ①黎锦熙也在‘方志今议“序中，自述写此书是受到了章学诚方志学说的启发， 未冠时，习史地，研究章实斋氏之书，初读其‘文史通义㊃内篇“，颇不喜之，但其文不但如戴东原氏之所讥：有八股气；且确有 绍兴师爷 气也㊂及读至‘外篇“创论方志之学，又读其‘校雠通义“阐明目录之要，而所主修之方志，其 艺文 一篇又便能打通而实践其 校雠 之旨，则 闻其风而大悦之 ㊂自是好览方志㊂ 民初入北平，教育部之图书室承清末学部之所藏，全国各省道府厅州县新旧方志殆无不备，一一览之，其修于章氏前者，真多不成东西，无怪章氏之奋起而改革也 ㊂②李泰棻的‘方志学“㊁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㊁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㊁寿鹏飞的‘方志通义“㊁吴宗慈的‘修志丛论“㊁瞿宣颖的‘志例丛话“等专著，大都有专章论述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或表赞同，或提出质疑，间或也有批评者㊂万国鼎等学者在各自的论文中对章学诚的方志思想也有所论及㊂他们所修的志书，如余绍宋的‘民国龙游县志“㊁吴宗慈的‘民国江西通志“等，序例中也多次提及章氏之学㊂本文拟探讨清代和民国时期章学诚方志思想对其家乡绍兴地区后辈学者的影响㊂一我们知道，章学诚的家乡绍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 方志之乡 ，文风鼎盛，地方文献丰富，绍兴的学者作为章学诚的同乡后人，是否受到的影响会更为显著呢？李慈铭㊁蔡元培㊁寿鹏飞是清代和民国时期绍兴地区与章学诚方志思想联系最为密切的方志学者或修志名家，皆为章学诚的后辈同乡，都研读过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后来也都从事过修志活动㊂李慈铭承认章学诚是 志学专家 ③，但总体上是批评多过肯定；蔡元培是章学诚方志思想的极力推崇者；而修志活动主要在民国的寿鹏飞则把章氏之学作为传统方志学的标杆，以章学诚方志思想为镜，对传统方志学理论作了全面扬弃㊂通过以上三人对章学诚方志思想态度的分析，可窥一斑而见全豹，大体梳理出清代和民国时期章学诚方志思想对绍兴地区学者的影响程度㊂李慈铭是晚清集文学家与官员于一身的名士，平生著述丰富，在文㊁史㊁经㊁方志学等领域均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著有‘弟子职集解“‘国朝儒林经籍小志“‘元代重儒考“‘越缦堂诗文集“‘越缦堂读书记“等，他的‘越缦堂日记“与‘翁同龢日记“㊁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㊁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齐名，并称 晚清四大日记 ㊂此外，他还留心地方文献，治史工诗之余，潜心于地方志的整理㊁研究和编纂㊂同治六年（1867），因病归籍的会稽籍官员兼学者宗稷辰（字涤甫）拟修绍兴府志和山阴㊁会稽县志，李慈铭得与其事，因宗氏病，旋故，事终未成， 至修志之事，诚为当务之急，㊃111㊃①②③吴宗慈：‘修志丛论“前言，1941年刊本㊂黎锦熙：‘ 方志今议⓪序“，黎锦熙㊁甘鹏云：‘方志学两种“，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7页㊂（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6册，广陵书社2004年版，第4353页㊂。
论章学诚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二是要破除“六经”是圣人以“天纵之圣”创造出来的万古不变的教条的神秘观点，真正认识到：“道”是万事万物形成之“所以然”的客观法则，万事万物、“圣人制作”、经书记载，都是在理和势条件下产生的结果，是“道”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章学诚极其雄辩地论述历代制度的创设，都是由于事物发展客观趋势推动下“不得不然”的产物：“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而救之。”客观趋势（或言“事物法则性”）的道，好比是车轮永远转动、向前发展，而具体的制度、事物，则好比车轮留下的一段一段的轨迹。“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千百年来儒生对经书顶礼膜拜，认为圣人之教和经书所载就是“道”的化身，圣人——六经——“道”三位一体，形成泥古、僵化的观点。章学诚针锋相对，论证“道”与圣人不能等同：“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故言圣人体道可也，言圣人与道同体不可也。”并进而提出：“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因为圣人的作为只是体现了客观理势的需要，圣人如果不从众人的行为、欲望中得到正确认识，就不能成其为“圣人”。这一观点在将圣人视为万世师表、视众庶为愚昧无知的时代，更不愧为石破天惊的伟论！
章学诚提出的观点，虽很朴实，却讲出一个重要的真理：对于人类社会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道”，并不是圣人头脑里所固有的，而是由客观的社会生活一步步演变而产生和发展的。这不仅在学理层面上是极其重要的历史哲学命题，而且在现实层面上对于端正学风和发挥学术经世意义深远。章氏的论述，吸收了《周易》和《荀子·礼论》中的朴素唯物观点，而又更为深刻，达到更高境界，所以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评价说：章氏好像洞悉到一些由原始公社、氏族公社到形成国家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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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2012第25卷第2期重庆教育学院学报Vol.25No.22012年3月Journal of Chongqing Education College收稿日期：2011－09－14作者简介：赵献涛（1975－），男，河北邯郸人，文学博士，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李晓彩（1981－），女，河北广平人，文学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文艺学。
1914年11月26日，鲁迅得到二弟所寄书籍两束，其中有《文史通义》一部六册，同月的29日，鲁迅“午后往南通县馆访季自求，以《文史通义》赠之。
”这是鲁迅日记中对于《文史通义》的记载，从中看不到鲁迅对《文史通义》阅读情况，遑论影响了。
但1933年鲁迅所写《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其中说到文坛的斗争、谩骂和诬陷，就谈及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撝叔，如水火之不可调和。
［1］（P247）由此可知，鲁迅非常熟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因为《文史通义》里就有章学诚对于袁枚的批评文章。
章学诚对于鲁迅的影响，陈方竞先生已经做了论述［2］，笔者试加以补充。
一、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对鲁迅辑录工作的影响鲁迅乡邦文献的辑录与浙东历史学存在着密切关系，章学诚方志学理论对鲁迅辑录工作有着很大的影响。
方志，“它是记载某一地区的有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内容的著作。
”［3］（P256）浙东史学传统有许多自己的特点，其中一个特征是“提倡方志学，推广方志这种社会史体”［4］（P256）。
浙江自古就有撰修方志的传统，《越绝书》不仅是浙江最早的方志，也是方志史上最早的地方志雏形。
这个传统在以后的历史中延续，形成了浙江修志最为繁盛的历史事实。
这一历史事实，并且被章实斋从理论上给予阐发，中国方志学理论发展到章学诚，得以系统化和理论化。
章学诚在自己与前人撰修方志的基础上，在批判继承前人方志理论的基础上，对方志的性质、起源作了明确的探讨。
章学诚极大地提高了方志的地位，“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
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5］（P124）章学诚也明确了方志的作用。
“方志的性质既属史体，当然它的作用也就无异于‘国史’。
因此它的首要任务就要具有‘经世’之史的作用，能够为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作出贡献。
”［3］（P263）“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懔懔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
……况天地间大节大义，纲常赖以扶持，世教赖以撑柱者乎？”［6］（P138）在阐释方志的社会功能上，章学诚很明显没有摆脱时代的限制，依然以传统的诗教来解释方志的作用。
但只要把章学诚的理论还原到乾嘉学派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他的理论所具有的革新意义。
考据学派编修方志的理论观点是“志以考地理”，将作为地方史的方志纳入考据的范围之内，成为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考证之学。
继承浙东经世致用思想的章学诚反对以戴震为首的考据学派，他毅然从经世致用的观念出发，认为方志同国史一样，具有维护纲常、裨益世教的功用。
鲁迅辑录丛书，其目的与之遥相呼应。
《会稽郡故书杂集序》告白辑录目的曰：“史传地记之逸文，编而成集，以存旧书大略也。
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精液，善生俊逸，而远于京夏，厥美弗彰。
吴谢承始传试论章学诚对鲁迅的影响赵献涛，李晓彩（河北工程大学文学院，河北邯郸056038）摘要：章学诚是鲁迅的乡先贤，对鲁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直接影响了鲁迅早期的辑录工作；章学诚的史学观念影响了鲁迅在读经读史问题上的见解，并对鲁迅杂览主义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鲁迅；章学诚；史学；影响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390（2012）02－0088－0388··先贤，朱育又作《土地记》，载笔之士，相继有述。
于是人物山川，咸有记录。
”［7］（P235）“禹句践之遗迹故在。
士女敖嬉，睥睨而过，殆将无所眷念，曾何夸饰之云，而土风不加美。
是故序述名德，著其贤能，记注陵泉，传其典实，使后人穆然有思古之情，古作者之用心至矣！”［7］（P235－236）“书中贤俊之名，言行之迹，风土之美，多有方志所遗，舍此更不可见。
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
”［7］（P236）“笃恭乡里”之情下的“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的经世目的昭然若揭。
章学诚以其卓越的理论建树推动了中国方志学理论的成熟，极大地提高了方志的地位，并对方志的起源、性质和功用作了深邃的阐释。
尽管他的理论体系不免带有封建时代的烙印，有着维护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一面，但章学诚毕竟以自己的修志实践和理论建树，把方志学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
因为，章学诚本人是浙东人，对浙东史学也存在着继承关系，并最终成为浙东史学的殿军。
没有先贤章学诚导夫先路的理论和实践，就没有鲁迅对亦地亦史的地记的搜集；没有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浙东史学传统，也就没有鲁迅辑录文献上的经世致用思想。
二、章学诚对鲁迅读史问题的影响读经与读史的问题，是观察鲁迅精神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鲁迅不仅自身经历过读经与读史的时期，而且以自己读史的经验参与读经问题的论战。
在这个文化问题上，鲁迅虽然自身读过经书，但反对读经，而主张读史，尤其是读野史。
鲁迅之所以注重读史，与浙东自古就有的重视史学的传统息息相关。
在浙东诸多先贤中，对鲁迅读经与读史问题影响最大的还是章学诚。
章氏在宋学注重性命义理之探究与汉学注重名物制度之考据的时代氛围中，赫然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断，“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8］（P1）尽管在章学诚之前，已经有王阳明、王世贞与李贽提出“六经皆史”及其相似的命题，但真正引起史学革新的还是吸收前人史学理论并加以系统化的章学诚。
这一观念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意义。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经与史的地位是全然不同的，尤其是自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之后，儒家经典便一直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六经作为儒家经典也一直受到统治者的尊崇，因为它们是有效的治理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工具。
但与之相比，史学著述尽管非常重要，但却从来没有取得过这样的崇高地位。
所以章学诚的理论，颠覆了经学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仅仅把它们作为历史史料来处理，以便从中探寻出“史义”。
这样一种经学与史学的观念，促成了鲁迅对读经与读史的不同情趣。
与六经皆史观念并驾齐驱的是章学诚另外一个观念，即六经皆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
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而不知六经皆器也。
……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
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
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
”［8］（P37）儒家典籍，在章学诚看来，并非是载道之书，实在只是先王的政教典章，其所言论的也只是天下事物、人伦日用，除此之外，别无著述之道。
儒家经典在这里，丧失了其原有的崇高的经典地位，而成为典章制度之史料，这样的见解无疑有助于鲁迅重新看待十三经的价值。
与此同时，章学诚通过解析“经”之本意，也从另外一方面瓦解了神圣经典的立论基础。
《文史通义·经解上》曰：“当时诸子著书，往往自分经传，……盖亦因时立义，自以其说相经纬尔，非有所拟而僭其名也。
经固尊称，其义亦取综要，非如后世之严也。
后世著录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尽关于纲纪，于是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之羽翼，皆称为经。
如《论语》、《孟子》、《孝经》，与夫大小《戴记》之别于《礼》，《左氏》、《公》、《榖》之别于《春秋》，皆题为经，乃有九经、十经、十三、十四诸经，以为专部，盖尊经而并及经之支裔也。
而儒者著述，始严经名，不敢触犯，则尊圣教而慎避嫌名，盖犹三代以后，非人主不得称我为朕也。
然则今之所谓经，其强半皆古人之所谓传也。
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
”［8］（P27）“经”虽为尊称，其本义也只是“综要”而已，不是如后世所言的那样至高无上、不可冒犯；“经”的内容是典章法度、政教行事，也不是圣人有意为之而传诸后世的。
章学诚从“经”之本义与其内容两方面突进，瓦解了被封建社会视为至高至尊的“经”的地位。
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鲁迅尽管继承了章学诚的观点，但还是与之存在些微区别的。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基本上是正统史学理论，即是对正史体例法度的总结，其史义论、史德论以及史书编纂论的建设基本上是建立在对正史的探索、考察与言说上的。
即以童蒙教育而言，他强调的也是正史的教育，“学问大端，不外经史，童蒙初启，当令试为经解史论。
……史论89··须读《四史》论赞。
”［8］（P272）而鲁迅基本上突破了章学诚的正史观，建立起自己的野史观。
这是章、鲁一个区别。
没有野史，就没有鲁迅，这句话也许夸大了野史对鲁迅的意义，但也突出了野史对鲁迅的重要性。
三、章学诚对鲁迅杂览主义的影响鲁迅读书之广之杂是让人瞠目的，他的此种读书态度、方法可以称之为“杂览主义”。
鲁迅杂文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此杂览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定意义上说，鲁迅由小说创作转向杂文写作，也是此种杂览主义的结果。
因为杂览，创作杂文得心应手、水到渠成；因为创作杂文，杂览群书不得不然。
杂览主义与杂文创作相得益彰。
浙东学派史学殿军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是启发鲁迅杂览主义成形的一支力量。
当别人惊讶于鲁迅的博学时，他夫子自道：“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9］（P136）随手翻翻陈年账簿、旧历本、宋人明人笔记，都会开卷有益，即使“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
”［9］（P137）这么一来“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
但我以为也有好处。
”［9］（P137）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腐三文，青菜十文，鱼五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以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
”［9］（P137）将一切文字随便翻翻即可获益的观点与章学诚的史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章学诚在史学的研究对象上，进一步扩大了史学的范围。
在《文史通义·报孙渊如书》中章学诚提出了“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的主张。
在章学诚看来，官府案牍、私家著述、“三代钟鼎，秦汉石刻，款识奇古，文字雅奥，……取辨其事，虽庸而不可废。
”［10］（P31）甚至说道：“古物苟存于今，虽户版之籍，市井泉货之薄，未始不可备考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