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理论外文翻译文献

国际贸易理论外文翻译文献(文档含英文原文和中文翻译)

新制度主义与新贸易理论：反思比较优势和贸易政策

新制度主义与新贸易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一直占主导地位。这一理论的主张，除了少数负面例子外，大多数国家的贸易都因此而变好。虽然如此，这个理论也承认（斯托尔珀和萨缪尔森1941）贸易的收益因资本和劳动力份额的多少而变动，并且个体因素会带来更大的损失。然而，失去的因素，原则上在贸易中仍然可以得到充分补偿。虽然这些现象在实践中由于政治经济原因是很少发生的。

比较优势理论起到了促进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中心作用。虽然大多数专业经济学家都接受这个理论，但其中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就充分就业的存在和市场能力对国家生产（帕利2003得）及全球配置理论的假设产生质疑。制度经济学家也质疑其体制形式不很严密，特别是跨国公司及其复杂的对外合作对贸易格局的影响。

比较优势贸易理论中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地夹杂在政治层面。因此，更多的政治家和市民质疑贸易全球化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利益。特别是，越来越担心未来境外生产及外包很可能对人们的福利产生巨大影响。

本文探讨了当前戈莫里和鲍莫尔（2000）和萨缪尔森（2004）最近的工作 -GBS- 研究了这些问题。特别是观点的一致性，本文着重在挖掘和澄清戈莫里以及鲍莫尔在经济问题上的分歧。

GBS在比较优势的均衡理论（尤其是萨缪尔森）在传统理论中占有优势，同时它还探讨了如何改变全球生产模式从而带来贸易收益分配的影响。他们发现在全球化贸易中隐含着比传统贸易理论更多的东西。

GBS的研究结果也揭示了一些新古典贸易理论与贸易理论和制度主义融合的东西。这种衔接工作表现在许多层面，从贸易的政策上来分析。首先，贸易扩张未必是双赢的结果，系统和贸易的扩大可能造成单赢的结果。第二，GBS的论点强调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技术转让和生产方法的交流，这些转让的背后隐含的现象对产品周期理论的链接是息息相关的。三，规模收益递增（IRTS）发挥核心作用。戈莫里 - 贸易冲破鲍莫尔的分歧与后凯恩斯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的IRTS影响（卡尔多1981）相连。凯恩斯主义者往往强调通过Verdoorn规律，生产率的增长在于市场规模和经营的动态IRTS。第四，GBS看到了

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从贸易中获取更大收益，并与制度主义政策思想的精神相联系。

同样重要的是了解GBS贸易理论的重新思考，这些与“贸易保护主义”无关。他们当中有很多都赞成贸易会给各国带来利益。然而，开放的问题将是如何让这些收益的分配随时间的改变而改变。这就提出了新的重要政策问题，也就是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最大限度地从美国的贸易利益中共享。因此这个问题也是他们最终关心的东西。

最后，GBS进行的微观经济理论分析，是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条件。这意味着他们反思自身条件的同时，也加强了他们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批评。在这方面可以用宏观经济评论（布莱克2005年a，2005年b）和有关的贸易赤字对就业和投资的影响（比文斯2004年;布莱克2006）进行实证批评。

在这方面，各国之间可能存在重大分歧。美国公司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在全球基础上的经营策略，没有考虑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事实上，考虑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时，考虑的将会违反信托义务，因为管理人员有责任为股东价值最大化。截然不同，在中国，国民政府对企业施加重大控制，是把国家利益和经营策略的因素考虑在一起。从全国来看，这意味着相对美国中国是有利的，但在中国公司的股东，就没有美国公司的股东那么好了。

第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的是汇率政策。这个问题是不解决GBS的，但在工作中隐含着。GBS的分析是基于纯粹的贸易理论，只是从汇率问题上看，它是很抽象的。实际上，它假定了汇率按购买力平价值。但是，如果汇率偏离这一点，他们可能会引起显著的扭曲。

在一个IRTS环境中，各国可以使用被低估的汇率给国内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被低估的汇率降低出口价格，增加了进口价格，从而增加产品的需求和产量。在这种方式下，被低估的汇率可以帮助企业的平均成本向下移动从而获得执行的比较优势。因此，各国可以战略性地利用汇率捕捉行业，它们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活动。此外，制造业企业，是知识，技能和资本集群，产业和企业的聚集。一旦企业和行业被摧毁它们是很昂贵的并且难以重组，即使汇率的估值得到纠正，这也将使他们不可能会重生。因此，汇率集下的评估可能对全球生产（帕利2003）结构带来永久性的影响。

而且，即使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上，让汇率根据估值上升，比较优势和生产分配不当也会带来（布莱克2005年a）偏差。比较优势是一个平衡的贸易理论。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被低估的汇率和贸易盈余并持续，这意味着它是一些出口产品国，它缺乏同样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该国持续的贸易赤字是运行一些进口产品，它可能是真正有比较优势产品。

失业的存在，它是由纯贸易理论假设的，被低估的汇率可用于战略思想中，来挖走从

其他国家的总需求，从而降低其他国家牺牲的失业问题。很久以前，这种可能性是确定的。琼罗宾逊（[1937] 1947，156-70）把这种政策称为“乞丐，我的邻国”的失业救济。（9）其底线是，汇率问题对全球的生产和就业成果显著。在一个没有IRTS的国度里，被低估的生产会偏离比较优势的汇率。在与IRTS国度里，交易，估值率可用来永久性的改变平衡和锁定在全球生产中的新格局。

这些影响是汇率改变的贸易政策和贸易协议的核心部分。然而目前，美国政策制定者已经拒绝交换，理由是市场干预的存在。这项政策的立场是理性的，其证据不足。有充分理由相信，外汇市场倾向于从众行为的许多理论依据。也有较强的经验性证据表明，汇率偏离均衡水平的理论上保证- 无论是作为购买力平价或汇率与经常帐赤字持续一致的定义。比这更糟糕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东亚经济体）其他国家在战略上操纵本国货币汇率，这意味着美国经济正在外溢，失去产业和费尽了巨额贸易赤字来增加未来的负担。

另一种形式的战略方针是国内采购。在这里，国家可以直接向政府购买本国的公司，从而扩大在这些公司中生产。在这种方式下，他们可以帮助企业向下移动平均成本曲线，从而成为全球拥有低成本的企业，并抢得全球领导地位。

各国还可以从事劳动剥削取得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转变了企业的平均成本的日程表，而不是沿着它移动。这对与中国来说，是美国工会在劳动剥削，为从事贸易优势而获得被告贸易直接相关的。

劳动剥削是可怕的和不能接受的。然而，降低企业的成本问题即降低提供医疗和社会保险法的合法方式。在美国，这种保险是通过提供就业机会，使其成为工作的费用来解决的。这引起了美国的生产成本上升，美国生产商和竞争力处于不利地位，所以鼓励境外工作。提供并通过了国家保险制度，是由联邦资助的税收，这有可能减少这种激励医疗保险，但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保障资金。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由全球企业利润征税资助的，承担的费用部分由海外生产的利润来填补。

总之，GBS的贸易分析提供了一个集合的政策，还有一些与历史上被称为什么工业或相似的微观经济竞争力的政策的理由。但是，提出的政策不涉及决策者“挑选赢家”。这一种东西，没有理由相信他们能做到。相反，政策应该被看作是确立正确的经济气候和气候结构，即法律，规则和制度。其中商业经营，应采取措施鼓励企业创新和投资，并为工人提高他们的技能。结构应该也能确保公司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大气是指对执政的经济条件，这应该有利于国内的业务表现。气氛被认为是促进充分就业和充分需求方面，这包括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维持竞争力的价值政策。

GBS贡献贸易的辩论

在进入GBS的主题内容分析之前，我们应该区分贸易中存在的一些批评他们的理论。首先，他们的论据不是有关贸易收入分配的不利影响。这些影响是广泛的被理解，而对于萨缪尔森所作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的贸易理论与沃尔夫冈斯托尔珀（1941年）的工作领域中体现。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一个国家打开贸易时，该因素是相对稀缺的，在交易前失去了平衡。在美国而言，这意味着美国工人失去他们含蓄地成为一个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一部分。这种收入再分配的效果仍然执行，但它是有别于由金紫荆星章所提出的新的忧虑。

由GBS新问题提出的是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与从贸易收益的分配造成的影响。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可以从整个世界经济贸易中获取收益。然而，各国之间的收益分配上的供求情况，是贸易条件而决定的（即进口和出口的相对价格），而这些条件可以改变。

约翰逊早期的工作（1954 至1955）和巴格瓦蒂（1958）关于贸易条件和贸易利益分配的影响很大。萨缪尔森（2004）改变的重点和探讨的经济影响很受关注。人们普遍认为所有国家都从其他国家的技术进步中受益，因为这样扩大了全球的生产可能性边界（PPF）。但是，事实证明，并不一定是所有国家都会有利益。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发现。戈莫里和鲍莫尔（2000）探讨类似主题的环境中，企业也有这样的平均单位成本下降的规模内部经济随着生产量的增加。像萨缪尔森（2004）模型中，他们充分就业是一个世界，让他们认同的问题是与贸易，而不是失业问题。引入失业只有他们确定化合物的关注。

规模经济意味着每种产品由一个国家生产。戈莫里和鲍莫尔认为所有国家都获得相同的技术。哪个国家获得生产什么产品，然后取决于所到达的成本曲线向下移动。多个平衡点的存在意味着它只是偶然，实际equilibriura是全球产出的最大化，而当时整个国家的生产效率不高。例如，一个国家可能会在大量的行业领先，从而阻止他们进入新的行业。然而，生产规模过小，在这些行业中又失去了较大的规模效益。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安排全球生产模式可以受惠，扩大产业规模，减少一些在其他方面的一切支出。

通过举例来说明，考虑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两个相同的国家和四个行业，每个国家都有充分就业。假设初始均衡控制的行业有1-3个，行业和国家两个控制4个。在这种情

况下，规模过小，产业1-3个，太大。一个优越的生产计划，扩大全球收入是让每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从而扩大生产和产业1-3并承包4中。

国家效率低下，如果能得到更糟糕的不同成本曲线。这种差异可能存在，因为在技术差异上赋予了一个国家，或由于“外部”规模经济所产生的集聚效应的绝对优势。这种积极的集聚效应出现，个别企业效率的提高作为整个行业的扩展。产业扩张降低了单个企业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可以有一个全球生产分布不均（戈莫里- 鲍莫尔低效率），但而且生产也会错误投入到低劣的技术和成本较高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获得的成本高，效率低，那么向下移动平均成本曲线很多，从而成为全球的低成本生产和收购“执政”的成本优势。尽管其他国家可能更加有效，他们锁定的第一个国家开始向下移动了它的平均成本曲线。

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些行业赚取更高的利润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将有动力夺取这些行业，以赚取更高的价值。此外，由于较高的平均成本曲线，导致国家可能不太有效的控制。鉴于IRTS，存在成本高的国家可以完成这样的转换，如果政府暂时提供援助，其成本向下移动。

最后，战略政策，特别是由于需求不足的国度中，可能存在大量的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刺激国内需求或者他们自己的通过补贴和被低估的汇率等措施，提高它们的工业生产和较低的平均成本来挖走其他国家的需求。

相对生产率下降技术领先，损失中发挥重要作用GBS的故事。最直接的在国际产业外包上具有相对优势，这也一直是出口的问题。当然这种外包涉及技术转让。虽然从外包公司受益，他们去赚取利润外，外包可以减少美国的国家收入，如果它转移技术，就会增加与美国的出口竞争。

外包给予补偿，转让作为销售合同条件的一部分，这也是一些生产国的一些相似之处。典型的例子是飞机制造业，民用和军用。补偿是一种方式，一个国家可以从另一个行业中补给。因此，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他们非常令人不安。（8）但是，公司少得多的偏移困扰，因为他们赢得订单，然后去赚取外国生产利润。这突出了企业与国家利益的分歧。

在GBS的框架内，技术领先是关键，而且有迹象表明美国可能已经下滑。弗里曼（2004）报告说，世界高技术产品出口中，美国市场份额从30％降至1980年的17％。世界科学论文，美国市场份额从45％降至1980年的35％，而在美国化学文摘社的论文比例从1980年的73％，2003年的40％。中国正在获得迅速发展，特别是在技术领域，

2003年32.5万，比在美国多65,000。在生产与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学生，美国也是不断下跌。1989年，生产主要在48个亚洲国家。

这种格局表明美国需要加强科学教育，研究和发展的公共支出。此外，税法的结构应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增加在最新技术和设备消费等方面的投资。在新的全球化时代，国内政策被认为是贸易政策的一部分，。

全球化虽然促进了科学和技术政策，但也增加了新的困难。在全球化时代，国内发展的科学和技术创新有可能被用于国外，使之累计受益，显示着创新型国家的特点。今天，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企业生产，有什么东西可以确保国内生产创新将应用于国际呢？相反，企业的创新可以简单地转移到国外生产。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使公司利润最大化，但它可能无法最大限度地增加国民收入。在全球化时代，企业利润最大化有助于全球产量的最大化，但它不一定是全国产量的最大化。这也一直是被国家决策者所不能理解的。

Institutionalism and new trade theory: rethink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rade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March, 2008 by Thomas I. Palley

Institutionalism and New Trade Theory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has long been dominated by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at theory claims, subject to a few pathological exceptions, countries are made better off by international trade. (1) That said, the theory also acknowledges (Stolper and Samuelson 1941) that capital and labor share differentially in the gains from trade, and individual factors can actually lose. However, factors that lose can still in principle be fully compensated for their losses out of the gains from trade, though this seldom happens in practice for reas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ha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policy case for free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Though accepted by most professional economists, some economists question its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regarding the existence of full employment and the ability of markets to bring about a global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on the basis of country relative efficiency (Palley 2003). Institutional economists also question its lack of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forms, particularly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patterns of trade. These theoretical critique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rade theory are also being increasingly joined at the political level. Thus, more politician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are questioning the scale of benefits from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In particular, there are growing concerns about the welfare impacts of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s regarding offshore outsourcing of production.

The current paper explores recent work by Gomory and Baumol (2000) and Samuelson (2004)--henceforth GBS--examining these issues. In particular, the paper focuses on excavating and clarifying the economic argument of Gomory and Baumol, which is difficult to access in their book.

GBS work in the tradi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equilibrium theory (especially Samuelson) and explore how changing patterns of global production can affect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from trade. Their findings paint a much more mixed picture of the benefits from globalization than implied by conventional trade theory.

GBS's findings also reveal the potential for some convergence between neoclassical trade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ist trade theory. This convergence operates at many levels, from the analysis of how trade works, to policy. First, expansions of trade may not be the win-win outcome conventionally claimed, and trade expansion may systematically create "country" winners and

losers. Second, GBS's arguments emphasize transfers of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methods between countries, and behind these transfers implicitly st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at engage heavily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is links to the product-cycle theory of trade developed by Vernon (1966; 1979). Third,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IRT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the Gomory--Baumol account of trade conflict, and this links with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that has long emphasized IRTS effects (Kaldor 1981). However, Gomory and Baumol work with static IRTS that links the level of productivity to market size: Post Keynesians have tended to emphasize dynamic IRTS operating through Verdoorn's law, which rests on a link betwee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market size. Fourth, GBS see a place for strategic trade policy to capture greater gains from trade, and this links with the spirit of institutionalist policy thinking.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 of GBS's re-thinking of trade, which has nothing to do with "protectionism." They are strongly in favor of trade, believing there are gains to be had by all. What is open to question is how the size of those gain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across countries may change over time. That raises important new policy issues regarding what can be done to maximize the U.S. share of gains from trade and hold on to them, and it is this issue that is their ultimate concern.

Finally, GBS's analysis is conducted in terms of microeconomic theory, which is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ade theory. That means their rethinking tackles conventional trade theory on its own terms, which strengthens their critique. To this can then be added macroeconomic critiques (Blecker 2005a; 2005b) and empirical critiques about the effect of trade deficits on jobs and investment (Bivens 2004; Blecker 2006).

In this regard, there may be important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American corporations are free to choose their business strategy on a global basis, without regard to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Indeed, taking account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would be a breach of fiduciary duty since managers have an obligation to maximize shareholder value. Contrastingly, in China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exerts significant control over corporations, and national interest is factored into business strategy. From a national perspective that means China is advantaged rela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though shareholders in Chinese corporations are not as well served as shareholders in U.S. corporations.

A third area needing policy attention is exchange rates. This problem is not addressed by GBS, but is implicit in their work. GBS's analysis is based on pure trade theory, and as such it abstracts from exchange rate issues. In effect, it assumes that exchange rates are at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values. However, if exchange rates deviate from this they can give rise to significant costly distortions.

In a world of IRTS, countries can use undervalued exchange rates to give national firm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Under-valued exchange rates lower the price of exports and increase the price of imports, thereby increasing product demand and output. In this fashion, under-valued exchange rates can help firms move down their average cost schedules and acquire rul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Countries can therefore strategically use exchange rates to capture industries in which they were not previously active. Moreover, manufacturing firms are clusters

of knowledge, skills, and capital, and firms are clustered in industries. Once firms and industries are destroyed it is costly and difficult to reassemble them so that they may not return even if the exchange rate under-valuation is corrected. Consequently, episodes of exchange rate under-valuation can have permanent impacts on the structure of global production (Palley 2003).

Moreover, even in conventional trade theory exchange rate under-valuation gives rise to deviations 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mis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Blecker 2005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a theory of balanced trade. Consequently, if a country has an under-valued exchange rate and a persistent trade surplus, it implies it is exporting some products that it lack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Likewise, the country running persistent trade deficits is importing some products that it may truly hav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In the presence of unemployment, which is assumed away by pure trade theory, under-valued exchange rates can be used strategically to poach aggregate demand from other countries and thereby reduce a country's unemployment at the expense of other countries. Long ago, this possibility was identified by Joan Robinson ([1937] 1947, 156-70) who termed such policy a "beggar-my-neighbor" remedy for unemployment. (9)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exchange rates matter significantly for global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outcomes. In a world without IRTS, under-valued exchange rates result in deviations of production 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a world with IRTS, exchange rate under-valuation can be used to permanently change the equilibrium and lock-i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production.

These effects speak to making exchange rates a central part of trade policy and trade agreements. Yet currently, U.S. policy makers have rejected exchange rate intervention on the grounds that markets know best. This policy stance is at odds with reason and evidence. There are many theoretical reasons for believing that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are prone to herd behavior. There is also strong empirical evidence that exchange rates depart from their theoretically warranted equilibrium levels--be they defined as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or as the exchange rate consistent with sustainabl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Worse than that, in some cases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East Asian economies) are strategically manipulating their exchange rates, and that means the United States is being economically out-gamed, losing industries and racking up large trade deficits that carry future burdens.

Another form of strategic policy is domestic procurement. Here, countries can direct government purchases toward national companies, thereby scaling up production at those firms. In this fashion, they can help firms move down their average cost curve, thereby becoming the global low cost producer and grabbing global leadership.

Countries can also engage in labor exploitation to gain advantage. In this case they shift down business's average cost schedule rather than moving along it. This has direct relevance for trade with China, which American trade unions have accused of engaging in labor exploitation for purposes of gaining trade advant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