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的社会与健全的传播

健全的社会与健全的传播——试论弗洛姆的传播思想作者：芮必峰关键词：弗洛姆传播┊阅读：1000次┊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是20世纪的重要思想家，其研究领域涉及精神分析学、社会学、社会哲学、伦理学、甚至宗教学。

不过，综观其一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看出弗洛姆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却始终如一，即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把握来分析个人的精神世界，通过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分析来透视社会生活状态。

他试图把马克思主义（重社会）和弗洛伊德学说（重个人）熔为一炉，形成自己的新的理论。

也许正因为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个人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成为他研究的重要内容。

毫无疑问，传播是个体之间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联系的唯一方式。

因此透过弗洛姆对个体与社会所做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弗洛姆传播思想的基本轨迹。

在弗洛姆关于个人与社会的一系列论述中，有三个方面的思想值得关注：1、通过对“基本人性”以及现今社会特征的分析找寻个人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互动的根本动因；2、通过对个人在现实社会中实际状况的剖析，批判现实社会；3、在批判现实社会的基础上，试图描绘出“健全的社会”的理想蓝图。

本文拟从弗洛姆上述三个方面的思想中归纳总结出他的传播思想，以就教于方家。

传播的根源：逃避孤独人有一种对孤独的恐惧。

而在所有的孤独中，精神的孤独是最可怕的。

超级隐士实际上与上帝生活在一起，他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最热闹的世界，是个众神灵出没的世界。

一个人，无论他是个麻风病患者还是个囚犯，无论他是个罪人还是个废物，他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要有一个与他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伙伴。

——巴尔扎克关于传播的根源问题，即人为什么要传播的问题，绝大多数传播学论著中并没有太多的深入涉及，广大传播学者似乎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人不能不传播”几乎成了各种传播学论著和教科书的逻辑起点。

然而，作为思想家的弗洛姆对这个问题则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并给出了自己的明确答案。

总的来看，弗洛姆并不赞成所谓先天的人性或人格（本能），更不赞成弗洛伊德从先天的人性或人格出发来分析现实的人，进而推及整个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思想方法。

弗洛姆认为，“人性既不是生物学上那些固定的和天生的冲动的总和，也不是稳定地顺从于它们的那些文化模式的毫无生气的影子。

它是人类进化的产物，但是它也有某些固定的机制和规则。

”1在他看来，人性中存在着两种“固定不变的因素”，一种是“力图满足由生理条件所引起的冲动的需求”，还有一种就是“逃避孤立和精神孤独的需求。

”2前者深植于人的生理组织之中，人必须吃、喝、睡、保护自己不受损害，只要人的个体存在，这种自我保护的需求便必然存在。

后者虽并不深植于人的肉体过程中，但却深植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和生活实践之中，具有同样的强制性。

它其实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必须与他人进行合作，否则就不能生存，这是任何社会中必然的事实，因此人需要与他人交流、合作，以逃避身体方面的孤立状态；二是人必须在价值、符号和模式方面与世界保持联系，否则他将陷入无法忍受的“精神孤独”之中。

一个与世界失去精神联系的人即使生活在众人之中，仍会感到十分孤独；与此相反，居于密室而信仰上帝的僧侣，身陷囹圄而又觉得自己的同志就在身边的政治犯，在精神上就不孤独。

同样，一个处于完全陌生环境中的身穿晚礼服的英国绅士，一个远离同胞而又时常想起他的民族或者民族的象征的小商人，在精神上也不孤独。

这样看来，弗洛姆所谓人性中固定不变的因素事实上包含三个层面的需求：1、满足个体生存或自我保护的需求；2、逃避身体方面的孤立状态的需求；3、逃避精神孤独的需求。

第一种需求是每个个体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既关涉人，也关涉其他一切生物体，可以说是一切生命实体的基本存在方式。

而后两种需求则属于人的“类存在”（马克思语）方式，它们“深植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和生活实践中”3。

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弗洛姆对于这种人的类存在方式尤为关注，这种关注在他的绝大部分著作中都有比较集中的反映。

弗洛姆认为，人的存在与动物的存在相区别的首要因素是否定性的，这种否定性表现在人在适应外在世界的过程中比动物更缺乏本能的调节，“人诞生在那本能的顺应能力已退化到最底限度的进化点上”4，因此“人是一切动物中最无能为力的”。

但是，他同时认为，“这种生物上的弱点恰是人的力量的基础，是人发展自己独特的人类特性的大前提”5。

为了克服进化过程中带来的生物性弱点，人只能和他的同胞携起手来，团结一致。

恰如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言：“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人能群”。

亚里斯多德也认为，人天生是群居的动物。

人必须过社会性的生活确实是“人不能不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在弗洛姆看来，“只有当身体方面的孤独也包含有精神上孤独的意义时，它才变得无法忍受”6。

因此，人们通过与他人建立关系来克服身体方面的孤立状态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甚至是问题的次要方面，因为类似的生存方式在其他一些群居动物中也不难发现。

问题的另一方面还在于人必须与世界建立起精神上的联系。

这种联系才是一个“本质上只属于人的问题”：人“由于认识到自身与自然以及他人的区别，由于认识到（即使是朦胧地认识到）生老病死之必然，他必然会觉得，与宇宙、与不同于他的所有人比较起来，他是多么的渺小和不重要，除非他在某些方面已有所从属，除非他的生命已有了某些意义和方向，否则，他会觉得自己无异于一粒尘土，被那种自身无意义感所压跨。

”7正是从“这样一个本质上只属于人的问题”出发，弗洛姆对人际传播的根源作出自己的解释：“只要能使个人与他人联系起来，就能使人逃避最害怕的一件事：孤独”8。

从1941年出版第一部通俗理论著作《逃避自由》开始，弗洛姆的上述思想始终没有改变过。

七年之后，他在《自为的人》中进一步重申这一思想：“人是孤独的，同时又处于一种关系之中。

人之所以孤独是由于他是独特的存在，他与其他任何人都不相同，并意识到自己的自我是一独立的存在。

当他依据自己的理性力量独立的去判断或作出抉择时，他不得不是孤独的。

但他又无法忍受自己的孤独，无法忍受与他人的分离。

他的幸福就依赖于他与自己的同伴共同感受到的一致性，以及与自己的前辈和后代共同感受到的一致性。

”9“由于失去了乐园，失去了与自然的统一，人成了永恒的流浪者”（奥德赛、俄底浦斯、亚伯拉罕、浮士德），于是，“他渴望‘绝对’，渴望另一种和谐，一种能消除使他与自然、与同伴、与自身分裂的祸根的和谐，并为此而殚思极虑、苦恼万分。

”10弗洛姆对人的这种“生存的二重性”（一译为“生存的两歧”）的分析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存在主义哲学的有关思想：对人来说，一方面“存在先于本质”，他被偶然地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不得不独自选择自己的未来；另一方面，他又不可能真的独自进入存在，只有当他把自己当成为他的人、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存在，他才存在。

这种两难的境遇便产生出存在主义的“焦虑”11。

应该说，弗洛姆对传播根源所做的人本主义思考，对一向视科学主义方法为正宗的传播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如果说上述“生存的二重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苦恼，那么另一种二重性，即“历史的二重性”（一译为“历史的两歧”）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还详细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成过程中，“原始纽带”被割裂，个人失去了与社会的固有关联而产生的孤独。

所谓“原始纽带”是一种将人固定在社会中的束缚关系。

弗洛姆认为，在中世纪，真正的“个人”是不存在的，个人通过“原始纽带”与社会合成一体。

“人一呱呱坠地，在社会中便有了一个明确的、不可改变的和无可怀疑的位置，所以他生根于一个有机的整体之中，并从而他的生活确有保障。

一个人与他在社会中所充当的角色是一致的。

他是一个农民、一个工匠、一个武士，而并不是一个碰巧才有了这样或那样职业的个人。

社会的秩序被视为如同一种自然秩序，由于人在这一秩序中的地位是确定的，所以他有了安全感和相属感。

” 12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与社会通过这种原始关系合为一体，尽管人们没有自由，可并不感到孤独。

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上述“原始纽带”被拉裂了。

首先，在经济领域，手工业的发展中，行会制度被打破。

手工业主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雇用越来越多的工人，资本开始运营，剥削关系把农民、手工业者都拉离了已有的社会位置，每一个人都成为“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他不可能再拥有原来的固定社会位置。

在资本市场上，每一件事都需要他自己努力，他必须独自面对来自于各方面的竞争。

他陷入了从未经历的孤立之境。

其次，在政治文化领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有产阶级，为了谋取政治、社会地位，发起了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

在政治领域，人们打倒封建专制，追求个人自由。

在思想文化领域，人们强调个性解放，个人主义思潮使“个人”观念脱颖而出，人们发现并强调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个人摆脱了“原始纽带”的束缚。

但是对于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得到资本家所拥有的权力与财富。

相反，他们在个人化的进程中，失去了自身与社会的统一感。

人们与世界的关系不再像以往那样固定而有秩序。

人们成为一群“乌合之众”，而这恰恰是大众社会的重要特征。

这个时候的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了，但同时也更加孤独了。

弗洛姆这样描述了在“原始纽带”被割裂之后个人的生存状态：“天堂永远地失去了，个人孤苦伶仃地活着，孤零零面对这个世界，就像一个陌生人被抛入一个漫无边际和危险的世界一样。

新的自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深深的不安全、无力量、怀疑、孤独和忧虑感。

假如个人想有所作为，那就必须缓和这些感觉。

”13大众传播是否因“缓和这些感觉”而存在？这种“历史的二重性”是否可以用来解释大众传播的产生？弗洛姆的著作中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联系前述“生存的二重性”以及下文将涉及的弗洛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的批判，如果我们替弗洛姆对上述问题作出比较肯定的回答，恐怕也不能算太牵强附会。

传播的现状：逃避自由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存在着人与人的大量交往，但常处于不合理状态。

这一方面是由于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使“交往行为”被吸收到“有目的合理的行为”即“工具行为”的功能范围中，造成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了控制，遭致歪曲；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的干预活动已经侵入了人们的“生活世界”，使生活于其中的人与人的交往受到经济的和政治的种种命令所干预、控制和支配，而被大大扭曲了，以至不能达成相互谅解与信任，冲突纷起。

——哈贝马斯《逃避自由》竭力表达的主题在于：“一旦确保个人安全的那种原始纽带被切断了，一旦个人已变为完全孤苦伶仃地面对着外在世界；他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去摆脱这种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和孤独状态。

”14这一主题在弗洛姆后来的著作中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