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宗教改革:对中国西欧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反宗教运动

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反宗教运动宗教改革与反宗教运动是欧洲历史上两个相互对立但又紧密联系的潮流。
宗教改革作为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对欧洲社会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反宗教运动则是一种对改革者的抵制和反击。
本文将从宗教改革的背景、主要人物及其思想,以及反宗教运动的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宗教改革的背景宗教改革在16世纪的欧洲兴起,其背景与当时罗马天主教教会的腐败以及社会的变动密切相关。
在这个时期,教会成为社会的权力中心,教会的高级职位世袭化,教士的生活堕落,以及贩卖赎罪券等丑闻频发。
同时,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人们对教会的不满开始逐渐积聚。
二、宗教改革的主要人物及其思想1.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的主要领袖之一。
他公开反对教会的贩卖赎罪券的行为,并于1517年发布了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
他提出了“因信称义”的理念,即信仰上帝可以使人得到救赎,而非通过教会的仪式和赎罪券。
这一观念对当时的教会体制产生了巨大冲击。
2. 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约翰·加尔文是改革派教会(长老会派)的创始人。
他的著作《基督教要义》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信仰观点。
加尔文主张上帝的预定论,认为人的得救与否早已由上帝决定,人类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这个命运。
这一观念对于当时的信徒来说,具有强烈的安慰和鼓舞作用。
三、宗教改革的发展和影响宗教改革迅速在欧洲扩散,形成了多个派别,如路德宗、改革宗和长老会派等。
这些新兴宗教派别崇尚个人的宗教体验,强调对圣经的直接解读,并且推动普及在本国使用国语进行宗教仪式。
宗教改革对欧洲社会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削弱了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权威,打破了教会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其次,改革派的信仰观点催生了后来的启蒙思想运动,为知识解放和科学发展提供了土壤。
此外,宗教改革还为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国家机构和宗教自由等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探究欧洲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历史影响

探究欧洲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历史影响欧洲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历史影响欧洲宗教改革是16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发生的一场重要的宗教变革,对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宗教改革的发起者马丁·路德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改革派人士,如约翰·加尔文和亨利八世,他们的努力极大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
首先,宗教改革对欧洲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教会的权威无可撼动,教父们的教义是不容置疑的。
然而,宗教改革的发生打破了这一格局,引起了一系列的思想和信仰的多样化。
不再有一个亿万富翁和强大的教廷来控制整个宗教领域,因为新的宗教领袖和教派涌现出来。
这次变革推翻了原有的威权体制,赋予了个人更大的宗教自由,产生了涵盖不同信仰的社区。
其次,宗教改革对欧洲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宗教改革中,新兴的宗教派系常常与当时的君主权力发生冲突。
这种冲突导致了宗教内战的爆发,例如德国的宗教战争和法国的宗教战争。
这些战争使得君主们意识到,如果他们要维持统治,就需要更加宽容和灵活的宗教政策。
因此,宗教改革促使了君主国家的崛起,国家的权力逐渐取代了宗教的权威。
宗教改革还对欧洲的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宗教改革所推崇的新教伦理,如勤奋努力、储蓄和投资,与当时的商业发展和新的资本主义观念相吻合。
这种新的伦理观念促进了商业和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新教的信徒通常被鼓励追求经济成功,他们对金钱并不抱有负面的态度,这与天主教教义中对财富的消极看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宗教改革也引发了反宗教改革的运动。
天主教会意识到自身的威胁,在17世纪后期成立了反改革运动,以恢复教会的权威和统一。
这场反宗教改革运动,也被称为天主教复兴运动,通过大修会议、宗教制度改革和反宗教力量的打压,试图重建天主教的统一。
然而,尽管天主教复兴运动有一些成功,但它无法完全恢复天主教会的以往权威和统一。
总之,欧洲宗教改革对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是深远而广泛的。
探究欧洲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历史影响

探究欧洲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的历史影响一、引言欧洲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是欧洲历史上一场重要的宗教变革运动,对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宗教改革是指16世纪初马丁·路德等人对天主教会的质疑和反抗,最终导致新教派别的形成。
而反宗教改革则是天主教会对新教运动做出的回应,试图重建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来探究欧洲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对历史产生的影响。
二、政治影响1. 新兴国家与国家主权在宗教改革前,天主权势力在欧洲各国处于统治地位。
但随着新兴国家崛起,君主们试图通过支持新教运动来削弱天主权势力,并加强自己国家的统一性和独立性。
例如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在16世纪建立了英格兰圣公会,并将其国家从天主教会分离出来,从而加强了国家主权。
2. 宗教战争与和平宗教改革导致了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战争,最著名的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场战争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然而,这场战争也促使各国达成了一系列和平协议,如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这些条约确立了欧洲各国的宗教自由和国家主权原则,为今后欧洲政治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经济影响1. 财产转移与商业发展宗教改革导致许多贵族和富商将资产转移到新兴教派,并投资于商业活动。
例如荷兰成为新教盟友,并通过海上贸易成为当时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同时,天主权势力也试图通过禁止新兴宗教来保护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
2. 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新教徒强调个人努力和工作的价值,鼓励个人追求经济利益。
这种价值观的传播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四、社会影响1. 教育改革与普及新教徒强调个体对上帝的直接联系,对教育的普及和改革提出了要求。
他们开设学校、推动教育改革,使更多人接受基本教育。
这为后来欧洲社会的进步和普及教育奠定了基础。
2. 妇女地位与家庭观念宗教改革对妇女地位和家庭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思想范式与影响分析

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思想范式与影响分析中世纪欧洲是一个宗教信仰深厚的时期,基督教盛行,天主教教皇和教会权利极大。
然而,在这个深度宗教化的时期,出现了一场宗教改革运动。
这场运动目的是反对教会腐败和声称恢复纯正教义。
这篇文章将探讨这场宗教改革的思想范式和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一、宗教改革思想范式1. 向教会权威挑战在中世纪欧洲社会,教会教皇和神职人员享有极大的权利和特权。
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神的意志,是唯一的道路通往天堂。
然而,宗教改革运动挑战了教会的权威。
改革者质疑教会的教义是否真正符合基督教经典,其宗教实践是否正确。
改革者开始强调基督徒能够通过直接与上帝交流来获得救赎,强调对个人和直接的信仰。
这与教会的信仰方式形成强烈对比。
改革运动的领袖,如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强调圣经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不是教会的权威。
他们还强调教会应该以福音为基础,而不是教皇和教会权力。
2. 强调个人的责任在中世纪欧洲的主流基督教信仰中,教会强调的是信徒对教会的义务和责任。
因此,信仰被视为一种群体或集体的行为,而不是个人的行为。
然而,宗教改革运动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关系的重要性。
改革运动提出的一个关键观点是:基督徒应基于内心的信仰和个人的恩典,遵循教义。
这意味着信徒应该有责任为自己的灵魂做出决策,并有责任自己研究和了解圣经。
改革运动的领袖强调基督徒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认为个人的自由和责任是一个健康的基督教社区的基础。
3. 重视信仰宗教改革运动强调了对信仰的重视。
这包括对教义的正确理解和对生活方式的影响。
改革者将信仰与行为联系起来,认为行为应该符合基督教原则。
改革者认为主教和神父的职责是分享基督教的真理和使命,而不是掌握人们的赎罪权。
改革者也强调了道德和正义的重要性,认识到社会需要在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这对于个人和整个欧洲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宗教改革对欧洲社会的影响1.教导去腐败的制度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存在腐败和虚伪的现象,特别是在让罪人掏空口袋的贩赎信仰中。
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历史的影响

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历史的影响欧洲历史上的宗教改革运动是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社会运动,它不仅仅改变了欧洲的宗教面貌,还深刻地影响了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历史的影响。
首先,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会一直是欧洲社会的核心力量,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然而,随着宗教改革的兴起,新教派别逐渐崛起,与天主教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这导致了欧洲的宗教分裂,各个国家和地区在宗教信仰上的立场也产生了分歧。
例如,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在宗教改革中采取了新教立场,并将英国从天主教会分离出来,建立了英国国教。
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英国的宗教面貌,还对英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英国君主制度更加巩固。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欧洲国家,宗教改革运动成为了各国政治斗争的焦点,对欧洲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变革。
其次,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会对社会生活几乎具有无处不在的影响力。
然而,宗教改革的兴起使得人们开始对教会的权威产生怀疑,并提出了一系列对教会教义的批评和质疑。
这种怀疑和批评的情绪迅速传播开来,使得社会上出现了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思想氛围。
人们开始追求个人的宗教自由和信仰多样性,这对于当时的封建社会来说是一种颠覆性的力量。
宗教改革运动也促进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新教派别在推动对教育的重视和改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些变革不仅对欧洲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
此外,宗教改革运动对欧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的文化主要由天主教会控制,教会对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有着严格的控制和规定。
然而,宗教改革的兴起使得人们开始对教会的文化霸权提出质疑,并寻求更加自由和多样的文化表达方式。
新教派别在文化领域的影响逐渐扩大,他们提倡用通俗的语言进行宗教传播,这促进了欧洲各国的本土语言的发展和推广。
同时,宗教改革也对艺术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绘画和音乐等形式受到了新教派别的挑战和改变。
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国教制度:历史信仰的分裂与整合

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国教制度:历史信仰的分裂与整合欧洲的宗教改革与国教制度:历史信仰的分裂与整合宗教改革是指16世纪时欧洲发生的一系列对天主教会的批判和改革运动,并最终导致新教诞生的历史事件。
这一运动在欧洲各地广泛传播,对欧洲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宗教改革的一大特点是对信仰自由的呼声,这最终推动了国教制度的形成与演变。
在宗教改革之前,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是天主教会的势力范围。
然而,在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期的欧洲,天主教会渐渐腐败堕落,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其中包括宗教的商业化、僧侣的淫乱生活以及教会的腐败行为等等。
这些问题令一些人开始质疑和反对教会的统治。
宗教改革的催化剂来自于马丁·路德,他是16世纪初期德国的一位神父和神学家。
路德坚信,教会的统治已经违背了圣经的教义,并开始公开质疑和批判教会的教义和实践。
他起初是希望推动教会内部的改革,但却遭到了教会的强烈反对。
于是,他最终离开了教会,并在1517年发表了“九十五条论纲”公开质疑教会的错误。
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宗教改革的开始。
宗教改革在欧洲迅速蔓延开来。
一些信奉新教的领袖如约翰·加尔文和约翰·诺克斯等人纷纷表达了对教会的不满,并建立了自己的宗教组织。
新教的主要特点是强调个人信仰的自由和直接与上帝的联系,拒绝教会的中介作用。
新教徒们将圣经翻译成本土语言,使更多的人能够读懂圣经,这进一步加深了新教在欧洲的传播。
然而,教会方面对宗教改革的反应非常强烈。
在宗教改革的推动下,欧洲大陆开始形成了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教派对立。
在德国,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数十年的战乱,最终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而告一段落。
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宗教冲突,如英国的清教革命和法国的宗教战争等。
为了稳定整个国家的宗教局势,一些国家开始实行国教制度。
国教制度是指国家指定一种宗教作为国家的官方宗教,其他宗教则不受保护或受到限制。
这种制度的实施,一方面使得国家能够控制宗教力量,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另一方面却引发了宗教迫害和信仰自由的问题。
《欧洲宗教改革》教学反思

《欧洲宗教改革》教学反思《欧洲宗教改革》教学反思通过与本组老师们的不断交流,通过不断地搜集相关资料及配合历史核心素养的体现,本课终于在20XX年12月22日校课改活动月中顺利完成。
不断摸索中有如下的突破和思考:一、宗教改革的背景通过材料的方式让学生多角度分析,改革内容结合必修知识点通过填空的方式进行,改革影响同样是通过材料的方式让学生辩证分析。
二、选修教材不同于必修,教材里图文信息非常丰富,学生可以阅读教材获取更多有效信息。
三、特别设计的是有关宗教改革前后有关教义等变化对比,学生能很快简单明了地做出判断。
再结合高考模拟和高考真题进一步提升难度,这样有梯度地让学生去选择。
四、整个授课过程时间安排紧凑,难度适中,学生规范用语进步很大。
五、授课结束通过历史感悟的方式体现历史学科的核心素养。
以上仅仅是我在思索如何上好选修课一点尝试,而更多的是困惑和不解。
一、如何处理好必修和选修的关系。
二、怎样让我所教的文科普通班级学生在一节40分钟课中有效整理和学习。
三、如何锻炼学生规范用语,真正培养学生多角度、辩证的思维去分析问题。
四、学生如何能理解宗教改革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五、如何能处理好学生在学习选修课时倦怠心态。
课后在与所有听课老师交流中有些启示和想法:一、不要忽视学生的潜力和能力,很多时候老师包办了学生的思维和习惯,相信学生自己能胜任处理问题的相关能力。
让学生去说,让学生去总结,让学生去反思。
教师讲的要少,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
二、老师怎样把目前史学界最新的史观介绍给学生,建议学生多做山东和上海的高考题,这两个地区在高考方向把握上比较超前。
三、历史学科有很多核心概念,要明确介绍给学生,让学生自己去应用。
四、调动学生学习历史选修课的兴趣,介绍深入浅出的史家名著。
以上是在本次课改活动月中的收获和反思,本人再一次得到锻炼和提升,经过这次交流和思考对以后的教学和成长受益匪浅。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与社会变革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与社会变革在16世纪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与社会变革密不可分。
宗教改革在这一时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改变了英国的宗教面貌,还对社会、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将探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改革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一、宗教改革与英国的国教建立在16世纪初,英格兰国内的宗教问题相当复杂。
在此之前,天主教一直是英国主导的宗教信仰,国王亨利八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亨利八世决定与罗马教廷脱离,并建立英国国教。
这一决定不仅引发了英国的宗教改革,也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变革打下了基础。
亨利八世建立英国国教,对英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他废除了天主教的主导地位,使英国成为一个国教为新教的国家,这一举动导致了英国国内宗教矛盾的激化。
其次,亨利八世的这一举措也导致了英国政治、社会结构的变革。
国王成为了教会的最高领导者,大量的天主教财产被没收,这些改革对英国社会的财富分配、地位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英国宗教改革的思想倡导者在英国宗教改革的过程中,有许多重要的思想家和倡导者。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托马斯·克伦威尔和托马斯·摩尔。
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宗教立场,对英国宗教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亨利八世的首席大臣,他积极推动了英国国教的建立。
他主张在英国建立一个独立于罗马教廷的国教,并将国王视作教会的最高领导者。
克伦威尔还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改革举措,使英国的宗教改革向前迈进。
与之相反的是托马斯·摩尔,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摩尔反对英国国教的建立,并坚信罗马教廷的合法性。
他以自己的信仰付出了最高代价,最终因为拒绝承认英王亨利八世为教会的最高领导者而被处决。
尽管摩尔在宗教改革的进程中失败了,但他对良心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倡导影响了后来的英国社会。
三、宗教改革对英国社会的影响英国宗教改革对社会变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首先,宗教改革改变了英国社会的宗教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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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西欧历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近十年来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研究为例缘起中国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既古老又新鲜,因为圣公会的进入中国早在1844年即开始,差不多20年以后,这个教会就开始在中国扎下根来,当时的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已经就对宗教改革做了阐释,但是令人遗憾的,这个教会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的主流,在中国的基督教派中,其不如天主教来到中国那么早,也不如路德宗如此普及,其在中国的影响范围,就如同于公理会一般,因此,中国的历史学者对英国宗教改革长期的遗漏也是在所难免的。
中国的历史学者对于西方宗教的研究最早实际上是出于以下的两个目的:近代以降,西方入侵中国,西方的宗教作为入侵者的一种工具,因此,有必要追根溯源;在意识形态和史学思想上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念,认为宗教对于西方来说,从中世纪到十八世纪以前,是起着重要的作用的,因而,研究这一段时期的西方宗教,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指导思想更为贴近,并且可以借此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理解西方。
但是,这仅仅限于马克思所注意的西方宗教的几个方面:中世纪教会的情况(对民众的压迫与愚弄)、经院哲学(往往被理解为是荒谬且不可理喻的)、宗教改革、启蒙时代对宗教的批判。
其中,宗教改革被认为是人民反抗教会权威的运动,而且往往与农民战争结合起来,因而很明显的,只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与之关系甚大,加尔文的改革就稍差一些,而英国的宗教改革,简直是乏善可陈:没有惊心动魄的农民战争,更何况保留了旧教的许多陈规陋习,因而被认为是“不彻底的”,长久以来就被富有激情的中国历史学家束之高阁。
真正愿意坐下来以学术姿态对此问题加以探讨的人乃是蔡骐,其在1997年出版的《英国宗教改革研究》可以说开创了对英国宗教改革研究和认识的新开端,蔡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就对过往的认识表示了遗憾;认为过往的中国历史学者“视野的宽度不够,”“大多数学者把研究范围局限在亨利八世时期”并且“对英国宗教改革研究的深度”“受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分析与描述上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抽象化和概念化的倾向,政治上的定性代替了实事求是的学术分析,生动丰富的历史被简单化为一些枯燥乏味的概念法则”,这一切的结果当然会导致“研究无法深入下去”。
蔡在其文中承认对都铎王朝历史的研究和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在西方是显学,而中国学者由于思维定势和史学理论的桎梏,对这一点极为忽视,甚至可以说是闭目塞听。
但是蔡很明显的充分利用了西方学者的论述,诸如G·R·埃尔顿的《都铎王朝改革》、阿特金斯的《都铎王朝治下的英格兰与威尔士》还有彼得·盖伊的《都铎英国》这些书都被介绍进来,并且为以后进行这一研究的人所借鉴和取法。
可以毫不夸张做出这样的判断:中国大陆对英国宗教改革真正在学术上的研究,是由蔡骐开始的。
对于时间的断限蔡骐在其著作《英国宗教改革研究》中指出,旧时的大多数学者仅仅把宗教改革作为是亨利八世一个朝代的事情,而蔡骐则将时段大大扩展,把时间断限定为“1259年亨利八世改革议会的召开,至1571年《三十九条信纲》的颁布。
”,从这以后,凡是所有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的论文,都以此作为时间断限。
这样,就开始有了研究爱德华六世时代的改革和研究玛丽一世时代的天主教复辟,还有研究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宗教宽容的确立期,都可以纳入到宗教改革的领域中去。
这使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领域更加扩展,而且对于不同朝代的不同政策加以比较,也可以使研究更加深化,并且更富有多样性。
但是,令人遗憾的,如果我们不再把英国的宗教改革仅仅是作为一个政治事件,而将其作为一个与整个社会的演变转化相关的事件的话,或者在详细一些,将其再加上宗教因素的话,那么,被称作“宗教改革之晨星”的威克里夫与现在被西方历史学者大为称赞《詹姆斯王钦本圣经》就不会被遗漏。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仍然关注于政治事件,而将宗教以及社会生活放在了一个角落里。
如果,我们能更多的考虑这个原因的话,即使认为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而不把1381年威克里夫英文版《圣经新约》定稿作为英格兰宗教改革的上限,那么英国宗教改革的时间断限,至少也应当像下划到《詹姆斯王钦本圣经》正式修撰完毕的1611年。
很难想象一个缺乏宗教因素的宗教改革是什么样子,尽管不得不承认的是,英格兰的宗教改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上的权力之争和经济上财富的划分。
关于起因非常有趣的是,对英国宗教改革的研究,在西方,更多的偏重于亨利八世的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的离婚所产生的各种后果,而在中国,则更偏重于天主教会在英国长期的恶行,其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乃是中国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认为英国的宗教改革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而西方学者则认为这是偶然的,而且很有可能不会发生的,或者是以另一种方式出现。
现在的中国历史学者认为将宗教改革的原因只放在亨利八世的婚姻上是很具有局限性的,所以他们习惯按照一般的范式,寻找内因与外因。
典型的是烟台师范学院杨超于2001年5月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所发表的《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里面清清楚楚地将宗教改革的原因分为五点:第一,英吉利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奠定了民族基础,提供了改革的推动力。
这一条其中包括:“民族国家反对任何外来的剥削压迫(即天主教会对英国的干涉)”、“民族国家支持王权,拥护国王的独立自主政策。
”、“,民族主义震慑了英国内部的反对派,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改革的阻力”第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提出了宗教改革的迫切要求。
第三、威克里夫的思想与罗拉德派的活动为亨利八世宗教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四、王权的强大提供了宗教改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第五、有利的外部环境推动并保障了宗教改革的发生和发展。
几乎所有其他关于宗教改革的论文,在谈到英国宗教改革的原因都会谈到这几点,如太原师范专科学院的周强在2000年第1期的《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上,只是对上述说法变换了措辞而已,仍然没有跳出这个范围。
不过,其在文章的开头追述了宗教改革以前的英国教会一章,作为历史渊源,其主要内容可以简单的概括为:英国早已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深受封建王权和教权的双重压迫,而且王权与教权之间的矛盾非常严重。
2005年,福建师范大学的马亮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英国都铎王朝宗教改革研究》,这本长达106页的论文试图从各个角度论述英国都铎王朝时期的宗教改革,包括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的讨论,在其中,他提到了异端与人文主义对英国宗教改革的影响,这其实与蔡骐在1997年所出版的《英国宗教改革研究》这本著作中的第一章第三节“异端与人文主义”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其将其拆成了“改革的异端传统”、“人文主义与新教学说”这两节,令人好奇的是,在这篇文章的参考书目中,只刊列了蔡骐的两篇关于英国宗教改革的论文,即《论宗教改革时期英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科社版,1996年第6期)与《英国爱德华六世宗教改革述评》,(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科社版,1997年第5期),并没有提供《英国宗教改革研究》这本书作为参考书目。
另外还有赵林于2007年4月所出版的《基督教思想文化的演进》中第二部分的第三节,也承袭了上述的观点,但是赵似乎更加重视英国的民族意识的发展,认为“亨利八世时代的英格兰人对于他们的宗教状况和文化状况基本上是满意的,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插曲, 他们本来是不会进行宗教改革的。
但是, ‘当时国民生活中有一个特点是显而易见的, 它后来成为亨利得到支持的基础。
这就是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一种英格兰属于英格兰人的感情, 要激发这种感情来抵制无论来自何处的一切外国侵略, 实在是易如反掌。
’1”赵的思想与其它人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亨利八世时代的英格兰人对于他们的宗教状况和文化状况基本上是满意的,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插曲, 他们本来是不会进行宗教改革的”这似乎预示着赵从某种程度上认同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一场偶然的改革,但是,在下文中,他接着写道“在这场看起来是由于偶然事件( 离婚) 而引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背后, 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原因, 这就是英格兰人民对于罗马教会一贯采取的盛气凌人姿态和教皇的狂妄傲慢行为的潜在的反感。
”这就又回到了杨超在《论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中的第一条。
但是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亨利八世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事件,总是作为直接原因而出现,而对于西方学者来说,由于其而导致的王位继承问题,以及由此以来所凸现出的王权与教权问题,才是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
2作出这俄个论断是很自然的,因为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很明显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其表现必然是由国王一手推动,而只是单纯由民众对教皇与教会的厌恶和愤恨,只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属灵上的宗教改革。
有意思的是,尽管西方学者有意识地提出了英格兰与德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如北欧诸国所进行的宗教改革有着极大的区别,并且试图分析其原因,但是中国的历史学者似乎并不愿意将其扩大出英国的范围。
仅仅举出一个例子:那就是是1单引号的部分是赵林引自威利斯顿·沃尔克的《基督教会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第454 页。
2美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p297 另由G·埃尔顿主编的《剑桥世界近代史》卷二中提到“民众自发的愤怒并未给离婚带来多大的帮助”当然它也承认政治的因素是其基本,但是又说“当国王站在教会一边时,教会是安全的……亨利想要离弃凯瑟琳的重要之处在于,国王因此又叫教皇的保护者成为了教皇的头号敌人,这样他就把英格兰人反教皇和教会的情感爆发出来”阿克顿的《近代史讲义》中第六节“加尔文与亨利八世”中认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不是来自于宗教,而是国王对婚姻的敌视态度。
”否可以从地缘的角度来阐释英格兰宗教改革的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孤悬海外的岛屿对于罗马和其它的外来者有着天生鄙视和愤恨,只要翻开史书似乎很容易发现,每次国王与教皇或是其它外国君主的妥协都被视为是一种叛国行为,很明显的例子是约翰王时代盎格鲁人对收复英王在法国领土的态度:他们一面认为这是那个来自法国的征服者的财产,与自己无涉;而另一方面,当丢城失地的败绩传来时,他们又联合起来,反对国王。
而且,如果翻看圣公会的教义,可能会发现,圣公会认为自己的教会所承袭的乃是凯尔特人的衣钵。
这是否是因为作为一个岛国而具有的独立性所致?还是因为英格兰人已经养成了这种首鼠两端的民族性格?如果是这样,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关于改革的内容被认为是权威之作的、由G·埃尔顿主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二卷被命名为“宗教改革”第七章是由埃尔顿亲自撰写“英格兰的宗教改革”,在简要了讨论了亨利八世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至尊地位后,很快的就开始谈论英格兰新教独具的特色:在教义上的、教规上的和在仪式上的,对宗教争论的核心问题:从公祷书到英文圣经,再到圣礼和教规,保守派与激进派以及中间派之间的斗争是关乎宗教之上的,政治是作为宗教问题发展的一个纽带而出现,它的作用在于能够把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