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功臣制度初探_陈晓伟

第11卷第3期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 l .11,N o .32009年5月Journal of L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M ay 2009辽代功臣制度初探陈晓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摘要:针对辽代功臣制度研究不足的现状,以《辽史》等文献资料为基础,充分利用了辽代的汉文石刻材料。

结果表明,辽代功臣制度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功臣号授予方式包括“初赐后加赐”和“赐后改赐”。

得出如下结论:辽代的“功臣”被赐予社稷大臣、属国的国主、耄年和致仕官员以及功勋后代;一般情况下,带有节度使身份的官员才有被封赐功臣资格。

关键词:辽代;功臣号(功臣);制度;赏赐中图分类号:K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91X (2009)03-0280-03First inquiry on the title hero system of Liao DynastyC HEN Xiaow ei(History College o f Beijing No rm 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A bstract :In view o f present situatio n w hich is insufficient in Liao Dynasty rew arding system aspect .The paper takes “Liao H isto ry ”materials and so on as the foundations ,and uses Chinese w ritten lang uage carved stone m aterial of Liao Dynasty fully .T 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Liao Dy nasty rew arding sy stem is capriciousne ss ,w hich included tw o w ay s of contribution such as “bestow ing m ore afte r the initial re -w arding ”and “altering the rew ards after the initial rew arding ”.In Liao Dy nasty ,the title “hero ”w as confe rred to peo ple like statesmen ,king s of v assal states ,aged and recently -recruited officials ,as w ell as descendants of heroes .Norm ally speaking ,only the o fficers ranked as Jiedushi (Precinct Officer )w ere el -igible o f being g ranted as “hero ”.Key words :Liao Dy nasty ;the title hero (he ro );sy stem ;rew arding 收稿日期:2009-02-01 作者简介:陈晓伟(1983-),男,内蒙古宁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辽史契丹史研究。

0　引　言功臣制度作为辽代政治史的一项重要课题,除王曾瑜先生对此有过探讨外,学者鲜有研究。

究其原因:一则是史料的限制。

目前所见辽代“功臣”和“功臣号”的信息是零散的,而非系统化;二则受中原王朝制度史研究的影响。

唐宋以来,给大臣颁赐“功臣号”的现象颇为常见。

事实上,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也是相当丰富的,但是学界少见相关的成果,因此,很难给辽代功臣制度研究提供具有启发性的参鉴。

1　“功臣”的由来功臣之赐始于何时?史籍说法不一,其中较为通行的说法为:唐德宗兴元年间。

《事物纪原》卷四《功臣》曰:“赐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

自后藩镇下至从军资深者,例赐之”[1]。

宋代很多人亦持此说,元丰改制之时,宰臣吴充、王珪、参知政事元绛等上言,“功臣非古,始唐德宗多难之余,乃有奉天、定难之号,不应盛世犹袭陈迹[2]。

其所据为唐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一日,朝廷颁布赦文:“诸军诸使,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等,宜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3]。

事实上,功臣号的产生背景,乃“唐之中世,时属多虞,制为功臣,宠厥将吏”[2]。

宋人对唐季动乱的政局记忆犹新,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把赐功臣之始归于“奉天之难”时。

其实不然,《宋史》卷一百七十《职官志》云:功臣者,唐开元间赐号“开元功臣”,代宗时有“宝应功臣”,德宗时有“奉天定难元从功臣”之号,僖宗将相多加功臣美名,五代浸增其制[4]。

笔者对此曾略作考辨,发现开元年间少有赐功臣之例,而真正始于代宗时期,非德宗兴元元年。

据《旧唐书》卷十一《唐代宗本纪》,宝应元年(762年)五月,“丁酉,御丹凤楼,大赦。

子仪、光弼、李光进诸道节度使并加实封,四月十七日立功人并号`宝应功臣'”[5]。

其中所提到的“四月十七日立功人”,系指“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清难”。

因而,这些人得赐名`宝应功臣'[6]。

代宗曾对获有“宝应功臣”加以政治优抚,如广德二年二月己丑(764年),朝廷大赦,“宝应功臣三品以上官一子,仍赐爵一级,余加阶、勋两转,五品以上为父后者勋两转”[6]。

这原本是激励和奖掖军士之举,不期然开创后世赐“功臣号”之先河,正如《宋史》卷一百六十八《职官志》所谓:“因一时之赏典,为万世之通规”[4]。

功臣制度亦为契丹政权所借鉴和吸收,且对辽代社会政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笔者认为,辽朝首个获得功臣封赐之人可能是韩知古,据重熙六年《韩橁墓志》记载:“推忠契运宣力功臣、彰武军节度、东南路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讳知古,曾祖父也”[7]。

韩知古能够获得如此殊荣,这与他所立“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和协同“康默记将汉军征渤海”[8]两件功绩不无关系。

由此,他也被列为开国的“佐命功臣”之一,被赐功臣号便在情理之中。

今考《辽史·康默记传》和《韩知古传》:笔者推断,知古被赐予“推忠契运宣力功臣”,大抵为天显初年。

辽朝赏赐“功臣”最早有确切时间记载者,出现于《耶律羽之墓志》,其曰:天显十三年(938年),“嗣圣皇帝受大晋之册礼也,即表公(耶律羽之)通敏博达启运功臣”[9]。

自此以后,契丹朝赐封功臣的事例日渐增多,直至天庆元年(1111年),萧义“坚请辞政。

皇上雅矜其意,不得已而许之,”然后对其“加守太傅,兼中书令,增号崇仁全德功臣”[7]。

上述材料说明,起天显间迄天庆间,功臣制度一直行用,乃至贯穿有辽一代。

2　功臣号的颁赐王曾瑜先生指出,“辽朝功臣号的颁赐,限于对社稷有功的文武大臣”,如张俭、耶律宗政、萧孝友等[10]。

除此之外,我们亦可通过某些功臣号来洞悉当时之政局。

如,道宗朝曾大量赐授功臣,且冠以“平乱”、“定乱”、“静乱”等名,这显然与清宁九年(1063年)的“重元之乱”有着关联。

耶律仁先、耶律庆嗣、萧韩家奴、萧惟信、耶律阿思、孩里、耶律挞不也、耶律乙辛等人在平乱过程中立有功劳,均赐有功臣之号。

从整个事件(重元之乱)上看,得有功臣号的将领,甚至包括后来以奸道祸国的耶律乙辛,确实为粉碎重元篡位的阴谋出力不小,稳固了辽朝后期的局势,这也正是他们获得封号的原因。

笔者认为,辽代所赐功臣除真正意义上的社稷功臣之外,还有适用于其他的群体。

首先,修好邻国,标示臣属关系。

统和九年(991年),西夏首领李继捧为而附于辽朝,被授“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8]。

其次,安抚降人,笼络异族。

后汉高祖嫡孙刘继文,曾被契丹先后加封“竭忠匡运功臣”、“推功保祚功臣”[7]。

乾亨元年(979年),北汉亡国前夕,刘继文遂投奔辽朝,景宗皇帝敕授其子为“佐命功臣”[7]。

第三,礼遇耄年及致仕官员。

大康九年(1083年),耶律元佐“甫当垂老之季,恳上辞荣之请”,朝廷诏“加保义推忠功臣”,致仕[9]。

第四、恩惠功臣后代。

耶律延宁之父萨割,“并名已勇闻”。

景宗皇帝念延宁是忠臣之子,“致于近侍,始授保义功臣”[7]。

根据上述诸多事例,可以说,辽代赐功臣号不仅针对“文武功臣”,亦非局限于辽朝臣子,而是延伸到一个更为广泛群体和地域范围。

3　功臣制度辽朝授予功臣号的官员身份与宋不同,表现出很大随意性。

在加授方法上大体遵循两种方式,即“初赐后加赐”和“赐后改赐”两种。

第一,初赐后加赐。

某人因功或其他原因获得功臣号,这个功臣号是为“初赐号”,日后增加,或曰“加赐”或曰“益赐”,叠累相计,为其最终“功臣”系衔。

如保宁十一年(978年),韩德威由于“莅事有能声,检身由直道”,被“擢居亲近之用”,“赐功臣四字”,未几,“封开国侯,增食邑,赐功臣两字”。

故而,统和十五年《韩德威墓志》首行曰:“推诚忠亮竭节功臣”,号为六字[9]。

第二,赐后改赐。

如张俭,太平十一年,《文武大孝宣皇帝哀册文》下曰:“推忠翊圣保义守节同德功臣……臣张俭奉敕撰”[7]。

而重熙二十二年,《张俭墓志》曰:“贞亮弘靖保义守节耆德功臣”[7]。

根据史实,二者是为一人无疑,但功臣号差异之大,颇令人费解。

经过笔者研究,其原因是:在太平十一年至重熙二十二年期间,张俭曾改赐过功臣号。

按《墓志》记载,太平六年,张俭曾被赐予,“推忠翊圣保义守节”,景福元年六月(即太平十一年,是年改元),“以翼亮之功,册命为太傅,加赐同德功臣”[7],至此,“推忠翊圣保义守节同德功臣”与《圣宗皇帝哀册》记载吻合。

据《墓志》和《辽史》卷八十《张俭传》,重熙四年春,张俭致仕,改赐“贞亮弘靖保义守节耆德功臣”[8]。

即是重熙二十二年去世后,其墓志所署功臣号。

王曾瑜先生在《辽朝官员的实职和虚衔初探》一文,提出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即辽功臣号最多以多281　第3期 陈晓伟:辽代功臣制度初探少字为限[10]?根据目前出土的墓志材料,辽代有明确记载功臣字数最多的是耶律祺。

乾统八年,是人《墓志》首行曰:“勤力……忠同德匡时翊圣推诚……太师、兼中书令、行大……尹、尚父、于越、赵王……致仕……齐王耶律祺”[9]。

由于墓志残损严重,上文耶律祺的“系衔”并未出现“功”、“臣”两字。

但汉文《祺志》有谓“讨贼”、“贼党奔溃”、“功臣护卫”[9]等之语。

可见,耶律祺讨因逆有功,曾获得功臣封号。

汉文《祺志》“勤力”与“忠”之间虽缺字不明,大致可确认为一组以上功臣号。

因而笔者可断定,耶律祺至少是十二字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