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

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赵桂宁【期刊名称】《《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00(022)003【总页数】4页(P68-71)【关键词】儒学; 人道主义; 人性; 和谐; 民俗; 抒情小说【作者】赵桂宁【作者单位】梧州市教育学院中文系广西梧州 543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社会科学第 22 卷第 3 期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22 No.3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Science)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赵桂宁（梧州市教育学院中文系，广西梧州 543000)2000 年 6 月 June,2000 E摘要】本文试图从文学史的视角考察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从而进一步认识汪曾祺小说的文学史价值与地位。

【关键词】儒学人道主义人性和谐民俗抒情小说E中固分类号E105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 - 8182(2000)03 - 0068 - 04 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早在 40 年代就有小说《邂逅集》问世， 60 年代出过一本薄薄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1980 年年逾花甲的他重新提笔，一发不可收，《受戒》、《大淳记事》、《泡茶馆》、《异秉》......这些小说的发表犹如在酷暑中飘来的一阵清凉的雨丝，让人心旷神怡，人们争相阅读，形成了一股“汪曾棋热”。

当时的文学创作，大致可分出两大潮流，即“伤痕文学”和初见端倪的“反思文学”，文坛上克满着感伤的、－愤怒的悲剧色彩与气氛。

汪曾棋以他那古趣盎然的民俗小说，撇开了几十年统帅一切的政治生活纠缠，超越了悲怆愤怒的文坛主旋律，把一种久违了的民族文化传统带给了当代中国。

汪曾棋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①他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

”②儒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主导倾向，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的“仁”，既可集中在“克己复礼”上，又可确定在“仁者爱人”之中。

前者服务的目标是行将消亡的政治制度，而后者则具有恒久意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种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上富于人情味的人道主义精神，扩展到普遍的社会人生中便能实现人的自觉，这种自觉让人意识到生命个体的价值与意义。

这种文化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汪曾棋，在他的笔下，他追求的人道主义理想具体衍化为三种感情形式，正如他所说的：“我作品所传导的感情无非是三种，一种属于忧伤，比方《职业》；第二种属于欢乐，比方《受戒肌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对生活的欢乐；再有一种是对生活中存在的有些不合理的现象发出比较温和的嘲讽”。

③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中找出三种不同的人生世界：“忧伤”的收稿日期： 1999-06-11 侍者简介：赵桂宁， 0957一〉，女，广东顺德人，广西梧州市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①汪曾祺 z 《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3②汪曾祺 z 《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3③汪曾棋，施叔青：《作为抒情诗的徽文化小说》，《上海文学），1988.4.一 68 一第22卷第 3 期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Science) 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2000 年 6 月June,2000 E摘要】本文试图从文学史的视角考察汪曾祺小说的当代意义，从而进一步认识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早在 40 年代就有小说《邂逅集》问世， 60 年代出过一本薄薄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1980 年年逾花甲的他重新提笔，一发不可收，《受戒》、《大淳记事》、《泡茶馆》、《异秉》......这些小说的发表犹如在酷暑中飘来的一阵清凉的雨丝，让人心旷神怡，人们争相阅读，形成了一股“汪曾棋热”。

当时的文学创作，大致可分出两大潮流，即“伤痕文学”和初见端倪的“反思文学”，文坛上克满着感伤的、－愤怒的悲剧色彩与气氛。

汪曾棋以他那古趣盎然的民俗小说，撇开了几十年统帅一切的政治生活纠缠，超越了悲怆愤怒的文坛主旋律，把一种久违了的民族文化传统带给了当代中国。

汪曾棋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①他说：“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

”②儒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主导倾向，作为其中最重要的哲学范畴的“仁”，既可集中在“克己复礼”上，又可确定在“仁者爱人”之中。

前者服务的目标是行将消亡的政治制度，而后者则具有恒久意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种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上富于人情味的人道主义精神，扩展到普遍的社会人生中便能实现人的自觉，这种自觉让人意识到生命个体的价值与意义。

这种文化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汪曾棋，在他的笔下，他追求的人道主义理想具体衍化为三种感情形式，正如他所说的：“我作品所传导的感情无非是三种，一种属于忧伤，比方《职业》；第二种属于欢乐，比方《受戒肌体现了一种内在的对生活的欢乐；再有一种是对生活中存在的有些不合理的现象发出比较温和的嘲讽”。

③我们可以从他的小说中找出三种不同的人生世界：“忧伤”的①汪曾祺 z 《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3 ②汪曾祺z 《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3 ③汪曾棋，施叔青：《作为抒情诗的徽文化小说》，《上海文学）， 1988.4.一68世界呈现的是下层劳动者凄苦的命运，表现他们人性中的坚忍顽强与求生努力，除了《职业》有《迟开的玫瑰和胡闹》、《故乡人·打鱼的》、《鲍团长》等，作品深深地表达了作家对人性苦难的理解与悲悯；“欢乐”世界是最吸引读者的世界，它表现的是温暖的人情，率直美好的人性，呈现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生命自身高度和谐的世界，体现了作家“追求的是和谐，不是深刻”的创作思想。

汪曾祺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①除了《受戒》，《大禅记事》、《岁寒三友》、《安乐居》、《艺术家》等许多作品中的人们自然地向生活敞开生命，活得放达超脱，随心所欲，作品寄托了作家对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礼赞及美好人性的无限向往与渴慕；小说的第三个世界则是善意地嘲讽了小市民庸俗、愚昧、卑琐与狭隘的人性弱点，《异秉》、《故里杂记·鱼》、《晚饭后的故事》等作品都蕴含着作家对人性异化的忧患。

这三个世界尤其是第三个世界集中反映了作家对下层劳动者生命性态的关注与思考，表达了作家对人道主义的理想追求，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在当时则标志着文化意识的觉醒：多年来阶级观念与左倾政治把人高度抽象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极其“残酷无情”，人心危殆，人性沉沦。

汪曾棋小说对“人”的现实性与主体性的充分肯定，对人的“自然人性”合理存在的呼唤，让人从丧失了主体意识的“物”的彼岸，从泯灭了七情六欲的“神”的彼岸，从庸俗化了的“阶级”规定的彼岸回到了人自身；小说强调人的尊严，这又反映了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觉醒；作品对人道主义的人情美、人性美的弘扬，传达了特定时期人们精神上对真善美的渴望，传达了一种道德理性，体现了作品从传统道德精神上对长期以来现实人性窒息甚至扼杀状态的匡正理想，这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在当下社会中不可能完全实现，但作为一种精神理想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具有对现实存在的“非人道”、“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功能，因而它是一种促动社会进步与人性完善的精神动力。

从这个层面上，我们是否可以说，汪曾祺这种人道主义理想的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巨大挫折或挫伤之后的感情抚慰与精神追寻一一从集体无意识的虚妄和乌托邦情结中觉醒过来的心灵趋向，这样便可以被确认为是这一时代的普遍情绪的一种集中表达。

至于作品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丑陋的心理进行“温和”的批判，正反映了作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历史沉重感和医治落后积习的愿望，这是对鲁迅解剖国民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

从文学史看，汪曾棋对人性的关注与弘扬，对他以后出现的寻根“原始生命派”、“忧患派”对生命内质的探索，对生命体验的传达，对人性的重建都有着点化与剌激启发的意味。

而兴起于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我们也可以看到汪曾祺的影响。

“新写实”小说立足于写普遍人的日常生存状态，着重表现人的生命体验和冲动，表现人在生存困境中的无奈和挣扎，追求一种平实自然、含而不露的风格。

相比之下，汪曾祺取材于“回忆”，更多地表现人性美人情美，努力走向生活的清新与甜美；而新写实小说则写的是现实，更多地表现人性的懦弱与磨损，如实地展示生活的艰难、平庸与无奈。

汪曾祺小说的题材内容，大多取之于旧社会，取之于以往的过去时。

为此他说：“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

但我认为小说是回忆。

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象童年往事一样。

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①汪曾祺：《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8.3 - 69 一世界呈现的是下层劳动者凄苦的命运，表现他们人性中的坚忍顽强与求生努力，除了《职业》有《迟开的玫瑰和胡闹》、《故乡人·打鱼的》、《鲍团长》等，作品深深地表达了作家对人性苦难的理解与悲悯；“欢乐”世界是最吸引读者的世界，它表现的是温暖的人情，率直美好的人性，呈现出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生命自身高度和谐的世界，体现了作家“追求的是和谐，不是深刻”的创作思想。

汪曾祺说：“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我写了人性的解放。

”①除了《受戒》，《大禅记事》、《岁寒三友》、《安乐居》、《艺术家》等许多作品中的人们自然地向生活敞开生命，活得放达超脱，随心所欲，作品寄托了作家对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礼赞及美好人性的无限向往与渴慕；小说的第三个世界则是善意地嘲讽了小市民庸俗、愚昧、卑琐与狭隘的人性弱点，《异秉》、《故里杂记·鱼》、《晚饭后的故事》等作品都蕴含着作家对人性异化的忧患。

这三个世界尤其是第三个世界集中反映了作家对下层劳动者生命性态的关注与思考，表达了作家对人道主义的理想追求，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在当时则标志着文化意识的觉醒：多年来阶级观念与左倾政治把人高度抽象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某些方面极其“残酷无情”，人心危殆，人性沉沦。

汪曾棋小说对“人”的现实性与主体性的充分肯定，对人的“自然人性”合理存在的呼唤，让人从丧失了主体意识的“物”的彼岸，从泯灭了七情六欲的“神”的彼岸，从庸俗化了的“阶级”规定的彼岸回到了人自身；小说强调人的尊严，这又反映了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觉醒；作品对人道主义的人情美、人性美的弘扬，传达了特定时期人们精神上对真善美的渴望，传达了一种道德理性，体现了作品从传统道德精神上对长期以来现实人性窒息甚至扼杀状态的匡正理想，这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在当下社会中不可能完全实现，但作为一种精神理想就具有一定的价值，具有对现实存在的“非人道”、“不合理”现象的批判功能，因而它是一种促动社会进步与人性完善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