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学价值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1. 引言1.1 引言汪曾祺是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他的小说作品以其独特的笔触和深刻的洞察力闻名于文坛。
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更是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不仅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更蕴含着丰富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思考。
他以平实的语言描绘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将人性的善恶、矛盾和纠葛展现得淋漓尽致。
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他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问题的根源。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不拘泥于传统的叙事方式，而是尝试探索新的表现手法和叙事技巧。
他善于运用夸张、幽默和讽刺的手法，使作品更具张力和生命力。
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关怀，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和思考。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开拓了文学创作的思路，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他强调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创新，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构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世界，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和典范。
2. 正文2.1 对当代小说文体的影响汪曾祺的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作品注重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表达，强调人物的情感体验和内心矛盾的描写，使人物更加立体和丰满。
这种表现手法在当代小说中得到广泛应用，使小说更加具有情感共鸣和现实感。
汪曾祺的小说也注重描写生活的细节和日常的场景，将平凡的生活转化为文学艺术的表达，赋予小说更加丰富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
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方式激发了当代作家对生活的关注和对细节的重视，使当代小说更加注重真实和细腻的叙述。
汪曾祺的小说受传统文学的影响，注重古典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他在小说创作中融合了传统文学的意境和格调，使小说更加具有文学的深度和内涵。
这种对传统文学的借鉴和发展也为当代小说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渊源和创作方向。
汪曾祺的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的作品不仅在叙事方式和人物描写上开拓了新的可能性，还强调了对生活的关怀和对传统文学的继承。
他的作品为当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与价值
浅析汪曾祺小说语言艺术特色与价值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至今为止受到争议很少的一位，汪曾祺小说以独特的语言艺术受到文学界高度推崇，探究汪曾祺小说的语言有哪些出众的特色，并从中寻找根源和发现价值，对现代的小说创作具有启发意义。
标签：汪曾祺；小说语言；审美特色；价值影响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中至今为止受到争议很少的一位：他作品的审美价值、本人的文学气质、在文学界的地位都得到了创作界和评论界的高度认同。
汪曾祺的相关创作，别人都赞同他的散文十分出众，但他在小说中表现的文采，也不见得比散文逊色。
他的小说，每篇都很独到。
它不仅内容充实，艺术表现也很出彩。
他的小说情节简单，但他随意挥洒，语句优美，句式独特，句句留有余韵，富有感染力，既让读者赞叹，又给人以无穷的魅力。
汪曾祺小说的魅力，除故事本身外，叙述人的语言可谓功不可没，该论文主要在其语言上加以探讨和论述。
一、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1.通俗化读汪曾祺小说的人基本都知道，汪曾祺小说在故事情节上的设置非常普通，人人都能看得懂，散漫浏览也容易不知不觉中陷入那淡淡的温馨中。
通俗易懂的文字，淡雅的笔触，加上那平易近人的写作态度给汪曾祺的作品带来了出众的人气，让很多喜欢文学的人了解到这么一位有个性的作家。
对一篇节选自《受戒》的小短文至今记忆犹新。
两个小孩天真烂漫，一个是想去当小和尚的傻小子，一个是可爱的小姑娘。
刻画两人互踩脚丫的嬉闹画面仍时常浮上脑海，惹人一笑。
看到那就有一种轻松和舒畅的感觉涌进内心，让读者被这样的文字和语言感动。
我常看汪曾祺的小说，他的语言也许并不华丽，但却从不矫揉造作。
他的笔触里没有过多的渲染和意想不到，即使在生活贫困的年月里他也能保持独有的那份优雅，用一种近乎调侃的语调叙说他在抗日战争时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每当读及他的大学时代，你会产生错觉，会误认为抗日战争时的昆明城趣味十足，小说里汪曾祺的那些同学，人家可乐着呢——许多的男生在跑警报的时候会带着女生爱吃的瓜子、花生，守候在女生的宿舍门口，所以跑警报的时候正是他们谈恋爱的绝佳时期，所谓的“患难见真情”，于是在那千百次的警报中，有些女生发现一个是真情的，有的女生则发现多个真情实意的男生。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汪曾祺是一位享有盛名的中国现代作家，其小说作品以其深刻的人文关怀和细腻的笔触而著称。
汪曾祺的小说在当代文学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作品不仅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探索和影响。
本文将从汪曾祺小说作品的风格特点、文学意义和对当代小说文体的影响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探讨汪曾祺小说对当代小说文体的意义。
汪曾祺小说作品的风格特点是其独特之处。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以其真实、生动的叙事风格闻名。
他的小说常常以平凡人的生活为题材，用平实的语言、细腻的笔触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
《白鹿原》中描写了白鹿村的农民生活，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困难和挣扎；《人间草木》则展现了上海市井小民的生活，勾勒出一个真实丰满的现实世界。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风格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富有真情实感，使读者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人物和社会。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学意义。
他的小说作品深入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生活，通过对人性的探讨、社会现象的揭露，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在《人间草木》中，汪曾祺通过对上海市井小民的生活和梦想的描绘，呈现出了一个充满矛盾和变化的现代城市；在《白鹿原》中，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思考和传承，使作品不仅具有了永恒的意义，更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次深刻审视。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不仅是文学的表达，更是对中国社会和人性的探求和思考，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和文学价值。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小说作品不仅在文学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更是对小说文体的一次创新和重塑。
汪曾祺的小说以其真实、生动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对当代小说的叙事方式、风格和主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的风格特点和文学意义为当代小说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使小说更加贴近现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富有生气。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为新时代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对当代小说文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汪曾祺的文学地位
汪曾祺的文学地位 翻开当代的文学 史，汪曾祺 的地位有些尴尬，在潮流之外，在专章论述之外，常常处于 “ 还有 ”之列。
“还有”在文学史的编写范畴中，常常属于可有可无 之列，属于边缘，属于后缀性质，总之，这样一个大师被遮蔽了，为何会如此呢? 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 20 世纪 40 年代汪曾祺在文坛崭露头角， 80 年代初期重返文坛后， 他的小说 创作无论题材、人物还是叙事方式、情感格调，都与“伤痕”、 “反思”文学拉开了距离， 显示出“陌生化”的倾向。
他 始终是一个边缘化的作家。
汪曾祺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一个具有文学史价值 的命题， 他使人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小说”有了全新的认识。
汪曾 祺在新时期文坛的出现绝不仅仅具有形式革命的意义， 而更具有观念革命的意义。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所作的开拓都是首屈一指的。
普遍认为刘心武的 《班主任》 是新时期小说的开山之作， 但从新的视角分析， 1980 年发表在《北京文学》l0 月号上的汪曾祺的《受戒》才是具有全新意义的 小说。
正如马风所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 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
”《受戒》让人们看到了小说的另一种写法， 从选材到技巧都令人耳目一新。
“新”在与“十七年” 形成的小说创作态势表现出格外明显的差异和隔膜，这一点恐怕是以《伤痕》和 《班主任》 为代表的“伤痕”、 “反思”文学所无法相比 的，汪的小说促使人们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小说”。
汪曾祺我们都是世间小儿女…挨挨挤挤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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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版）
目录
1.汪曾祺及其作品简介
2.汪曾祺的文学特点：语言简练、情感真挚
3.汪曾祺的作品主题：关注普通人生活，抒发人间真情
4.汪曾祺的文学价值：记录时代、反映人性、传递温暖
正文
汪曾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和真挚的情感描绘被誉为“文坛的小儿女”。
他的作品，语言简练，情感真挚，关注普通人
的生活，抒发人间真情。
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汪曾祺都以真挚的
情感和独特的视角，记录着人间百态，传递着温暖和希望。
汪曾祺的文学特点，首推其语言的简练。
他的文字，犹如一股清泉，洗尽铅华，回归本真。
他用最简单的文字，描绘出最真实的生活，用最平
实的语言，传递出最深刻的情感。
他的语言，不花哨，不矫情，却能让人在平淡中品味出真实，感受到生活的滋味。
汪曾祺的作品主题，始终关注普通人的生活。
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他们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演绎着自己的人生。
汪曾祺以独特的视角，捕捉到这些人物的生活琐事，描绘出他们的喜怒哀乐，让我们在他们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的真实。
汪曾祺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在于他独特的文学风格和深刻的人文关怀，更在于他作品中所传递出的人性的温暖。
他的作品，无论是对人性的揭示，还是对生活的描绘，都充满了温暖和希望，让人在生活的困境中，看到人性的光辉，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总的来说，汪曾祺是一个真正的“世间小儿女”，他以真挚的情感和
独特的视角，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反映着人性的真实，传递着生活的温暖。
汪曾祺散文文化价值
汪曾祺散文文化价值汪曾祺散文文化价值一汪曾祺的个性偏于阴柔和平淡，是个“平和的人。
”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莫过于“中庸”之道。
汪曾祺在《翠湖心影》中，极其清晰地表述自己的“中庸”之道：“翠湖这个名字起得好!湖不大，也不小，正合适，太小了，不够一游;太大了，游起来怪累。
”“不大”、“不小”，“正合适”，也就是“适度”，这反映了一个具有中庸性格的传统文人心中的审美尺度。
这种“中庸”的美学观，自然排斥那些属于“崇高”审美范畴的东西。
《泰山片石》是这样夫子自道的：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
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
我十年间两登泰山，可谓了不相干。
泰山既不能进入我的内部，我也不能外化为泰山。
山自山，我自我，不能达到物我同一，山即是我，我即是山。
泰山是强者之山，——我以为这个提法很合适，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
在这种“中庸”思想的主导下，汪曾祺甚至以“常人”之心，度“伟人”之腹，得出相当有趣的“蛮式”妙论：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对泰山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好发出一连串的感叹：“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惑矣!”完全没说个所以然，这倒也是一种办法。
人到了超经验的景色之前，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就只好狗一样地乱叫。
……李白的“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就有点洒狗血。
李白写了很多好诗，很有气势，但有时底气不足，便只好洒狗血，装疯。
他写泰山的几首诗都让人有点底气不足之感。
汪曾祺这样评点“前人”，固然是由于他的“中庸”之道使然，但倒也让我们看到“中庸”之下，仍然时时涌动着一股对“名山大川”、“伟大人物”的偏激情绪。
这是很让人玩味的奇特现象。
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
”(注：《中庸》右第一章)“中庸”具有“时中”的特点，何谓“时中”?朱熹是这样解释：“随时以处中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
”(注：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第20页，第19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趣味
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趣味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细腻的笔墨、深刻的思考和文化趣味著称。
本文从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趣味出发，探讨其作品的内涵与价值。
一、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符号汪曾祺的作品充满了丰富的文化符号，比如“旗袍”、“大轿”、“年货”等等，这些符号不仅具有文化特征，也体现了作者对时代背景的深刻关注。
二、汪曾祺作品中的民俗文化作为一位饱读诗书的作家，汪曾祺对民俗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的作品中不乏反映民俗文化的情节和艺术形式，比如《窗外》中的“分财饼”和《生活在光辉中》中的“戏台”。
三、汪曾祺作品中的传统文化汪曾祺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他在作品中随处可见对传统文化的借鉴和拓展，例如《太阳》中的“四字箴言”、“金钱镇”中的民谚等。
四、汪曾祺作品中的历史文化汪曾祺的作品也涉及到历史文化方面的内容，他通过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写，反映了历史对当代生活的影响和启示。
五、汪曾祺作品中的艺术文化作为一位文学大师，汪曾祺的作品中不仅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还具有强烈的艺术性，他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精湛的文学技巧使其作品深具魅力。
六、汪曾祺作品中的地域文化汪曾祺的创作思路常常源于他广泛的阅读和对生活的观察，因此他的作品中也反映了不同地域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
七、汪曾祺作品中的传统价值观作为一个身处现代文明的作家，汪曾祺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也有着深刻的反思和探讨，他用自己的作品传达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关怀。
八、汪曾祺作品中的时代精神汪曾祺的作品贯穿于中国现代历史和社会变迁中，他的作品中体现的时代精神具有普遍意义，为读者提供了解析当代中国的一种思路和视角。
九、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认同汪曾祺的作品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传承，同时也展示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坚守，这种文化认同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 汪曾祺作品中的文化符号汪曾祺的作品中出现了很多文化符号，如旗袍、大轿、年货等，这些符号有着浓厚的文化特征，同时也展示了时代背景和社会风貌。
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价值
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价值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其小说以其丰富的生活体验为基础，表现了人性的多面性和社会的复杂性。
汪曾祺的小说具有深刻的人性洞察力和独特的美学价值，在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汪曾祺的小说描写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之道，让读者对人的内心世界及其矛盾感有更深的认识。
例如，在《山楂树之恋》中，汪曾祺通过描写主人公们的爱情故事，探究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生存问题，表现出了人性和社会的错综复杂，使读者思考和挖掘小说背后的深层含义。
小说的善恶、正邪、斗争和胜负，都直接与生活有关，让人深有感触。
汪曾祺的小说还呈现了优美的文学形式。
他的语言简短、朴实、富有诗意性，而且既能传递真实的生活情感，又不失优美的艺术效果。
例如，在《七十年代的灵魂》中，汪曾祺以流畅的叙事方式，将主人公心灵深处的苦涩和迷茫表现了出来。
汪曾祺的文学风格独特，兼容并包，潜力十足，展示了他对现代文学的深入理解和扎实的文学功底。
汪曾祺的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称为现代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小说中所体现的深刻的人性观和独特的美学意义，具有很高的读者价值，也是汪曾祺小说美学价值的核心。
小说之所以能够永久存在，是因为它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透过文学的形式，让人们对生活和社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总之，汪曾祺的小说以其深刻的人性洞察力和独特的美学价值，在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对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让读者深受启发，丰富了人的内心世界，使人们思考和挖掘小说的深层含义。
其小说的文学价值、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应受到高度关注和推崇。
汪曾祺的小说作品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已经开始问世，至今仍然是当代文学中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作品之一。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汪曾祺的小说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生活中的种种人和事，还展示了优美的文学风格，带有深刻的人性和社会洞察力，从而提供了很多思想和文学上的启示。
首先，汪曾祺的小说在表现现代都市人的复杂性方面展现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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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位作家在写作生涯中能逃避文学史的“规约”，只不过有一些是有意识地去顺应文学史的长河，有一些是在无奈之下被文学史“圈”进了不能翻身的境遇当中而已。
“文学的创作，就是在一次次与文学史的‘告别’与‘重返’的过程中完成的。
”①在这种文学史规律的作用下，必然会出现一些时代的“迟缓者”或者“先觉者”，前者被甩在文学史身后，后者成为引领潮流的“旗帜”。
而我们发现这两者又是相互转换的，随着时代更替，必然会出现这种身份的交替现象。
从这个意义上讲，汪曾祺在文学创作中所肩负起来的文学史意义就更明显了：四十年代开始从事写作，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停笔”之后又于八十年代“复出”。
这两个时间的断裂点将他的写作历程分为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先觉者”——“迟缓者”——“先觉者”的有趣的循环(当然，这里的“迟缓者”是必须要加引号的)。
这样的现象在当代文学史上是比较典型的个例，因为他的“复出”与“归来者”的写作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
本文将着重讨论一下汪曾祺80年代“复出”的过程及其原因，以及由这一“复出”所确立的汪曾祺的文学史意义。
一、一个作家的“前史”汪曾祺在80年代重新被发现，并被“赋予”了重要的价值，可以说“对汪曾祺文学史价值的认识和确认，主要是一个‘倒叙’和‘回溯’的过程”②。
1.概述八十年代前的创作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汪曾祺就已经确立了其青年作家的身份，1947年他即出版了小说集《邂逅集》。
由于他这期间的创作与沈从文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成为了“40年代后期以沈从文为中心的‘北方青年作家群’的中坚”③，从事“现代小说”特别是“现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实践。
“唐湜当年即已指出，汪曾祺和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努力是给‘新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树立了一个光辉的起点’的，但他的这一预言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得到历史呼应。
”④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局动荡不安，汪曾祺基本上停止了小说创作，而深陷政治漩涡中。
1958年被追加为“右派”，名义上是单位为了充数，而实际上是汪曾祺在从事编辑工作时得罪了一些人。
《羊舍一夕》便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用汪曾祺自己的话说是：“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
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
”几年的“下放”让他有了更加丰富的生活经历，对于中国这片土地及土地上的农民有了确切的认识。
“文革”时期汪曾祺算是比较幸运的，他所在的单位北京京剧团成为“江青同志的革命试验田”，而他本人也因为剧本创作上的才华而被江青赏识，在“文革”十年中主要从事“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
“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⑤由于他的“右派”帽子，江青对汪曾祺采取一种“控制使用”的态度，使他始终不能得到充分的信任。
在改编《红岩》时，江青对阎肃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
”阎肃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道：“江青用他，赏识他，但又不放心。
”这是中国“御用文人”的普遍命运。
汪曾祺自己曾在《我和江青、余会泳的关系》中说：“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对她(江青)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
”江青确实在“文革”期间拉了汪曾祺一把，但这一段奇特的经历直接导致汪曾祺在“四人帮”倒台后写了将近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这成为他十年“样板戏”创作的副产品2.汪曾祺在四十年代可以说，汪曾祺早在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就开始了创作上关于现代主义的探索，小说《复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用极具现代性的语言和意象，采用大段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把武侠题材和诗性语言熔为一炉，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一种深度结合。
汪曾祺当时自称他理想的小说模式是：“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纵观汪曾祺几十年的创作历程，四十年代可以称立为他小说创作的“实验”时期，他在这期间大胆地运用现代主义手法，打破传统小说模式束缚，在文体方面也大胆创新，突破藩篱， 让短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在四十年代就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试验时期的汪曾祺作品总特征是：现代主义意识贯穿始终，只是经过了外在和内在的同化后，现代人难以名状的人生体验往往隐藏在传统味道的牧歌背后，或隐或现地，形成东西方二元维度的双重奏。
⑥这些因素决定了他能在八十年代复出，并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标杆。
汪曾祺之所以在四十年代能够大胆尝试现代主义手法，与他在西南联大的学习和生活是分不开的。
汪曾祺就读的西南联合大学是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温床，九叶诗派中有好几个诗人即出身于此。
⑦西南联合大学欧化程度高，具有良好的西化教育背景，而且自由的教学氛围也有利于学生广泛接触到西方的现代主义思想。
“当时西南联大的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当中，留美的有九十七位，留欧陆的三十八位，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二十三位未留学……五位院长(文、理、工、法商、师范)，全都是留美的博士。
”⑧另外，西南联大校园内有浓厚的哲学氛围，文学院院长都是由哲学系主任担任，庞大的教授阵容，系统地介绍引入西方哲学，“教授们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哲学的引入，直接影响了文学观念的变化。
”⑨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期间博览群书，他虽然学的是中国文学，但是看的书多半是翻译小说。
卞之琳的很多译介作品也深受汪曾祺的喜欢，通过这些小说，汪曾祺广泛接触了国外的现代主义思潮，纪德、伍尔芙、阿索林、契诃夫的小说创作实践和方法对他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汪曾祺的创作风格的形成，这也是他能在四十年代就跻身重要青年作家，八十年代又复出文坛，影响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重要原因。
汪曾祺对纪德的“纯小说”观念加以变化，保留了其淡化情节、人物、对话的因素，同时又采取了将诗歌、戏剧、散文等各种文体融入小说的手法，赋予短篇小说一个更加宽泛的尺度。
“汪曾祺试图融汇东西方的美学思想，用活泼、自由、跳荡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手法、新技巧去冲破传统封建的戏剧化的主流小说模式，打破小说与诗歌、散文的界限，创造出一种新式的现代小说形体。
”⑩我们可以在他后来的许多小说中找到这种“打破文体界限”的例证，《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作品都是融汇了散文、诗歌、小说的特征，很难说具体是哪种文体，而是博采众长，融为一体。
伍尔芙的“意识流”创作方法对汪曾祺有着很深的影响，四十年代他的许多作品里都可以看到对于这种手法的实验性运用，发表于1945年的《复仇》就大量运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整篇小说所呈现的是复仇者内心意识的流动历程，外部意象的切换也是随着人物意识的变化而变化。
学者黄子平在《汪曾祺的意义》一文中说：“当新近作家笨拙地从头学习‘意识流’时，汪曾祺的小说令人惊喜地提供了可作参考的由‘生’至‘熟’的一条路径。
”(11)可见，汪曾祺在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意识流手法的探索，因此对八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思潮的又一次泛起以及八十年代新潮作家的创作起到了一种借鉴作用。
四十年代汪曾祺对于“意识流”手法的运用还略显生硬，《复仇》中大段意识流的铺叙，还留有斧凿之痕，但到了八十年代的《受戒》，作品中的“意识流”运用不着痕迹，自然而然地穿插在叙述当中，技巧上较四十年代而言已经很纯熟了。
西班牙作家阿索林对汪曾祺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曾说：“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
”(12)他们在精神气质和文体风格上都极为相通，汪曾祺特别钟爱阿索林的小品文，也受其影响进行了创作实践，那种对西班牙小城的描写风格被汪曾祺用在了描写故乡高邮的一系列小说中，安静且带一点忧伤。
另外，阿索林对于文体的反叛及创作上的散文化倾向对汪曾祺也有较大影响。
契诃夫的小说具有散文化的特点，并且热衷于对小人物的描写。
汪曾祺曾说：“契诃夫开创了短篇小说的新纪元。
他在世界范围内使‘小说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重情节、编故事发展为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
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
”(13)汪曾祺本人是非常喜欢契诃夫的，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作家。
受他的影响，汪曾祺在一 开始从事小说创作的时候就对小说情节，对典型人物、典型环境非常漠视，而突出作家自己对于外部事物的感觉，在小说形式上也尽量依照生活本身的形式来结构，而非严格地遵循传统小说模式。
可以说契诃夫对于汪曾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后来创作的诸多描写故乡高邮的小说以及一些散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契诃夫与明代小品文共融的影子，这是汪曾祺“不今不古、不中不西”的一种有效尝试，打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界限，为八十年代的一批小说家的实验树立了一个榜样。
他的这些尝试对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于八十年代文坛的兴起，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以上这些作家为汪曾祺带来的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股强大潮流，汪曾祺把这些创作手法实际运用在自己的小说实验中，形成了一种人生形式与小说形式的共融，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的相通，使其作品在显性层面上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在隐性层面上又是传统与现代主义的合二为一。
他在四十年代关于文学现代性的实验决定了他在八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的一种高度，在这样一种高度上，他的小说必然会成为文坛的一股清新之气，一扫“文革”时期政治化、教条化的陋习，又足以与当时的现代性思潮相呼应，成为众多新生作家效仿的一个对象。
二、“发现”了一个作家由于“文革”期间跟着江青从事过样板戏创作，汪曾祺的身份上出现了一个污点，深陷政治漩涡，“被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
有一个项目组专门审查他的政治问题。
”(14)因此，他就被冠以一个“有问题”的作家的称号，虽然他一直逃避政治，却总是被政治所纠缠。
直到1979年，才结束了其沉浮生活。
这一年“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全国，各种题材的小说纷纷出现，汪曾祺终于提起笔来开始重新写小说。
其实他新时期的第一篇小说并不是《受戒》，而是发表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上的《骑兵列传》，但小说内容完全符合主旋律，写得有些呆板，因此意义并不大。
真正让汪曾祺“复出”并奠定其文学史地位的是《受戒》的发表。
当代作家李锐在一次采访中说：“我认为新时期文学的文体自觉是从《受戒》开始的，《受戒》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小说。
”他的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受戒》确实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树立了一个“标杆”式的范本。
“《班主任》只能说是对‘十七年’文学的改良，《受戒》才能算做一次小说革命。
”(15)这两篇小说虽然时间上有些错位，但是这样的评价无疑是更为确切的。
在我们“追认”汪曾祺《受戒》地位的时候，虽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也充分认识和肯定了他对于80年代文学的引领作用，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受戒》的发表实属不易，经历了一个异常艰难的与当时所谓的“正统文学”“博弈”的过程。
汪曾祺在1980年5月就写完了《受戒》，但一直只是在小范围内传看，没有正式发表。
杨毓珉在一次会议上偶然提到了这篇小说，激起了当时《北京文艺》主编李清泉的好奇心，他后来从汪曾祺那里拿到了稿子，还有一张汪曾祺的便条：“发表这样的稿子是需要一些胆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