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未引起农村大变的原因分析

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大的农村变动”原因剖析章征科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它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赶走了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辛亥革命的最终结局却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国内封建势力的强大、革命党人自身的局限；而中国农村未能产生大的社会的变动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毛泽东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

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一卷，第16页。

)那么，在辛亥革命时期，为何农村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呢？革命党人轻视乃至敌视农民，在总体上放弃了对农民的领导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主要成份是新式学堂里的教员、学生和海外留学生，他们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

他们在社会政治活动中轻视乃至敌视农民的先天缺陷，在寻找革命同盟军的问题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未能担负起领导农民投身革命的历史重任。

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革命党人没有解决农民极为关心的土地问题。

他们在革命进程中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不想也不愿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

孙中山曾表示：如果有人认为平均地权就是夺富人之田分给农民的话，那是误解了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是胡说。

后来他更明确指出：“如果把地主的田地拿来分给农民，农民固然得到了好处，但地主却要受损失”，而地主“现在都是稍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多很有觉悟，而农民一般全无觉悟。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7—938页。

)可见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并不是为了根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有的革命党人为了利用会党和会党中的地主豪绅从事反清活动，不惜更改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

如武汉革命党组织共进会就因顾及会党及会党中豪绅地主的利益，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

吴玉章先生说：“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人，所以共进会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以便他们容易接受”。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5页。

)更有甚者，一些革命党人连“平均地权”四个字都不愿提及。

上述史实说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上自领袖人物下至普通党员都无意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唤起农民政治热情，引导农民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去。

第二，革命党人未曾踏实指导农民的反抗斗争。

近代中国农民深受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压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进行过不屈的抗争，如反洋教、反摊派赔款、反对清查户口、抗捐抗税等。

农民的反抗活动有利于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但革命党人却未能把握时机，去组织领导农民的反抗活动。

他们没有帮助农民提出具有民主革命色彩的口号，也没有联络各地的反抗活动使之成为全国规模。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民军纷起，有不少农民加入其间，革命党人却无力驾驭时局，致使领导权多数落到会党首领手中，不少民军日后竟成为反动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

这样，革命党人丧失了最广大的同盟力量。

第三，有的革命党人挫伤农民革命的积极性，甚至镇压农民的反抗活动。

1907年9月，在广西钦州、廉州等地活动的革命党人王和顺发动防城起义，当地农民领袖刘显明率领几百农民参加，但王和顺领导不当致使农民队伍瓦解，民心大伤。

到1908年黄兴来此地活动时，“民心日不如前，所至前极欢迎者，今则多不许停宿。

”(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五集，第136页。

)更令人遗憾的是，有的革命党人竟充当了农民反抗活动的镇压者的角色。

1912年初，上海近郊昆山、宝山、南汇等地农民抗租抢米，而著名的革命党人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兵前往“弹压”。

1912年初，江苏无锡新安乡农民也因大户张氏过于蛮横，聚众焚毁张氏的房屋，革命党人无锡军政分府总理处总理秦毓鎏派军队前去镇压，枪毙七人。

按理革命党人是完全应该团结极富反抗精神和革命潜力的农民阶级去共同反对封建势力的。

但事实上，他们抛弃了农民同盟军，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首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普遍轻视农民及其反抗斗争。

虽然有的认为只有穷人有革命的资格；有的号召农民组织农党；有的提出深入“劳动社会”中，动员组织劳苦大众参加革命。

这些意见根本未引起大多数革命党人的重视。

他们把社会成员划分成上等、中等、下等社会三大类，把农民划归“不知不觉者”的下等社会之列。

不相信农民的力量，认为“今要把国家的大责任托在他身上，他哪里敢来承担呢。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版，第一卷（下），第919页。

)甚至著名资产阶级革命家邹容也把农民斗争称为“野蛮之革命”，(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版，第一卷（下），第652页。

)陈天华也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是“闯祸”，“真真是我们中国的罪人了！”(刘晴波等《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页。

)还有的攻击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说：“洪杨之举事，虽能震荡天下，实龌龊无远略，其用兵殆同儿戏，而其虏掠焚杀之惨，几几不减于前朝闯、献之所为。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版，第一卷（下），第615页。

)在他们看来，农民于革命大业是无足轻重的。

其次，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农民在思想观念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发生过严重的冲突。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中大多数人出身富室，接受过新式教育，活动区域多集中在城市集镇，不了解农村社会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

因此，他们在反清斗争中非但未与农民融为一体，反而在某些问题上走向了对立。

例如在对待新式学校的态度上，两者的对立就十分明显。

许多地方的农民在反抗活动中常把新式学校当作泄愤的对象，发生许多毁学事件，而当时新式学校又恰是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农民反对新式学校，使革命党人必然对农民产生反感。

毛泽东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曾对此类事件作过回忆和检讨：“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个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第一卷，第41页。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连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在当时都有这种感觉，更何况那些富室出身的革命党人呢！此外，革命党人之所以没有把农民作为同盟军，还因为农民革命力量在当时非常分散，而革命党人自身又普遍存在急于求成的心理，“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

”(《民报》，第五号，第68页。

)因此，他们在革命中十分倚重现成的反清力量，如会党、新军、学生以及地主绅士等。

同时，革命党人强调革命的有序性，也不希望农民起来斗争。

这样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放弃对农民的领导就事成必然了。

大多数农民观念落后，对政治冷漠，还未能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农民阶级是中国近代社会受剥削受压迫最为深重的阶级。

作为受剥削受压迫者，一部分农民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除自发反抗中外反动势力外，还有的同情或参加过革命活动。

1907年镇南关起义，参加者就有失去土地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和苦力工人一百余人。

(《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少农民参加了民军，如安徽寿县的农民参加淮上军，广东、四川民军中农民也不少，陕西西乡县的一些农民参加了进步组织“保民团”。

湖北广水的农民代表易小康曾率领农民参加了阻止北洋军南下的战斗。

农民参加革命，壮大了革命声势，这是好事。

但是农民作为小生产者，还有自私、保守、散漫、狭隘的特性。

这在有些参加革命的农民身上比较突出，如广东的民军在光复后“横行霸道，不知风纪为何物，思想上以为从此可以捞一把，机会不可失，因此弄至城乡都成混乱状态。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内部发行1962年版，第175页。

)辛亥革命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革命矛头直指“真龙天子”，对此大多数农民缺乏心理应变的准备，故革命高潮一来，他们往往显得不知所措，对革命表现出的心态，或保守或恐惧。

湖北南漳，“惟本年军事倥偬，愚氓惶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卷，第44页。

)荆州、沙市一带，一般中流及下等社会“倍形惶恐”；(《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中卷，第133页。

)江苏无锡，“当是时，义老子弟，狃于故常，安于清廷久，骤见更革，逐去清廷官吏，益骇莫措。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59页。

)孙中山在广东考察时也发现在新旧潮流相冲突之际，“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0页。

)上述记载虽然带有作者的阶级偏见，但大体上还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总之，大多数农民总是希望维持现状，不愿变革。

如剪辫几乎是辛亥革命时期人们与清朝统治者决裂、赞同革命的标志，但很多农民却竭力保存这条顺民象征的辫子。

江苏兴化一带农民为藏住辫子，纷纷购买尖顶帽，“一时皆大欢喜，中少年人纷纷购置，贫穷的人情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也须购买一顶。

”(《辛亥革命回忆录》（八），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112页。

)鲁迅在小说《风波》中对农民这种“辫子心理”也作过深刻的描述，它反映了农民对革命的态度。

辫子问题直到民国成立后仍未彻底解决，“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已多，至于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页。

)由于农民对革命存有恐惧心理，又被地主豪绅所利用，致使不少农民成为反动势力抵制和镇压革命的工具。

福建上杭光复时，劣绅散布谣言，说民军要去吃义仓的粮食，从而纠集一千多农民向民军发动进攻，使“在杭民军，遂全覆没。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版，第285页。

)陕西西乡县的进步力量也因劣绅地主纠集民团镇压损失一千多人。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155页、83页。

)广东化州地主则是利用宗族关系纠集力量对抗革命政权，结果革命政权垮台，“封建势力死灰复燃。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内部发行1962年版，第324页。

)山东文登、荣城两县的革命力量也因当地劣绅土顽纠集地痞流氓和许多农民的反扑而损失惨重。

(参见《辛亥革命在各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302页。

)辛亥革命时期，多数农民尚未觉醒，尚未产生变革的要求，是为以下两个原因所致。

其一，多数农民随遇而安，生活期望低下，对政治缺乏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