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汉语口语词汇与书面语词汇的研究

关注汉语口语词汇与书面语词汇的研究造词方法是孙常叙先生1956年在《汉语词汇》中首先提出来的。

他指出：“造词方法和造词结构是不相同。

”“结构是就造词的素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来说的。

”“造词方法的研究是从造词活动方面来分析词的构成的。

”[2]把属于语法学的“构词法”和属于词汇学的“造词法”区别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孙先生在这一点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构词法是共时的词的结构分析，造词法是历时的词的衍生方式的考察。

孙先生指出造词法是关于造词活动的研究，这说法是准确的，但他又说造词方法是“使用具体词素组织成词的方式和方法”，这就又与“构词法”有些纠缠不清了。

他把汉语的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语义造词、结构造词”三大系统，似乎也还没有准确地揭示语音、语义和语法之间的关系。

语言的三个系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进入语词，一切语音便和语义相纠缠，语素之间所以能按照一定结构关系组成语词，也是以语素的意义为基础的。

这种造词法分类还是没有跳出结构语法的框框。

李如龙在《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一文中提出了汉语造词法的四个大类：音义相生（因音生义和因义生音）、语素合成（多个语素合成复合词，包括词组的词汇化）、语法类推（用虚化的语素类推构成批量新词）、修辞转化（把复音词的引申义凝成新义项或转化为新词）。

[3]这种造词法分类可以称为以语义为中心的分类法。

词汇的滋生是人们认识世界、为客观事物命名，把这些被认知的事物组成一个相关的意义单位的行为。

造词法的研究应该以语义为依据，不能像构词法的研究那样，以语法为基础。

四类造词法不但反映了成词之初的语音和语义的种种关系，也反映了词汇意义、语法意义、修辞意义在词汇衍生中的作用。

现在看来，所有的语词大体都可以归入这四种造词法，并且还大体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的历史过程，也符合人类认知世界、描述世界的进展。

如果说，从语义方面考察造词是语言学的考察，从口头语和书面语两个方面考察汉语的造词法便是言语学的考察，也是社会学的考察。

口头语和书面语是最基本的言语变异系统，是社会语文生活中的两大应用系统，也是新词滋生繁衍的两片沃土。

和口头语、书面语之间有异有同有交叉一样，口头语和书面语的言语主体之间也是有区别、有交叉的。

在古代中国，识字、读书、作文，和书面语打交道，只是少数上等人的事，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所接触的只是口头语，然而劳心者要治人就要和劳力者交往，彼此之间不能没有共同语言。

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又分又合、亦异亦同的关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局面。

三口语造的词和书面语造的词有什么不同呢？口语通行于口耳之间，口语造词首先着眼于音，古今的双声、叠韵等连绵词、切脚词、叠音词、合音词，应该都是口语造出来的，例如吩咐、担待、疙瘩、郎当、嘟噜、佝偻、轱辘、唠叨、葫芦、姑姑、爷爷、俩、仨、甭……书面造词则往往运用汉字，在字义上下功夫，往粗里合或者往细里分。

例如：深：高深、精深、艰难、幽深、渊深、湛深、深厚、深广、深刻、深邃、深切、深透、深远、深重；大：博大、高大、浩大、宽大、庞大、强大、盛大、远大、重大、壮大、大气、大胆、大学、大意、大战等等。

汉语的方言自古以来就只流传于口头，缺乏书面形式，但它正是最广大的人群所使用的口语。

口语词有许多都是在方言地区造出来的，现代汉语的口语词往往就是官话区里通行于不同范围的方言词。

《现代汉语词典》1983版新标的844条口语词在“三版”取消（口）标号后，就有41条改标为（方）（方言词）。

例如：踝子骨、搅和、半拉、老鸨、旱半天儿、昨儿、叨登、没治、起根。

书面造词则常常向古书讨生活，起用文言词、生僻字或典故，有时就和古语词、文言词划不清。

例如：萦回、璧还、夷平、悔恨、杞忧、歆慕、旷世、绝代、憾事、轶事、首事、滋事等等。

[4]因为口语是和语言与生俱来的，而且向来使用的人多，口语造词不但波澜壮阔，而且也是源远流长的。

可以想象，未经书面记录的口语词随着岁月流逝的一定是无法胜数的，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口语语料只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而书面语借助着文字和典籍则大量流传、与时俱增，而且不断去粗存精，留下了许多富于表现力的语词和脍炙人口的语料。

就现代汉语的状况说，它所形成书面语词数量庞大，古老成分多，规范程度高，艺术性也强；而口头语词文字记录少，近代以来语词多，虽然鲜活，却相对粗而俗。

曹炜曾就在1983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口）语词和（书）语词（实际上是文言词）作比较统计，得出了以下的数据[5]，见表1。

汉语词汇的双音化是汉唐兴起，往后愈甚。

以上数据说明，口语词对于书面文言词来说是后起的。

现代汉语的口语词是近代白话加上五四以来的创新而形成的，所以双音词多，多音词也不少，合成词多，单纯词少，由于历史较短，没有书面的传扬，词义的分解较少，单义词多，多义词少。

这些方面都和书面文言词形成较大反差。

口语虽然较之书面语粗而俗，但是它却是生动活泼、多样善变、无限丰富的。

词汇衍生中的新招都是首先在口语中创造出来的。

例如“子、儿、头”虚化为名词的后缀就是宋元之后形成的。

现代口语中得到很大发展，而在书面的文言词就极少见。

以下是1983版《现代汉语词典》（方）、（口）、（书）的词目中带“子、儿、头”的比例数。

见表2。

从词的音节数说，口语词中除了单音、双音词，还有三音、四音、五音的；多音词中除了字义合成之外还有不少引申、比喻义构成的，可谓形式多样。

例如：巴不得、疤瘌眼儿、八九不离十、半瓶醋、背黑锅、不是玩儿的、长虫（蛇）、吊儿郎当、二百五、赶趟儿、狗腿子、姑奶奶、闷葫芦罐儿、钱儿癣、穷光蛋、三天两头儿、手指头肚儿等等。

尤其是三音节以上的运用修辞手段造出来的惯用语（如砍大山、开后门），近数十年间大有骤增之势。

此外，口语词和书面语词还有一些差异。

从读音说，书面语词多文读音，口语词多白读音，书面语词有较多生僻字，口语词则多用常用单音语素、日常用语语素、与人体有关语素（“近取诸身”），例如1983版《现代汉语词典》的800多条口语词中除了“子、儿、头”之外，以下16个常用字所组成的词目就都不少。

如大，25；小，21；老，14；打，11；下，11；不，11；人，11；活，10；半，10；天，9；黑，8；姑，8；上，6；脸，5；死，5。

含有这16个常用字的词目和上文所说的含有“子、儿、头”（当然也是常用字）的词目加起来达到461条，扣除重复的条目，应该还占有总词目的一半左右。

由此可见常用字在口语词中占着很大的比例。

四口语词和书面语词汇成了汉语词汇鲜活而丰富的洪流。

口语词和书面语词在汉语是纵贯古今的两大词汇系统，任何时期都有这两个系统的对立和竞争。

上古时期的诗经、楚辞是可唱可吟的诗歌，应该比较接近口语；《尚书》、《周易》、汉赋是精心雕琢的，是早期的书面语；到了中古，口语方面的典籍用敦煌的变文、曲子词和后来的话本，还有像寒山子、郑板桥那样拿口语入诗的文人之作。

唐宋之后的“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则是典型的用书面语挤压口头语、以古代语言统制后代语言的文人们的举措。

然而口语演变的洪流是不可阻挡的，宋元的白话终于逐渐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光有“四大名著”开路还不够，直到维新运动和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才把近乎口语的“白话”扶正。

然而从此之后，原来用早期口语写下的“白话”又成了书面语，新的口语则跟着时代的潮流在社会生活中变异、发展，滚滚向前。

尤其是最近的20年，由于社会生活中的节奏加快，变动加大，方言的回潮，外来语（包括字母词）的批量涌入和随心所欲的网络语言在青少年手头的泛滥，又在口语系统中展现了许多新的景象。

然而口语和书面语之间除了对立和竞争之外，还有相互吸收和相互包容的一面。

用哲学语言来说，便是既相互矛盾和相互斗争，也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

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相容和转化首先表现在书面语中的夹用道白和口语中的成语典故的引用。

《史记·陈涉世家》写到陈胜的农民老乡来探望他的王府时惊叹道：“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

”“夥颐、沉沉、者”就都是他们家乡话的口语。

《红楼梦》语言是与口语相近的，但也有不少书面语、文言词，尤其是官场上和文人间的用语，连有点文墨的小姐们也有许多典雅字句。

但为了展现不同人物的性格和文化，也用了不少“俗语”、“俗话”、“常言”这类当时民间通行的口语。

例如刘姥姥：“俗话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他怎样，你老拔根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

”[6]赵树理的小说、老舍的剧本已是加工过的书面语了，保留得最地道的当代口语也往往出于大众角色的对白。

至于书面语转化为口头语，则见于大量的成语和典故。

成语通常是经过文人们锤炼的表现某种哲理、道德观念或生活经验的言语作品，后来记录成书面语，并在口语中流传开了。

《红楼梦》的俗话有不少便是这类前代文人们加工过的成语。

例如：“物不平则鸣”是韩愈用过的，“佳人命薄”出自苏东坡的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见于《道德经》，“远水救不得近渴”见于《韩非子》，“乐极生悲，否极泰来”《水浒》用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三国演义》用过。

至于见诸话本小说就更多了。

例如：“新婚不如远别”、“妻贤夫祸少”、“知人知面不知心”、“贪多嚼不烂”等等。

书面语词影响口语词还有古今两种事例。

一是古代书面语词保留在方言口语之中。

例如：畀（给）、睇（看）、髀（大腿）、浮泛（漂浮状）、卒之（终于）、新妇（媳妇）是粤方言保留的古代书面语；不啻（不止）、瘥（病情好转）、殆（糟糕）、粞（米屑）、汝（你）、何如（怎样）、虫豸（小虫）、歆羡（羡慕）等是闽方言保留的古代书面语。

另一种是现代生活中文化普及之后许多政治术语成为各种方言口语中的常用词，例如“封建、解放、合作化、国家、人民、革命、工作、建设、彻底、坚持、关系、同志、热情、重视、进行、优秀、模范”等等真是不胜枚举。

口语影响书面语也有一些事例，一是古代和近代的文人们把口语词用于诗文之中，例如寒山子、郑板桥等人的诗中就不乏口语词。

一是现代口语中多音的惯用语大量进入书面语，例如“开夜车、走后门、拍马屁、抬轿子、一刀齐、短平快、硬骨头、软着陆”等等。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南方方言的一些词汇也被吸收到现代书面语，例如港台的口语词：“太空人、香蕉人、怀葛、按揭、一族、作秀、打拼、生猛、收铁台、弊案、直选、职场、爆料”等等。

那么，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互相影响谁的作用力大呢？张中行《文言与白话》曾经说过：“文言和白话并存，难免互有影响，可是影响力量的大小不同，文言大，白话小。

”[7]他说的“白话”只指书面语。

同是书面语，古代的文言依仗着久远的历史和众多的名家所造就的优秀典籍，自然比晚近的白话更有竞争力。

况且，早先写白话文的人大多先通了文言，并以为文言优于白话，动辄就搬用文言。

从现代白话到现代口语，又是一个书面语和口头语竞争的新阶段。

在这个新阶段，文言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青少年中接触文言的机会和兴趣越来越少了，古代社会充斥的文盲也趋于消失，如果在义务教育阶段读写不能过关，阅读量又不大，书面语词掌握少了，下笔为文，便只能以粗劣的口语为主，写一些半文不白，半土不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