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境顺应看_菊与刀_中的耻感文化
对菊与刀中耻文化的看法
对《菊与刀》中耻文化的看法一、引言《菊与刀》是美国人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1946年出版的一本有关日本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书籍。
该书通过对日本文化中的耻感和羞耻观念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日本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以及人际关系等方面。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菊与刀》中所描述的耻文化进行分析，并提出个人观点。
二、耻感与羞耻观念在日本社会中的地位1. 耻感的重要性在日本社会中，耻感被视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准则，它涉及到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
个人对于自身行为是否具有羞耻感，往往决定了他们是否符合社会规范，是否获得他人认可。
2. 羞耻观念对行为规范的影响羞耻观念在日本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
个体倾向于避免自己做出不符合社会期望和规范的行为，以避免被他人指责和排斥。
这种羞耻观念的影响使得日本社会表现出一种高度集体主义和社会压力。
三、耻文化对个体与社会的影响1. 个体自我控制与羞耻感在日本社会中，个体往往通过自我控制来避免做出可能引起羞耻感的行为。
个体更加注重保持外在形象以及传统价值观念，以符合社会对于高度集体主义的期望。
2. 社会关系与面子文化在耻文化中，个体追求维护面子和尊严，以避免被他人看低。
这种面子文化导致了日本社会中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包括上下级、长辈与晚辈、同事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3. 羞耻感对性别角色的塑造《菊与刀》中也提到了性别角色在日本社会中的重要性。
女性往往被期望具有柔顺、温顺、贤淑等特质，而男性则被期望具有坚强、果断等特质。
这种羞耻感对性别角色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发展。
四、耻文化的积极与消极影响1. 积极影响：社会秩序与稳定耻文化促使个体自我约束，遵循社会规范。
这种自我约束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减少犯罪行为和社会冲突。
2. 消极影响：个体压力与心理健康问题耻感过重可能导致个体过度焦虑、压力增加，甚至引发心理健康问题。
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个体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压力。
五、对菊与刀中耻文化的看法《菊与刀》对日本耻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其对日本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重要影响。
讲稿——双重性格、耻感文化
本尼迪克特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说明了日本幼儿教育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原因，并把这种文化称为“耻感文化”。
一、日本人的双重性格●…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一个是美的、一个是武的，一个是顺从的、一个是反抗的，一个是美丽的、一个是血淋淋的。
所以这种性格可能是交织组合在大和民族的深处，也成为它心理结构或者国民精神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
●…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1．“菊”——日本人彬彬有礼的特征在日本，“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的标志，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菊”表现了一种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顽强蒸蒸日上前进的一种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了令人不能忘记的侵略战争，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特别是战后日本表现出的漠然的态度，更让我们感到无比愤怒的同时，又感到难以理解日本人的内心想法。
面对核武器的威胁与中国东北地区的丧失，日本天皇裕仁与内阁开始重新考虑投降。
日本帝国在8月1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正式宣布投降。
最终的投降书是于1945年9月2日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签署的，此后麦克阿瑟将军开始负责日本的重建。
这段时期在日本被看作是美军的占领期。
日本由自身的不投降政策，即不惜一切代价反抗到底的做法到后来的投降，并立即对美国表现出期望合作的一种态度，这样一种180度的大转折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日本人的这种表现仿佛让其他民族的人们觉得日本人正试图使得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由暴力好斗转变为善良顺从，并企图希望战争中遭受日本暴行的人们能够原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2．“刀”——日本武士精神的代表日本武士精神，它即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日本武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武士精神的核心内容是：效忠主人，忠诚之上；以武为本，崇拜武道；重名轻死，杀身成仁。
《菊与刀》描写的就是战争中的日本武士，“刀”原本就是血腥、刚烈、尖锐、冷酷、残忍的象征。
《菊与刀》 读书报告
《文化人类学》课程论文《菊与刀》中期读书报告课程名称：文化人类学任课教师：学生姓名： ______专业：学号：2014.11.24《菊与刀》读书报告——在“耻感文化”下看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理论（浙江大学，浙江杭州310058）摘要对《菊与刀》一书作了出版信息、作者、写作背景、主要内容的介绍，并基于本书的核心“耻感文化”，对该书中运用的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理论以及渗透在文本中的人类学思想结合书中实例进行分析，主要为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及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理论，最后提出了该书研究的局限性以及对人类学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菊与刀耻感文化文化人类学比较研究文化模式1著作介绍1.1出版信息菊与刀：日本文化诸模式（增订版）/（美）本尼迪克特（Benedict, R.）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2013.7重印）1.2作者简介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1887—1948），本姓富尔顿，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
两岁丧父，祖辈曾参加独立战争。
1909年毕业于瓦萨学院（V assar College），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获文学学士学位。
1919年秋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文化人类学，师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1923年获博士学位。
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1936年被任命为该校人类学系主任。
1922年至1926年对北美印第安部族进行调查，为其文化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4年《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一书出版，成为文化人类学中的经典著作之一，奠定了鲁思的学术地位。
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成就最大。
从《菊与刀》看日本的“耻感文化”
从《菊与刀》看日本的“耻感文化”作者：于亚男来源：《大观》2016年第07期摘要：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与刀》中，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和内部心理，考察了日本人价值体系，最终得出日本人属于“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中人们的善行依靠外部力量推动，形成日本人“耻感文化”的原因可归为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播和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的助力等三个方面。
“耻感文化”对日本人在封建时期、二战时期和二战结束后的行为和心理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耻感文化；罪感文化；等级制一、日本“耻感文化”的内涵本尼迪克特是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在其著作《菊与刀》中，她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和内部心理，考察了日本人价值体系，最终总结出这样的结论，即与欧美人的“罪感文化”不同，日本人属于“耻感文化”。
这一论述过程及结论，也是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理论的体现。
关于“文化模式”理论，她在书中做过这样的说明：“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一些系统性的联系。
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覆盖总体的多种模式。
”1我认为，耻感文化也是日本的国民文化模式之一。
“耻感文化”中人们的善行依靠外部力量的推动。
羞耻作为一种心理感受，是对别人批评的反应，羞耻感的产生都是需要外人在场。
在“耻感文化”中没有坦白忏悔的习惯，因为只要不良行径没有被别人发现，就不会感到耻辱，也就没有必要坦白忏悔而自寻烦恼。
二、日本“耻感文化”的源起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集体意识。
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民族文化的重要因素。
日本列岛周围被太平洋环绕，自然灾害频生，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个人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和发展。
在部族的形成和发展中，以群体利益为最高行动准则的群体意识扎根于日本人的民族精神之中。
日本多山多水，地理条件将日本划分为多个区域，生活着不同的部族慢慢发展成为村落，且村落之间很少往来。
这就加深了各村落的集体意识，并产生了排外主义。
由于生存的需要，村落之间不断争夺生存资源，摩擦不断加强。
从《菊与刀》看日本耻感文化
从《菊与刀》看日本耻感文化作者：杨秀来源：《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学术版》2009年第07期摘要：从文化与语言活动的角度出发，结合《菊与刀》一书，探讨日本的耻文化。
关键词：文化“间”耻感文化1文化和语言活动1.1“文化”这个词包含着不同的意思和使用方法。
很多人认为“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与音乐、绘画、文学等人类的艺术活动相关联的。
此外，也有不少人从“文化国家”、“文化人”、“文化式生活”等词语出发，把“文化”一词定义为具有某种高雅意义的词语。
今天，“文化”一词已经成为汜滥的流行语，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商业活动以及人文科学的研究领域。
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文化”，是指在某个人类群体中特有的，传承万代的活动行为及思维模式。
将文化这样进行理解如今在语言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已经是一种常识。
比如说，日本人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代表“自己”的意思：与此相反，很多的欧美人会用大拇指对着自己的胸脯来代指“自己”。
这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表明了文化的差异。
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一种概念，它具体指的是排除了支配人类行为的各种理论中的各种本能的、天生的东西而得到的传承性很强的社会社的强制习惯部分。
人类的语言行为的大部分都符合此“文化”的定义，人类出生时只会哭泣，随着人的成长，逐渐会说话了。
而且具体说哪种语言，采用怎样的语言模式，又取存于他周边的人群。
因此，语言是一种文化，此外，如何认清作为文化的语言与除去语言之外的文化的关系非常必要。
1.2经常会听到把日本文化叫作耻文化，对于日语水平一般的我来说感到一种异样。
在阅读金田一春彦的这篇文章之时，脑子里想得是如果能对此进行探究一番，会是一次不错的学习。
因此，在此想从现今正在学习的文化与语言活动的角度出发，尝试展开这一话题。
如果能够在结束与之相关的分析时，结出一些有意义的发现那未尝不是一种好事。
2从日语中所见的日本人的“间”意识2.1日语中“间”一词既是时间概念，又是空间概念，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不能测量，难于把握的概念。
从《菊与刀》看日本耻感文化
从《菊与刀》看日本耻感文化《菊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二战期间对日本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后所著的一部经典作品。
该书从日本的菊花和刀两种文化符号出发，通过对日本文化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日本民族的特性。
其中，日本的耻感文化作为书中的核心主题之一，引起了广泛。
本文将从《菊与刀》的角度出发，对日本耻感文化进行深入探讨。
日本耻感文化是指在日本民族的文化中，将羞耻作为一种核心情感和道德力量来看待。
羞耻感在日本文化中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力量，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羞耻感，那么他就会失去别人的尊重和信任。
日本的耻感文化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中，成为一种重要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日本的耻感文化定义为一种“需要他人认可的文化”。
她认为，日本人在乎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并时刻追求他人的认可和赞扬。
这种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强调集体的认同和利益，而个人的感受和需求则处于次要地位。
因此，日本人通常会感到羞耻和尴尬，如果他们被批评或者在公共场合出丑。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用“菊”和“刀”两种文化符号来象征日本的矛盾性格。
她认为，“菊”代表了日本人在生活中的优雅、谦逊和精致，“刀”则代表了他们在战争中的冷酷、残忍和决绝。
这种矛盾性格正是日本耻感文化的写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和谐与认同，但同时在战争和冲突中表现出残酷与无情。
现代日本的耻感意识的形成，既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
在传统文化方面，日本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注重礼仪、忠诚和家族观念，强调对长辈、上司的尊敬。
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日本人逐渐意识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这种意识逐渐转化为一种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
同时，日本社会对于个体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注重忠诚和家族观念转向了更加个体的能力和成就。
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现代日本的耻感意识。
通过对《菊与刀》中日本耻感文化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日本的耻感文化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对于日本人的行为和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菊与刀》读书笔记
《菊与刀》读书笔记摘要：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书中借助菊与刀的形象提出了双重性格和耻感文化这两个概念，高度的概括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恬淡静美的“菊”是日本皇家室徽，凶狠决绝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征。
二者极佳的诠释了日本人的双重性格。
这是一种区别于“罪感文化”的文化体系。
耻感文化强调的是一个来自外界的因素影响，比如你做错了一件事，如果别人指出你的错误使你觉得不好意思有一种羞耻感，这就是一种耻感文化。
而罪感文化就不同，这是一种依靠内部约束力的文化，需要自己去领悟，自己觉得有错，然后自己进行改正。
关键词：双重性格耻感文化民族性格菊与刀一：全书简介“菊”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
但鲁思·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菊与刀》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人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
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
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
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作者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
评价虽然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
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l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
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
1986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种。
凡此都表明，此书影响至今不衰。
------搜狗百科二：作者简介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
菊与刀读后感
菊与刀读后感菊与刀读后感菊与刀读后感篇1菊花温文尔雅，恬静自然，是日本皇室家徽，而刀生硬暴力，是武家文化的象征。
作者采用两个对比如此鲜明的名词命名，也正说明日本文化的矛盾性。
译者在序中举例为“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
日本作为中国隔海相望的老邻居，无论是甲午战争到9・18事变，亦或是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都让日本同血腥、残暴等贬义词一起烙印在中国人的脑海里。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许多日本人矛盾性格的表现，可以总结出日本的矛盾性格有这几个原因：日本人的"等级观念"、日本人的"情义观念"和"羞耻观"，以及日本社会是如何训练、培养和继承这些民族特性，并在社会生活和国际斗争中加以运用的。
在日本人的文化中，等级制度可谓是异常重要。
并且相比于中国来说，在封建时期日本的等级制度无疑要严格得多。
在中国，科举考试成为了从一届平民到行政官员的桥梁，但在日本，每个人的身份、地位都通过世袭的方式固定了下来。
在四个世袭等级之下的贱民大多从事各种污秽职业，不被人们当做人来看待，更可悲的是，他们的后代也将从事这样的'职业。
日本家庭得很看重辈分，提倡"父权"至上。
其他人必须绝对服从长者的主持。
对于日本人而言，长子的地位也是相当高的。
除此之外，性别也与一个人在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有关。
日本崇尚"男尊女卑"，"夫权至上"，妇女的社会地位便显得格外底下。
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同日本文化的等级制度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他们不得不无条件的服从比自己权利高的人，心中仍然存在这突破牢笼的野心，而又对制度无可奈何。
作者将日本文化概括为耻感文化。
据说日本人有羞耻心而没有罪恶感。
在二战中，日本军队的残暴和屠杀，表现出他们没有罪恶感，他们战败不愿投降而宁可自杀，便是因为他们认为当俘虏是一种耻辱。
在日本的文化中，"情义"占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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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13卷第4期巢湖学院学报No．4．,Vol．13．2011总第109期Journal of Chaohu CollegeGeneral Serial No．109从语境顺应看《菊与刀》中的耻感文化褚倩雯（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合肥230009）摘要：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菊与刀》中指出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
Verschueren 认为,人们使用语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选择语言的过程。
本文在顺应论理论框架下对《菊与刀》中的“耻感文化”进行了语境顺应性的分析。
通过分析耻感文化背景下的日本人在交际过程中是如何对交际语境进行动态顺应并作出相应的语言选择，进一步探讨了语言的选择与文化语境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文化语境；语境顺应；耻感文化中图分类号：I1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868（2011）04－0071－04收稿日期：2011－05－12作者简介：褚倩雯（1987-），女，安徽巢湖人。
合肥工业大学外语学院研究生。
1引言Verschueren 的顺应论认为，人们在语言选择过程中总是在努力地去顺应语境以及语言结构，并且这种顺应具有动态性特征。
语境顺应的动态过程，是由作为交际主体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及其认知心理状态决定的。
文化语境，就是在某一特定的具体文化下人们的认知环境。
这种认知环境，主要包括语言环境、具体语境和认知语境。
语言交际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本文基于语用学综观中语境顺应理论，着重探讨《菊与刀》中的耻感文化，并分析其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是如何影响着人们的交际语言选择的。
2语境顺应最早提出语境这一概念的，是波兰籍人类语言学家B.Malinovski 。
Malinovski 于1923年指出，语言环境对于理解语言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Halliday 认为，语境是由场景、交际者和方式三个部分组成的。
张志公把语境分为现实的语言语境和广义的语言语境。
而根据Sperber &Wilson 的关联理论，语境是一个心理结构体，是一系列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假设，因此语境也称为认知语境。
Verschueren 把语境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从全新的视角提出了语境关系顺应论及语境的动态生成观。
他认为，语境顺应的焦点是发话人和释话人。
发话人和释话人使用语言进行交流，从而产生语境。
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和心智世界的各方面，都依赖于语言使用者认知过程的激活。
语言使用者的定位，限制了语言使用者在语境生成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施展之地和建筑材料。
（维索尔伦2003：128）。
自语境这一术语提出后，国内外语言学家们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多维的阐释。
尽管目前研究者们对语境的观点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被广泛认同的：语境中任一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交际中的话语含义；语境制约着语言的选择、意义的表达与理解。
语言的使用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的，这就是语境（context）。
语境还可指言语事件发生时的社会情境特征，语境亦可指交际双方(或多方)的言语社团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乃至价值观念等因素。
3《菊与刀》中的耻感文化《菊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
这本书被认为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特征的必读书。
在书中，作者通过对日本的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方面的考察，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
通过对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的分析，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以及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指出，欧美的“罪感文化”强调自律，而日本人的“耻感文化”则强调他律。
罪感文化背景下的人不会过于在意他人的评价，而是将社会准则作为自己灵魂的一部分，并且无条件地遵守。
与之相反，耻感文化背景下的人，则习惯于由他人来评判自己的行为适当或不当、高尚或卑贱。
日本人往往会为他人的好评倍感欣慰，为他人的不好评价感到耻辱。
他们对耻的敬畏超过了对罪的恐惧，他们用“是不是耻”来衡量他们看到的事物，规约着自己的言行、举止。
然而，由于来自于他人的评价体系总是相对的、不固定的，这就导致了日本人时刻以他人的看法为标准，尽可能地迎合他人，设法让自己的行为为他人接受，因而对事物缺乏固定的、系统的价值观。
也正是日本人的这种耻感文化，促使了他们在交际过程中善于根据不同的语境选择相应的表达方式，从而达到其交际目的。
4耻感文化下交际的语境顺应顺应论指出，语言的使用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
这一过程必须是基于语言使用者对语境的把握与顺应之上的。
语境并非交际之前产生的，而是交际双方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动态生成的。
交际事件中的任何因素都可能成为潜在的语境顺应的相关成分，这些成分被带入语言使用者的视野线（lines of vision）（维索尔伦2003：142）从而被激活。
就语言的使用者（说话人与释话人）而言，他们进行语言选择的是一种为实现某种交际目的而做出的顺应行为。
4.1对心理世界的顺应“心理世界”语境是最深层次的语境，它对交际言语行为是否得体起着关键的作用。
Verschuren认为，心理世界主要涉及交际者的个性、情感、信念、愿望、动机等心理因素。
进入交际语境的心理因素，主要有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两类，说话人选择语言的过程正是顺应自己和听话人的心理世界的动态过程。
在交际过程中，说话人往往希望能够通过顺应对方的心理世界以让其对自己的观点表示认同从而达到预期的交际效果。
由于交际双方存在着各方面差异，言语交际往往会给说话人和释话人带来不同的效应。
粗野的话语会让听话人觉得没面子、有损尊严，因而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友好地绕过一些敏感的话题以照顾听话者的情绪。
然而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于粗鲁的定义不尽相同，并且应对粗鲁的方式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提到了日本画家牧野芳雄自传中关于嘲笑的描述。
牧野芳雄在家道没落后曾投靠过一所教会学校，努力学习英语并打算去美国。
但当他对一位传教士提及此事时，这名传教士对他的能力表示了怀疑。
该传教士对他梦想的“嘲弄”使他感到自己的名声被玷污了，只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才能洗刷自己的名声。
牧野芳雄在自传中写到：“我甚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原谅谋杀犯。
但是，我决不原谅嘲笑。
”基于耻感文化的价值观，他认为不原谅嘲笑的唯一方法就是“报复”。
于是，牧野去了美国，并成就了一番事业，以此来“报复”传教士的耻笑。
在语言交际过程中说话人与释话人双方的个性、情感、信念等因素，会不可避免地对交际成果产生影响。
书中提到的这名传教士对牧野表示怀疑，是否出于嘲笑的目的，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
释话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传教士的话进行了“合理的”释义，并得出自己想要的结果。
在这个例子中，耻感文化下日本人独有的思维方式、个性是影响交际效果的直接因素。
4.2对社交世界的顺应社交世界包括社交场合、社会环境、规范交际者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准则。
交际者的语言选择，必须符合社交世界中的各种交际规范和文化，因而交际者不是抽象化和理想化的语言使用者。
语言运用的目的，除了传达各种信息之外，说话人还需要通过使用语言来维持或改变一定的社交关系和权力关系等，因此，说话人会通过不同的语言选择来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
交际时共处的社交语境，主要指说话人使用语言和听话人理解语言的客观环境，如交际发生的场所、交际双方的身份、地位和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
在具体的交际过程中，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主要包括其拥有的社会地位，同交际中另一方的上下尊卑亲属关系以及在这次交际中所扮演的角色等。
耻感文化下的日本人，其社会等级界限更为分明，因而在交际过程中对社交世界的顺应也更为常见。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提到了在日本文化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的差距会通过说话人所使用的语体，鞠躬的方式体现出来。
在同一社会环境下，说话人对不同的人，熟悉或陌生，上级或下级，他们所使用语言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每种的情况下，都有一个不同的关于“你”的表达方式，并且动词的词干也会有所区别。
某种语体对某一位释话人是正确、恰当且合适的，而对于另一位释话人则可能被视为粗鲁的冒犯。
日本人在交际过程中十分重视“得体”二字。
《菊与刀》中提到了一位日本女留学生，她在自传中描述自己在美国的生活时这样写道：“我所受的日本教育要求我做每一个动作都要优雅，说每一句话都要合乎礼节……”。
在日本，语言表达是否“得体”，是衡量一个人的教养与受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准。
4.3对物理世界的顺应物理世界是一种实在的、在交际中看得见摸得着的语境。
它主要包括交际中特定的主体、对象、时间、空间、话题等方面因素。
物理世界的这些因素中任一变化都会使交际者产生特定心理，从而影响其交际策略的选择和语言的选择。
耻感文化下的人们在交际过程中往往对交际话题不断顺应以达到自身的交际目的。
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提到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写信给《东京心理分析杂志》的某一心理咨询栏目征求忠告。
这位写信者在信中表示自己鳏居多年，在子女长大成人后遇到一红颜知己，但是得不到子女的谅解，希望该栏目能予以“指引”。
他在信中多次提到对子女们的付出，并且多次表示对自己的行为“难为情”。
该栏目在给他的回信中这样写道：“从您的来信中，我总结出，您是在求我给出您想要的答案，这使我产生了某种对抗心理。
”这一例子中，写信者作为发话人，本应是话题的引导者，他在信中多次提及的自己对子女的牺牲以及对自己的行为的忏悔，正是为了达到让对方认同自己的交际目的。
然而，释话人根据自身观点的需求，将话题的主导权从发话人手中夺过来，从而达到自身的交际目的。
5结论Verschueren提出的动态顺应论，为研究言语交际提供了一个更为科学完善的理论框架，使我们得以从认知、社会和文化功能等多个视角对言语交际进行描述和解释。
在言语交际过程中，语言的选择必须与交际语境因素相顺应，与交际目的相符合。
这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本文在对《菊与刀》中的交际实例进行分析后得出耻感文化背景下的日本人在交际过程中习惯于就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进行动态顺应并作出相应语言选择的结论，从而进一步论证了语言的选择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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