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ANBOUND智库译)

目录

第一章中国发展之路：1978－2030 (7)

第二章 2030年的新发展战略 (18)

第三章在坚实基础上向市场经济的结构改革 (27)

第四章加快创新步伐 (36)

第五章抓住“绿色”机遇 (42)

第六章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基本社会保障 (50)

第七章巩固财政系统并使其与政府职能统一 (58)

第八章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互惠关系 (64)

第九章克服困难执行改革 (69)

图表目录

图1：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8)

图2：中国的储蓄与其他国家比较 (15)

图3：2008年以来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 (17)

图4：城市用地扩张速度高于城市人口增长 (33)

图5：中国的大学教育质量正在迅速提高 (40)

图6：中国不同省份早期教育开支情况 (56)

图7：21世纪中期各国劳动适龄人口养老金覆盖率 (58)

图8：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大、税收收入不足 (62)

图9：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跨境贸易结算 (68)

表1：假设改革稳定且无重大冲击情况下中国增长模式预测 (12)

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按：2月末，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了该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展望报告——《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

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这份选在“两会”之前敏感时间发布的报告，

对中国发展与改革问题的分析和建议，在国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该报告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对中国有何政策建议？安邦研究部翻译了

本报告的主报告，以飨客户。注：本报告仅供学习交流参考之用，报

告版权归原作者单位所有。

摘要：

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绩效，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印象

深刻。GDP年均增速高达10%，5亿多人口脱贫。中国目前是世界最

大出口国和制造国，也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

将可能在2030年前跻身高收入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当然，届时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不过，这里涉

及两个问题。首先，尽管与目前的水平相比会有所放缓，中国未来能

否仍然以从全球角度看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其次，这种增长能否在

与国际社会、生态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

下实现？

本报告对这两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也充分认识到相关风险。

中国有潜力到2030年成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但

这并不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为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实现2030

年的发展愿景，中国需要在下一阶段实施新发展战略。邓小平先生倡

导的改革使中国转向高速增长轨道，他在凝聚共识、推动根本性战略

转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经历30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

到达另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十二五”规划

是一个良好开端，在融汇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本报告提出了直到2030年的长期战略。重要的是，本报告着重阐述“如何做”而不仅仅

是“做什么”。研究引出了如下六条重要结论。

第一，通过下列措施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即

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随着一个经济体技术接近前沿水平，引进推广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缩小，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政府直接提供的有形公共产品和服务相对减少的同时，需要提供更多的诸如制度、规则和政策之类的无形公共产品，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竞争，便利专业化分工，改善资源配置，保护环境，降低风险与不确定性。

在企业部门，应重点关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公共资源的重新定位，引入包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措施在内的现代公司治理，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发展民营部门，减少进入和退出障碍，加强包括战略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部门的竞争。金融部门需要进一步推进银行商业化和利率市场化，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健全法律和监管体制以确保金融稳定，为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建立可信的基础。在劳动力市场上，中国需要分阶段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确保劳动者今后能在市场信号引导下流动；采取措施提高劳动力参与率；反思并调整企业工资政策；形成可在全国范围内转移的养老、医疗和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最后，需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以保护农民权益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从根本上完善农地征用政策以遏制城区的过度扩展，降低地方政府对与土地相关收入的依赖，疏解农民的不满情绪。

第二，加快创新步伐，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竞争压力激励中国企业通过自身研发和参与全球研发网络进行产品与工艺创新。中国已经在建立研发体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走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前列。未来的优先任务是提高研发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为此，决策者需要着力提高大学毕业生技能和认知能力；建设一批与产业紧密联系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促进“创新型城市”发展，集聚高素质人才、知识网络、充满活力的企业和学习型组织，并使这些机构自由互动；提高长期风险资本对于新设民营企业的可及性。

第三，通过市场激励、监管、公共投资、产业政策和制度建设等措施，抓住“绿色”机遇。鼓励绿色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仅能提高福利水平和实现持续增长，也有助于应对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挑战。这将鼓励一系列低污染、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部门的投资，实现绿色发展，并促进上下游的相关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在全球朝阳产业竞争中赢得优势。这些政策有成功潜力，因为中国具备诸多优

势。巨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快速推广成功技术以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高投资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污染的资本品；日益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民营部门如能获得足够融资，将对政策信号做出积极响应；充分利用相对发达的研发基础设施，推动迈向并拓展“绿色”技术前沿。

第四，通过在就业、融资、高质量社会服务和可转移的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相同的可及性，使所有人享有均等机会和社会保障。这些政策措施对扭转较大的收入差距，帮助家庭管理与就业、健康及老龄化相关的风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至为关键。中国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劳动力在就业机会、关键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扭转这一趋势需要采取三方面的协调行动。首先，向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从早期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基本卫生医疗到养老服务。其次，改革社保体系，确保形成可靠的社会安全网。最后，动员社会各类主体——公共和民营机构，政府和社会组织——共担公共服务的融资、提供与监督职责。

第五，通过筹集更多财政收入，确保地方政府有充足财力履行支出责任，建设稳健的财政体系。新发展战略所需的企业和金融部门、绿色发展、机会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今后20年建立稳健财政体系的议程涉及三个关键领域。首先，筹集更多财政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其次，提高社会和环境方面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最后，确保各级政府机构（中央、省级、地级、县级、乡镇、村）可用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如果财政领域没有进行适当改革，新战略所需的许多其他改革将难以推进。

第六，通过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主动利用多边体系和框架并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形成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过去30年，中国从融入全球经济中获益良多。今后20年继续加深与全球经济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中国还将会从进一步专业化、更多投资机会、更高资本回报以及互利的创意和知识流动中获益。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在挽救陷于停滞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保持积极态度，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达成多边投资协议。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涉及开放资本账户等许多工作，需要稳步推进。不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关键步骤。最后，中国应当在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和应对全球紧

迫经济问题（气候变化、全球金融稳定、更有效地启动较中国贫穷的国家发展进程的国际援助框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报告在以上六个优先改革领域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决策者需要合理安排各领域内部和各领域之间的优先顺序，以确保改革平稳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最终的成功离不开强有力的领导力与决心，坚定的实施，部委与机构间的协调和得到灵活且有效管理的协商过程——协商将确保公众支持并参与到改革过程的设计、实施和监督之中。全球经济正在步入一个风险增大的时期，中国自身也处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转型的阶段，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风险、冲击与脆弱性，都需要政府加以应对。应当牢牢把握的原则是，应对短期问题必须有利于而非阻碍实现长期改革的优先目标。

第一章 中国发展之路：1978－2030

1、中国经济成功背后的独特因素

经过过去30年的发展和两次历史性的蜕变，中国从一个农村、农业社会成为一个城市、工业大国；从共产经济成为基于市场的经济体，这些转变给中国带来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迅速，贫困率也从65%下降到不到10%，使5亿多人口脱贫，并且已经实现千年发展目标。虽然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但各地的经济都飞速发展。的确，如果把中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来看，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32个经济体之一（如图-1所示）。中国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例如世界最大的10家银行当中有2家是中国的；有61家企业上榜全球500强；公路里程数全球第二；海岸线全球第三；全球最大的10个集装箱码头有6个位于中国。中国在卫生、教育、科技领域都取得重大进步，与世界领先国家水平差距不断缩小。

图1：中国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数据来源：《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2011年9月）

中国高速发展的背后有很多独特因素，这包括1978年的经济原始条件，就是改革的成熟时机。当时的农业改革，包括户口制度点燃了经济改革之火。总之，这些改革的主要特点包括：

第一，务实与有效的市场导向型改革。中国不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一个独特之处并非是做了那些事才成功的，而是如何成功的。中国之前所采取的战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鼓励地方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试点。通过循序渐进、实践性的方式引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并为地方政府提供动力，中国在每一个发展的阶段都能制定出有效的过渡制度。这些改革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其“双轨”本质——支持旧的关键产业内国有企业的同时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经济可以“计划外增长”，直到行政控制的计划体系逐步退出。经过这样的反复探索，如何制定相关制度成了全新的、有差异的挑战。的确，不同地方常根据其自身特殊情况量身定做独特的制度。

第二，平衡增长与社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在1978年改革开始之际，经济形势困难，于是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了一个紧迫的首要任务。初期改革的成功促使这一任务转变成了国家目标，并有效调动社

会各行业——包括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政府采用财政、行政和就业政策组合在经济和结构快速变化时期来维持社会稳定型。但这并没有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因为中国面临每年要吸收900万新进劳动力的问题，同时要吸收受政策变化（如1998年央企或国企改革）、摩擦性失业和外部经济冲击影响的劳动力。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转型也带来了宏观经济挑战。经济偶尔会出现严重的通胀，如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但中国通过传统货币财政政策的结合，再加上必要时的行政手段，已经有效恢复了宏观经济稳定性。因此，在这个时期内，政府成功保持了通胀低水平并保护城乡贫困人口免受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的巨大冲击。

第三，地区间的竞争。通过允许地方政府竞争招商引资、发展基建、提高当地商业环境，中国各级别的地方政府发展强势。分权政策，包括1994年的财政改革（有效增加了资源从中央转移到地方），让地方政府有动力和资源勇敢追求发展目标。增加的这些发展要素流动性说明资源已经流向最支持增长的地方辖区。最后，中国地区发展的各种差异表明地方政府能够根据自身情况经历并为特殊改革而奋斗的同时，在中央政府制定的框架内执行政策。有助于推动主要改革目标的官员均受褒奖，这些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就业和社会稳定性。但也导致了各地方政府、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虽然这也是刺激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已经远远超出中央政府的预期。

第四，国内市场整合。改革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消除地区间针对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的障碍并建立一个整体的国家市场。连接地区间、以及内陆和沿海的主要基建投资有助于消除这一障碍。一个巨大、融合的国内市场能使企业形成规模经济，全国各地不同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模式也延长了产品的生命周期。

第五，与全球经济的坚实融合。邓小平在南巡之际提出建设经济特区，以及中国加入WTO，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里程碑，与全球经济不断深化、延伸。这一政策也为中国收获了不少利益，获得了投资、先进技术、管理专家；为中国的商品和服务打开国际市场；促进中国国内经济改革。

2、中国国内外未来20年的发展趋势和特点

中国的改革仍在进行，已经促进地区经济活动的集中化和沿海省份经济的凝聚、鼓励了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各省以及全球间的流动性、

在全球化竞争压力下建成高储蓄和投资导向的增长程序。最重要的是，中国避开了经济倒退：经济平均增速在30多年间不仅保持在10%左右，只有2次掉到8%以下。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仍保持高增速，这是一股重要的稳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抗衡全球经济活动下滑的影响。

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内能否保持这一状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环境会如何演变，以及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结构变革。但可以肯定地是在未来20年内中国国内外的趋势与过去30年相比天差地别，不仅因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从根本上重塑全球经济——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还因为新出现的国际挑战和机遇将严重影响实际经济未来的轨迹。

全球大趋势

过去30年内，全球的大环境毫无疑问促进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主要因为包括相对开放的贸易、FDI的增加、全球主要市场的稳定增长、运输成本大幅减少、跨产业贸易上升、通信技术迅速传播。但今后的趋势并非是现有形势的线性延伸，或许有些趋势仍会保持现状。目前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包括中国在内，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将会超越发达经济体。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科技会继续向发达国家看齐。另一个原因，发达经济体由于去杠杆化和主权债券负担承重，增速会持续下降。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增长有望占全球增长的2/3（如果不包括中国，则为40%），以及全球输出的一半（不包括中国则为30%），将会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目的地。较大的新兴市场，特别是中国，将会成为多极世界经济中的一极。

或许全球大趋势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自身的崛起。在未来20年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对全球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就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到2030年，中国仍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率增长2倍。但也可能仍是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尽管其贸易顺差会有所下降，但中国仍有望稳坐全球头号债主宝座。有人认为中国届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相当于1870年左右的英国以及1945年时期的美国。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将会空前扩大（2030年，预计会从2009年的不到18亿飙升到50亿，其中2/3在亚洲国家），从而引发对住房和耐用消费品的需求爆发，包括汽车。但全球的能源、自然资源供给和环境压力会激增。气候变化效应将进一步恶化

部分地区的食物与饮用水短缺问题。原材料价格将持续上涨和波动。稀缺自然资源价格走高突出了引入“绿色增长”战略的需求，这是推动增长的一个潜在动力源。

尽管新兴市场有潜力快速增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增速将会放缓。首先就是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增速会放缓，在某些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劳动力数量甚至会下降，从而导致人口负担利率走高，而储蓄和投资降低。第二，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制造业仍会保持竞争优势，但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涨会进一步增加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由于服务业的生产力增长往往低于制造业，因此整体经济增长会放缓。

同时，保护主义可能会伺机抬头，特别是那些受此次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发达国家，但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商品、服务、金融、人力和知识的跨国运动仍将持续并深化。全球跨国生产链也会不断繁荣，跨产业、跨企业贸易得以进一步强化。

由于全球贸易的增长速度高于GDP，新的经济先锋将会从事服务业贸易，这是全球目前增长最快的贸易。由于新兴的通信技术，在过去，服务是无法进行贸易的（如卫生和教育），现在，已经可以像制造业一样跨国买卖。另外，全球产业为寻求国际竞争力仍将持续迁移。

在过去20年内，全球自由贸易协议的数量成倍增长；在未来20年内，贸易融合将持续深化，生产网络也会继续扩大。东亚国家间的贸易将和欧洲内部贸易匹敌。新兴市场将不断增加在全球开放的贸易体系中的参与和影响。针对气候变化、国际金融稳定性、国际移民、传染疾病、水资源管理和其他全球挑战的解决方案需要全球参与的新的方式。

鉴于欧元区和日本经济疲软，美元仍可能是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扩张将导致国际货币体系不稳，主要汇率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国际货币和贸易交易的成本。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不断上升的地位、经济规模以及作为全球头号债主的角色将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但人民币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取决于中国金融业改革的成败以及外部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详见第八章）。

科技比较可能在某些领域有重大突破，如饮用水资源、能源短缺和生物技术。由于煤炭资源丰富，清洁煤炭技术方面的突破将使中国获得明显的优势。可再生能源技术也越来越具经济价值。然而目前的模式是：发达国家在技术方面有所突破，但这些技术在商业上的应用

及大量产品通常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未来这一模式仍可能保持不变；利用、改进并掌握现有技术仍将是发展中国家促进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由于新兴市场也在发展自己的科技能力，新型和突破型技术都可能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某些领域以“跨越式发展”超越发达国家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中国国内的主要趋势

由于某些新兴市场在未来20年内的增速会放缓，我们预计到2026－2030年，中国的GDP会从2011－2015年期间的8.5%逐步下降到5%左右（见表-1）。一方面，很多资源在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中形成了推动增长的动力。还有，资本的持续积累虽然规模可观，但对推动经济增长作用不大，因为资本-劳动力比率上升。此外，中国将经历一场人口变革：人口负担率在未来20年内将翻一番，相当于目前挪威和荷兰的水平（在22%－23%之间）；劳动力规模预计将从2015年开始缩小。但劳动力将更具生产力。最后，全要素生产力（TFP）增长也会下降，这是衡量经济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指标。一方面是因为经济从第一代政策改革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吸收的进口技术已经耗尽。最终，中国与技术先锋国家的差距会缩小，而第二代政策改革可能对增长的作用较小。

表1：假设改革稳定且无重大冲击情况下中国增长模式预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这些因素加上“重新平衡”的政策，都强调国内增长，使得服务和消费在经济中的比例上升，而出口、储蓄和投资的比率下降。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在支持这些增长和结构转型的同时要避免经济突然下

滑以及可能的危机。

中国的外部账户在贸易顺差方面有望下降——由于中国的国际市场份额增加，发达国家市场增长缓慢，中国的出口增长也将放缓，但进口增长会受到国内内需持续扩大刺激而上升。但同时，中国的外部资本账户逆差会增加，因为中国储蓄会流向国外，以寻求更高回报率的投资并抵消国外的贸易保护压力。该趋势不仅能防止外汇储备积累上升，也能促进中国的企业走出去。

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已经对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巨大压力，包括土地、空气和水资源。未来的挑战就是要通过进入全球绿色科技新市场，利用绿色增长模式将这一压力转化为推动经济的新增长源，同时解决中国自身的环境压力问题。如成功，生产的能源和商品密度到2030年有望大幅下降。原因有三：工业占GDP比重下降；资源与污染密集型企业在工业中所占比重下降；能源、商品和环境服务价格下降。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在过去20年内一直在加剧，但已经有初步信号显示未来收入差距会持平或逐渐缩小。未来几十年内，三个突出的结构因素会证明这一拐点。首先，中西部地区会加速发展，与沿海地区收入差距缩小。第二，农民工收入会大幅上涨，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政策的作用将在于通过增加平等机遇支持这些结构因素（详见第六章）。第三，虽然城市化率仍将继续上升，但由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放缓，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所辖，农村到城市的移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也会逐步放缓（城市-农村收入比率到2030年有望从2010年的3.2∶1下降至2.4∶1）。

同时，教育水平提升和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培养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型劳动力并推动中国的价值链，这一进程可能在未来继续加速。不断提高的技术基础将有助于经济生产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并加速创新步伐。正如上世纪80和90年代，大量缺乏技术的中国劳动力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一部分进入国际劳动力市场，今后，中国有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也将会成为全球劳动力大军的一部分，对扩大全球技术型产品供给意义重大。实际上，大学毕业生数量在未来20年内将会激增——比整个美国的劳动力数量还要多。

此外，中国在单位劳动力成本的现有比较优势也会逐步消退。沿海地区非技术型工人实际工资的迅速上涨将刺激企业转移到附近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便宜的内陆地区。由于内陆和主要城市、港口之间的连

接基建不断完善，内陆与沿海之间不断上涨的运输成本不会影响较低输入成本所带来的优势。

在生产力上升的同时，工资上涨会继续刺激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反过来，这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会提升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此外，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的中产阶级也将促进政府提高行政、改善公共服务等。

最后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这是中国提高自身全球竞争力的推动力，在未来也将快速发展。未来20年内，中国的城市人口每年新增数量相当于一个东京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总人数比重将从1/2上升到2/3。这又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但也取决于城市发展政策的设计和实施。

3、未来的机遇与风险

这些全球和国内趋势给中国带来很多未来20年助燃经济增长的机遇，但也面临不少威胁增长的风险。未来的任何发展战略需要依靠机遇，同时管理风险。

首先来看机遇。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收入差距缩小使得中国中产阶级扩大，从而刺激对收入弹性商品的内需，如耐用消费品、休闲活动、住房、更好的卫生教育服务。这些加上其他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在相似的转型中都将会为中国的企业提供大量新机遇，带来生产和营销的规模经济，并通过创新和技术发展为企业增加国际竞争力提供新鲜血液。

产业专门化、产业间贸易和双向投资的提高都让中国有机会通过吸收、完善并掌握现有技术缩小自身与国际科技先锋之间的差距。中国的高储蓄率也有利于资助科技发展，成为全球科技大国（见图-2）。还有，随着自身研发能力的进步，中国也将成为全球生产和流程创新的来源国，并带来技术突破。

图2：中国的储蓄与其他国家比较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

中国不断发展的科技实力又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变革，形成具备比较优势的新兴领域。不仅中国的建筑业已经成为国际建筑工程的全球大佬，其他产业也会在全球市场上具备各自的竞争力。这样的转变也是提高生产质量、安全和环境标准的机遇：为中国提供一个国际经济前沿并提高国内的消费体验。

中国目前的生产和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新型模式的探索成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政府强调经济发展的平衡性——不仅仅是发展速度，更鼓励地方政府间基于发展指标和社会、环境衡量因素展开竞争。对首要任务的调整也要符合中产阶级扩大带来的提高生活质量需求。

同时，全球和中国国内的趋势也为中国带来不少风险，可能减缓中国经济增长并破坏中国发展成为一个高收入、和谐和有创造力社会的进程。应对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社会转型的问题本身就是个挑战，加上国际环境仍可能充满不确定性、变化无常，中国的任务更加艰巨。由于全球经济进入到一个全新且危险的阶段，要通过全球金融危机的副作用找出出路并适应“新局势”，未来5年的风险会特别高。

中国增长将会放缓已经是个广泛共识，但何时放缓、以何种速度、进程是否会顺利仍是未知之数。任何经济的突然下滑都将可能暴露国内银行、企业和各级别政府的效率问题，酿成一场财政和金融危机，目前的高速增长已经遮盖了这些潜在问题。在这样的局势下，给社会稳定性造成的影响也很难预测。

政府如何应对经济突然下滑将取决于成因。成因之一可能会是宏观经济受到冲击，如房地产价格突然下滑、建筑业和投资大幅紧缩，或是发达经济体增长骤降而导致的全球贸易与增长锐减。这些风险在短期内至关重要，而且中国在未来20年内的确有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幸运的是，中国的财政和债务情况能在短期内以逆周期措施来应对，但仍需长期的结构改革举措加以支持（如本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另外一个可能造成增长骤降的风险就是经济结构本质，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是通过政策改革来应对结构问题，一旦政府实施宏观经济措施刺激经济，那么将会引发通胀和不稳定性，还可能破坏投资者信心，最终造成更慢的增长甚至停滞。在上半个世纪，很多国家都经历过中等收入情况，但只有极少数的国家能走出这个陷阱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更多的是面临增长的突然、急剧下滑，在应对导致下滑的根本结构之际失败了。中国不应该再重蹈覆辙。成功实施本报告中包含的这些改革政策，旨在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提高输入因素效率、人力资本投资、创新并转向高价值服务——避免掉进陷阱并在未来20年内GDP保持在每年6%－7%的增速。

中国相对较高的收入与资产之间的不平衡性、低消费和享受公共服务不平等问题（图-3）都已经加剧增速骤降的风险。虽然国内内陆地区的大量居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但劳动力迁移障碍（即户口制度、缺乏养老金计划、劳动力市场机构功能疲软、就业市场信息不足）已经把上千万农民家庭困在低工资和低生产力工作当中。这些障碍，加上市场因素和有利于企业利润的资源价格政策和家庭收入税收，都造成工资比率降低，但资本在国家收入中的比率升高。再者，国家给农村和城市家庭提供的公共服务天差地别，城乡地区之间的“机会鸿沟”也在加剧。某些地区社会问题造成的紧张已经升级，导致公众游行示威不断。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这种紧张情绪将是中国未来增长和稳定的威胁。

图3：2008年以来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

数据来源：世界发展指标、世界银行、《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社会风险也可能从其他方面升级。如果参考其他国家经验，中产阶级的壮大及国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将对政府提出改进执政以及获得更多参与公共政策探讨和实施的需求。如果政府满足不了就将造成社会紧张；若政府能找到方法提高协商、知识以及个人和非政府机构社会资本，这些需求将是优化执政的支持力量。

还有一个风险与中国增长模式有关，特别是在能源和自然资源密集使用的板块，已经造成大面积环境退化，经济也受到商品价格的冲击。尽管各产业能源密度上升已经稳步下调，但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化发展、制造业结构转型都促使中国成为全球头号使用国，2010年已经超越美国（但按照人均来算，美国仍是全球第一，人均消耗能源量为中国的5倍，中国在风能和太阳能方面已经全球领先）。同理，快速增长已经导致自然资源衰竭、环境污染严重。这些趋势未来可将是抑制增长的重大威胁。

很多造就中国高储蓄率和投资水平的政策也是中国外部不平衡性的原因之一，这是以经常和资本账户顺差衡量。这两个顺差已经使得

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多都投到了低收益的美国国债上，但中国却要为以“热钱”形式入境的资本和FDI支付高额利息。中国现在的经常账户顺差和外汇储备只是目前的现象，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出现的。这不仅反映了中国作为快速扩张和深化东亚生产网络的中心，其作用不断加大，也反映了强化国家缓冲外部冲击的汇率政策目标。讽刺的是，鉴于美元不振，这些外汇储备面临大额资本流失的风险。通过外向型FDI出口资本的措施，特别是确保原材料供应的努力，已经在资本接收国家受到质疑，除非采取恰当措施解决这些问题，否则风险和摩擦仍会升级。

中国出口高速增长，但与进口增长速度不平衡，在加上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顺差助燃保护主义压力，这些都影响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如果中国的出口保持目前的增速，那么到2030年，占全球市场的比率将达到20%，几乎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出口占全球市场比率巅峰时期的2倍，日本当时就遭遇了其贸易伙伴的保护制裁。中国如果照目前的轨迹发展，这就可能在2030年之前引发不可控的贸易摩擦。由于高收入国家增长疲软且仍在进行财政整改，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将会越来越大。

第二章 2030年的新发展战略

中国过去30年成功发展的战略已经成就中国今天中上收入经济体的地位。但未来20年的挑战和机遇与过去碰到的不同，需要用全新的战略来应对。这个新战略要依托机遇、解决挑战、管理风险并实现国家的长期目标。但包含哪些目标——以及中国取得这些目标需要什么战略？本章将首先探讨中国自身对2030年的远景规划，找出新战略的核心因素，最后评估这个新战略应该具备的特点。

1、2030年发展目标：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

在最近一份地标性研究当中，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指出保持高速增长的国家都有5个共同点：通过开放贸易与投资政策在全球寻求机遇；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高收入与高投资率；允许市场配置资源；政府可靠度高。邓小平是中国的改革建筑师，在塑造从根本上改

变国家战略共识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发展之路已经到了另一个拐点，需要再次进行战略的、根本的改革。

中国的最终目标就是到2030年要成为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这个目标中的每个因素在本报告中指导分析和建议方面都有特殊意义。

一个“现代社会”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且生活质量与西方国家不相上下。这样的社会应该有现代价值观、现代经济和社会结构、当代尖端的产品和技术、并在全球所有领域与其他国家平等发展。

要成为一个“和谐社会”，中国要达到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首先，政策目标要旨在消除大部分社会和经济障碍并建设一个人人平等参与国家经济、社会、立法和政治制度的社会。中国将看到这样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争端基于道德、法律法规和实践公平和平地解决，而制度结构能迅速适应社会变化需求和雄心。第二，中国要平衡与自然的关系，其生态碳足迹——使用资源及产生垃圾的衡量指数——要与国内（以及全球）土地、水资源、空气资源生物方面的现有技术保持一致。第三，中国自身要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公平、有建设性的合作伙伴，通过和平合作针对全球事务向共同目标迈进。

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中国未来的繁荣基于创新，并拓展个人的创造潜力。成功与否取决于创造价值的能力，并非生产更多产品，从而能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在同种产品领域提升价值链、参与全球竞争。创造力不仅要通过产品和生产流程技术显现出来，还要体现在文化和艺术领域。如果成功，中国的经验将成为其他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标榜。

一个“高收入社会”就是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要与发达国家持平；庞大的中产阶级促进社会稳定、优化执政和经济进步；消除贫困；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通过提高平等和机遇促进社会和谐。

如果中国到2030年实现该目标，那么按市场价格计算，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实际上中国将在2020年前赶超美国）。中国在未来20年之内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将相当于目前15个韩国。人均年收入将在1.6万美元左右，为目前水平的3倍多，接近现在斯洛伐克或韩国的水平、略超美国当前水平的1/3。

另一个2030年将出现的现实问题就是中国的人口转型。中国在“变富”之前先“变老”。人口低出生率将意味着老龄人口比重增大。老年赡养率，即65及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与14－65岁人口数量之间

的比率，在未来20年内将翻一番。到2030年，中国的赡养率将与目前挪威和荷兰的水平持平。更重要的是中国适龄就业人口数量从2015年之后就会下跌，城市人口比重将从目前的50%上升到2/3，平均每年增长1300万人。

与目前的情况相比，2030年，中国的经济会更加复杂、并由市场驱动、以知识为主且倾向于服务业。贸易和金融与全球经济的融合会导致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相互依赖性增强，因此对外部冲击会变得更脆弱。国内金融市场会更加稳定。这就为一个开放的资本账户和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打下基础。政府的经济首要任务要转变为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有利于投资和法制健全的环境、资助公共商品和服务。中国还将在同种商品领域与发达国家展开竞争；高校毕业生数量将是目前的3倍。另外，生态环境会有所改善。由于城市人口的激增、交通发展、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会继续缩小。

2、新战略解析

要实现2030年的目标，中国需要采取新的发展战略。过去30年采用的战略旨在应对过去的挑战。现在，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挑战变了，国家实力也不同了。成功的战略应该是弹性的、符合这个不断变化的局势。无法成功调整战略的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最高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一个问题并已经把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为中国最终要的经济战略首要任务。

改变发展模式是个紧迫任务，作为向科技先锋发展的经济体，中国对并购和应用外国技术的潜力已经耗尽，政府的角色要从根本做出改变。尽早做出改变有助于中国从新技术进口国转变成为技术创新国。

发展中国家易于跟随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从而获得“后来者”优势。这样的模式使政府更加明确自身的角色——提供道路、铁路、能源和其他基础设施支持民营投资，实施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以鼓励科技进步，若市场与协调机制实效而抑制具备国际竞争力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实施恰当产业政策。东亚发展战略取得成功的经济体（或地区）包括日本、韩国、香港特区、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都深刻反映了这些特点。

但是当一个发展中国家成为技术先锋之后，正确的发展战略就不那么清晰了。政府的直接参与可能会阻碍经济增长。相反，政策的侧